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双村有大约四五百名外来者，来自不同省份，但以安徽为多。安徽人在北双村做什么呢？一位老干部介绍，有一位包了300亩种水稻，有两家承包了250亩地种草皮，有五至六人合伙承包了300亩地种芦笋，还有一家转包了100亩种水稻，剩下的人大多都谈不上有多大的规模经营，都是小规模种植或者打零工，如有一家三口承包了14亩多地种绿叶蔬菜，有一位边种地边做木匠等。他们更多具有曹锦清老师所说的“农民农”的身份。他们已经成为村庄内的主要劳动力，已经成为村庄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村庄，村庄也不想完全接纳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村庄内存在，是因为村庄还需要他们出演村庄利益的捡漏者的角色，但是他们正在遭遇一些人为设置的困境，前途未卜。

北双村内很多安徽人是从浦东过来的，因为浦东发展比较快，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值钱。此外，朱灵艳说，上海正在搞减量化活动，要减少落后产能与低端劳动者，特别是近三个月来将很多河南人、安徽人和山东人赶出上海，有很多种绿叶菜的都到浙江去了。阿宋一家三口是2014年从浦东过来的，那时浦东地租要1000多元一亩，而崇明北双村只要900元一亩，并且当时说一亩还有几百元的补贴，经朋友介绍后就过来了。现在他和老婆、大女儿一起租了14亩多地种蔬菜，就住在菜地旁边的棚子里。一年下来，他自己说大约有个五六万的收入，但也有人说要达到10万以上。但也有一直在北双村打工的，老李就是九十年代从安徽老家过来打工的，原来老婆孩子都在这边，近几年，回老家去了，只剩自己一人在这边打零工捡些田种。他租住在一农户家中，两层的小楼，一年租金1000元。一年下来，收入差不多有个四五万元，除掉打牌输掉几千元和喝老酒等生活开支，大约剩下两三万元可以拿回家去。

安徽人为什么能够在崇明获得发展空间呢？主要是因为崇明人不喜欢种地，对土地没有感情，他们向往过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一批人通过考学出去了，剩下的大多到上海或县城打工，到上海打工的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在上海开出租车，他们觉得在上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崇明人特别好面子，对于日子也不追求特别的好，只要和大家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与大家差太远。正因为有这个不是太追求上进只要与大家差不多就行的思想存在，崇明人就不可能在家务农，别人都在上海发展，自己怎么可能在家种地呢？此外，崇明人还比较懒，他们认为在地里干农活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宁愿带着老婆孩子在上海租住在小房子里，男人没日没夜地开出租车，女的在家烧饭带孩子，也不愿留在崇明乡下。村庄里的年青人都出去了，剩下的老年人也不情愿种那么多的地，因为他们有相较中西部每月72元来说要丰厚10倍多的养老金，两位老年人，一年下来也有个一两万的收入，只要不生大病，这些钱用于吃饭、人情等必要的开支，是完全够用了。如果将田流转出去，还可以得上一笔租金，这笔租金与自己耕种的收益差不多，并且自己还可以给别人打工赚一部分工资，几方面算下来，将土地流转出去比自己种要划算得多。正因如此，耕种土地的收益对于村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重要，于是他们常常主动遗弃了这部分收益，有时还特别渴望有人来流转自己的土地。这大概就为安徽人在崇明获得生存发展的土地空间提供了条件。

安徽人在北双村获得了生活生产的基础条件，但是并不具有村庄成员的完全身份，而只处于一种半成员的身份状态。首先，安徽人在社会层面具有村庄成员的完全身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崇明人特别重视丧事，不管谁家的丧事，同一个小组内的所有成员都要去帮忙，还要大办两三天时间。如果安徽人种有本小组的土地，小组长或者其他人员到时就会去告诉他，要他来参加丧事。队里人认为，安徽人种的是原来队里的土地，就像是队里人一样了。而队里的人都要参加队里的丧事，所以必须要过来参加。老李就说，只要小队里有丧事，就会有人来告诉他，他就会停止打工去参加，还要在一起吃喝两三天，并且还要与队里一样每次要上150元的人情钱，2015年共参与了四次丧事，共花掉人情钱600元。另外有12天没有参加工作，他工作一天得工资160元，这样算来，损失1920元，两项相加，人情共投资2520元，这可是老李全年十分之一的纯收入啊。看来，安徽人在当地人情投入成本是比较高的。二是参与村庄闲暇。老宋没有时间参加村庄的闲暇活动，因为他太忙了，成天要种菜卖菜，还要接送小儿子到启东去上下学（北双村近两年提高了外地人子女入学的条件，不收他的小儿子），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到村庄去转一转。老李就不同了，他做木匠活，有时候会暂时没有工作，有时候可能下班时间早一点，他就会到村庄小卖部找人玩，那里有麻将室，他常与另一位安徽人一起再找两位本地人打麻将，如果那位安徽人不在，他也会参与当地人打麻将。他说，今年打麻将已经输掉了两三千元。他还经常与当地人相互窜门，相互闲聊。我们几次在村庄内散步，都看见他与当地人在一起热聊，毫无隔膜感。可见，安徽人在社会生活层面已经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了，既有人情往来，又有闲暇交往，完全没有排斥感。

其次，安徽人在政治层面上并不具有村庄成员身份。每次村里有什么工作要小组做，或者要选举，队里都不会通知他们。每到年终，村集体经济要分红也不会通知他们，因为这时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利益份额。另外，北双村还刻意防止安徽人在本地拥有政治权利。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选举前，应当对下列人员进行登记，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一）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二）户籍在本村，不在本村居住，本人表示参加选举的村民；（三）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按这个规定安徽人只要居住一年以上就可以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北双村却不想赋予安徽人这项政治权力。比如近两年，并不允许外地人直接向村委会流转土地，而必须要由本地人流转承包后再转包给外地人，他们说这样就可以避免外地人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本地人为什么这么防止外地人拥有村庄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呢？有村民说，主要是怕他们乱搞。怕他们乱搞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村庄存在大量的既有利益分配。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小队为单位核算的集体经济，垃圾桶、调料盒等平时作为本地人享受的福利……，这些利益是不能让安徽人享受的，这也是本地人死死扼守村庄政治成员权，不让安徽人获得的原因。要是安徽人获得了选举与被选举权，就相当于拥有了村庄的发言权，他们没有获得上述利益，他们肯定不甘心。一旦他们有一天当上了村干部，他们拥有更大话语权时，就有可能要求重新考虑利益分配，而如果将既有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安徽人，本地人享有的利益份额就会大大缩小，这正是本地所有人都最不情愿的事情。所以，一定不能让安徽人拥有村庄成员的政治身份。

社会层面的成员身份与政治层面的非成员身份相互叠加，使安徽人只能拥有村庄半成员身份，虽然有些不公正，但也并不影响安徽人在村庄中的经营获利。但没有想到的是，除了政治身份的严格限制外，当地近几年又提出了更多限制安徽人的规则，使安徽人有些呆不下去的感觉。

首先，子女上学的限制。现在北双村小学对外地人的子女入学有三条限制条件：一是要有当地的就业证；二是要有工作单位给交养老保险，并且要交满五年；三是承包100亩以上的土地。除了极少数外地人可以达到条件外，绝大多数外地人都面临子女入学难的问题。阿宋的二女儿在北双村小学读五年级，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限制条件，但北双村小学以及上海其他小学都不收入他的小儿子，只好到江苏省启东县（在崇明岛上）去读小学，每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一两个小时。孩子在上学后，与当地孩子的待遇也有差别，比如，当地孩子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但外地孩子还要交午餐费。

其次，对安徽人住宿的限制。原来安徽人都捡一些木板等在自家租种的菜地旁搭一个窝棚，一家人都住在窝棚内，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但离菜地近，随时可以下地干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可以节约一笔租房子的租金。虽说有点苦，但出来就是挣钱的，怎么方便怎么弄怎么节约怎么做，安徽人也能够忍受。可是近两年来，村里开始整治这些乱搭乱建，将安徽人搭的棚屋都视为违章建筑，要拆违，要让安徽人去租住本地人的房屋。提到这个，阿宋直诉苦说，我们种菜的，在菜地旁搭个棚子就可以了，这样种菜方便，租别人的房子种菜，附近又没有房子，租远了，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我们浪费不起啊。

再次，获得土地与土地补贴的限制。近些年，村里明确规定不允许外地人直接找村集体流转土地，要先由本村人找村集体流转后再转包给外地人，这样村集体就不再直接与外地人发生承包契约关系，外地人要是有什么事情就不能再直接与村里发生什么关系。这种转包后获得的土地在备案中还是挂在本地人的名下，与土地相关的补贴也可能会落在本地人的手中，而实际种地的外地人却得不到补贴。阿宋就是因为当初过来时，到处包不到地，只好由老乡介绍转包当地人的土地，开始说国家补贴阿宋可拿70%，而阿宋觉得自己只拿了30%，并且只拿了一年以后，第二年别人就说没有了，第三年直接报到村里，还没有批下来，而别人的都批下来了。阿宋说，补贴拿不到也没有办法，自己又没有时间去跑，也不知道找谁能够解决问题。国家输送下来的大量利益被村庄中承包土地的当地精英截获了。

此外，还有医保的限制。外地人只有到企业工作，交了养老金与医保后才能够办理医保卡，才可以在北双村卫生室看病拿药，因为村卫生室看病出药都要凭医保卡来刷卡打凭单，也就是说看病取药要上系统，不上系统医药丢了要受处理。安徽人在此看病只能自费，而自费要比一般的要高，所以出现了一些地下医生，地下医生有时候可以解一时之忧之急，但不受监管，往往存在很多方面的风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医疗事故，就会搞得人亡家破。

为什么要为外地人设置这么多的限制呢？就村庄治理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来人口生活环境脏乱差。外来人口一般都是从比较落后地区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对于自己生活环境都不会怎么讲究，一天从早忙到晚也没有精力讲究。没有房子，就在菜地旁搭建，还喂上鸡狗猪等，搞得乱糟糟臭哄哄，垃圾丢得到处都是。借住民房的周围也搞得到处是垃圾，随便堆放杂物。村里要创建美丽乡村时，曾请人将外地人所住区域整理好了，但没有几天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二是破坏生态环境。外来人来后，天天在稻田和河道里下地龙（鳝鱼）捞龙虾，河田里的东西都被他们搞掉了。他们还用农药洗龙虾，农药流进河道里造成了污染。他们一来就来一帮人，大肆捕捞破坏，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生态环境。三是不配合村庄的治理。从村庄里流转土地后，外地人就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了，要动一下地就要赔偿，就是村庄整体性规划需要在土地上施工，也漫天要价，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野蛮手段保护自己。他们法律意识比较低，超生现象也比较严重。而当下村庄为了完成美丽乡村、文明城镇等创建任务，都需要从村庄整体来规划与治理，外来人的不配合，使村干部很伤脑筋。就政策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出台后，上海就开始着手考虑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考虑该严格控制哪些外地人落户。上海有2400多万人，其中外来人口近千万。上海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要限制外来的低端劳动力在上海落户，政策就包括建设用地减量化与“腾笼换鸟”，要不断减少上海的工业用地，要将劳动密集型与一些如钢铁等老旧的产业迁出上海，与之相应的从业者也随之迁出上海；在城市郊区要以保护环境为重建宜居城镇，农村要搞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的最低标准是100亩。上海重新定位要从2020年的国际大都市转变为2040年的全球城市，因此当下就要着手产业升级与竞争力提升的全面规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前两个月就有近15万人逃离了上海。

老李说，这里呆不下去了，自己做完手头那个工程准备回老家找事情做了。老李是安徽人到崇明的资深打工者。九十年代就来了，当初到崇明时，小儿子是抱着出来的，一家人在崇明打工生活了二十多年，前两年老婆和两个儿子都回老家去了，主要是这里找不到像样的活干，孙子在这里又没有学校可以上，所以不得不回老家去。原来老李一家在这里包了40多亩地种水稻小麦，现在不包了，因为上海市要在崇明岛搞生态林建设，流转农民的土地种树，土地价格也随着生态林的补偿价格一路上涨，现在达到930元/亩，种大田作物基本上不赚钱。好的是，老李在崇明打拼二十多年，在老家为两个儿子各盖了一栋楼房，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并且都抱上了孙子，所以老李谈起未来，还是相对轻松的。就是在崇明无法干下去，回老家也没有更多遗憾，因为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何况六十岁的人了也该重归故里了。

但是阿宋情况不一样，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哎呀，对未来啊，未来很麻烦的。不在这里包土地种菜吧，回老家我干啥？二女儿明年要上初中了，高考吧也不准在这里考，回去迟了吧，两边教育有差距，孩子又跟不上，小儿子读书也很远，接送都不方便。让老婆回家带孩子读书吧，我一个人又无法在这里种菜。唉，现在想来是再过两年，等二女儿读完初一后，就回老家去了。阿宋摆出了一连串的无奈和没有办法。阿宋已经年达49岁，小时因家里穷没有上过一天学，现在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多读点书。三个小孩，大女儿21岁，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种菜，帮衬大人解决生活负担。阿宋的想法是要让两个小的多读点书，只好牺牲大女儿了。二女儿读五年级，小儿子刚刚上小学。可以说，正是人到中年，赚钱和孩子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肩上的担子是最重的时候，两者有一个出现问题，都会给自己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是上海对外地人的限制，使阿宋在此赚钱越来越难，孩子又无法在此正常读书，所以谈到未来真是一筹莫展啊。

这里有一个悖论，市里要求外地人必需搞规模经营，但村里又不再与外地人签流转土地合同。村干部们都认为，说到底，就是要赶走外来户。真是一言以蔽之，准确地阐释了上海的政策意图。但是上海的转型升级和建全球城市真的必需赶走外来户吗？从经济学社会学来看，外来户能够在上海生存就说明，上海还有大量为本地人所遗弃的利益需要外来人来充当捡漏者的角色，需要外地人的低端劳动来为上海做出贡献，外地人为上海的发展发挥了正功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海曾几何时一直是这些捡漏者的梦想与天堂，可当下他们却随时都在准备逃离，这到底是上海的幸事还是上海的悲哀！上海是不是应该宽宏大度一些，让这个时代的小人物能够继续保持梦想，让他们能够将上海作为歇一歇脚的地方，就像《张三的歌》里所唱的：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

但是心里充满著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