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有功论”是一种病，得治！

田孟

最近，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各界普遍对“号贩子”现象反映强烈，公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与号贩子内外勾结，对病人进行趁火打劫、借机敛财。令人奇怪的是，这期间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冒出来，甚至还有一些奇葩言论为号贩子歌功颂德，公然地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一种观点认为，号贩子是不会灭绝的，打击和谴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逻辑很奇怪。莫非号贩子难以灭绝就不应该打击，反而应该合法化吗？按照这个逻辑，吸毒、娼妓、赌博、杀人越货、贪污腐败、拐卖妇女儿童等等现象也屡禁不止，是不是也都应该合法化？更近一步说，医闹大约也是屡禁不止的，要不也干脆合法化算了，干嘛还费劲入刑呢？诚然，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很难灭绝确实有其客观原因，但这不能成为将其合法化的理由。因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基本底线和共识。调整相应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或许是根除这些不好现象的根本之策，更何况有些问题是阶段性、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加强管理和严厉打击虽不能根除但至少可以减少这些现象的发生，维护和伸张了社会正义和基本共识，因此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屡禁不止的丑陋现象的顽固，就更应该强化政府责任，加强打击力度。更何况，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被低估，服务价格偏离实际价值，因此号贩子无非是让价格恢复到了合理的水平。这样的逻辑也常常被用来论证医生“收红包”、“拿回扣”等行为的正当性。这种观点在医务人员系统内部有一定的市场。但这种逻辑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劳动价值有没有被低估，或者说一个人的劳动究竟值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关键要看参照系。参照发达国家的水平，国内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确实是被低估了。但问题是如果硬要参照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那么也应该是所有的职业都进行参照，而不能仅仅“片面惠及”一个群体。毕竟每个群体的劳动都很必要。可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绝大多数人的劳动价值普遍都被低估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科学家、医生、教师、记者乃至公务员等，若是参照发达国家水平，哪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人不会觉得委屈呢？诚然，由于医务人员普遍是高知识分子，智商高，组织化程度也比较强，更有信息不对称的先天优势，这使得他们的这种委屈感在社会上的声音比别的群体更大更响亮，但这必不意味着政府和全社会就只单单“亏待”了这一个群体。其实，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良行为“暗补”收入，但基本上都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可到了医疗领域，号贩子、收红包、拿回扣等丑陋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做得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真是岂有此理！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可以进行协商和调整，或在其他方面进行补偿（比如社会荣誉），这方面有关部门存在失职确实是一个事实，但这也不应该成为做违法违规之事的理由。因为一旦走上了邪路，得到的利益不见得会有多少，却丧失了更为珍贵的尊严、道德和操守，而且整个社会风气也会被败坏，真可谓是因小失大，遗患无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且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而病人的非理性择医行为又导致分级诊疗制度难以落实，因此号贩子无非是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某些经济学家正是拿这样的理由为号贩子鼓与呼，并要求公众改称他们为“看病中介”，面对这种荒谬的推理和堂皇的要求，网友直接斥之为“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要脸”、“厚颜无耻”，可谓一语中的。号贩子真的起到了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吗？一般情况下，若非真到万不得已的境地，哪个普通的外地患者会直接跑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病？分级诊疗总体上还是在起作用的，只是没有期待得那么完美。实际上，并不是病人不理性——谁都不傻，而是社会贫富分化不均，导致部分富人群体得了小病也要去找大医院和专家，因为他们不在乎这里面多出来的开支——也包括号贩子从中收费增加的开支；而普通老百姓不仅在乎，而且深受其苦。这是关涉社会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区区分级诊疗制度怎么可能解决？所以，如果硬是要说号贩子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也无非是把真正患有重大疾病急需优质医疗资源的普通病人排斥在了好医院的大门之外，进而把稀缺的优质资源配置到了富人群体那里，至于这些富人是不是患了大病、是不是真的需要专家，号贩子是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当然也根本不需要去辨别的，因为他们只关心佣金是否有保障。对于那些真正急需优质医疗资源的普通人，面对号贩子们构建起来的这个新的诊疗秩序，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勉强得到看病的机会。总的来说，富人的这种医疗消费具有炫耀性，号贩子的作用就是排斥普通人，给本来就深陷困境的急重症老百姓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请问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优化配置资源？到底是优化了资源配置还是恶化了资源配置？这不是“厚颜无耻”地“得了便宜还卖乖”又是什么？！

号贩子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利益群体，想要在公共领域里发声，正当化他们的既得利益，给自己的行为壮胆，这种举动并不难理解。对此，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在平时进行常规性打击，在猖獗时进行运动式打击的办法理直气壮地执法，维护群众利益，彰显社会公正。然而吊诡的是，正当号贩子过街、人人喊打的时候，少数医务工作人员和某些哗众取宠的专家学者却“携公器而泄私愤”，不辨是非、不明就里、胡搅蛮缠、不讲逻辑、不讲道德、穿凿附会、巧言令色、东拉西扯、乱说一通，为号贩子论功，给不良行为张目，毫无社会公德可言，实在是挑战了全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闻之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