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管协管员老杨的工作日志

    为了工作,他们长期培养的自尊被消磨了,“这份工作需要有点‘二皮脸’”;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与谋生活的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来源于经济结构发展转型,也来自于行政惯性行为模式,更来源于社会分化带来的需求分化和社会空间挤压。

    作者:魏程琳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5-10-25

      和其他政府部门比,城管并不是一个清闲的部门。它所管的庞大社会事务,不得不雇佣大量半正式的管理人员。在全国各城市管理系统,协管员所占比重之大超出常人想象,我在武汉市的调研发现,全市协管与正编队员的比例大约为5∶1,在一线执法中这一比例为10∶1,最高的可达40∶1。正编队员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执法类、案卷类事务,协管员则承担了95%以上的街头具体管理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协管员治理一线中国”毫不为过。

      老杨是协管大军中的一位,本文讲的正是以老杨为代表的协管员们的故事。

      52岁的老杨是皮革厂的下岗工人,来菱湖城管中队当协管员已4年了,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已成为工作常态,8:30上班,17:30下班,中午休息3个小时,每周加早班(7:00~8:30)、中班(12:00~14:30)和晚班(18:00~22:00)各一次,每月工资2600元(含社保、医保金800元和加班费400元)。尽管工资不高,但老杨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份工作实属不易。

      我第一次见老杨,是在协管员的休息室,老杨正在写“工作日志”,协管员能认真记日记的确出乎我所料,访谈时,老杨拿出日志本和手机展示了他的日常工作。

      

      日志中的日常管理

      通过阅读老杨的日记本,我们能够大概了解城管系统的路面业务和日常运作。

      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晴。

      早加班,巡守菱湖南路,后按要求上报围挡墙板破损情况,上报后到兴业汽修店做工作,要求搬走门面占道大吊龙,对方不予配合,我仍向其宣讲城管具体规定,劝店主文明规范经营。店主一时还不能接受,我将情况向张书记做汇报,改日继续做店主工作。下午2点上路做保障,区领导有检查。

      2015年4月2号,星期四,大雨。

      点名后,各小组开展现有问题及解决方法群策群力大讨论。菱湖南路现有问题:1.早点炉子出店、小板凳出店;2.物流点多占道严重;3.占道洗车严重。今天兴业汽修把门前大吊龙搬走了,几天的思想工作终于有了成效。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阴雨。

      加早班,巡查5路,南路,4路,2路,驱赶4路卖枕头大地毯,规范鲜花出店及灯箱出店1家,驱赶南路草药售卖大摊位6人,赶走卖菜苗小商贩一处,规范早点经营,整治三处出店灯箱。全天巡守菱湖南路……清理南路沿街菜市场,清理占盲道的自行车。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晴。

      ……二路荣发面馆出店并且态度激烈,经二次沟通,终于答应配合城管管理,并且化对立为融合,现场看到对方的笑脸。……

      除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外,围墙挡板、物流占道、洗车占道、大吊龙占道、灯箱占道、自行车占道都属于城管的管理范围,后面这些工作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更不为大家熟悉的是,随着市民要求和城市管理标准的提高,近几年抓鸡子(涉及违规饲养家禽和扰民等问题)成为城管的一项工作。

      半个月前,老杨在路上巡查时被一位约70岁的老太太拦住:“你们管管这个鸡,它天天打鸣,不要人睡觉!”老杨问:“您贵姓啊?”没想到老太太反应激烈:“你怎么地,问了我,去告诉别人,让人家骂我啊?”老太太还说,如果他不处理就向市长专线投诉。老杨压住内心的不快,开始沿路寻鸡,在一家石材店前看到了一公一母两只鸡,这对鸡仔是石材店老板买给儿子养着玩的。老板虽然有抵触情绪,在老杨的劝说下,还是答应将公鸡杀了。老杨在路上再次碰到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你那天去做工作,我在楼上听到了,谢谢你啊。”市民的认可和表扬使得这份简单重复的工作显得有了意义。

      鸡子打鸣影响邻居休息本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一般通过邻里沟通即可解决,但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居住区与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联系,邻里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有效解决,向政府投诉成为一项硬性需求,经过系统运作后,这类事务最终由街头一线人员前去解决,正是处于治理末端的非正式人员直接决定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形象。

      

      照片背后的底层社会

      老杨边翻手机照片边向我讲述了今天上午的工作(2015年7月15日)和图片背后的底层故事。

      第一张是一个擦鞋妇女,属于典型的占道经营,老杨介绍说擦鞋工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几个女工租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吃住都在里面,她们往往早上做一顿饭,简简单单吃一天。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家种地,她们的回答是如果靠家里的地,一家人都得饿死,不得不出来谋生活。这些擦鞋工比较服从管理,你说一句,她们就会走,但很难根治,他们不过是换个位置而已。事实上,只要不在显眼的位置摆摊,老杨们也不会认真驱赶她们。

      第二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菜农,他将脚踏三轮车放在墙边,在靠近马路的人行道上摆几个小筐子卖菜。这些老农是原居民,尽管每家每户都有四五套还建房,但老农们过惯了苦日子,喜欢占道卖菜,也借此消磨时间。第三张照片中一个60多岁的婆婆同样是本地人,老杨说,每次让她走时,她都装作没有听见,依然我行我素,实在难以管理。

      第四张照片中5、6个年轻人(有一个女青年)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当老杨拍照时,卖药的青年还朝老杨摆了个V字手。老杨说,这些年轻人很厉害,都是团伙性质的,你看,一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卖假灵芝,其他人有的向人推销,有的装作路人买药。老杨早上在菜市场门口就驱赶过他们,他们如今又跑到修车店门口,老杨来管理,他们很不耐烦,几个人将老杨围起来斗狠。老杨说,你们再不走,我就叫机动队来了,他们这才离去。

      第五张照片中是一个在菜市场门口卖莲蓬的老汉,他是第一次出现在老杨的管理区域内,第六张、第七张照片中的人都是卖菜的“常客”了。第八张是一辆瓜车,第九张中是一个卖生玉米的,第十张是一家早餐店出店经营。对于这些经营者,老杨多说几遍,对方就会配合工作,因为“常客”都晓得如何配合城管工作,更晓得与城管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十一张、十二张是两家水果店,经常出店经营,多次劝说无效,城管队员开始暂扣东西,为此两家水果店还与城管队员打过架。

      第十三到十七张照片反映了某幼儿园门口的流动摊贩情况,一个瓜车,一个卖蔬菜的,一个卖干货的,一个卖生玉米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卖百货的地摊。这些人都是“老油条”,天天来这里摆摊,你赶一下,他们就慢悠悠地动一动,你一走他们就又回来了。近几年市城管局三令五申“城管队员不准收东西”,协管更无权暂扣东西,只能进行劝阻,摊贩熟悉了城管的套路,加之人员有限、区域较大,协管不可能长时间守在一个地方,于是出现“城管前脚走摊贩后脚就来”的现象。

      第十八张照片中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他肩挑两筐农副品,一筐是鸡蛋,一筐是咸蛋,外加一些干萝卜,冬天还会卖一些糍粑、豆干之类的东西。老杨说,这个老汉非常顽固,几年来坚持在本地打“游击战”。一般情况下,老杨都会和气地劝商贩离开,但对这个“顽固”的老汉,老杨的温柔已经失效,对他讲话时明显的喉咙粗了一些,音调大了一些。

      以上从事擦鞋,卖莲蓬、玉米、干货、蔬菜、鸡蛋的人多是城郊农民、外地农民或城市下层平民,他们栖身街头通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服务获得生存资源,构成了底层社会的主体,下岗工人老杨也是这个底层社会的一员。

      

      底层的结构性冲突

      对底层人而言,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当经济、社会和行政结构不断挤压底层人的生存空间时,底层的冲突就成为必然。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房租不断上涨,加之旧城区、城中村改造,底层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失去了载体,他们不得不向城郊迁徙,而生存资源的分布也随之稀薄,为了保持生存质量,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竞争中更加“强势”。

      45岁的农村妇女黄秋真一直在家务农,两个月前她也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主要在某主干道上卖莲蓬。在城管多次警告后,她依然在原地摆摊,该中队在一次整治中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黄秋真眼看着小推车被强行抬走时,一时失去了控制,与协管员郭兴撕打起来,双方为此都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黄秋真向警察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打了我,我的头至今昏沉,你看,我这头发一缕缕地往下掉。他要给我治病,否则我天天跟着她,把她孩子、家人都杀了!”

      在警厅外,协管队长问黄秋真见了城管为什么不跑?黄秋真说:“那一条路除了我还有3个卖莲蓬的,都有各自的地盘,谁都不能多走一步,你们来了我只能往厕所里跑,今天是没有看到。”协管队长说:“人家都在路口卖,见了城管就跑,你偏偏站在那里不动,不收你的车子收谁的?你若跑几步,哪个会去追你?”

      在街头整治行动中,如果协管员见了摊子却不管理,就会被认为收受了他人好处,他随之会失去正编队员的信任。为了保持信任关系及其在街头管理中的优越地位(管理位置由带队正编队员分配,位置不同,管理难度和油水也不同),协管员不仅会积极管理,而且会主动追击、迎面而上,在冲突情景中构成一道防线—以免正编队员陷入不利处境之中,加之协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城管与社会的冲突于是集中地体现到协管身上。当然,正编队员也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前些天我在另一中队调研,该中队长向我展示了他近期遭受跟踪威胁的短信,内容如下:

      2015年7月2号

      怎么不接电话,今天你无理抢我的东西,还打我的人,你住的地方我知道,你和你老婆小孩小心点,我要撞死你家人。

      2015年7月6号

      你今天把小姑娘带到办公室去了,小姑娘还蛮可爱的。我一直在你后面……人被打,东西被你抢,你还要我写保证书,你是公,我是私。被你抢的东西不给,你看着办。我的车况不怎么好,刹车容易失灵。

      52岁的老杨告诉我,做协管员要有点“二皮脸”,别人骂你就当作没听到,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种“内部矛盾”有时也会危及生命,例如D街道协管员小聪(30岁)白天管了一个摊子,晚上回家时被人拖到巷子里打个半死;H街道一个违建户在拆违中因过激行为被协管员打成了“植物人”。

      像老杨这样的50岁左右的人在城管协管系统中并不少见,例如在菱湖中队4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20人,占比45%;在D街道25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18人,占比72%;在某直属队15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协管员有90人,占比58%。这些人大都是1990年代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份不算好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保障,“起码有个地方帮忙交社保、医保”;为了工作,他们长期培养的自尊被消磨了,“这份工作需要有点‘二皮脸’”;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与谋生活的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来源于经济结构发展转型,也来自于行政惯性行为模式,更来源于社会分化带来的需求分化和社会空间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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