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不同于网上热议的那些“道听途说”的返乡笔记，贺雪峰所要求的“回乡记”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客观，用最真切的文字让读者认识那些记忆中的乡村。我们在此选摘了几篇《回乡记》的内容，以呈现那份原汁原味的乡愁（内文有删节）。
抢红包群累计的公益基金，给22个老人送去了大米和油
●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豫西山区，所在的栾川县是国家级贫困重点县。全县的经济主要有两个支柱，一是旅游业，二是工矿业。不过，近两三年来，工矿业的颓势已经越发明显，旅游业吸纳就业人数相对有限，因此，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
2015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一看才知道是自己家所在的一个自然村的群，群名称是“庙沟公益红包群”。这个群是一个定位公益的群，主要是为所在的自然村开展公益事业。如何开展公益呢？聊天群将抢红包变成了累计公益资金的主要手段，并且规定，任何人抢到超过50元的红包，要如数奉还红包；如果抢到的红包低于50元，则要双倍发红包。正是这样的规定，让我们这个群在2016年的1月底，已经积累了3100多元的公益基金。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腊月二十），本群委托在家乡工作的几个人为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送去了一袋大米和一桶食用油，获得这项公益的老年人共22个。因为资金有限，所以规定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能获得大米和食用油。
目前，我们的这个群里共有80人，其主体是80后的年轻人，占比约70%。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尽管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生活的空间并不在村庄，但是因为对家乡的那份深入血脉的感情，他们不能也不愿忘记仍然生活在家乡的父老。如今，社会上流行“乡愁”病，面对家庭是不断的抱怨和哀怨，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微小公益做起，从自己的实践做起来改变你所不愿意看到的家庭变化呢？我想，应该是选择后者。我们不应成为没有行动力的“怨妇”，而是应将自己的不满、忧虑和惆怅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乡愁是谁的乡愁，如果作为家乡人，你都不去关心，或者说这种关心只停留在意识和口头上，那么乡愁只能变成我们这些离乡者无情消费的伤痛。
往年自制的特色年货渐渐淡出农村家庭餐桌
●杨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大年初二的时候，最小的妹妹一家来拜年，提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六个核桃”，另一件是牛奶。这是农村拜年很常见的年货礼品。等他们一放下礼品，我就瞅出了名堂，他们提的不是“六个核桃”，而是“六果核桃”，包装与“六个核桃”都一致。
后来我到镇上的批发店去看了下，各类包装精美的年货确实掺杂着了假货。一位经营批发店的亲戚介绍说，这两年假货其实少了，201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真的。
那么，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会充斥着农村市场？
我思考了一下，原因有很多。最直观的是这些假货跟真货的包装极为相似，只是在品名上稍作修改，很难分辨真假，加上农村人的辨识能力、品牌意识等本来就不高。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大，导致农村商家的违法成本很低。
今年在拜年的观察和思考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用刻意去发现的问题，现在家乡人过年和拜年都是在市场上购买年货，而不再是自家制作年货。过去家家户户除了杀猪、磨豆腐之外，还要自制年货。自制年货一般是用米粉、面粉做成不同形状、花样的东西，再进行油炸或蒸煮。等过年的时候，餐桌上摆着的都是这些年货；年后出行拜年，篮子里挑着的也是这些年货。
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经多方访谈证实，那些原本属于城市市民消费的产品，是在2007年、2008年左右成规模地摆上了农民的餐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不再大规模自制年货，理由是吃的人少了、人懒了。偶尔还有人家做，也是用做零食，而不是用于招待客人和拜年。也就是说，从2008年左右开始，城市消费品全面取代农村自制消费品，成为农民餐桌上的主要消费品，也成为农民过年往来的礼品。也就是说，农民对城市消费的需求，是突然之间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不是充分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需求。
在传统文化习俗中，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五，会有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本行政村有一座“三王庙”，据说供奉着天上的三位王爷，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五是三王爷的祭日。当然，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相信这个，会在那一天去庙里烧香、烧纸，许愿或者还愿，也多是祷告风调雨顺、子女平安、多多从善。在那几天，会看到很多老人和小孩，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吧，这种虔诚的信仰成了那些老人强大的精神支撑。
村里仅有的两个传统文化——花轿和唢呐，也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境地，年轻人很少愿意传承这份祖先以此为生的手艺。有时常常会想一个问题：从计划生育开始的那一代已经长大成人，独生子女居多，家里对这些90后和00后很是娇生惯养，所以父母从来不让他们下到田地从事农活，导致现在很多的农村孩子不会干农活，他们也不愿意干农活，他们心满意足的享受着城里的生活。然而，这些孩子禁不住诱惑，早早的辍学外出打工，没有技术，多是做一些体力活。他们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却没有掌握进入城市的本领、渠道，也很难在城市建立起他们发展的社会关系。从十六七岁开始漂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打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当他们到五十多岁时，体力衰退，去城里，进不去，没有技能，无法安身立命；回农村，自小父母没有教他们种地的技能，又不会种地。他们的一生常常经历着这样的轨迹：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再打工，为儿子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抱孙子……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终此一生。若是儿孙孝顺，还好！若是不孝，就是一个大写的悲剧。
故乡的自然风貌尚能使我们回忆起久远的生活，常常在想，今天土地上的原住民将走向何处，他们能否找到精神寄托和家园归属，摆在面前的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故乡，似乎不再是童年时的那个故乡了
●陈光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村里人笑称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在我们家乡这边婚嫁成本确实不低，娶个媳妇在新房、家电、彩礼和摆酒上的花费加起来需要30万元，几乎是父母全部积蓄。农村高额的婚嫁成本已然成为普遍性事实，物质条件仍然相当重要，但是从笔者过年回乡的访谈中发现，当男女双方考虑到婚姻的稳定性时，经济条件和彩礼不再是谈婚论嫁的绝对标准。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合得来，能够好好过日子，双方父母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折中妥协。
——张丹丹（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近几年，家乡婚嫁观的演变》）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读书考学虽然不是农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是又有谁敢说读书不是一条很好的农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出路呢？正如村庄中那两条或明或暗的发展轨迹一样，家庭中的子女如果没有考上大学，要么打工、要么做生意，但是要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定居，完成家庭的城市化进程却有些困难。如果家庭中的子女考上了大学，虽然并不一定能够轻松地实现家庭的城市化进程，但又实在不失为一条好的道路。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读书：农村阶层上升的动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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