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期间，与刘成良、李婷、周业芳在浙江诸暨璜山镇桥下村开展社会调查，发现这里的社会行动单位与中部原子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湖北荆门原子化地区，家庭是重要的行动单位，即使亲兄弟与别人闹矛盾，也没有一定要帮忙的义务，并且在评价双方矛盾冲突时，常常站在一般的道理上，并不特别为兄弟开脱罪责。虽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桥下村也越来越像湖北荆门一样以家庭为行动单位，但是在调查中还是比较强烈地感受到，在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房头结构在规制村民的行动，并对村庄的治理活动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房头结构在丧事办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同一个太公下来的，都有一个供房，要是有白事，事主不必每家每户去请人来帮忙，房头内的人，只要是在家的，无论男女老幼都会主动过来，帮助打扫供房等，而房头外的人是不必过来的。其二，房头内部人无须上人情，只帮忙，并且最近几年，事主还要支付给房头内部凡是来帮忙的每户100元现金，作为回礼。其三，丧事一般会办三天，但只是在送葬的那一天中午才是正餐，酒席办得才最正规，最上档次，其余时间，房头内部帮忙的人，只需多做几个家常菜吃饱肚子即可。其四，房头内部人要参加丧事的相关仪式，比如，为老去的人洗澡，要由道士去河里买水，到河边后，道士会念念有词，并将几块硬币扔到河里面，然后舀水，回来给死者洗澡，剪指甲，洗脸……，在整个过程中，房头里的人都要跟随；另外，房头内部人还要将逝者送上山。可以说，在丧事办理过程中，不用请就来帮忙，不上人情，吃得随便和参加相关仪式等，都表明了一种内部人的身份，表明了一种内部人的认同，这种认同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单位的区分。

其次，房头结构可以有效调解内部矛盾，促进内部团结。

这里是没有族长的，出现纠纷一般找村干部出面调解，但如果是房头内部闹矛盾，也常常找房头内部的主事者来调解。主事者大多都是房头内部的精英人物，头脑灵活，处事公正，并且常常担任过村干部职务，往往集村庄的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于一身，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自然选择。桥下村支委赵水大是赵姓二房的主事者，他说前几天刚刚调解过几个兄弟间的矛盾，他们的母亲过世，因为共办丧事，所以与这几个兄弟同时来往的亲戚朋友，只上了一份人情，但是这几兄弟平常与这些亲朋好友来往的人情却多少不一，如何分配这些人情开支，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几兄弟闹起了矛盾，最后，只好请赵水大来调解。赵水大了解实情后说，不管多少，都平分，所有的人情钱，先用于办丧事，并且肯定不够办丧事，不够的再平摊。即使家庭条件不好，也一样对待。主事者发话了，并且对事情的判断也公正，几兄弟熄灭了争闹，生活回归正常。

我们问赵水大，有没有房头内部两家人闹矛盾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他说，这种事情很少，办白事时，有矛盾的都要来。这次我的一位堂叔过世了，有一位与我堂叔闹矛盾的就没有参加，因为两家的地挨着，平时耕种时，你挖过来，他挖过去，日积月累就产生了比较深的矛盾。但是老人之间闹了矛盾，下面的人还是要去帮忙的。关系不好的，也要去帮忙，因为以后还要别人帮忙的。如果不去，我就要出面说了，怎么能够这样呢，以后你们还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我们还问赵水大，在调解中会不会得罪人？他说，肯定会得罪人，但是别人来找我，我肯定要去。得罪人是肯定的，因为利益分割可能保证基本公正，但很难满足矛盾各方的预期，感觉利益受损方当然会对调解者有意见了。但是只要别人来找，赵水大就会去，这在湖北荆门人看来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得罪人不讨好的事，是可以回避的，并且，别人也不好意思怪罪自己。但赵水大要去，因为房头总要维持内部团结，总不能搞得乱糟糟，并且一个房头内大家往往只挑选一个主事者，这样主事者就承担起维护本房头团结的责任，既然如此，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要对得起这份托付与信任。

赵水大作为房头的主事者，调解了房头内部两种矛盾：一种是房头内部兄弟之间的矛盾，一种是兄弟之间的矛盾引发的家庭之间的矛盾。兄弟之间的矛盾常常因事而起，房头内主事者只要公正评判，讲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来，矛盾也就顺理成章的解决了，如果实在不能解决，也不能成为家庭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不能成为跨代际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可以将房头内部的矛盾尽可能控制在小的范围内，并且使这种矛盾失去了代际传递性和扩散性，所以就能够持续性地保持房头内部的团结。

再次，房头结构在村庄政治中具有一致行动的能力。

房头常常作为一个单位来面对村庄的政治活动。桥下村村两委选举，常常要拉票，而拉票有许多讲究，其中之一就是要拉住房头的主事者，只要房头的主事者确定支持谁，大家都会跟着投票。流霞畈村四组的小组长说，他们小组有90多户人，每次选举拉票者只需要搞定七八个房头的领头人，基本上就可以拉到整个小组的票了。若干个小型房头联合起来常常可以战胜大的房头，在村庄选举中胜出。桥下村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其中月形山下村以前的村委竞选尤其激烈，原村委会主任斯智勇说，村委会竞选就像是美国的总统竞选一样激烈，最不可思议的事是我居然战胜了钟世明当选为村主任。钟世明有29个堂兄弟，二舅子在市里当副局长，舅子的舅子还是省里的领导，外婆家也在同一个村，势力相当大。有村民说，这个家族平时走路都是横着走的。但是斯智勇联合赵满德、钟建华、钟华高、钟铁成等几个中小型房头，搞起了一个竞选班子，抱团选举，最后居然打败了钟世明。

此外，在村庄中村民之间发生矛盾，往往要比较背后房头的势力，并根据这种比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流霞畈村四组钟定梅和戚建宁两家分了宅基地，却无法建房。主要是因为同一排的蔡姓阻挠，说他们建房会挡住他们的阳光，使空气不能流通。这完全是霸道理由。我们问钟定梅，有没有试着去平整一下地基？他说，没有。我们又说，你怕什么呢？国家已经通过审批了，表明国家赋予你建房的权利，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吗？他说，不可能的，平时，只要我往那边走，那个蔡老头子就说，你不要来建房，你建不成的。上次戚建宁一家准备建房，拖了一车泥土平整地基，蔡老头就躺在马路上并不断滚动，说戚打了他，一番闹将下来，唯一的一次建房行动宣告破产，并且一直到现在蔡老头都还要戚赔他的医药费。本来戚有两兄弟，下面还有两个儿子，但是蔡姓房头算下来有20多家，力量悬殊实在太大。在钟定梅看来，蔡那么大的势力，戚都无法撼动其毛发，而自己家三代单传，更是无法与其争锋，所以连象征性地表示要建房的勇气和行为都没有，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上访，寄希望于上级政府给村庄施加压力从而解决问题。

最后，房头结构使村庄无法生产公共性价值。

刘成良说，桥下村是他调查过的所有村庄中最没有公共性的村庄。村庄为什么生产不出公共性的价值呢？主要是与房头行动单位相关。其实，房头内部是有公共性的。从上面的介绍也可知，这种公共性表现在白事的相互帮忙，房头内部不用上人情，房头内部可以只吃家常便饭，房头内部纠纷调解中讲得通道理，可以将房头内部的矛盾控制在当事人之间，并且房头主事者常常可以出面化干戈为玉帛。也就是说，房头结构内部存在一个小公，在这个场域中，行动要遵循现成的规则，个体的私如有违房头的公，就会遭到房头内部的重重压力，最终个体不得不放弃私而遵从公。房头就是靠互助、讲理和维护内部团结等公共性价值来不断整合、修复内部的人际关系紧张，从而使房头成为一种持续的行动单位。

但是房头内部的公共性价值却无法外溢成为整个村庄的公共性价值，因为房头之外，多是利益之争，并且这种利益之争需要以房头为单位作战，对内对外怎么可能一样呢？这种状况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村干部的内部消耗战。桥下村村级组织比较薄弱，这与村干部中的派性有关。村民反映，桥下村村干部至少存在三派，书记主任各为一派，村委中的文书为一派，村干部之间常常闹矛盾，特别是书记主任两个主职干部之间相互计较太深，我们在与他们座谈时，他们都不断表扬自己，并攻击对方所谓的缺点。是不是只有桥下村是这种争斗状况呢？后来听璜山镇委周副书记介绍，村两委不闹矛盾的并不多。我们分组调查的桥下村、璜山村和溪北村，只有璜山村比较稳定，溪北村与桥下村一样村干部分成了两三派，在村庄权力场域中展开激烈的角逐。这种激烈的角逐，主要是因选举中形成的派性造成的。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说，选举最容易制造村庄矛盾了。选举是以房头为单位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就形成了村庄派性。选举结束了，但房头联合形成的派性间的分歧矛盾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乡村治理中，这些派性仍然相互排斥，而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治理措施，都表示有问题，不能这样干，而最好那样干。这种无论对错都持反对意见的做法，在长期的强化中最后就形成了“对人不对事”的行为规则。既然如此，村庄还怎么可能形成公共性价值呢？

房头内部有组织性有公共性，能够讲得通道理，能够将家庭之私化解于房头的公，但房头及房头联合之私却无法化解于村庄的公，这不断消解了村庄的公共性，使村庄治理陷入纷乱之中，并且这种派性争斗会阻挠各种政策的落地。例如，流霞畈村的宅基地在2008年集中审批了30家，其中有28家是批在农民的口粮田上，如果村庄用地紧张批在口粮田上也是可以的，但关键是当时村干部，就没有做工作将这些田的权属收归集体，然后再批给这28户，这样造成这28户的宅基地具有双重权属，引发了长达八年的冲突，没有一家能够造得了新房，一些家庭至今无法娶进媳妇，完成家庭再生产。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有村民说，其中一条原因是，当时的村干部处于派性斗争之中，就是不想让镇里的政策在村庄内部顺利实施。

作为一个行动单位的房头，以及房头联合造成的派性，成为村庄治理中的重要变量。正是由于房头内的较强公共性消解了村庄的公共性，使村庄治理出现诸多乱象。这里的房头行动单位与华北平原上的小亲族很相似，是兄弟与堂兄弟之间的联合与抱团，这种联合常常造成“小公大私”现象，即针对于个体而言，房头就是一个小公，有明显的规则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如果个体的行为有违小公，就会遭到社会性惩罚，并且常有房头内部精英出面进行规治；针对于村庄整体而言，房头就是一个大私，每个房头会将本房头的利益置于村庄利益之上，“对人不对事”，大多从有利于房头的私出发，而忽略或支解了村庄的公共利益。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