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科大师生笔下的春节《回乡记》

    2016-02-29 00:59:54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不同于网上热议的那些“道听途说”的返乡笔记,贺雪峰所要求的“回乡记”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客观,用最真切的文字让读者认识那些记忆中的乡村。我们在此选摘了几篇《回乡记》的内容,以呈现那份原汁原味的乡愁(内文有删节)。

    抢红包群累计的公益基金,给22个老人送去了大米和油

    ●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豫西山区,所在的栾川县是国家级贫困重点县。全县的经济主要有两个支柱,一是旅游业,二是工矿业。不过,近两三年来,工矿业的颓势已经越发明显,旅游业吸纳就业人数相对有限,因此,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

    2015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一看才知道是自己家所在的一个自然村的群,群名称是“庙沟公益红包群”。这个群是一个定位公益的群,主要是为所在的自然村开展公益事业。如何开展公益呢?聊天群将抢红包变成了累计公益资金的主要手段,并且规定,任何人抢到超过50元的红包,要如数奉还红包;如果抢到的红包低于50元,则要双倍发红包。正是这样的规定,让我们这个群在2016年的1月底,已经积累了3100多元的公益基金。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腊月二十),本群委托在家乡工作的几个人为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送去了一袋大米和一桶食用油,获得这项公益的老年人共22个。因为资金有限,所以规定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能获得大米和食用油。

    目前,我们的这个群里共有80人,其主体是80后的年轻人,占比约70%。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尽管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生活的空间并不在村庄,但是因为对家乡的那份深入血脉的感情,他们不能也不愿忘记仍然生活在家乡的父老。如今,社会上流行“乡愁”病,面对家庭是不断的抱怨和哀怨,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微小公益做起,从自己的实践做起来改变你所不愿意看到的家庭变化呢?我想,应该是选择后者。我们不应成为没有行动力的“怨妇”,而是应将自己的不满、忧虑和惆怅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乡愁是谁的乡愁,如果作为家乡人,你都不去关心,或者说这种关心只停留在意识和口头上,那么乡愁只能变成我们这些离乡者无情消费的伤痛。


    往年自制的特色年货渐渐淡出农村家庭餐桌

    ●杨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大年初二的时候,最小的妹妹一家来拜年,提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六个核桃”,另一件是牛奶。这是农村拜年很常见的年货礼品。等他们一放下礼品,我就瞅出了名堂,他们提的不是“六个核桃”,而是“六果核桃”,包装与“六个核桃”都一致。

    后来我到镇上的批发店去看了下,各类包装精美的年货确实掺杂着了假货。一位经营批发店的亲戚介绍说,这两年假货其实少了,201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真的。

    那么,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会充斥着农村市场?

    我思考了一下,原因有很多。最直观的是这些假货跟真货的包装极为相似,只是在品名上稍作修改,很难分辨真假,加上农村人的辨识能力、品牌意识等本来就不高。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大,导致农村商家的违法成本很低。

    今年在拜年的观察和思考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用刻意去发现的问题,现在家乡人过年和拜年都是在市场上购买年货,而不再是自家制作年货。过去家家户户除了杀猪、磨豆腐之外,还要自制年货。自制年货一般是用米粉、面粉做成不同形状、花样的东西,再进行油炸或蒸煮。等过年的时候,餐桌上摆着的都是这些年货;年后出行拜年,篮子里挑着的也是这些年货。

    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经多方访谈证实,那些原本属于城市市民消费的产品,是在2007年、2008年左右成规模地摆上了农民的餐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不再大规模自制年货,理由是吃的人少了、人懒了。偶尔还有人家做,也是用做零食,而不是用于招待客人和拜年。也就是说,从2008年左右开始,城市消费品全面取代农村自制消费品,成为农民餐桌上的主要消费品,也成为农民过年往来的礼品。也就是说,农民对城市消费的需求,是突然之间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不是充分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需求。

    在传统文化习俗中,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五,会有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本行政村有一座“三王庙”,据说供奉着天上的三位王爷,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五是三王爷的祭日。当然,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相信这个,会在那一天去庙里烧香、烧纸,许愿或者还愿,也多是祷告风调雨顺、子女平安、多多从善。在那几天,会看到很多老人和小孩,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吧,这种虔诚的信仰成了那些老人强大的精神支撑。

    村里仅有的两个传统文化——花轿和唢呐,也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境地,年轻人很少愿意传承这份祖先以此为生的手艺。有时常常会想一个问题:从计划生育开始的那一代已经长大成人,独生子女居多,家里对这些90后和00后很是娇生惯养,所以父母从来不让他们下到田地从事农活,导致现在很多的农村孩子不会干农活,他们也不愿意干农活,他们心满意足的享受着城里的生活。然而,这些孩子禁不住诱惑,早早的辍学外出打工,没有技术,多是做一些体力活。他们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却没有掌握进入城市的本领、渠道,也很难在城市建立起他们发展的社会关系。从十六七岁开始漂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打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当他们到五十多岁时,体力衰退,去城里,进不去,没有技能,无法安身立命;回农村,自小父母没有教他们种地的技能,又不会种地。他们的一生常常经历着这样的轨迹: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再打工,为儿子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抱孙子……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终此一生。若是儿孙孝顺,还好!若是不孝,就是一个大写的悲剧。


    故乡的自然风貌尚能使我们回忆起久远的生活,常常在想,今天土地上的原住民将走向何处,他们能否找到精神寄托和家园归属,摆在面前的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故乡,似乎不再是童年时的那个故乡了

    ●陈光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村里人笑称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在我们家乡这边婚嫁成本确实不低,娶个媳妇在新房、家电、彩礼和摆酒上的花费加起来需要30万元,几乎是父母全部积蓄。农村高额的婚嫁成本已然成为普遍性事实,物质条件仍然相当重要,但是从笔者过年回乡的访谈中发现,当男女双方考虑到婚姻的稳定性时,经济条件和彩礼不再是谈婚论嫁的绝对标准。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合得来,能够好好过日子,双方父母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折中妥协。

    ——张丹丹(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近几年,家乡婚嫁观的演变》)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读书考学虽然不是农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是又有谁敢说读书不是一条很好的农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出路呢?正如村庄中那两条或明或暗的发展轨迹一样,家庭中的子女如果没有考上大学,要么打工、要么做生意,但是要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定居,完成家庭的城市化进程却有些困难。如果家庭中的子女考上了大学,虽然并不一定能够轻松地实现家庭的城市化进程,但又实在不失为一条好的道路。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读书:农村阶层上升的动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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