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社会学家确实应有所承担。怎样才能有所承担？首先，我们不能自甘于作为一种补充学科或剩余学科，只想着去搞圈地运动，寻找仅仅属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现象和领域，总希望在经济学家的市场和政治学家的政府之外寻找自己的一块领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这些学科的阴影，总想跑到别处去确立自己的正当性，而遗失了对社会总问题的关怀和承担。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变迁来说，学科间的差别并不是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是视角的问题、思路的问题、着眼的逻辑有所不同。其中的道理也许在目前学科的细分中不容易看到，但如果我们回到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回到社会学面临着现代危机的那个经典阶段就会看得很清晰、很透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必须回到西方经典时期的总问题上去的理由。其实，经典社会学三大传统的兴起，无不应对的是社会总体结构的问题，这与中国目前的境况很相似，所有细微的现象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牵掣出总体性的结构问题。19世纪，不管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韦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绕出国家和市场之外，绕出工厂和企业之外，专门发明一套所谓“社会”的学问与这些实质问题毫无联系，相反，摆在眼前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可他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角度和方法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不再满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商品中看到了市场、企业和国家的本质，乃至人的物化本质；涂尔干也始终坚持用社会的道德意涵来统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韦伯从人心、社会和经济的诸领域中看到了理性化的逻辑。

　　 所以，社会学家的承担，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只去关注人际网络、社会资本或者NGO之类的所谓社会组织，社会学家更应该密切关注市场、企业和国家等这些社会转型的核心领域，关注它们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涵。只是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更为独到的视角去讲市场，去讲企业，去讲政府，去讲沈原老师所谈的公民权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意见的层面上。举个例子说，今天人们研究企业，产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已经突破了企业归谁所有的单向的所有权命题，而是将企业员工的资本形态，如人力资本纳入到产权分析框架中来，把企业中福利资本的构成形态，如员工持股纳入到产权结构中来，把企业的经营治理过程，如委托代理机制纳入到产权分析中来，进而将企业理解为所有组织要素及其过程要素的整合，拓展了我们对企业组织的解释。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同时也应该找到自己考察企业组织的总体视角。比如，上述经济学家对产权的考察，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析脉络，如果我们细致分析一个不能做经济总量分析的企业单位，如东北地区的某些大型国有企业，如钢铁、纺织或矿山等企业，当这些企业与当地社区相互嵌生为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时，我们就很难将这些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经济单位来分析，而需要结合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和分析脉络，将企业首先理解成一种社会单位。其实，卡尔?波拉尼的“嵌入性”概念以及他对“自我调节市场”的挑战，都是社会学有别于经济学或其它学科的独特理论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市场和国家的更充分的解释力，这是社会学家的独到之处。

　　 总之，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社会学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上都勇于面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与重建过程中的大问题，即总体性问题。我们的社会学前辈，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在迎接着现代社会转型之大问题的挑战来思考的，而且，这一思考也始终坚守着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的两条基本路线。

　　 首先，我们来看看结构分析。结构分析最强调分析的总体性，即一个社会每个生产生活的片断，都应回归到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去；第二，结构分析的总体性更强调构成结构的每个环节的特性，即着力去寻找总体结构的每个位点的分布及其相关特征。拿就业为例，我们不仅要对供求关系的总量做分析，还要将分析贯彻到构成上述供求结构的每个位点上去。今天，如果从全国范围内人才的供求总量去分析的话，恐怕仍然是供小于求，但如我们将分析落在结构的每个位点上，会发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从原来的民工潮，转向为今天的学生潮，即知识型人才供求失衡的局面，大量人才挤压，甚至很多人才都转向做蓝领工人，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才面临着失业危险。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人才短缺的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因此，就业问题突显出来的结构问题，并不是人才供求总量的问题，而是地区差异和制度安排问题；同时如果将就业问题落在每个位点上，我们会发现不同位点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竟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再比如医疗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讨论医疗如何市场化，最后会发现，所有的大病小恙都涌入大医院，而地方医院或社区医院则很少有人来看病了。因此，若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医疗改革，就不能只依靠市场化的逻辑，还需要从社会安排的总体布局上来重新给医疗机构定位，此外，我们还需要从人们最日常的消费心理结构出发来细致考察患者的就医心理，所有这些现象都需要引入社会学的视角来做分析。

　　 其次，社会学研究也必须坚持机制分析的路线。机制分析不完全是制度分析，而是通过系统的思路或过程的思路来考察一个现象或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看它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另一种逻辑那里去，或从哪个点出发逐步过度到其它的方向上去。比如说，如果我们纯粹从社会分层的逻辑出发来看农民工这个群体，会发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落在社会结构的一个固定位点上；但如果我们采用机制分析的视角，会发现两代农民工的性质和社会作用都完全不同。第一代农民工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已然带有传统农村的结构特征，他们大多数人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都愿意将在城里打工挣到的钱积攒下来，回老家盖房子，等到干不动的那天回老家颐养天年；可第二代农民工却大为不同了，他们大多生长在城市里，已然有了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老家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了，因此，他们的心理结构及其所决定的行为特点，以及他们的心理比较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都往往会比上一代人来得更强烈，因而他们未来的社会影响也大多发生在城市里的工厂和社区中。所以虽然两代人的结构位点大致相同，但若采用机制分析的路径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塑造两代人的生存状态的社会机制却殊有不同。我想，也许只有社会学才能更敏锐地关注到这一面向。

　　 再举个例子，是从我的研究同事周飞舟那里得到的启发。现在大家都从经济发展或从征地和拆迁等社会效果的角度来考察房地产业的现状。如果从机制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学家必须去深入挖掘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性根源，它往往与单纯的经济分析或社会分析不同，而是将渗透在这一产业链条上的每个机制及其相互转换刻画出来。为什么地方政府支持和鼓励地产商来做这些事情，中央调控政策很难贯彻到地方上去？因为整个房地产经济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90年代中期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地方政府的收入已经不再侧重于乡镇企业的税收，而是一方面通过现存的国家土地政策的空隙通过征地拆迁，抬高地价获得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建筑营业税等地方税种获得收入，目前，有些城市里地税收入的所50－60%都来自建筑业，谁还愿意抑制房地产？乡镇企业衰落的原因，除了市场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动力来促进这种企业的发展，如果它们的收入来源更依赖于房地产，他们就会一方面不断开发开发区、工业园区和生活园区，一方面与当地银行配合不断为买房者提供按揭贷款，把该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抬起来，进而同时抬高地价和房价，从土地征用和建筑营业税中捞到好处。这其中，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各方面的制度因素都会卷入进来，成为与中国总体社会结构的运行密切相关的社会机制。因此，机制分析的着重点并不仅仅在于社会学家呼吁这些失地农民多可怜，更重要的在于要顺藤摸瓜，发现产生这些现象的连带机制及其根本症结，再去从制度和政策上寻找疗治方案。只有通过机制分析，社会学家才能找到我们社会分析的最独特之处，才能提出我们最有创建、也最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而为社会建设服务。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学家要充分尊重中国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应该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而是经验背后由结构和机制分析所带来的理论问题。最近我们在东北调查大型国有企业时发现，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复苏，除了国家产业布局的重新安排等因素外，其中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值得讨论。一些企业不仅在内部注入了现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同时也非常强调计划经济时代安置员工、鼓励和动员员工参与的办法，他们很清楚，对于这么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来说，结合自身的特点，为员工设置各种与其利益分配、价值认同和感情归属的制度通道，对于一个企业组织来说有多么重要，员工参与的程度和范围，对于积累企业人力资本和塑造员工安全心理有多么重要。所有这些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建设，无论它形成于哪个时代，只要它合理合情，就应该得到我们这些社会学家的充分尊重和认识，并从中总结出积极的理论意涵。我想说重新重视中国经验的社会意义，是对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化和制度传统的尊重，无论它们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基础，都不应该逃脱我们的视野。所以，只有社会学家回到自身所特有的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上来，尊重和回应中国总体社会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我们才能同样用我们的头脑和双手和人民一起真正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和谐社会。

　　 原文来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206 - 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