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可谓当前中国力主发展特大城市的代表性学者。前不久，周其仁在网络和微信中广为流传的题为“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文章中对为什么要特大城市化进行了论证。他写道：“城市之所以成其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间承载大量、多样、复杂也更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这样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来定义。至于为什么人口、资源要在空间上凑成一个高密度形态，答案是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从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周其仁显然不是心血来潮地认为城市越大越好。据《广州日报》2012年11月12日题为“北大教授周其仁：大城市人口聚集远不够”的报道，摘录如下：
“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学演讲中谈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过程的自然趋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从生产效率以及需求增长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动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他认为，“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
周其仁在演讲中提到，目前中国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聚集趋势，但是程度上，与纽约东京，甚至是开罗等城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
根据调查，日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产总值；开罗占埃及国土的0.5%，GDP超过全国一半。又如美国纽约，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集聚了1800万人口，创造了全美国10%的GDP。而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为什么在农村没人卖早点，城市却有人卖早点？”周其仁举例谈到，城市人口集聚，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只要有1%的人买早点，便是一项很大的需求。而农村发散的人口显然是不能形成这种需求的。因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能够带来更为强大的内需。
“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周其仁在“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转折点”进一步细化了关于城市化密度的讨论，摘录如下：
纽约曼哈顿每平方公里2.7万居民，每平方公里年产出GDP为16亿美元。曼哈顿是纽约市的核心区。以整个纽约市算，每平方公里1.65万居住人口，11.28亿美元的GDP。
查对我们这里的城市密度，发现还差很远。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与经济总量名冠全球，但论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还不好意思拿上台面来比。中国论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产出8.2亿人民币GDP，合1.37亿美元。
寻寻觅觅，去年终于在上海发现一个静安区，只7.6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3万人（2010年六普数），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3.1万人；2013年GDP为660亿人民币，合每平方公里14亿美元。人口密度高过曼哈顿，经济密度也很接近！要知道，静安区只不过大上海一个最小的小区而已，面积仅占全上海的千分之一点二。算下来，只要有40个静安区就超过全上海的经济总量。40个静安区占多少国土面积？不过大上海的5％。
看来，把城市的“市区”摆到更突出的地位，让几百个城市的市区做到一有标准、二有边界，在城市化转型中值得提上日程。我们要明白，如果作为城市之核的市区，密度过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断然难以通过发挥辐射作用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君不见所谓的全球城市，从来以影响力、辐射力论英雄，而不以总量、范围大小论短长。
在国际城市理论的思想潮流中，有一种“紧凑城市”（compactcity）的主张。这派理论家，反省了城市蔓延带来的生活不便利、环境不友好，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更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与管理，通过合理提升、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成长。
以东京为例。东京圈仅占日本国土面积3.4%，却集聚了日本人口的28%，GDP的30％以上，当属密度很高的一个世界大都会城市。但是深入到东京内部，不难发现甚至在市区的中心地带，还有不少功能规划失当、便利性差、环境也不友好的地段和建筑，妨碍东京承载更高质量的城市活动。1986年，一家民营企业森大厦株式会社，提出按照“立体城市花园”新理念，对一些“都心”地段实施更新的计划，并经过十数年的说明、沟通（包括与是政府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坚持，先后完成ARKHILLS和“六本木HILLS”这样地标性的都心更新工程，为“新世纪大都会城市”提供了可供各方体验的样本。
特别是六本木HILLS，我两次利用到东京开会的机会去现场，外行看热闹，却也看得过瘾。试想一共11公顷的地面，建成76万平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办公、商业、餐饮、社交、艺术展示、图书馆、学院、酒店、媒体、出行枢纽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这么一个步行可及的范围内，常年居住着800户人家约2000人，每天有2万各业员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万人次的观光客和消费者上门赏光。别的留给读者去亲自体验，在那54米高演艺厅的楼顶，居然一片田野风光，种树种花种草之余，还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市化还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你到了现场就知道。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大城市病”的疗法是多样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让人来、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资、建设和管理的条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读到周其仁教授以上文字，第一感觉是周教授果然是敢于说话的人，逆潮流而动，竟然认为中国“北上广”还不够大，还应快速扩张。而且，按周其仁教授的意见，“北上广”不仅要增大，而且要“加密”。“又大又密”的特大城市才能“通过发挥辐射作用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第二感觉是周教授的逻辑混乱，且逻辑不通，处处都是倒果为因。找来找去，周其仁教授认为城市越大越好的核心逻辑应该是这句：“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从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我们来讨论一下。
本来，从一般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周教授以上所讲也没有什么大错。问题是，周教授认为，既然集聚如此重要，就应该允许集聚，鼓励集聚，集聚就应当越大越好，越密越好。美国纽约每平方公里1.65万人口、11.28亿美元GDP，而中国深圳只有3809人，8.2亿人民币GDP，与美国差距大得很，因此，中国“北上广”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是集聚的人口和财富太多，而是太少。因为“人口密度大的地方，资源使用后才能产生更高的回报”。
或者说，周教授的逻辑是这样的，集聚产生回报，“北上广”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当然也是回报最大的地区，当前中国“北上广”的人口密度相对东京、开罗、纽约在日本、埃及、美国的重要性远有不及，所以，“北上广”应当越大越密就越好。因此，“大而密”的城市化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周教授的论证存在严重问题，第一，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还是分工水平提升集聚？集聚是因还是果？这是第一个问题。若只要集聚就可以提升分工水平，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需要集聚，才能够集聚，那为何古代及近代没有目前“北上广”的集聚？以及中国古代城市为什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体了？
第二，集聚是否有一个合理界限？越集聚就越是有回报，还是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回报递减？中国一定要与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比城市集聚？反过来到底是美国、日本的发达支撑了城市集聚，还是城市集聚了才变得发达？
第三，同样是发达国家的德国的城市就不是既大又密，为何德国的分工水平又是全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平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反过来，拉美国家以及周教授所列举埃及，城市集聚水平远高于中国，但他们的分工水平和收入水平为何高不了中国多少甚至还没有中国高呢？
既然周教授认为城市越大越密就越有效率，中国就应当采取大而密的城市化战略进一步加大加密“北上广”，甚至通过人为缩小“北上广”的城市面积（周其仁教授说：“只要有40个静安区就超过全上海的经济总量。40个静安区占多少国土面积？不过大上海的5％。”）、增加“北上广”人口密度，才符合中国国情，才能提升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大大提高城里人收入。中国只有达到东京、开罗、纽约的“大而密”，才能算是城市化了？才会有经济的迅猛提升？才可以变成发达国家？
且不去说东京、纽约、开罗之大之密是否就合理就有效率就好，也不说当前中国“北上广”的“大和密”存在哪些弊病，关键是，周教授只是因为东京、纽约、开罗之大之密，中国“北上广”还达不到他们的程度，就论证中国应当采取大而密的城市化战略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证，未免过于粗糙了，以致于除了比附，没有什么逻辑，也根本不去管有多少反例。
城市到底应该多大多密，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也必须讨论，但肯定不是城市越大越密就越好，而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面讨论。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客观上需要形成经济的聚积，城市化成为经济分工的基本载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大加密城市化。但城市加大加密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拥堵，城市就变得不便利，就可能反过来影响经济效率。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过大过密，就容易产生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城市快速扩张，会带来严重的包括拥堵在内的各种问题，如治理问题、贫民窟问题、社会失序问题乃至政治动荡的问题。中国如果完全不控制“北上广”的发展，“北上广”将变成巨无霸，甚至变成中国发展之殇。以为只要“北上广”加大加密了，变成巨无霸了，中国就可以自然赶英超美，变成发达国家，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幼稚。
周其仁认为集聚提升分工水平，然后试图通过人为提高集聚，加大加密“北上广”以提升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的想法，忽视了集聚本身可能带来的大量的甚至是无法预料的负面后果的严重性。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周教授论证中存在的一大弊病。
而之所以周教授向往加大加密，认为加大加密城市可以提升生产率，还与周教授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有关系。他认为，城市越是加大加密，城市地价就越高，越高的地价就越是能“显化”出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越是可以让农村建设用地等“沉睡”的“巨额资产”凸显出价值，从而可以通过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形成巨额土地财产性收入。现在的问题是，周教授一再要求城市加大加密就是尽量不要扩大占用建设用地，他却又指望通过加大加密所造成“北上广”的天量地价来让农村建设用地入市获益，这个逻辑让人费解。
读周其仁的文字有两个感触，一是直白，会用很多比喻，举很多例子，从而很好懂，有激情，能打动人。尤其是周教授的文字善于触碰这个社会的情绪敏感点，就尤其能打动人。二是周教授不讲逻辑，往往以特殊代替了一般，用比喻代替了逻辑。所以，周教授的文字虽然能打动人，但他显然不是靠逻辑来说服人的，而是靠修辞和借助了社会情绪。借用张维迎教授的话来说，这样的文字也是一种语言腐败啊。
2015年4月2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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