一

定州的高铁站虽然看起来并不算豪华，不过仍多少显示了城市膨胀的雄心。

出了车站，还需要坐上一段长长的距离，才能到达市区。马路正在缝缝补补地修建之中，坐上6路公交车，高铁拉过来的外来者和郊区的农民塞满了汽车，众人一起在尘土飞扬中进城。

远离市区的高铁正在成为众多中小城市新的发展引擎，马路让城市的血液迅速奔涌到荒芜的新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发区、商务区何时可在新一轮的城市化扩张里繁荣起来，尚不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片的耕地已经转变了用途。

4月5日，清明节。定州汽车站里显得很冷清，我登上了一辆开往安国的小巴。站内显示，开往邻县安国的公交车每十五分钟就有一次，作为铁路网中的一个据点，看来有不少商务人士经过定州前往安国。从汉朝开始，那里就以药都闻名。

汽车在雾霾和大货车之间穿行。糟糕的空气和2013年华北漫长的寒潮，让人无法感受到路边乡村的春天气息，而这里的空气也差得如同200公里之外的北京。

大约40分钟之后，透过灰蒙蒙的车窗，“定州晏阳初中学”几个字出现在一座四五层的水泥楼顶上。很快，女售票员通知我下车，汽车停在了一个马路和土路交汇的小路口，此处叫庞村路口，一直向北就是我的目的地：翟城村，中国乡村自治的起源地。

我原以为可以打一个摩的花几块钱进村，但路口冷清，看起来也无人打算做这样的生意。一位路过的老人不无同情又略显奇怪地告诉我，这里到翟城还有八九里地！在路旁等了一会，除了几个风驰电掣的小摩托经过，就是几辆根本不打算理会路人的私家车，刚刚下过雨的乡村道路令每一个步行者苦不堪言，我也只好徒步前进。

很快，运气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我说服了他搭我一段，虽然坐在小小身体的后座上多少有点滑稽。六年级姓李的小家伙不久就到了家，在恭维了几句诸如小小年纪如此车技后，我重新走进泥泞之中，那是这里最差的一段道路，灰黑的泥浆流淌其中，我在其中不断跳跃和躲闪路过的卡车。

在成功搭了一辆装垃圾的三轮车后，我终于远远看到了一堵写有“翟城”的白墙，它如同一座影壁矗立在路的尽头，一个丁字路口。下车后走近才发现，墙上几乎写全了此地的全部历史地位：各种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一次。

辉煌的历史并没有照耀到今天的翟城村，举目看去，这里与其他村落别无两样，除了村口一座“晏阳初幼儿园”，多少向过往的外来者昭示这里与中国乡村运动的关系。

村口一个奇怪的现代牌坊式的大门，写满了口号，但堆在村口的垃圾堆及其散发的气味，提醒那些回忆历史的人们回到现实：这里如今只是河北一个不通公交车的少有人问津的村庄。

二

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马路，两侧不时冒出几个小型工地，砖瓦、石子和沙子随意堆在路边。村里一些富裕的人正在新建自家的楼房。一个工地对面的墙上写着“合作互助，共同致富”的巨大标语。不过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即使在一个不大的翟城村，依然有着明显的贫富差距。在主路背后几十米外的一个院落里，80多岁的米庆林就正过着清苦的日子。

由于年龄原因，米庆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向外来者讲述米氏家族往事的重要人物。在此行之前，另一位当地米姓干部也向我推荐了他，前者对外来采访者持有一种警惕，因为“乡村自治”在近几年里，多了一些关注者，也多了一些敏感的气息。

米庆林从一间黑乎乎的屋里走出来，此时他正一个人坐在灶台前烧火弄饭，老人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不过耳朵却已不大灵光，基本听不懂我对米氏家族的一些问题。只有在他胳膊有力的比画里，外来者才能偶尔想象那个米氏家族荣光的时代。

那个时代距离这个院子其实只有几百米，只是如今成了一个堆满废旧金属的农机站，主要服务对象是拖拉机。这里过去是米氏家族的宅院，如今已荡然无存。据说最主要的破坏来自日军进村后的一场大火。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他对我的到来，有点惊奇和兴奋。他告诉我，少数来到翟城考察的国内外研究者，也很少来到这里。他们经常被带领参观隔壁的一个剧场，那里似乎更加体面一些。

在一个村庄里藏着如此开阔的露天剧场，确实少见。颇为奇怪的是，这里同时还建有一个烈士陵园，石碑上记录着包括米姓烈士在内的一批名单，其中最大的职务据说是一位战死于石家庄的副团长。

在这个寒冷的春天，这个旧宅故地显得更加萧瑟。不过每年春节的时候，剧场会变成村民聚会的场所，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回乡，让寂寞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除此之外，这个公共场所能干点什么，就要看村委会了。

1902年，米鉴三和他的几个儿子开始了在自己故乡的自治之路，他们日后组织了一个比“村委会”更大的组织——“村会”。它每月开例会一次，若遇有临时事故，由会长随时召集。村会以村长为议长，全村被划分8个自治区，每区公举区长1人。这些职位均由村民公举，村公所作为村会的执行者，负责本村一切事宜。

这种议行合一的思想，主要来自米鉴三之子米迪刚，后者在1903年前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翟城村自治取法于日本模范町村，就源于米迪刚留学时所受到了的日本农村建设启发。而这一构想无疑也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其父米鉴三是当地有影响的乡绅，这一阶层握有传统中国农村真正的影响力。

因秀才身份，米鉴三在翟城村得到广泛尊重，晚清1900年新政开启后，他就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地的教育，不仅筹办了一个学堂，还担任了定州劝学所学董之职。此后米氏在自家还开办了女子学塾，令翟城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

三

在获得初期功名后乡试不中，米鉴三此后将生活重心转移到本土教化之上。他参与制订《查禁赌博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乡约，显示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教化百姓的传统，这也是旧式乡村自治的内核之一。在长久的历史中，中国农村事实上少有政权直接深入，而成为一种威廉斯所谓的“中国的乡村共和国”，乡绅则是这种“沉默的自治”下的主导人物。晚清新政下的新式自治潮流抬头，被认为是乡绅阶层借助新思想而进行的一次自我巩固。

不过米氏家族在翟城完成近代意义上的自治，并非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他的三个儿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留日归来的长子米迪刚。他们为翟城带入了现代气息，新式知识人为一个村庄的自治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身。1915年9、10月间，翟城村的自治公所和村长选举相继完成，这直接受益于一年前袁世凯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和《施行细则》，正是在这个制度的鼓舞下，定县知事孙发绪给翟城村拨来了一笔钱，专门用于“自治模范区”的建设。

故宅不再，往事好像也被岁月抹平，米氏家族的成就如今多存留在老人的恍惚记忆里。在这个尚有几百名米姓的村庄里，已无米鉴三家族的直系后人，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便散落在包头、北京和海外等地，如今已少有人回到故乡，尽管这里的人们对这位昔日的名人仍抱有感情。

“他们走后曾招本地的贫民去包头过日子”，米保堂告诉我。比起耳朵已经失灵的米庆林，米保堂精神矍铄。有过行伍经历的他曾是八路军的一名通讯兵，在一次战斗负伤后转为本地的一名教师。75岁的他和老伴住在村里一个昏暗的小屋子里，当我来到这里时，开始他们居然认为来人是米鉴三家族后人，颇为激动。在他的回忆里，这个村庄的很多人曾得到米家的救助。

米保堂很喜欢和我谈话，许是很久没有人特别是外来者来倾听他的故事了。说起日军和八路军在翟城的一次意外交火，他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几乎变成一个说书人。直到谈起他和其孙女的处境，乐观的米保堂才暗淡下来，坐在一旁的老伴几乎含着泪光向我诉说自家遭受的不公：现在生活如此困难，而米保堂的教师身份却没有相应的退休待遇。按照她的说法，如果“有能力”，本应和其他人一样获得这份收入，不过他们只是没有势力的“老实人”。今年春节，在外上学的孙女向他们哭着说自己打工的疼痛，拿不出钱的奶奶只有垂泪。

米保堂夫妇俩走出简陋的屋子，目送我离开时，一直抱歉说着没有留在他们家吃饭。夫妻俩对昔日村里的自治历史没有什么兴趣，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够将他们的不公平待遇和生活困苦带回北京，告诉中央领导。

四

离开翟城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一下学者温铁军在此地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虽然这次尝试已基本宣告失败。不过我被告知，除了几间屋子已无任何东西。这里的人甚至连领我去看看的兴趣也没有。

对温铁军行动的质疑和嘲笑似乎伴随着学院2003年成立后的几个年头。这个“后定县实验”被很多人视为知识分子又一次脱离群众的精英自负，众多媒体亦曾关注过温的尝试如何水土不服。因此当学院事实上停止后，很多人认为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一直为我领路的老人也姓米，他总是缓缓地走在我前后几米之外，送我出村的路上，他告诉我对温铁军失败的看法，“他说了不该说的话，得罪了有关部门”。根据报道，外界很少看见本地官员参加学院的活动，甚至包括镇一级的领导。

不过更多的意见认为，学院的失败源自村民们日益褪去的热情，这种热情从一开始本就不多。毫无疑问，他们更期待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可当看到学院培育出来的西瓜比自己的还小时，很多人显然非常失望。

在翟城的历史自治传统里，互助是其内核之一，互助的目的，正是互利。这里的村民曾互助购买农业用品、分担经费凿井、共同雇人守护庄稼，甚至进行资产管理。比如一个名叫“因利协社”的团体，曾负责打理包括村民储蓄存款在内的公共财务。

当然，学院的成果一度不少，比如组织诸如读书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这样的团体。这似乎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忆，昔日米氏家族主导的自治，也创有教育会、勤俭储蓄会等组织。不过，在经历开始时的热情后，新的团体就很快停了下来。

乡村建设学院给翟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里人在那段时间看到了一批批外来人，也让外面的世界通过温铁军重新勾起了对晏阳初、《定县调查》以及早期中国乡村建设的回忆。尽管对这里的村民来说，外来者很多只是来看热闹的人，而村民们自己也多少有点看热闹的意思。如今，城里的学者已经回去，翟城恢复了过去的平静。

五

晏阳初是在一份报纸上发现翟城的。

1920年毕业回国后，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硕士抱负很大，三年后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此时，他在北京通县的事业因内战而受挫。偶然的一天，中华报刊载的《翟城自治规范》引起了他的兴趣，并很快设法拜访了米迪刚，后者此时已来到北京，国内战争搅黄了他的故乡建设理想，心灰意冷的米迪刚，按照历史学家吴相湘的说法，此时“日吸阿芙蓉，不闻问国事”。

这次会面显然让双方立刻发现拥有共同语言，并促成了晏阳初几年后前往定县。按照晏的计划，希望在10到30年内发展出一个全国模范县。这与米迪刚的意见相似。事实上，1916年之后，定县士绅已经在米氏翟城的基础上筹办模范县，并设法获得了每年六千银元的省政府补助。如果不是糟糕的国内政治环境，米迪刚的人生本有着更大的辉煌。而晏阳初的出现，让米迪刚看到了新的希望。

“你将会做出一些我梦寐以求的事业来。”米迪刚对晏阳初说。

“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县的一个特殊原因，是该县有一个名叫米迪刚的有名地方绅士。”晏阳初日后也这样承认。

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在这一年写下的《有文化的中国农民》里，晏阳初勾勒了自己的理想：中国是一个没有城市化、但却有1835个基本单位县的国家。他们的生活相似，“在一个县建立一种生活模式后，通过平民教育，就可以推广到其余1834个县”。

此后，直到1937年，定县的人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晏阳初。直到今天，当我打听晏阳初故居怎么走时，几乎都能得到正确的指引。在当地人看来，到定州市区寻找晏阳初故居，比去偏远的翟城村正常多了。然而，位于高大的开元寺塔不远的晏阳初故居，还是会让外来者大吃一惊。

挂满字画的屋子里，一位女士正在忙着看上去和“故居”毫无关系的事情。所幸一幅挂起来的晏阳初照片，坚定了外来者的信心，虽然“朝拜者”实在不多。若不是我坚持参观，这里也不打算让外人进入后院凭吊。

张永辉看上去年纪不大，精神饱满，却几乎过上了退休的日子。除了接待少数的参观者（据说这个数字一年不超过千人），他的主要精力看来是经营字画，这有着很实际的意义，这里的正式名称为晏阳初文化交流中心，但除了少有的文物修理资金，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作为负责人的张永辉只能自己设法维持。因此，经营一个字画社，看起来更像他的正式工作。当我问他为何到这里工作，他说，“没有其他人愿意来”。

在一间挂满字画的院内偏房，张永辉用茶水招待我。聊过一会后，他决定打开一个主屋，让我看一组晏阳初老照片，这是他们筹了不少钱从美国购买而得。挂在墙上的老照片非常清晰，仿佛这里昔日的主人和他在定县的事业，历历在目，就发生在不远的过去。

“你喜欢做读书人吗？”晏阳初和同仁们喜欢这样劝农民，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带着自卑的笑容：“这是不可能的事，种田的粗人哪能识字、做读书人！”

不过数年之后，种田的粗人甚至在定县演起了话剧。

六

1937年4月9日晚，耶鲁大学戏剧系教授丁英在定县的一个广场上，和1500多当地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起观看农民演出的话剧《过渡》。这位不懂中文的教授认为看懂了台上演的是什么，因为他认为表演能把握普遍的人性，并对农民的表现感到惊讶。《过渡》描述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在地主渡口附近建桥而引发的矛盾。这个剧本中的《造船歌》不久就成为定县当时的流行歌曲，据说男女老幼都会唱。

在晏阳初看来，戏剧和舞台是影响农民、促进平民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计划编辑的301种《平民小丛书》里，戏曲和诗歌各有20种，而被列为第一类的丛书则是“公民”类，高达50种。后者事实上才是晏阳初的根本诉求，虽然他经常骑着毛驴到乡村里，开始时却刻意避免谈到“公民训练”。在乡村长老们不信任的目光里，很多人开始认为这些城里来的先生们，可能是一帮传教士。

公民和文艺、生计和卫生一起，构成了晏氏四大教育特征，针对的问题是著名的“愚、穷、弱、私”，这是他观察后所发现的中国农村主要问题。1927年，在一篇《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的小册子中，晏阳初感叹“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家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在他看来，四万万民众，80%不会读或写，“千百万人对自己的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一无所知，这样的民众怎么能够形成一种明智的共同意志并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

今天，人们可以发现，公民教育是识字运动背后的真正诉求，就像那些从定县200多个平民学校结业后的人们，都会得到一个称号：“识字公民”。这四个字可能是其良苦用心的最佳总结。

然而，“公民训练”无疑是一个远期目标，第一步他们要做的是成为乡村一员，帮助农民改善实际生活。这一点，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做得不错，其领导成员在翟城划拨一块土地后，都搬到村里实验起农业技术。为了改良种鸡，毕业于威斯克星大学的陆燮钧博士在整个定县苦觅种鸡，在几天后突然发现一个好品种后，他便“一个猛冲”去抓它，村民们被这个追着鸡满地跑的洋学生，惊得目瞪口呆。

定县第一阶段的务实工作，得到了回报。1935年1月，周作人在《国闻周报》发表了一个《保定定县之游》，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不唱高调、不谈空论、讲什么道德纲常，对饭还吃不饱的人去说仁义”。当然，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国民党元老张继1933年即公开批评：“定县事业，真不啻一个骗人的东西。”现在，位于定州开元寺塔景区内关于本地名人的一个展板文字称，晏氏回国后，感叹自己没做到的事业，新中国做到了。

平民教育一度距离全国性的成功很近，内战之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下设了平民教育司，将“识字运动”作为全国性运动展开，并列为“训政时期”方案中所颁布的七项全国运动之首。然而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定县实验的后续梦想被历史车轮碾过，无法展开更大的想象空间。晏阳初和米迪刚一样，无法左右不期而遇的厄运，如同他们多难的祖国一样。

“中国今后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乡村”，1931年，晏阳初曾这样判断。不过这样的信心，如今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种乐观。当我离开定州时，试图让张永辉写几个字给我，他写了一些，好像都不大满意。我走出晏阳初故居时，张开始用毛笔耐心地抄起了《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