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别样童年》再版。据悉，这一系列书的出版是自2006年11月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组织下，“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课题组，历时两年分别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五个省进行了深入实地调查后的研究成果。
据了解，这三本书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活世界为切入点，客观而真实地展示了农村留守人口的生活全景和多元性现实。叶敬忠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呼吁，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留守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我们能否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
退几步思考留守人口问题或许能更得其真义
“从‘别样童年’、‘阡陌独舞’和‘静寞夕阳’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主调还是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悲情叙事，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所产生影响的一种朴素描述。这一研究成果的确触动了社会，打动了受众，让留守人口群体赢得了同情和关注。”叶敬忠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作为亲历研究过程的一员，叶敬忠表示，自己心情沉重，因为与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相比，留守人口在农村的生活是如此艰辛和困苦。
“在我们展示研究成果时，很多受众无比感动，几至潸然泪下。第一次将农村三大留守群体全面展示给社会，或许是三部著作的时代贡献，但同时也是其主要局限。这是因为，过度聚焦于对留守人口的生活及其所受影响进行展示和分析，难以脱离表象层次，研究和解释的深度显得不够。”
叶敬忠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在后续的研究中，他们认识到，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思考，需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需要“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
“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是什么’（如此三部著作所呈现的，留守人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受到什么影响）推进到‘为什么’（即为什么留守人口会承受那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受到那些影响）层次，这也是当前我们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与思考的重点。”
照料赤字
叶敬忠认为，从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商品化进程切入，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高度。“在此方面，研究需要直面亨利·伯恩斯坦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问题，即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农村留守人口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也包括此代价在乡城、代际和性别之间的分配和转移。例如，很多留守农村的儿童和老人，一方面面临严重的照料赤字，另一方面，其照料人又进城为城市人口提供照料服务，从而换取现金收入，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照料的乡城转移。”叶敬忠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而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研究,叶敬忠认为，还需要生命政治的视角。他指出，人口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离不开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生命和生命体的管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中国发展过程中，
国家通过人口管理政策，将农村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配置给城市。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同时吸收伤残病余人口。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崇尚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思维下，政府对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既缺乏具体的社会保护政策，更缺乏制定特殊保护政策的意愿。
除了上述研究与思考的转变之外，叶敬忠还强调，农村留守人口面对的现实在近几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外出；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凡留守乡村者，每家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原因，但是，无论谁留守乡村，也无论留守者与外出者有无家庭关系，他们都无法逃离与村庄整体劳动力外流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也无法避免劳动力外出对他们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
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发展方式待建：财政扶持应向农村倾斜
叶敬忠表示，对于社会问题，其根源是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问题。只要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其涉及的利益和权力关系，那么要应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要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利益和权力关系。“这是政府决策部门最为擅长的行动，且不同部门的行动差异会很大。”叶敬忠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叶敬忠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要实现这一目标，叶敬忠建议，首先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
然而，叶敬忠同时指出，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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