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再造：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

——基于浙江J村家庭作坊的社会学考察

杜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从家庭与市场的契合性视角，基于浙江J村家庭作坊的社会学考察结果表明，家庭并不仅仅是市场解构作用的产物。依托作坊经济，家庭嵌入并适应市场的同时也受到了市场的再造。家庭的市场嵌入是指家庭的日常生活逻辑与家庭再生产的策略均服从于市场与资本的逻辑。市场对家庭的再造表现为伦理冲击与结构强化的悖论后果，形成利益性家庭。利益性家庭融合了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属性，反映了家庭市场化转型的复杂性，并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关　键　词：利益性家庭；市场化；家庭作坊；家庭化生产；市场再造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渐行渐远，如今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转型作为背景因素渗入学界的话语。

由于学科的特点 ,中国的家庭社会学自重建以来 ,一直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 ( 尤其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对家庭制度变迁的影响。[]当前学界关于家庭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起主导作用，并具体化为对家庭转型的研究。关于家庭转型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家庭的结构转型。一般认为，伴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家庭原有的功能逐渐分化，传统的富有等级色彩的扩大家庭向平权型核心家庭转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便发现了家庭结构变动中的核心化趋势。[]这一发现也为随后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所验证。[]随着现代性因素对村庄的进一步渗透，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甚至呈现出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的趋势[]，家庭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性。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且市场对家庭构成解构性的力量。其次则是家庭伦理的变化。一般认为，家庭伦理的变迁与家庭结构的转型具有正相关性。但若是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在市场的影响之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家庭结构与家庭伦理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同步性，相反，二者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悖论。这种悖论突破了核心家庭固有的内涵，因而有助于我们跳出核心家庭化的固定思维，丰富我们对于家庭转型的过程及结果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反思市场影响家庭的机制。

现代化范式下家庭转型研究的线性进程和单向维度忽视了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经验语境中，市场与家庭之间并非纯然的对立，实际的情况是，家庭嵌入市场并被市场再造，同时，家庭嵌入市场的方式也决定了市场再造家庭的方式与效果。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小农家庭的相对稳定性。当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黄宗智结合相关的历史与现实资料论述了江南小农面向市场的“家庭化生产”[]形式，随后他也注意到当前打工经济背景下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的非正规经济[]，前者构成过密化生产，后者则是去过密化生产，从过密化的家庭生产到去过密化的半工半耕，却并未伴随着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三代家庭仍然普遍存在。[]

延续黄宗智的思路，可进一步考察家庭与市场的契合性以及市场条件下家庭的性质。笔者于2013年11月和2014年4月相继赴浙江J村调研，发现当地的家庭具有明显的核心家庭的表象。但是，一旦进入对当地家庭的内部分析，就会发现家庭的结构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张力的存在凸显了市场影响家庭机制的差别性。单纯的家庭核心化并不能充分解释当地家庭的结构与性质特征。核心家庭这一形式化表述遮蔽了家庭不同层面（家庭结构与家庭伦理）的复杂影响，唯有引入机制分析，才能揭示这种深嵌入市场的家庭模式，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利益性家庭。

二、利益性家庭的内涵与基础

（一）利益性家庭的概念与特征

利益性家庭是家庭的市场化转型的产物，它反映了家庭转型的复杂性，表现为家庭伦理弱化和家庭结构强化的共存。利益不仅构成了家庭的基础，也重构了家庭的目标，面对市场化过程产生的风险与成本，家庭的利益整合维系着家庭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富有悖论性的家庭形态显然不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核心家庭。

1.经济基础的差异

利益性家庭是家庭作坊经济的产物。作为工业化的初级形态，J村农民通过家庭作坊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享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收益，实现阶层身份的向上流动。利益性家庭因而具有更为厚重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在中西部地区的家庭转型所形成的核心家庭，在这些地方，核心家庭因为主要依靠务农以及打工，并不具有产生大量收益的条件，或者，利益的产生因为通过空间分离的形式，实际上以牺牲家庭关系为代价。

2.权力关系的差异

核心家庭一般被视为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解体的产物，家庭核心化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也是家庭关系的民主化过程。利益性家虽然同样具有家庭结构简化和规模弱化的特点，但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方面，则表现为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和父子关系的不平等。

3.家庭目标的差异

核心家庭是过日子的基本单位，夫妻轴的横向家庭关系主导着家庭生活的内容与节奏。利益性家庭的目标则超越了相对朴素的“过日子”的阶段，由于深深的嵌入到市场体系之中，直面市场中的利益与风险，其目标是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实现向上流动。因而，相对于一般的核心家庭而言，利益性家庭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功能性色彩。

（二）利益性家庭的形成基础

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借助于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有效分工，实现了黄宗智所言的家庭化生产。当然，随着现代性进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外移，家庭因结构与功能的日益简化而成为一个生活与消费单位。但正如W·古德[]所言：“启灵于工业化这一富有魔力的词汇是无济于事的，它不可能突然使所有的家庭都进入井然有序的历史进程”。J村的家庭，并没有遵从现代化的“铁律”，而是在市场力量的涤荡之下延续了家庭化的生产形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J村很快的开启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J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基层的探索，这种探索实践表现为遍布于J村各个村庄的家庭作坊。家庭作坊是生产的家庭化的典型形式，也是理解当地家庭的组织与家庭性质的基础。

本文的经验主要来源于J村的家庭作坊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和家庭性质。J村地处东南丘陵山区，历史上，因为土地资源稀少，要想达到基本的温饱水平也非常困难，因此，早在大集体时代，一些胆大的人就偷偷的跑到邻近的江西省当伐木工人，以维持基本的生存。70年代后期，J村便开始突破当时的政策，发展五金加工业，到了80年代，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作坊逐渐普遍，构成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J村共700人，其中“办厂”（家庭作坊）的比例在60%左右，其余则以开店为主。J村在市场化的转型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其中家庭作坊的老板群体构成了村庄中的中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与历史上传统家庭作坊不同的是，J村的家庭作坊是当地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构成了社会化小生产的重要环节，并且，J村家庭作坊实现了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具体来说，J村家庭作坊有如下特点： 

    1、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合作

家庭作坊的经典描述便是“夫妻店”，即夫妻之间密切合作，相互扶持，共同参与。从当地的普遍情况来看，家庭作坊的分工情况是，丈夫往往在外负责销售业务，并联络客户，妻子则多半留在家里，按照丈夫提供的产品与市场信息组织生产。丈夫在有精力的情况下，也会在家解决生产以及技术上的问题。家庭作坊中的夫妻分工延续了传统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夫妻店”的最大优势在于，家庭化的组织方式极大的压缩了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家庭作坊因其灵活机动而能够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此外，家庭作坊的分工还表现在对子代的职业安排和选择上，当地人上大学的愿望并不强烈，许多年轻人在高中毕业之后一般会选择学习一门特定行业的技术，延续和发展家庭的产业。

2、种积累而轻消费的生产逻辑

家庭作坊一般并不具有正规的厂房和管理制度。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如何基于有限的生产要素实现扩大化再生产，如设备的升级换代和工人的增加，是家庭作坊主的主要目标。土地对于家庭作坊而言，一般不构成太大的问题。所谓家庭作坊，就是利用现有的宅基地，在自家院子里建一个简易房子，或者搭上一个棚子，摆上几台机器，便可以从事生产。劳动力主要依靠外来务工者，人数几人到几十人不等，除此之外，夫妻二人既是管理者，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直接参与生产，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在家庭作坊的财务核算中，夫妻二人的劳动力投入是不进入成本核算的，这一点同农业经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办厂前期的投资不会太大，但作为老板要是有魄力肯吃苦，有风险意识，夫妻能够精诚合作，则家庭作坊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运气好的村民就会将企业做大。对于家庭作坊的发展而言，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资本。资本主要来自于内向积累性的家计安排。家庭作坊规模扩大化的需求压缩了农民家计安排的空间，形成了重积累而轻消费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的逻辑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3、非正规经济的运作方式

家庭作坊属于典型的“非正规经济”。[]当地家庭作坊形成的原始积累一般来自于“跑供销”，由此打开市场，建立销售关系，在获得一定的积累且形成对市场行情的判断之后，便开设家庭作坊从事配套生产，然后夫妻、兄弟向外跑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雇工。绝大部分家庭作坊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决定了家庭作坊对外部市场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和被动性。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市场的拓展维系便只能依靠私人关系。为了打开产品的销路，男性每年要花大量时间在外面跑，既发展新的客户，也要维持老客户的关系，这样的客户关系具有非正规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机制运作实现。J村一个较大的老板讲到：“有的朋友比兄弟还重要，自己生意能做大，说大是国家政策，说小是朋友帮衬，当然，做人是自己的。”朋友构成了一个以作坊主为中心的生意圈。生意圈内的关系有较强的建构性色彩，并主要按照市场

三、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

（一）家庭嵌入市场

如上所述，在作坊经济的基础之上，J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仍然得到保持。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不仅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也是生产的手段。家庭的生产性，意味着家庭在更深的层次上嵌入市场。“嵌入”是卡尔·波兰尼[]提出来的概念，用来描述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用波兰尼的概念来表述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所谓家庭的市场嵌入指的是家庭的日常生活逻辑与家庭再生产的策略均服从于市场与资本的逻辑。具体来讲，家庭的市场嵌入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打工逻辑之下的家庭嵌入；其次，则是作坊经济基础上的家庭嵌入。这两者是要区分的。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即立足于J村的家庭作坊经济的经验现象来探讨特定时空情境和条件下的家庭结构形态，前者则构成本文讨论展开的参照。下文展开对当地家庭嵌入市场方式的讨论。

1、生产性嵌入。当地的家庭以生产性的角色和功能嵌入市场，笔者称之为生产性嵌入。此处所谓生产，指的是家庭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功能，而非就家庭成员的劳动力而言。而且，这种生产功能的实现，主要不再附着于土地，而是具有了很强的资本化生产的色彩。通过生产的姿态进入市场以获得资本化的利益，这种利益显然高于仅仅凭借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带来的收益。事实上，也正是这种高额的利益，创造了子代家庭独立自主经营的可能性，在这里，代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不再必要，夫妻二人通过作坊经济便可以达到完满而又充裕的生活水平。生产性的嵌入，也意味着家庭关系的组织和经营成为家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虽然生产性嵌入因为嵌入市场的层级较高而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生活逻辑为生产逻辑所主导，这为市场对家庭的再造创造了可能。

2、有机性嵌入。作坊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庭，同时也以有机的整体性的方式嵌入市场，也就是说，农民并非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市场，家庭并不只是人的物理组合。所谓有机性，从家庭结构上看，作坊经营之顺利必然要求夫妻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子代的可继承性；从家产方面来看，因为家庭作坊往往投资较大，譬如固定资产设备的投资往往都在上百万元，而且收益丰厚，这种家产往往具有不可分割性。经营家庭作坊需要调动家庭所有力量与资源的参与，包括家庭的宅基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社会关系资源。也只有家庭内部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赢得市场经济中的利润份额。残缺的家庭想要经营作坊，无疑将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总而言之，由于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以保留，同时，为了减少市场的风险和压缩成本，家庭通过两种方式嵌入市场，即生产性嵌入与有机性嵌入。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进入家庭之中，并改造了当地农民的家计模式。与打工经济造成的家庭要素在空间上的分离不同，J村的家庭因为作坊经济的运行而实体化。实体化表现在空间上的集聚性、生产上的协同性及随之而来的家产上的不可分割性。

家庭的实体化，意味着个人并非直面市场，家庭成为个体进入市场的有力中介。以家庭为载体而进入市场，能够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市场风险的直接冲击。市场社会是利益社会，但也是风险社会，家庭作为中介，既吸收了市场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市场的风险。

    （二）市场再造家庭

上文笔者已经从家庭嵌入市场的角度论述了家庭适应市场的可能性，接下来的问题是，家庭在嵌入并适应市场的同时，又如何受到市场的塑造？一直以来，因为受限于现代化的认识范式，市场往往被认为是消解传统的激进力量。市场化既导致了家庭核心化，也导致了家庭伦理的弱化。核心家庭被设定为家庭转型的终点，至于核心家庭本身的复杂性，在这种变迁的视角之下就被忽略了，如此一来，市场之于家庭的影响就被简化。但笔者通过调研发现，J村普遍存在的婚姻越轨与相对较低的离婚率形成鲜明的反差。据调查统计，J村近十年以来的离婚数量只有8例，但是，以男性为主的婚姻越轨在当地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男性的圈子内部，婚姻婚约甚至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并非不能说的秘密。这说明，首先，家庭伦理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家庭解体；其次，市场对家庭的影响兼有激进与保守的特性。二者共同驳斥了现代化范式之下关于家庭转型及其后果的认识。

为了讨论市场再造家庭的复杂性，并进一步讨论嵌入市场的家庭的稳定性问题，需要深入到家庭内部，剖析市场对家庭结构层面与伦理层面的不同影响，同时，还要考察这两个层面何以共存并如何塑造了J村当下的家庭形态。

   1、家庭伦理弱化

   如前所述，J村人以实体性的家庭为单位嵌入市场，家庭作为有力的中介联接了农民与市场，但是作为现代性载体的市场与地方社会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农民对接市场的风险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家庭，为家庭所消化。在此，家庭这一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以牺牲其既有的伦理内容而维系了其市场主体的资格。

首先，家庭伦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生活为经济逻辑所主导。家庭再生产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要求。夫妻之间因为分工的需要，闲暇时间受到压缩，基本上每天都要围着家庭作坊的生产和销售的事情转，家庭生活充满了经济的内容，重积累而轻消费，重物质利益而轻情感交流。在经济分化明显，竞争剧烈的现实之下，家庭生活的自主性弱化，家庭内在的目的遭遇扭曲。市场的理性化要素重构了人们对于家庭和家庭关系的评价。

其次，农民与市场的紧密关联，造成了村庄既有的血缘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虚化，村庄之外的后致性关系[]日趋重要。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辐射之下，农民的社会关系被利益所塑造，关系中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逐步替代[]，社会关系进一步资本化，建立和维系一个稳定的客户群，结识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对于家庭作坊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家庭作坊的发展创造条件。对关系的经营，首先是圈子的建构和人情关系的走动，其次，这种资本化的关系也渗入家庭内部，典型的表现是“门当户对”的婚姻策略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再次，市场带来的收益并非遵循均等分配的逻辑，作坊经济主导下的村庄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家庭作坊主是富人群体的主要来源，村庄的贫富分化为性资源向富人的集聚创造了合理性。在当地，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在村里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反而再正常不过，当地婚姻中的越轨丧失了道德色彩，对于一个有钱的男性而言，不出轨则可能被贴上“傻”的标签。

最后，市场模糊了村庄社会的边界，弱化了村庄公共性，并催生了“私人生活”的广泛兴起，村庄社会被一个个的私人圈子所割裂，不再能形成有力的道德话语。因此，越轨也不再能受到村庄公共舆论的检视和批评。“大势是男人有这种事情是风光”，毕竟，出轨“对其他村民没什么伤害，只是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聊而已”。

中国的家庭之特性，首先在于其文化内核。家庭是“圣凡一体”[]的存在。家庭固然是生产生活的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伦理单位。家庭之于中国人具有在世之内的超越性意义，赋予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意义感。但根植于家庭之上的意义感正在被打破，家庭的内容日益单薄，其伦理的内容正日益遭受市场力量的驱逐。家庭越来越形式化而失去了意义层面的厚重感。

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之于当地的家庭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侵蚀作用。这种趋势不仅见于J村所处的经济发达地带，在相对偏远而未发达的中西部偏远农村，市场对家庭传统伦理的影响也呈现出同样的方向。婚姻越轨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J村家庭的伦理危机。

    2、家庭结构强化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形式理性强调目的—手段的权衡，伦理与价值因而被虚置。笔者在上文已经论及市场塑造家庭之激进的一面，但是，家庭在嵌入市场的过程中，其内部的伦理内涵固然有所淡化，如笔者观察到的以婚外情为主要形式的婚姻越轨在作坊老板为主体的富人群体中的广泛存在。但来自于市场的大量利益的注入，却也极大的固化了家庭的边界，并强化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家庭因而呈现出较强的结构稳定性。家庭结构的相对稳定，正是建立在内部不均衡和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因此，市场固然因剥离了家庭的伦理内涵而塑造了家庭激进的一面，但是在家庭的结构上，市场的作用则又具有了保守色彩。具体而言，家庭在嵌入市场的同时，也导致了市场对男性的夫权（相对于妻子）和父权（相对于儿子）的强化，从而维系了家庭形式上的完整性和整体性。本节主要从横向关系中的夫权与纵向关系中的父权两个方面切入对当地家庭的保守性的分析。

①夫权。理想型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具有夫妻之间权力平等的性质。但是，作坊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结构并不具有夫妻平等的特征。“夫妻店”形式下的夫妻合作并不必定意味着夫妻之间的平等性。在调查中，一个老板如此说道：“办厂的，还是老板娘辛苦一点，女的在厂里什么都要管，厂里的，还有门市部的也要管，男的只是在外面联系业务，自由，找也找不到他，真正厂子办的好的，老板娘都是很辛苦的。家里实际还是男的做主，女的说了算的很少，多数还是男的说了算。”如前所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家庭经济中的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在当下的J村得以延续。纯粹从经济层面来讲，男性掌握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家庭作坊的业务维持与客户关系扩展主要是通过男性的私人圈子进行的，与此同时，恰恰是家庭作坊的市场范围和客户关系决定了家庭经济的好坏，决定了产品是否能够顺利销售，其社会资本状况决定了流动资金需求的迫切程度，也决定了家庭作坊的风险规避能力。在家内负责的女性，实际上是以“家务”的形式统领着作坊维持之诸事，导致女性在作坊经济中的依附性和可替代性。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女性即使发现男性出轨，往往也缺少有力的谈判能力。

男性对家庭经济权力的掌握奠定了家庭内部男性当家的权力结构。妇女当家只具有表面意义而不具有实质内容。“表面看来，钱是女的管，但实际还是男的说了算，女的掌握不起”。事实上，嵌入市场的作坊经济模式，本身就决定了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当家权。

家庭的生产性嵌入促使家庭获得资本化收益，家庭的有机性嵌入则进一步明确了家庭的边界，并整合了家庭有限的资源，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市场收益。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遵循的主要不是情感的逻辑，而是利益的逻辑，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生产的逻辑。因此，家庭政治便不再是围绕“仁、义、礼”的家庭理想而展开的权力游戏[]，而是具有了更为现实的利益博弈的味道。这些现实的权衡主要围绕着家产而展开，正是这种家庭内部现实的利益政治才能解释越轨普遍存在背景下婚姻的相对稳定性问题。

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反映了家庭伦理危机，但这些越轨行为并没有导致大量离婚，这说明家庭伦理危机并没有彻底导向家庭结构危机，而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两个方面，可分别从夫妻双方来考虑。

在当地人看来，对于男性，“那些为了财产不离婚的，其实也是一种责任，是保护家产”。理解这句话要回到当地更广泛的社会经验。对于作坊老板这些中上层人而言，妻子嫁过来时往往带着多于男方所给彩礼的高额嫁妆，这笔钱固然构成了小家庭的财产并用于发展家庭工业。若是离婚，原有的汇集在一起的家庭财产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割，家庭工厂的运行势必受到影响。女性一旦离婚，不仅在财产分割上处于劣势，而且还要面临当地婚姻市场的挤压而难以再婚，因此，离婚面临着极高的机会成本。当地人讲，财产多的家庭，不离婚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财产。“女性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例如，J村的一对夫妻，办厂很大，男的在外面有情人，女的把自己也打扮的很漂亮，村里人认为她也有自己的情人。两人没有感情了，但也没有离婚。人们认为，如果女的太计较，离婚率会更高。“很多家庭是表面忍，实际已经破裂了”。总的来看，夫权话语已经浓浓的包裹着J村的家庭。“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是当地人对其家庭现状的刻画。

②父权。按照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般逻辑，伴随市场化与工业化而来的往往是子代经济上的独立以及父代权威的衰落。但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在于家庭的生产功能转由市场来承接。但如J村的经验所展示的，农民以实体性的家庭介入市场的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涌入家庭，并支撑起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此处所谓父权，主要表现为子代成家立业之前父代对子代的干预。干涉的理由主要是家庭作坊扩大化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资本积累与家业的纵向传承。

首先，社会资本积累的经济动力转化为“门当户对”的婚姻策略。在这样一个经济发达高度市场化地区，婚姻自由似乎应该是一种理所当然。但是，在J村的调查发现，目前当地男女认识主要是通过介绍的方式，尤其是有钱的家庭工厂主的子代婚姻基本上都是介绍的，越有钱的人通过介绍的方式认识的越多，而且都倾向于找本地媳妇，很多下层的人没办法被排挤出本地婚姻市场。富人家庭即使是子女在外读书或者经商也是通过家庭介绍的，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实现强强联合，从而保持和提升自己家庭在地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最终现实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及资本和关系的强强联合。子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并不能享受完全的独立自主，“门当户对”成为框定子女婚姻机会的基本标准，“我们这里，办厂的人家都找办厂的人家，结成亲家；打工的人家就找打工的人家”。在J村四村，一个家庭工厂的老板曾向笔者描述过他如何拆散他女儿与他外地男友的故事：男孩是他女儿读大学时自由恋爱认识的，之前女儿并未跟父母本人讲，本计划着与男友结婚，才告知家里，却没想到遭到家里强力反对，父亲甚至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最终女儿屈服，与男朋友分手。“门当户对”意味着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极大的干涉权力。借由对子女婚姻的干涉，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便可以得到扩大，从而为家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父代家业传承的未来预期转化为对子代职业选择的干预。家庭作坊的发展需要生产的连续性来保证，但资本生产的连续性又需要“子承父业”来保证。尤其是对于经营状况不错且前景很好的家庭作坊，父代希望儿子继承的冲动就更为强烈。例如，J村43岁的陈桂虎2012年才添置机器在家办厂：“开始我们只有2个客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想今年明年发财不可能，要有长远打算。我儿子以后可以接班，做老板，父母留下来，儿子上来了，一个比一个。村里老人说，夫妻两人干，儿子刚好，孙子干更大，一下子发财的有几个人。”

同时，因为家庭作坊的收入较高，即便是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家庭作坊办的不错，基础较好，也愿意回来接手。在当地人看来，即便是企业高管，也终究只是替别人打工，还是比不上自己当老板。调查发现，不少J村出去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往往跟五金加工有关，如机械、物理、化学之类，他们在毕业之后往往会继续从事五金行业，并接手父亲留下来的家业，而且，以他们所学的现代知识，更有可能将家庭作坊的生产与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相反，对于公务员、当兵这些于一般农村农民而言较好的出路，于J村人而言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三）利益性家庭的多重属性

市场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和悖论性，并塑造了家庭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市场的侵袭之下，家庭内部传统的伦理元素弱化，另一方面，市场也通过生产化的家庭输入利益，从而重构了家庭内部基于家父长制的权力结构。处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家庭不能为核心家庭这一学术界既有的概念所包含。利益性家庭融合了激进与保守的特性，但激进的元素与保守的元素并非相互冲突，而是共同塑造了利益性家庭的形态。

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实际上来自于家庭与市场之间的特定的互动关系。在现代化范式之下，市场单向度地将扩大家庭“化”成核心家庭，忽视了家庭的嵌入与适应这个向度。事实上，家庭以作坊经济为基础嵌入市场，并通过调整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策略以适应市场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家庭首先就是作为一个有机性和生产性的实体单位出现的。但是，市场对家庭也存在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市场的利益也不断向家庭这一实体性单位输送。这些利益并非以无序的方式涌入家庭，相反，嵌入市场中的家庭，为了与市场对接而形成了一套内生性的组织方式，即家庭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的利益正是借由家庭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而进入家庭，并塑造了利益性家庭形态。

其次，与利益输送相伴的还有市场中的风险和竞争导致的压力，为了应对压力和风险，充分动员和内向积累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由此，家庭的生活功能、情感功能乃至家庭继替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换句话说，家庭既获得了市场的收益，也承担了市场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性家庭的稳定性主要在于收益与成本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不可能是静态的，而且，其平衡的代价则是家庭伦理的淡化。当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不再能够依靠伦理来保证的时候，只能求助于利益的凝固作用。那么，利益性家庭的稳定性机制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可持续性。问题是，家庭嵌入市场必然伴随着风险，如果市场的风险最终超出了家庭的应对与承受能力，家庭作坊的经营出现问题，导致家庭内部的利益消散，那么，失去了利益支撑的家庭，家庭伦理的弱化便极有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解体。如此一来，利益性家庭便与市场相捆绑，与市场的命运共沉浮。

五、结语

利益性家庭提供了我们透视市场经济之下小农家庭稳定性的另一种视角。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中国农村固然遭遇了伦理性危机，但伦理性危机是否必然导致家庭解体，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经验问题。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相比，浙江J村这样一个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却并未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而走向彻底的现代化，而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保持反思，家庭的转型并非与传统的决裂，也非彻底的拥抱现代性。半工半耕的家庭逻辑如此，本文所考察的利益性家庭同样如此。只有理解了这种“中间状态”，才能建立对于中国家庭转型的厚重理解。

本文原载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