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广西农村暑期调研笔记
蔡群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读书会成员）
引言
村庄在中国是一个久远而稳定的社会结构，虽然在战争、灾荒等毁灭性的打击之下，我国版图上的村庄序列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的重新编排，但是只要社会稳定，在适宜居住和耕作的区域便会迅速的有人聚集、定居，从而形成聚落。聚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单元，更是一个历史单元。一个村庄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一个稳定的村庄，并不只是因为这个村庄有房屋、人口、土地等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从第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准则到第二代人到第三代人的传递过程中，这些生活方式、交往的准则、不言自明的规矩渐渐的发生着改变，这种历时性的变化特征正是村庄建构的过程，这种具有过程、具有内涵的村庄才是一个完整的村庄，它承载着“过去”，却表达着“现在”，这些历时性特征并不是它的历史，而是潜移默化的一代一代积淀下来的灵魂，这种建构的动力可能来自村庄人的生活经验抑或是外在的种种推动因素。
虽然我自己出生自乡村，但由于周围乡村的同质性并没有看出自身乡村的敏感特征。这次和调研组走访广西不同地区的六个村庄，开始让我渐渐的观察到村庄之间有许多的同和不同之处。虽然由于调查项目的涉及面广，调查时间仓促，平均一个村庄花费两天时间，每人完成3-4份问卷，不具备深入调研的条件，但在半个多月的实践走访与观察比较中，在感官上有一些刺激，了作一点感想。
一、是什么塑造了村庄的差异？
1.边境线上两个“当地”的塑造
如果不看各地的老房子，单从农村现代建筑的角度来看，各地农村的建筑风格大同小异。用红砖或水泥砖搭起的框架，外面抹上一层灰色的水泥，讲究一点的贴上瓷砖，楼顶再用水泥灌浇或者盖个瓦顶，这种在建筑风格上的一致性一度给我造成“各地农村都是一样”的错觉。
在C市的L县的一个中越边境小村的访问中，无意中从受访者口中得知，当地人新房的很多木工活都是请越南工匠来做。我看到了一个越南工匠制作的门，上面的纹饰雕刻得很精细漂亮，给人一种不同于当地的风格，尽管他们两地毗连。从这种越南工匠到中国边境做工的事例能看到两个现象：一、不同国家统治差异下的社会隔离与分化；二、边境居民间的社会互动。
其实几十年前甚或更早的时候，边境这边和那边的人没有多大的社会文化差异，两边的人都操着同样的方言，生活方式也相同，而且共享着婚姻圈，通婚频繁。我问过一个当地人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边是中国，那边是越南”的国家意识的，他回答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也就是说原本共同的文化区，由于处在一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地（喀斯特地貌的腹地），但却处在政治地理的边缘上，在权力介入之后开始发生分化，尤其处是在权力对抗的前线，这种分化愈明显。他们说越南人现在还住着他们二三十年前的房子，越南人落后他们这里二三十年。也正是在权力介入之后，两地的分隔造成了社会分化。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分化：一种是经济上的。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各地都搭上快车道，即使是在边陲小镇，这种发展速度通过与境外的“当地”差异凸显出来。二是文化上的。几十年前这边和那边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具有很强的本地特色，都是用当地的石头、木头搭建的吊脚楼。而现在边境这边的建筑风格同中国内地的风格都差不多，反而现在的越南工匠在边境这边做的活计会给人一种异域的视觉冲击呢？这表示文化分隔之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从而形成差异。这得于至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建筑材料经营垄断所造成的同质化，由于近年来中国各地所用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钢筋、水泥、瓷砖，用这些材料搭出来的架子也就大同小异；二是新媒体的普及和传播速度加快，讯息的便捷传播让国境之内的各地人很便捷的了解到他处的讯息，这种媒体承载的文化传播的加快具有文化整合的功能。文化差异塑造的另一个例子是语言。在这里的老人大多不会讲普通话，他们讲的方言同越南的当地方言是一样的，同越南人交流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和我们几乎言语不通。但是在年轻人群体中他们的普通话的普及率却很高，大部分中青年都会讲普通话，所以在这里和年轻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的身处异地的感觉。尽管身处边境上，感觉和在内地的一个普通的村庄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边境线上的他们被整合在了大一统国家的文化之中，无论是国家意识、语言、建筑风格、生活习惯、经济发展等都处在一个整合的过程中。这种整合式的发展和相对于那边的滞后、停顿抑或是另一种整合必然造成差异，这就是权力对抗的结果。
在权力隔离之前，两地的更多的是一种同质化的交往式互动，类似于我们县内乡镇间的来往，它们可能同属于一个基层市场服务的范围，抑或共享一个婚姻圈。权力隔离之后，造成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的形成为两地的差异式互动创造了条件。上面已经提到的会找越南工匠过来做木工，我想并不是当地没有木工所请吧，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越南工匠的工匠活，从那个木门来看，确实要精致漂亮，可能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元素。另外，每到农忙时节，很多当地人会找越南工人（黑工）做活计，例如砍甘蔗等，这主要是因为越南工人的工价便宜。
虽然在大一统的文化整合之下，各地都表现出趋同性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地都完全一样。大一统的文化整合只能说是个体化村庄镜像或者区域气质的一个要素，我们可视之为共性特征，而一个区域文化的形成实际上会承载方方面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正是不同要素的随机组合形成了这些不同区域的个体化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该边境小镇由于是处在一个政治地理的边缘位置，在国家权力的对抗之下与境外的“当地”被分置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两个“当地”被整合进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从而塑造出两个地理边界（国家政区地理）、文化边界、政治边界分明的“当地”。
2.广西内地村庄的差异——以人口流动为例
广西地区由于是以壮族为主的区域，源于民族文化的原因，相较于内地而言该地农村中年一代的人口保留量还是很多的，80后和90后等年轻一代不为传统观念所限，仍然大量外流。尽管这是一个宏观的人口特征，但是从不同区域的调查来看，各地又有各自的人口特点。
B市T县那满镇那边由于地理环境恶劣，平整土地占有量少，多山坡地，灌溉基础条件差，农业落后，生产力低。依靠承包责任田除了养家糊口，难以有生产剩余，无法进行再生产，个人发展受限。我们常说中国农民勤劳肯干，尽管由于“经济内卷化”造成不对等的投入产出比，但是在有限的土地，也能够不断的投入劳动，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产量，从而安置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但是，当周围的经济、文化气候都发生转向的时候，一方面自有的承包地根本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耕作，加之劳动辛苦，又没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外面又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在六个调查地点中T县的人口流失最为严重，除了具有外部机遇的吸引外，本地本身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能让人有尊严的生活成了促使人口外流的刺激性因素，使得即使是以壮族为主的T县的劳动力外流较他处明显。而在中越边境的L县近年来却出现年轻人回流的现象。这源于近年来边境走私活动的日益猖獗（其实走私早已存在，只是可能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源的需求增加，走私则蔚然成风），许多年轻人为求取财富，纷纷返乡从事与走私相关活动甚至直接参与走私。也就是说家乡特有的地理位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边境人群提供了特殊的致富机会，所以促使了年轻人的返乡。在南宁市的一个X村有一位受访者是属于季节性返乡，原本在南宁市区做包工头的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利用做包工头的空余时间回农村种植一种新型经济作物（辣木），希望在农村土地上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村子的土地平整似平原，为右江所绕，灌溉方便，农业发展条件很好。在武鸣县的英烈村的调查，发现这里的年轻人保留量较大，我从两位受访者口中得出相同的理由：“在家照顾孩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看管教育，他们宁愿待在家里，放弃外面的发展机会。实际上从地理环境来看，这个地方地势平坦，生产条件较优。我想这是这个村子人口保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凭借有限的走访记录和感官认识来总结广西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的特点，我只能说是贸然揣测如下：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总体而言广西的人口较汉族人口有更强烈的安土重迁的思想，更愿意在家乡生活。所以，广西人口的共性特征是中年一代在地化较多，而80后的年轻人民族观念不强，表现出较强的外流驱动。虽然广西与东部发达地区毗连，即使有人口外流，但人口外流区以省会、县城等就近地为主，即使是外流到省外，也是以最近的广东为主。这种就近外流的特点反映出他们不想离家太远，但为了生活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他们是一种被动性的外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广西人不喜欢外出的特点。而人口外流特征明显的区域大多土地条件差、灌溉设施缺失，生产条件恶劣，不足以支撑起经济再生产，个人、家庭发展渺茫。一旦在该地出现了发展机遇，便会出现人口回流现象。总体来说，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外部机遇是广西人口外流的刺激因素，而较优的农业生产条件、家乡发展机遇、民族文化、后代教育（人口再生产）是广西人口在地化的磁铁石。
3.广西内地村庄的差异——以村庄文化为例
建国以来的村庄在经过革命式的清洗之后，传统社会文化活动在作为封建落后元素遭到瓦解，建立起具有革命色彩的农村组织、行动仪式、文化氛围。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经济理性逻辑又迅速成为了生活的全部，革命文化在时代的主旋律下又迅速遭到抛弃，成为老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而这一代的文化结构解体之后，却没有建立起新的农村文化体系。
尽管政府层面也强调新农村建设，着手打造农村文化，但是似乎成效欠佳。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之下，全国的农村都盖起了篮球场、建了一些稀稀拉拉的健身设施，但它们似乎只是成了小孩嬉闹的玩具，并没有起到将农民组织起来作用。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农村空心化已经成为农村的常态，“603811部队”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结构；二是大家深陷经济逻辑，不想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些“业余活动”上；三是传统社会文化技艺人在传承上出现了断层，没有了会“吹拉弹唱”的人，哪里有听看“吹拉弹唱”的人；四是传统的社会文化失去了原本存在的土壤，一方面从事农业耕作的人减少，另一方面农业耕作也仅作为一种理性的生产行为，完全没有了对农业的信仰仪式，那么在特殊的节日里对“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祈祷仪式便成了“多余的”活动，加上家族解体、村庄原子化，那么传统的那种集体仪式就很难再组织起来。
从我所接触的六个广西村庄来看，其中有三个村庄有文化活动。W县的Y村有一个文化爱好者自由组织的文艺队，属于自娱自乐性质的一个团体。平常做一些有偿的文艺演出，演出收入用作文艺队的日常活动开支，实际上与村庄互动不多；L县的G村则是合作社建立以后开始组织合作社的社员穿着传统服装搞一些文艺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与传统并没有传承性，但能够有效的组织起部分村民参加文化活动；L县的X村则保留了过年的文化习俗，在过年期间会搞一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常规性的文化活动则有广场舞，这得益于这个村庄的布局紧凑。从我采访的几个地方来看，其实很多农村妇女对于广场舞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少数地方能够组织起来。因为广场舞能够有效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三、五个人跳广场舞是没有感觉的。总体来说广西是山地丘陵广布的省份，很多行政村的居民聚居地分散，只有自然村（屯）相对集中，但自然村的人数一般不够，在农村里大家跳广场舞一般又都在晚饭之后，所以分布零散的村庄就无法组织。只有地势平坦的村庄，人口相对聚集，才能够保证一定的人口密度。
总体而言，调研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尤其是日常性的、有组织性的集体活动甚少。而席卷中华大地的广场舞似乎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种妇女的集体仪式，尽管很多妇女都喜欢，但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却让广场舞在广西大地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的命运。从广场舞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贴近大众的文化形式在不需要政府力量的推动之下就能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传播开来，而政府大力推动的体育文化建设在农村却鲜有问津。事例中只有X村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体育活动，但也就那么几天，它无法成为日常的生活部分，只能是年假里仅有的狂欢。而政府在这些项目上却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那些接地气的项目中，例如给爱跳广场的妇女配备一些电子音像设备，搞一些开阔性的场所，我想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会更高。当然，广场舞也不应该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的全部，如何建设接地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式，建设多元的文化乡村仍是有待探索的话题。
4.小结
乡村是多元因素的乡村，再丰富的记录也不能完整的记录那些差异，况且很多差异都是有机的交织在一起的，很难用言语申说。这里虽然我从边境线上境内、外村庄差异的的塑造、人口流动和村庄文化等角度来片面机械的叙述它们的差异进而讨论到差异塑造的机制、人口流动的特点、村庄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但观察和表述肯定是不确切的，因为文字总是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而观察也充满了我个人立场和价值标准的评判，我想要想真正的了解哪一部分人的生活，唯有走进田野，进入他们生活的场景，设身处地的去感受，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的状态和心态。但从上文描述的三个角度在调查地点的场域中的分析，我们都深刻的感觉到地理环境（政治地理的位置）的差异带给村庄的深刻影响。正是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不同地区的经济生产条件、发展机遇从而形成与人口流动的互动机制，地理环境还能够影响到村庄文化的开展状况（以广场舞为例）、组织形式，这些种种无不与具体的地理环境有着具体而微妙的关系。
二、什么样的人能够成长为“村庄精英”？
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口流动政策进而松动，村庄群体之间开始发生分化。这里所说分化主要是指人们经济条件的分化。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之下，现在在农村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似乎决定了这个家庭在村庄里的地位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从革命年代的平均主义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竞争主义，原本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里经济状况都差不多的家庭在不同的机遇下就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在生产条件恶劣的村庄也有人能够凭借自身的资源走出经济困局，获取比别人多的财富，从而在村庄成为“精英”。他们或许是作为村干部依靠政治资源掌握先机，也可能是勤劳肯干，不断的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抑或是其它的种种机遇。
1.村庄群体如何分化——利用资源能力的差异
其实在每个村庄我们都能看到有人走出经济平庸的案例。S村是一个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村庄，不仅土地条件差，而且几乎没有灌溉能力，种植作物以玉米和甘蔗为主，且家庭平均占有土地少，平均都在3-4亩，甚至更少。在这里我接触了一位前任村支书，他是属于那种能言善辞之士，应该具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据他说他在不做村支书之后就在县城里做包工，经济条件应该还可以。在农忙的时候就回来照顾农活，现在他又自己在山上开荒了五十亩的山地，用于种植芒果，他种植芒果的技术是在其他种植芒果的大户那里边做工边学的。他种植芒果也需要解决灌溉问题，为此他提交了一个申请方案给扶贫办，正在争取一个扶贫项目来帮助他修建灌溉设施。
因于不同的社会经历，前人村支书同村庄里的普通农民相比，具有不对称的信息渠道。由于他以前和政府经常打交道，从而知道政府有哪些针对农村、贫困县的支持项目，所以在生产、生活中他就懂得去利用以前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渠道去获取这些资源。
从人们对待贷款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村民在利用外部资源能力方面的差异。在走访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农民是在非得用钱的情况下才去贷款，为了不产生更多的利息，他们一旦有钱便会立即偿还贷款。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农民却是在贷款—还款—贷款过程中循环，即使在没有贷款资格的情况下还要努力创造条件去贷款以用于再生产的资金运转，他们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将贷款这种外部资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2.村庄群体如何分化——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
如果如韦伯所言，是新教伦理观念的传播促使西方人接受了“理性”逻辑，开始投入到世俗的财富积累中。那么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不仅是一种“理性”能力，更是一种“理性”心态。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取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是他们会因害怕财富折损而不敢或者不懂得再次投资。但是有一部分人却能够从小的资金保有量逐步积累、盘活，从而进一步投入到新的经济活动中。尽管也会有风险的伴随，但是他们往往能够获得财富的几何式增长。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观念。
我们在X村调查了一个案例，当事人LCQ自大学毕业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先是通过配炸药上山炸石头以挣钱，然后用炸石头获得的起步资金购买了推车，后又从事经销商的生意，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发展起来，现在成为当地的香蕉种植大户并经销了一个农资店。他的成长史就是个人的资本积累史，将挣得的资金一步一步投入再生产，让资金变活，并且灵活运用各方面资源获取更多的运转资金。例如，他在县城购置一块地皮，然后自己盖房，那么这处房产既可以用于出租以获取收益，并且房子可以用于抵押获取贷款，他自己将这处房产形象的称之为资金的“蓄水池”。正是资本环环相扣的滚动模式让他将可以支配的“资金球”越滚越大，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的与自身可支配资金相匹配的经济活动中。正是他对资本的认知促使着他不断的转换经营项目和经营模式。
在T县这个村子里还调查了另外一户农户，他家积累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生产面积。他流转了亲戚的土地，种植了大面积的甘蔗，只要不亏本，种植面积就成为创收的绝对要素；另外他家还养了很多猪，也能够创收。扩大生产和发展其他非农收入成为他家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方式。
3.小结
大体看来，这部分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同条件的村庄中脱颖而出大致是基于几下的种种机缘。一、要善于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不管是政治资源、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外部政策等都可以成为被争取的对象。二、善于摆脱习惯的、大众的生产结构，在生产活动中能够大胆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与自身累积资本相适应的经济活动，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三、最重要的还是个体需要勤劳肯干，如果好吃懒做，即使是有发展的机遇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从田阳县前任村支书的例子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他善于利用外部资源，但他自己也非常勤劳，不断的在寻求发展机遇。为了种芒果，他自己要去种植大户家打工；没有灌溉条件，可以申请扶贫项目来解决。这个村庄由于灌溉条件很差，所以一旦碰到旱灾，绝大多数的人都束手无策。当我问起他们有没有试图抗旱保收的时候，他们更多的反应是“听天由命”。或许基础条件差是客观的因素，但人为努力的缺失或许是让他们保持贫困的更重要的因素。当你身边大多数人都在听天由命的时候，随大流的人当然也是如此，反正日子过得去，也就那样。久而久之，不思进取的气氛便会成为区域人群的集体气质，那么集体贫困就会成为常态。
三、尴尬的乡村，何去何从？
民国时期的乡建是在国家危亡之际，知识分子为寻求摆脱困境的“第三条道路”的一种自发探索。而现代乡建势必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产物，虽然与乡建的历史脉络秉持同样的精神和改造对象，但实际上产生的条件和所面临的任务却决然不同。现代乡建的产生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采取以农业的自我剥夺实现资本积累来发展工业的时候，城市在现代工业化的浪潮之下呈现出迅猛的发展趋势，而农村却长期保持贫困，并最终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对等的经济、文化、资源关系，城市作为工业化的标志处在一个强势地位，我们可以称之为高势能区，而农村却处在一个低势能区。现实上的这种差异让城市更具有吸引力，从而导致低势能区的资源不断流向高势能区，而低势能区却反而成为高势能区的经济腹地。以至于乡村呈现出“603811”部队的人口结构、农业产值低下经济状况、社会文化活动缺失的乡村文化现状，整个乡村呈现出来的是衰老、萧条、破败的景象。在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为了改变城乡不和理的结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尝试，试图做出些改变。
从广义上讲，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有两股力量，一种是民间乡村建设，另一种是国家乡村建设。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建设是民间乡村建设，民间乡建者的模式基本上是以一种现代乡建观然后进行试点，现在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试点的阶段，有些试点做的很好，但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还是星星点点的尝试，暂时并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影响。而实际上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乡村产生深刻影响的仍然是国家政策，先暂时将国家建设乡村的政策行为称之为国家乡村建设。我相信近年来并且在未来几年对乡村将产生重大影响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政策应当是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
1.资本下乡背景下的土地流转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并没有多大的经济潜力，以至于在外部机遇增多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向城市，造成农村土地大量撂荒，现在农村耕作的主体除了有少数在地化的青壮年农民，基本上是以老年人为主。在可以遇见的将来，在这一代在地化农民无力再耕种土地的时候，由谁来耕种土地将会成为问题。那么，似乎加快土地流转，促使资本下乡，实现公司经营似乎成了我一种必然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而城市又不能有效的对他们加以稳定安置，在经济状况下行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自己还保有土地，即使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可以返乡，依靠家乡的一亩三分地来过活，从而缓解了城市压力。一方面乡村耕种主体的老化，农民主体再生产出现问题，而耕作效率又非常低下。另一方面是乡村同时又扮演着中国经济蓄水池、稳定器的作用。正是这样的一正一反的现实情况将乡村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从国家现行的政策来看，似乎更加注重土地的耕种效率，因此开始大规模的推动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之下，许多企业资本趁机下乡，加快圈地。不知他们是本着对中国农村建设的巨大关怀、还是对农村发展前景的预测甚或是为企业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契机。总之，资本下乡成为了一种潮流。
2.资本和农户：谁能种好地？谁更需要土地？
尽管从形式上来看，村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了少数的经营主体手中，但是由于农民的劳动力可以无限制的投入实行精耕细作，所以资本经营的出产率往往低于当地农户的农业出产率，甚至有些土地被转包出去，并没有起到当初所预想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产业化的规模化大生产”。而国家的大量的农业投入又被这些企业资本通过项目补贴、农业补贴等名目所“捕获”，从而稀释了政府对家庭经营主体的财政投入，造成了财政资源的大量浪费。
尽管我们国家有许多政策在刺激粮食种植，但是由于水稻人力投入过大，而且管理麻烦，所以很少有企业资本直接种植水稻的。所以粮食种植尤其是水稻种植的主体是仍是小农，而且他们主要是种给自己吃的，一般种一两亩水稻能够保证全年的口粮。而一旦这种稻田被流转，他们就只能购买粮食，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甚至不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大量的小农被土地解放，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大量粮食种植的减少，另一方面大量粮食需求的增加。而且一般农民购买粮食是逐包购买，一旦粮食供应出现问题，而自己家里又没有储备粮，便会造成混乱。
另一方面，在强调利益优先的原则下大规模推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也值得深思。根据调查，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资本和地方政府协商好了对某区域土地实行集体流转，那么在此土地上耕种的农户基本上没有选择不流转的空间。对于那些不再想种地的农户而言，或者被流转的土地质量差的农户而言，土地流转对于他们暂时来说也许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对于那些还想种这块地的农户而言，他们一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被迫流转；另一种是村委会重新给分一块地，一般重新分得的土地都不太好。由于地方政府在背后对企业资本的大力支持，很多农户最后还是会选择土地流转。
我们要知道这部分还想种地的农民一般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他们的子女一般在外地打工或搞其他的非农经济，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体。而他们自己在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除了种地他们也没有其它的事情可做，在晚年就想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稻田，一方面让生活充实一点，一方面可以养活自己，吃自己种的粮食心里踏实。而土地被迫流转给他们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失胜过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许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他们会因为失去一生所依靠的土地而不知何去何从。
3.资本与地方政府的“共谋”逻辑
我们在调查中，遇见有两种资本形式，一种是国有资本，另一种是民营资本。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土地租金贵，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在农产品价格整体偏低的情况下，大大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甚至造成亏损。尤其是国有资本，由于背负一定的政治任务，他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慈善特性，所以给与的土地租金更高，从而压力更大。我们调查的一个点是国有资本，在当地实行土地流转投资农业是属于附带产业，他们给与农民的地租最初是2800，后来是1800，现在他们现在想把土地租金稳定在1500左右，即使是1500的土地租金，在当地也应算是很高的了。由于农产品的价格走低，加上高于市场价格的土地租金，而实际上企业种地的产量又不及农民自己种地的产量高，所以他们的基本上都是处于亏损状态。现在他们在探索的路径一方面是尝试种植产品价值高的水果，另一方面是种植能够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农产品，从而降低人工成本。
从已有的调查情况来看，全国范围内资本种地能够实现盈余的案例不多，也就是说大部分下乡的资本都不能从种植业中直接获取收益。而在不挣钱的情况下，企业资本还纷纷下乡，很多是因为他们在农村规模经营能够获取不菲的财政补贴，以及一些补贴项目，例如土地整治、道路修建等，他们能够通过这些项目间接获益。尽管此情形地方政府也心知肚明，但中央政府对土地规模流转的极大重视，从而使得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政府-农民”的治理模式又是一种复杂的高成本治理模式，而推动资本下乡，实现土地流转，从而形成“政府-经营主体”的治理结构，不仅减少了治理对象，而且实现了规范化，从而可以节约治理成本。正是基于以上所说的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地方政府也积极的推动资本下乡。[1]
所以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需要制造出一个共同的规模经营的泡沫，企业资本和地方政府实际上结成了是一种“共谋”关系。
4.农民能否被组织——真假合作社
现在在农村里兴起了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即农业专业合作社。从调查的几个案例来看，大多是有名无实，要不就是企业资本形式上成立的一个合作组织，空备一块牌子，用于套取政府补贴；要不就是几个股东的“自娱自乐”，甚至是村委会里的几个人组建了一个合作社，相当于“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合作社与村民的互动不够甚至没有互动，它并不能将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
在调查中，有一个合作社和农户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式的互动，合作社给社员供应农资，合作社还收购农民的水果等，但并不是合同制的购销，这个合作社也就相当于一个“农业供销社”。只有在C市的一个合作社尝试将农户进行组织化，而且整个制度是合同制的。他们和农户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会员需要按照合作社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的种植，最后合作社以之前合同定好的价格回收农产品。这个合作社整体来说做的还是比其他的合作社要好，现在基本上能够运转，发展的会员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合作社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作社自身没有种植基地，全部依靠农户种植，而农户大多只有一两亩的稻田，所以种植非常分散，组织化就很困难；由此便引发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监督实现标准化的种养。因为如果按照合作社的理念便是做生态农业，不用农药、化肥，所以产量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就会有农户私下使用农药、化肥来蒙混过关，我曾向负责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利用村庄的熟人关系，让村民之间互相监督。但我觉得这种监督是一种很主观性的，并不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况且如果社员之间发生“共谋”，邻近的农户共同使用化肥，并相互包庇，那该如何监督？尽管有这样的不足，但这个合作社是我看到最好的一个，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在资本市场下，资本纷纷下乡吸纳政府补贴甚至以合作社的名义骗取政府扶持资金，给国家乡村建设造成不良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一部分人在乡村被政府和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仍然切实的用自己的努力去试图改变乡村分散、破碎的现状，就像最后介绍的那个合作社一样，或许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整体乡村的资本化走向，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会让生活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人们看到更多的希望，至少是短暂的美好。
四、结语
在城市化越来越快的今天，更多的人们开始怀念他们记忆中的乡村，我不知道他们的怀念是源自对现实乡村的担忧还是对城市生活的日益失望。但这种“乡愁”在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的时候，恰好折射出的是乡村在现代化逻辑的裹胁下的尴尬处境。长久以来，我们的乡村一直处在“被需要”的待遇上，却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到底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希望它会越来越好，成为一个和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它在有自己的厚重、沧桑记忆的同时，也有自己新的活力、新的农人。因为如果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成为人们的奢侈消费甚至是时代记忆的时候，那重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理想又安放何处？
参考文献：
[1] 王海娟：《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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