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三农研究者们的返乡笔记之一。“偷生”和“逼生”，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生育观念在乡村也已发生了分裂。作者陈锋，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目前参与过全国十余省市农村的调研。

农历腊月廿三是小年，村里家家户户要“祭灶”，而这也意味着已经开始“过年”了。福建省福州市西南部一个小村的高氏家族，人丁兴旺。每逢节日或者家里老人过生日等重大事件，在外工作、居住的孩子总会从县城或者省城赶回老家，围绕在高老爷子和高老太太身边。全家四代同堂，让人好生羡慕。今天，高家院子里照例又热闹起来。

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高老太太今天却并没有高兴起来，她反复叨念着：“老三媳妇怎么又躲娘家了？”这是三媳妇第二次在聚会时躲在娘家“避风头”了。上次是11月初，老太太过生日，全家上下给三媳妇打了一天电话，都不能把她“请”回家。最后是三儿子开车直接去她娘家把她硬拽回来。

老三媳妇并不掩饰她躲避的理由。“我一回去肯定又要被你们‘催生’，不回还能落个清静。”

2015年10月30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高家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媳妇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之前一直没有多生。

“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一直是福建地区广大农民的信仰，也因此，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当地政府最为头疼的事情。二胎的全面放开，对这里的许多农民，尤其是老一辈农民来说，可谓欢呼雀跃。高家三兄弟虽然已经离开农村在外工作，但骨子里还依然是地道的农民。如今政策放开，高家老爷子老太太、50后的老大、60后的老二和70后的老三都心生宽慰：对于两位老人，孙辈都能生二胎，“开枝散叶，枝繁叶茂”有指望了；对于老二老三，自己再生已无可能，但他们的孩子都能生二胎，这当然也是喜讯；70后的老三夫妇则有望搭上“末班车”，再要个孩子，因此，他们和侄子侄女们一道成为全家敦促再生的目标。

在旁并不多言的老大媳妇看着“全家总动员”来“催生”，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她实在不理解，老三媳妇怎么能身福中不知福：如今国家政策放开了，生育二孩名正言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怎么会有人会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当年，她夫妇俩为了生第二个孩子，不得不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直到现在退休，那段经历都会变成梦魇。

高氏两位老人生膝下共养育了三男四女。高老大是他们的长子，也是这个家族的长孙。高老大夫妇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后因各种原因，夫妻俩都没上成大学，后都毕业于师专。中专毕业以后，他们回到家乡的小镇中学任教。1985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个女孩，高家上下怎么也不高兴起来。高老大从小爱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在全镇、全县都排名前列，并顺利成为全村的第一个中专生，并顺利当上了公办教师。这在农村意味着已经读书“出仕”，可以不用从事农村劳动，吃上“公家粮”。但是，这也意味着高老大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这重男轻女观念极强的地方，女儿的出生意味着他们将变成“无后”之人。“无后”不仅让高老大自己觉得愧对祖宗，而且受尽别人的数落。高老大夫妇至今仍然清晰记得，他的大伯父曾当着他们夫妇的面嘲讽：“会读书有什么用，你再有能耐，断了后什么都白搭！”对高老大媳妇来说，尽管她是农村里少有的受过较高教育的女性，但是，如若未能生育儿子，在家族、家庭里便无地位可言。生闺女成了那段时间高老大夫妇的“耻辱”。后来，他们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女儿送到偏僻的老家，由高老太太抚养，并对外宣称，高老大女儿夭折。

第二年，高老大媳妇又怀上第二个孩子。为了不让同事看出自己怀孕，高老大媳妇想尽各种办法，故意束腰、多穿衣服、请病假，幸亏孩子月份大时已到了寒假，这才没被同事识破。1987年1月，高老大夫妇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没有不透风的墙。高老大夫妇生育二孩的事情，不仅乡邻知晓，而且单位的部分同事也知道了。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夫妇俩放弃了乡镇中学的教职，主动申请到偏僻的农村小学执教。高老大夫妇俩为人善良，热爱教育，教学成绩名列学区前茅。然而，每当高老大夫妇的成绩被上级单位表彰或自己拿着自己优异的工作成绩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人将他们“超生”的事情写成举报信递到县里、市里甚至是省里，紧接着计生部门就会派人下来调查。最后，他们都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高老大的大女儿高晓，这个遗留在偏僻老家的小女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回家过年的父母。一些大人经常对高晓进行吓唬，“你是黑户，你们家超生，上面会下来把你爸爸都抓走”。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吓得到每一个邻居家哀求他们，跟他们说，有坏人要抓我爸爸妈妈，请你们都告诉那些人，我不是我爸爸妈妈生的，而是我舅公抱养的女儿。”高晓清晰地记得，年仅7岁的她，能够熟练记住家族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称谓，但是，这不是以高老大夫妇女儿的身份，而是以她舅公抱养女儿的身份。正是如此，年幼的她巧妙地应对了计生干部一次又一次的盘问。

后来，为了保全工作，高老大夫妇一直不敢再主动申报职称。女儿一天天长大，上小学后，高老大夫妇才让老人带高晓一起回镇上生活，并在镇上小学就读。但是，每次家里一听到有人到访，家人便如惊弓之鸟，高晓更要快速地躲到楼上，直到客人离去。高晓与弟弟年差一岁，在一个学校里成了同班同学。但是，她与亲弟弟一直以表姐弟相称。虽然高晓一路成绩拔尖，考上了大学，并上了研究生，但自小东躲西藏受到“特殊待遇”的她十分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也有一份难以消除的怨念。也因此，母女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她甚至不能亲昵的喊出一声 “妈”。时隔多年，高晓已为人母，她已经谅解了父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儿时的记忆仍是她的一个噩梦。

2014年末，高老大媳妇年满55岁。鉴于她出色的工作成绩，学校还是在她退休前解决了她的高级职称问题。时隔一年，二孩政策宣布将全面放开。拿着高级职称的聘书，高老大媳妇百感交集。2014年，她有了外孙女，2015年，她有了孙子，“两个孩子都吃公家粮，他们也都可以生二孩了，终于可以不用遭我这罪了”。“偷生”二孩几乎成为高老大夫妇一家人的噩梦。但是，高老大夫妇至今不后悔，他们与父辈的想法一样，“有人就有一切，自己受点苦委屈不算什么”。正是如此，高老大的媳妇无法理解高老三的媳妇。

高老三夫妇都在县城工作。老三在机关工作，领着不高的工资，但总算是稳定。老三媳妇通过自己的才干在一家刚转企的事业单位坐上了管理层的位置，其收入比老三还高。夫妻俩在县城有一套140多平米的房子，也开上了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儿子已经上初中。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高老三“跃跃欲试”，因为她媳妇1970年代末期出生，年龄不算太大，因此想再多要个孩子，高家上下也纷纷向老三媳妇做思想工作。为此，家族还开会讨论了几次。不过，高老三的媳妇却异常坚定的拒绝，“我们俩都上班，爸妈八十多快九十的人，让他们看孩子是不可能，那孩子谁来带？休了产假，我的工作可能就被别人顶替了，老三那点钱，怎么养家？另外，谁能保证我第二个能生女孩？要再生个男孩，我们还得给他再挣一套房子，再娶一个媳妇，我干嘛要这么累？生孩子你们说得容易，生养的人又不是你们，所以，你们爱说说吧”。家族里的成员均认为高老三的媳妇太自我，太自私。几次“逼生”动员会都不欢而散。而“躲在娘家”成了老三媳妇躲避家族动员的惯常招式。

“高云，我们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给你做伴怎么样？”大人们开始拿高老三14岁的儿子打趣。“不要，不要，才不要呢，再生一个弟弟，我的东西就得分一半给他，我的家产也一半就没了。”高云一提到这个话题，就会变得很愤怒。

过年了，一对孝顺儿女带着他们的儿女回来，高老大媳妇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过年了，账户上儿子读大学的费用已经足够了，明年又可以好好规划下全家外出旅游的线路了。高老三媳妇翻看着全家的旅游照片，觉得，这才是生活。

（作者是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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