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乡巨变：七位村干部的口述历史》导言

注：本文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乡巨变〉，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荆门地处湖北中部，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荆山余脉东南端，素有“地接江汉，门锁荆楚”之称。荆门在春秋战国时归属楚，唐时设县，宋时建军，元时设府，明时复县，清为直隶州，民国降州为县，新中国成立后续为县。1979年，县、市分设。1983年，县、市合并，升为地级市，下设东宝区、沙洋区。1996年，荆州市所辖京山县、钟祥市划归荆门市。1998年，沙洋撤区设县。2001年，划沙洋县何场乡和东宝区麻城镇、团林铺镇、白庙街道办事处，与掇刀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合并成立掇刀区。2002年，湖北省五三农场划归荆门市，成立屈家岭管理区。2011年9月，成立漳河新区，托管原东宝区漳河镇、原掇刀区双喜街道办事处。

荆门现在的幅员面积为1.24万平方公里。地域东、西、北三面高，中、南部低，呈向南敞开形，形成低山坳谷、丘岗冲沟和平原湖区兼具地势。东北部的钟祥、京山大部分地域地处大洪山南麓，地质特征为褶皱断块山地，主要由古生界、中生界碳酸盐岩、碎屑岩以及元古界变质岩构成，形成低山或丘陵。西北部的东宝区地域是由大巴山东延至保康、南漳的荆山，海拔降至1000米以下，山文线由东西转为北西至东南，蜿蜒形成荆山余脉。主要由二叠三叠纪石灰岩组成，形成坳谷、冲沟分割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或岗地。中、南部汉江两岸的钟祥市、京山县部分和沙洋县大部分地域，主要分布于新生代沉降盆地之中，由于江河冲积和湖泊淤积，形成平原湖区。区域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湖泊密布，河网交织，堤垸纵横，是全市粮棉集中产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商品油料生产基地。

本书将荆门农村简称为“楚乡”，采集与整理了楚乡7名村干部的口述史，用最自然的方式讲述了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真实的故事（包括分家、建房、迁移、生死）和最深刻的记忆（包括上学、结婚、职务或职业变化、人生辉煌、人生挫折、子女教育），反映了1930年代以来楚乡土地制度、乡村治理结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婚育观念等的变化。

写作缘起

本书的写作构思开始于2000年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的集体调研。农发所的所长是贺雪峰，专职研究人员有陈涛、汪冰和我（王习明）。

2000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下发，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开始。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负担成为显性问题并引起中央重视始于1990年代初。1990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农民税外负担过重，各种摊派有增无减，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增加农业投入，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之后，中央和省级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发各种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收费、摊派、罚款政策仍然不断出台，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至于在1999年前后达到高潮。荆门的农民负担也在不断上涨，1998-2000年连续3年出现种田亏本，农村发展难以为继。

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农村发展已经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当时，农发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是调查研究荆门市第四届村两委选举，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的首次选举，它成为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我们在研究村两委选举时认识到，要理解村两委选举，就必须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性质；要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必须研究建国以来农村发展历史。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记忆力好、担任村干部多年、仍在农村居住且关心国家大事和农村前途的老人是农村历史的活档案，采集和整理他们的口述历史有助于研究近百年乡村社会的变化。

于是，我们决定以“村干部口述史”的形式描述荆门农村的变化，为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们首先拟定了采访提纲，将采访重点确定为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如解放、土改、文革、承包等）和个人生命关节点（如出生、上学、结婚、任职等）所在村庄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社会治安、公共文化、个人心态等方面的变化。

然后，我们研究了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采访应注意的事项。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担任过村主职干部（村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或文书）且累计任村干部10年以上、离职后一直在村庄内生活。只有村的主职干部才能了解村的全面情况；任职的时间越长越便于历史比较；相对于在职干部，离职的干部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接受采访，也更愿意说真话；离职后一直在村庄内生活才能了解村内的最新变化并能分析其原因。二是记忆力好、有文化、愿意且善于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分析农村的变化及其原因。三是来自不同的村庄，能代表荆门不同类型的农村。城郊农村与偏远农村、平原农村与山区农村在产业结构、乡村治理和社会文化方面是有区别的，采访不同类型农村的干部，会从不同角度反映农村变化。四是学历、年龄和家庭出身不同，以反映不同文化程度、年龄特征和家庭出身的村干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录和看法。经过多次考察，最后确定了7位采访对象（口述者）：最长者生于1921年，最小者生于1950年，担任农村干部均超过30年，有5人担任村支部书记达10年以上，最长者超过30年；他们分布在荆门的不同地区（见图1），受教育程度各异，均一直生活在农村。

图1：7个口述者所在村庄的位置

注：本图截自百度地图。其中A代表王场村、B代表彭场村、C代表庙岭村、D代表三坪村、E代表迎接村、F代表彭墩村、H代表象河村。

采访时我们做到了：一是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与采访对象及其家人建立感情，赢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愿意说真话。二是仔细倾听并详细记录，尽可能不打断采访对象的讲述，尽可能记录原话。如有重要的信息没有听清楚，等他休息时再询问；如讲述得太快来不及记录，礼貌地提请他慢一点讲；如他的讲述离开主题太远，也等他休息时转换话题。三是关注日常生活，对于能反映社会变化轨迹的生活细节要反复咨询，详细记录。四是初次采访尽可能全面系统，完整详细地记录采访对象的生命史；后续采访要在分析研究采访对象生命史关节点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结合点后咨询相关的重要细节。

初次采访开始于2000年下半年，完成于2001年上半年。初次采访都是采访者住到口述者的家里，进行一对一采访，持续时间在1周左右。2001年下半年对初次采访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并进行了补充调查。由于采访时没有录音，也没有照相，只有笔记，因此，整理笔记资料先是由采访者按时间顺序排列口述史料，并录入电脑；然后组织讨论（主要是我与陈涛之间的讨论），通过讨论列出每个时期需要在后续采访中补充或核实的材料。每次整理结束，都要打印出来，送到口述者家中，让口述者核对或补充。经过多次整理和补充调查，至2002年口述史主体部分已基本定型。之后，我们又进行了跟踪调查，对材料进行了补充。

2013年暑期，我们又组织了系统的补充调查和修改完善。2013年补充调查的重点是，描述2000年以来农村的新变化，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收集各个时期能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修改完善的重点是规范文字、增加注释和撰写采访后记。由于7位口述者中的4位已经去世，我们于2013年7月采访了4位去世者的家人和所在村的现任村干部；其他3位健在者，我们都分别进行了采访。

关注重点

本书由7位村干部的口述史组成，每位村干部的口述史记录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本书力图通过这些口述史反映楚乡近百年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下：

（1）解放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社会治安情况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农村社会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关系；

（2）1940年日军侵占荆门农村后所犯暴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种力量的较量，特别是国民党失掉农民的原因和农民支持共产党的原因；

（3）建国初期（1949-1957年）的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土地改革、合作化的过程，党员干部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组织农民并获得农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生活细节，能够顺利完成上层建筑重大变革和生产关系变化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原因；

（4）大跃进（1958-1961年）在农村基层的表现和后果、村干部在大跃进中的各种表现、产生大跃进并导致灾难的原因；

（5）人民公社时期（1962-1982年）的集体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和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政治混乱（造反派活动、抓“反革命”、各种批斗）和公共事业（主要是教育、卫生），村干部的作用，对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的评价；

（6）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的演变，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情况及其原因，农民负担的变化及其原因，乡村债务的形成及其原因；

（7）2001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锁定乡村债务、取消共同生产费、粮食直补到户的影响；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农村人口流动情况；土地流转情况；

（8）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土地确权等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其对风俗文化、农村治理的影响；

（9）各个时期的粮食产量、婚育情况、婚丧礼仪、教育卫生等；

（10）人民公社时期与家庭经营时期的变化及联系，中国农村变革的方向。

 主要共识

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农村底层、在农民，中国社会的变迁只有最终在农村、农民身上体现出来，才算是真正发生了全局性的、质的改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主要是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干内容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农村干部个人生活的变化及其对历史的记忆和解释，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变化的镜子。本书收录的7篇村干部口述史尽管描述的人生经历和农村变化有差异，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解释有区别，但他们对近百年楚乡历史变迁的总体趋势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存在很多共识。其主要共识如下：

（1）解放前，楚乡土地分配不均，土匪、水旱灾害、战争交相为害，大多数农民缺衣少食，只能住低矮阴暗的茅草房，死亡率高。解放后，楚乡不仅迅速消除了战乱和匪患，而且在1970年代基本上控制了水旱灾害、解决了温饱，在2000年前后实现了小康。楚乡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重大挫折，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文化生活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生态恶化、亲情淡薄等问题，但所有农民都真切感到了社会的进步、物质的繁荣。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使农民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农民支持的基础。

（2）建国初期实行的土地改革使真正的耕种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占农村人口多数的无地或少地农民（贫下中农）支持，是新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和巩固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前提；尽管人民公社化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严重灾难，整个公社时期农民收入都增长缓慢，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生产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从整体上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的发展、农民种田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繁荣的条件；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取消了对农民的制度束缚和体制性歧视。

（3）建国初期，楚乡能迅速取得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合作化的胜利并保持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是因为党员干部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农民群众的利益，解决了贫下中农的实际问题，启发了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59-1961年，楚乡粮食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除了持续干旱外，与干部脱离农民群众瞎指挥有重大关系。1962-1978年，楚乡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缩小为生产队并保持了生产队的稳定、水利建设提高了抗灾能力、种子改良提高了粮食单产；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和基础建设投入大。1978-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主要原因是农民集体的权利扩大、杂交水稻等良种的推广、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前的农田水利建设发挥了作用、计划生育减少了养育子女的数量。1990年后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乡村债务急剧增长，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和对农村干部的管理不到位；2001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乡村债务的锁定、农业直补到农户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增加了农民集体建设公益事业的困难和降低了村民自治能力，村干部的报酬由上级确定弱化了村干部服务村民的激励机制，财政支农资金的项目化降低了其使用效率和提高了腐败产生的机率。

致谢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感谢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首先感谢贺雪峰老师，主持设计了本书的最初调查提纲，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完善提了不少指导意见。特别感谢本书的7位口述者及其家人和所在村的村干部，但愿本书的出版能给他们带来精神慰藉，但愿健在者生活得更幸福、逝者能走得更安心！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事，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建设经费和博士（教授）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感谢合作伙伴陈涛，协助完成了本书的统稿。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毕于慧编辑，为本书的完善和出版付出了心血。

王习明

2014年春节于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