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5日人民食物主权推出了何平老师的文章《认识民营集体经济,走出三十年改革误区》,探讨集体经济发展方式与当今中国农村之出路的问题。随后,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回应与对话。今天推送的高默波老师的这篇文章,是这一讨论的继续。文中认为,对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的评价取决于评论者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还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而对于中国农村的出路,作者也认为,不同的立场会看到不同的出路,然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当下的实际之中,集体经济是不二选择。
引言
何平的文章, 特别是他给陈锡文的公开信牵涉到关于中国农业以至整个国家的两个重大问题:
1) 对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评价的问题2)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两个问题的核心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很久以来的白猫黑猫不争论的去政治化的论理,问题的核心长期被模糊和忽略,更主要是被掩盖了。所以才有“打左灯往右拐”,社会主义不想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理直气壮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象。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模糊和掩盖也显示出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和走中庸的现实主义的态度。
对毛泽东时代集体所有制的评价问题
对毛泽东时代集体所有制的评价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站队。如果你决意站在资本主义这条线上, 你就会把那个时期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制度的失败。你就会认为,这种斯大林式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违背人类自私本性的。你就会争辩说,毛泽东时代物质贫乏和生活水平低是因为公有制剥夺了农民的积极性。 你就会肯定的认为,西方先进国家,甚至香港台湾和日本的高水平生活都是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 如果你愿意站在社会主义这个队上,你就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集体制虽然有很多问题和缺陷,但主要的,至少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集体所有制的必然结果。很多问题是管理不善引起的。你就会争辩说,人民公社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和试验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经验。你就会认为,除了填饱肚子和性的本能,人类没有独立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本性。你还会认为,在当时的恶劣国际环境里,近代历史以来就贫穷的大中国再建国初期毛泽东时代物质贫乏和生活水平低是任何政治制度下都不可避免的。 你会承认,经济逻辑里的市场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西方先进国家,乃至日本,香港和南韩,甚至台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多跟政治制度没有必然关系的原因。你可能会引用印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印度是跟中国同等地有悠久历史但近代成为贫穷的大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政治制度在流行和占霸权地位的话语里是政治正确的制度。可是不论是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还是在教育和识字率,还是健康和人均寿命,或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大多是领先于印度的。 当然,如果你站在资本主义的队上,你不但会忽略这些事实,你还会在学术研究和公众评论里发表印度怎么优越中国的议论和证据。可能你还会说,人不是猪,人是有精神的,所以对人来说,印度的民主和自由比经济条件更重要。很有可能的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想到把印度的政治,经济,种姓和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分析。你大概也不会想像到在死亡和饥饿线上挣扎的印度底层会享受到什么样的民主和自由。你更不想移民到印度去。
中国向何处去?
再说中国现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这个问题不象评价毛泽东时代那么顺手。批评毛泽东时代在政治和知识精英里有共识,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就不那么简单了。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核心问题的模糊和掩盖,中国向何处去当下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其中最棘手的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处理。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我在《高家村》里把目前的土地制度叫做“不伦不类”的私有化。虽然一个村子的人得到了按人口分派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全部土地还是这个村集体所拥有的。为了是这个不伦不类有点类,中国政府明文规定,土地使用权按人口分派到户后要保持三十年不变,但是据我所了解的农村,村民们都愿意并实行着每五年重新分派一次,以适应每家每户人口的变迁。这就是集体制最后堡垒的顽强作用。
现在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土地是否彻底私有化。如果彻底私有化,那就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说不过去。 那怎么能有共产党的领导?宪法也得改,那么一来,这个国家的政权不但没有任何正当性,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同时,按户头承包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弊病已经暴露得充分无遗。比方说,水利失控,年轻人出外打工,村里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土地抛荒,化肥和农药的滥用,黑社会的横行,农村宗族势力的兴起。 当然还有土地纠纷的频繁和生产率的低谷和粮食价格的封顶。这些问题还牵涉到中国食物安全和食物主权问题, 牵涉到城市化或是城镇化的进程和方法,牵涉到几亿人口的生活和就业保险问题。 后毛泽东时代的初期可以打左灯望右拐,现在的尴尬是不管打什么灯车子是不敢向左又不敢往右开。 目前最流行的 “产权登记”“土地流转”,“种田大户”和“资本下乡”都没有直接回答土地所有权最终归谁的问题。所以我很怀疑这些都是 “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以解散集体经济最后堡垒进而达到真正私有化的的策略。
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的动机是一样的: 即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使中国进入世界先进现代国家之列。由此,我就在这篇短文里谈谈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怎么达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美国式的现代化?要的话,怎么达到?
什么样的现代化
据我的观察,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大多数都是希望要有美国式的现代化。问题是,有可能吗?前不久美国现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说时说,中国人不可能享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因为地球承受不了(大意)。 记得当时中国网上有的人义愤填膺,你美国人过的好生活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其实奥巴马说的是大实话。在这个地球上,人家先霸占了肥沃的土地和资源,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你中国人不占,现在就认了吧。全世界的人都象美国那样的消费资源,得有几个地球才承受的住。
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在资本主义利润驱使下的消费主义洗脑越来越疯狂的今天尤其如此。但是幸福概念和价值观是可以自定的。中国人能否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出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比方说中国的“小康社会” 的概念就很有现实性。为什么要买LV 包呢?买了就幸福了?如果政府解决了教育和卫生健康的后顾只忧,你买几套房子有什么用?如果能解决空气污染,骑自行车上班有什么不好?
怎么达到现代化?
站在资本主义的线上去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土地必须私有化,而这个道德指令是基于两个假设上的:1)人类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奋斗,2)生产资料产权明晰才会使拥有者有最大化使用生产资料的动机。基于这两个假设,土地私有化的逻辑和积极结果就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可以最终达到美国式现代化的目: 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会提高生产率一减少农业人口,进而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或是城镇化。这写两个假设抽象地看是很有理性,但是每个具体的人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知道的话也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怎么样去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第二个假设也只是抽象道理。在实际上,很多产权是模糊的。比方说,大公司的股份制所有制和管理者行使职权的区别就使产权不明晰。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实际上是归自然村所有,然后每个村根据人口把土地分给生产小队耕种。一个生产小队有十户左右。这十户村人对土地的使用,劳动的产出和根据劳动的分派都是很透明的。就象我在《高家村》里谈到的,村里的人没有仅仅因为这样的土地制度而不会辛勤劳作。
现代化不可能学美国这点上我们应该倾听黄宗智的意见。黄宗智是我所知的对中国和美国都了解很透彻的少数学者之一。 谈到农业规模生产这一问题时黄认为,“与工业相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破其制约。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做到几百倍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产量,靠的不仅是机械,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使用大量土地耕种”。除少数地区外,中国农业主要是农作物种植而不是畜牧业,正因为如此,中国农场规模历史上就跟西欧小。就象黄宗智指出的,“在18世纪的平均规模是英格兰为750亩,中国江南地区不到10亩,华北地区不到15亩。”“今天,美国最大的2%的农场,生产其50%的农业总产值。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以及东亚)模式的关键是节省土地。”也就是说,美国农场劳动力效率高是因为它的地大,地广,地平。可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就生产和产量来说,如果按地均单产看,美国的生产量并不高于中国农民的高。
结语
除了何平提到的南方梯田和水稻种植的特点外,中国土地少人口多的生态条件限定了中国土地制度的选择。不论是从食物安全还是食物主权来看,不论是从生存条件还是环境保养来看,中国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中国优先的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提高单产率。所以,中国学美国是没办法学的。企图以土地私有化来达到美国式的现代化恐怕到头来水里捞月一趟空,诗人淹死在水中。反之,如果能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使跟美国不一样也可以幸福。除非能找到另一个星球,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空间和土地让中国人殖民。所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不要忘了,摸的是中国的石头,过的是中国的河,到达的只能是中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