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虽然学界对新常态进行了大量解读，但关于“新常态”及其成因迄今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笔者认为，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能够较好地理解经济“新常态”，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的问题涉及收入分配，涉及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或者说，这一问题涉及更为广义的经济增长方式。需求不足或者“有效需求”的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核心命题。应该说，对这一重要的古典命题进行具有现代意义重新讨论，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于理解当前我国经济之困境，尤其是如何理解、确立并适应经济的“新常态”都大有裨益。

目前，我国经济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学界对此存在共识。需求不足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核心因素，而且其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成因。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而这一缺陷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撑。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过低，从而需求不足。可见，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增长要适应“新常态”都极大地受制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缺陷。而这一些缺陷源于过去以过度牺牲消费为代价的高投资。当然，高投资的结果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确实，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难题，笔者认同这一观点，然而，笔者对于“投资率过高导致需求不足”的上述观点，并不赞同。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需求不足呢？

关于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者有效需求的问题，让我们无法回避古典学者对这一古老命题的争论，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提出应关注经济的需求方面，强调“有效需求”的问题）以及两者关于著名的“萨伊定律”的争论。“萨伊定律”认为，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充足的购买力，并能够按照合意的价格将产品带离市场，即“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因此，整体经济中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和需求不足问题或有效需求问题相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

沿着这一思路，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分析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需求的不足。首先，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状态。只要分配后的资源漏出了经济的消费领域，或者更为广义的流通流域，尤其是以财富的形式贮藏起来时，那么，经济中的需求就会出现不足。很简单，供给确实创造了自己的需求，但这一需求并不必然地转化为对创造自己的供给的实际消费；其次，需求无法转化为对创造自己的供给的实际消费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当代社会最有可能将分配后的购买力退出流通领域，尤其是以财富形式贮藏起来的，一定是财富或资本的拥有者，而不是普通的工人或中低收入者。这可以从当今世界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中得到确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用令人信服的方法和证据确证了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收入和财富领域存在的不平等及其变动状况；第二，普通收入者或工人阶级由于受制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分配状况，他们有消费需求的欲望，但他们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之，在收入分配的两端，一端有实际的消费能力，但不会全部转化为实际需求；另一端有消费需求的欲望，但不具实际的消费能力；第三，作为上述两点的一个推论，需求不足应该是经济中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当经济体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时，需求不足的问题被掩盖住了。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受制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从指标上看，这直接体现在我国基尼系数的不断变化上，以及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其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大幅下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既解释了我国在近年来一直倡导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政策一直效果不佳的成因。确实，当经济增长率较高时，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被极大地掩盖了。然而，需求不足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对我国而言，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是一个明显的拐点，无论是外部需求的萎缩，还是连续多年持续的高投资所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等都迫切地要求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概言之，当经济增长和发展遭遇困难时，需求不足的问题便会凸显出来，从而成为制约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投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难题。

亚当·斯密赞扬节俭和储蓄，因为储蓄是投资的前提并可以转化为投资，而投资——资本积累是经济繁荣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力量。所以说，对处于经济增长上升阶段，尤其是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我国而言，适度的大规模投资——资本积累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可见，过去大规模的投资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必然性。然而，事情有其两面性，投资的规模越大生产及其能力的扩张也就越大。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大，即需求不足的问题就越严重。因此，在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中，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的问题不但可以有效地识别出来，而且其也是构成了目前经济困境的最核心难题之一。总之，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我国经济而言，高投资的目的正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投资不但没有挤出消费，反而其目的正在于增加消费。

在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转换变量，这就是储蓄，或者是斯密所赞扬的节俭。储蓄可被理解为能够转化为投资的暂时退出流通的且没有用于消费的收入。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一定是生产在先，其次是收入分配，而后是消费，最后才是储蓄以及由此可能转化的投资。因此，“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最终需求不足。”的观点不符合逻辑。反过来，如果消费率过高，一定是储蓄率过低，因而投资率过低。事实上，对斯密来说，即使是储蓄也没有减少总需求，而仅仅是需求从消费产品改为投资产品。

需求不足受制于收入分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才是需求不足的根源。目前，我国经济确实遭遇了一些困难，需求不足便是其中之一。从收入分配到需求不足，再到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最后到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可以说，经济“新常态”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比例失调的必然结果，“新常态”的出现确实在经验上确证了我国过去的增长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新常态”的出现恰恰说明了我国经济正在逐渐地向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调试和回归。具体而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要加强和改善民生，进而实现生产、分配、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总之，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准确把握“新常态”，更要积极引领“新常态”。

鉴于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曾明确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而党中央在《建议》中也明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生产、分配、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理顺了，需求不足的问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由此，我国经济就可以在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发展，从而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

此外，需求和供给辩证地统一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立不应忽视需求端存在的问题，更不应将需求不足问题仅仅狭隘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宏观经济政策范式中的短期问题。需求问题既是短期问题，又是长期问题，或者说，需求问题的短期和长期之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