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变革、权力关系与监督的“实现”

——基于对杨村村级服务大厅的考察与分析

邢成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村级服务大厅的建立改变了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空间结构，而这种空间的改变则调整了以往干群之间的权力关系。服务大厅的可视化结构使得公共权力的运作得以被监督，村干部增强了服务意识，也落实了权力的公共性质。在乡村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服务大厅具备了发动群众监督村干部的权力隐喻，同时也实现了国家权力对村干部的软性控制。当然，作为应对，服务大厅内的干群互动具有了“表演”的特点。服务大厅的出现让村干部的工作空间出现了公共与私下的两分，两种空间内的权力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服务大厅重塑以往干群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出一种新的村干部角色与行动逻辑。

关键词：服务大厅；村干部；空间；权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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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邢成举，男，河南洛阳人，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研究

Spacial changes, power relations and realization of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Yang village service Hall

Xing Cheng-ju

（Rural society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 service hall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 service Hall changed the spac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cadres using village power , and this change in space broke the origin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cadres and masses in the village. Visual structure of Service Hall enables the operation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supervised and the village cadres enhancing service awareness, and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powers implemented. In the context of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rural, service Hall has the power metaphor of encouraging the masses supervising cadres , and also realized the state power’s soft control of village cadres. Of course, in response, servic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ses and cadres in the Hal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ormance". The emergence of Service Hall has made the village work space divide into public and private two part, and powers have different operating logic in the two space. Service Hall remodels the power structure between masses and cad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rying to construct new roles  and logical action of village cadres .

Keywords: service hall; village cadres; space;public power;supervision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关于服务大厅和诸如行政服务大厅等现象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多数已有的研究都是从服务大厅的现实功能出发的，研究结果认为诸如服务大厅和服务中心类似机构和场所的设置方便了群众的需求，也提供了较为满意的公共服务，最后也提升了公共部门工作者的服务意识与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村级服务大厅的建设不仅是为了落实建设服务性基层党组织的目标，同时也是要改变村干部以往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已有一些学者针对村级服务大厅展开研究，主要有刘发祥和曾寿平（2007），刘武和朱晓楠（2006）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2010），毛永红（2010），台传英（2011）的研究都是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不过，对服务大厅这类机构和场所功能和效果的解释缺乏理论层面的分析与解答，也无法揭示服务大厅这类空间的建立是如何实现了上述的结果。好在，空间与权力相关的一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难得了基础。福柯在二十世纪的60年代就注意到了空间对于历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性。而这也启发我们从空间变革的角度来思考农村服务大厅的隐喻和内涵。空间或是建筑作为一种权力，这在中国传统时期的城市建筑和空间中体现鲜明。而这也同样启发我们从空间和建筑的特征上去理解村民服务大厅的理论内涵。

设置服务大厅这类场所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改变了工作人员的办公空间，而空间的改变也在其心理层面带来了改变，这正是社会学中空间转向所一直强调但却曾被忽视的内容。按照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和相关概念，社会是有时间、空间和行动所构成的复合整体，这个整体中，时间和空间的组合结构构成了行动的环境场域。这个场域可以让时空结构对社会行动本身形成显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社会行动也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塑和改变着已有的时空结果。最终的结构是社会行动具备了空间性的特征，同时社会空间也具备了社会行动遗留和改造的痕迹。在空间社会学看来，“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对于社会学来说，从空间观察社会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一种新颖且有力的前沿方法。”“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还有更多的研究都强调了空间对社会认知与社会理解的重要性。对于本文中探讨的村民服务大厅或是行政服务中心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工作空间的创造，其实就改造了工作环境中存在的人的社会行动。这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而是说环境改变的背后是社会期望和社会要求，进而是社会互动模式的变化。变化的空间构成了社会互动场域的一部分，而这种场域的变化是一定会打破既有的惯习，从而再塑造和培养出一种新的惯习。因此，从理论层面看，类似于便民服务中心这样场所的出现正是不自觉地对空间社会学理论进行应用的结果。“当代空间转向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我们进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本体论意义应当意味着任何社会行动都是空间性的行动，都有其具体的场所 ，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空间的构造。”这也告诉我们在服务大厅运行的背景下，村干部的行动与角色也不仅仅是服务大厅这个空间完全决定的，而是具有其自身能动性的。

1970年代以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空间转向，“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在现代性架构下认识到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试图以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而这种理论层面的转向，也引发了实践领域的变革。服务大厅首先是一种空间，这种空间的设置改变了以往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尼采说过，建筑是权力的一种雄辩术。而对福柯相关理论的研究也让我们发现，“空间是人类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投影，空间的生成必然包含了各种利益和力量的相互作用。权力的空间表述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控制，即是一种空间等级秩序的建立，是不平等空间关系的强化。”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建筑充满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农村调查的时候，你总会发现，邻居之间因为房屋高度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而这正是建筑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反馈，房子低的家庭认为房屋高的家庭“压”了自己一头，这对家庭的未来发展是不利的。

二、 实地调查村庄的基本情况

杨村位于宜昌市宜都市红花套镇，毗邻镇中心，本村接壤长江，村内有江道码头。本村是2001年原杨村、蔡家冲村和石桥子村4个村民小组合并而成的。现有村民1490多户，共有人口4400多人，有8个村民小组。村内现有耕地2300多亩，有桔园3000多亩。2011年本村生产总值达到1.2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大约为10560元。按照村两委对村庄发展的规划，预计到2014年本村生产总值将达到2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将达到1.5万元。本文所调查的村庄位于宜都市，“2011年全市投入2500万元，建成22个规范化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正是这方面的突出工作，本市成为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我们的调查在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对现存问题的分析来更好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而当地推动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的举动，并非是个案。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或是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的建设，是全国各个地方的普遍趋势。杨村内有道路45公里，其中37公里为水泥硬化道路，即90%以上的农户都可以实现硬化道路到户。本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了90%，自来水供应来自本镇内的自来水厂。10年之前，本村就基本上停止了水稻种植，目前柑橘种植已经构成了村民农业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按照一般年景的产量和价格计算，每亩桔园的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以上。本村现有桔园4300亩，每年桔子产量为2500吨。与水稻种植相比，当前土地的产出是很高的，因此村民也更加重视土地收益和经济林种植。

对上而言，杨村服务大厅的建设是回应了国家行政改革中要求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和简化服务程序的倡议；而对下，服务大厅的建设具有客观的合理性。正如，“城市规划所追求的理想的空间秩序受到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一样，乡村管理体制改革中推动工作空间的变革也是要打破以往管理中的不良利益和权力结构。在杨村，村干部现阶段中心工作就是协助政府和企业进行征地，征地作为中心工作也让村内的服务性和行政性琐事大量增加。从2003年至今，招商引资项目共占用本村土地1300余亩，今年规划占地面积为800亩。与这样大面积征地相联系的是，本村现有失地农民1500人左右。在该县，失地农民是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0.3亩的农民。本村的农民多数都要有多次的征地经历，这种多次征地的过程也让村民对征地事件本身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杨村是一个多姓杂居的村庄，该村庄并没有势力突出的单一姓氏，同时该村的居住历史并不久远。村庄的氛围是比较包容和开放的，外来的上门女婿可以很好地适应村庄生活。血缘关系、趣缘关系、友缘关系当中，血缘关系作用在弱化。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开始出现功能扩大的趋势。这是一个看重平等，强调能力，重视协调的村庄；村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可塑性；地域经济发展为这些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现代性因素进入后，他们可以快速接受和学习，因为村庄内传统的价值与规范已经丧失殆尽。

2006年杨村开始建设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即便民服务大厅。大厅内分别设置有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计生、民兵、宅基地、党团工作、纠纷调解等窗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窗口并不是一一隔开的，来办事的村民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窗口内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每一个窗口放有升降椅，村民来办事的时候可以坐着。而村民若是坐在椅子上的话，其位置是高于大厅内负责办理各种服务的村干部的。服务大厅设置在一楼，进入村委会大楼的正门，就可以一眼望尽大厅内所有村委会干部的到岗情况和到工作状态，而这也是村委会干部心知肚明的。新修建的村委会，有宽大的玻璃门窗，这也让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要更多地“谨慎”办事，因为距离镇政府只是几分钟时间，交通又便利，上级干部临时到访和监察工作的事情很多。加上村委会前经常有往来的群众，他们自然是不能懈怠。因此，工作人员的态度改变也是有外部因素考虑的。福柯对空间与权力关系的讨论，集中于纪律和规则的议题。“福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有着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制定的各种纪律，但是如果没有监督的存在，纪律就不复存在。而当大厅这种可视化的空间一直存在于村干部的工作过程的话，长久实践就会形成村干部的自我控制机制。

三、服务大厅：内容与方式

1、服务大厅的服务内容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讨论的服务大厅不仅仅指服务大厅的空间本身，而且还包含与大厅相联系的各项制度建设。因此，我们的分析既是空间的结构的，还是制度的。据杨村的登记资料统计显示，从2006年成立村级服务大厅以来，服务大厅已经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事项1200余件。其涉及的内容有：征地协调、社会保障、信访维稳、权益维护、纠纷调解、计划生育、民政救助、残联支持、党风廉政建设、民主监督、建房办证、就业信息、农技推广、农村政策宣传等方面。杨村，每年要出生40余人，这些新生婴儿的上户口等工作，以前都是要村民先来村里开证明，然后再到派出所去上户口的。而现在，村民只要拿着新出生小孩的出生证明和家庭户口本、身份证等资料，村干部会在所有事情办好之后，再通知村民。对于杨村而言，服务大厅内的很多工作，以前都是没有做过的。我们看表1的内容，在服务大厅建立前后，村级工作确实是不同的。

表1：服务大厅建立前后村级中心工作和村干部工作特征的变化

因征地而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为了安置他们，地方政府出台了为实地农民办理社保的政策，但是之前，村民要到村、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和保险公司三家单位去办理相关程序，而现在村民交材料给村干部，之后在村里领取社保卡就可以了。杨村最早的征地事件开始于2004年，那个时候还没有为失地农民办理社保的政策，2006年县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这就使得大量的村民需要往返与村、镇和保险公司之间，加上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很多办理工作是“吃力不讨好”。而服务大厅则为村民的社保办理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2012年底，杨村有2000余人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和保障问题，就业与再就业等问题，都是需要村干部去关注和解决的，杨村每年都要为超过200个失地村民办理社会保障。在服务事项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村干部较为固定工作时间和场所，村民的很多现实需要是无法满足的，他们的利益也会遭受损失。2006年以来，每年都要上门去收缴农户的合作医疗费用，而在服务大厅建设之前，村里都是要求村民小组长收取合作医疗费的，而现在则是自己亲自去收取与村民自愿到村委会缴纳相结合，缴费方式很灵活。全村，每年都会发生上100起的矛盾纠纷，以前村干部经常不在村部里，一些村民来找干部解决纠纷，却找不到人。而现在，大部分矛盾纠纷都是被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矛盾纠纷，还建立了工作台账，要求纠纷当事人在村干部的工作记录上签字。从2007年以来，村内登记的纠纷调解数量有较多的增加，不是说村内矛盾纠纷有大量增加，而是村干部参与解决并登记的纠纷事件增多了。2007年，村内纠纷登记34起，2008年是39起，2009年是41起，2010年是45起，2011年是33起。而纠纷的登记数量，在2007年之前，每年都是10多件。如果，没有村干部及时处理这些矛盾纠纷，小的纠纷就可能引发大的冲突。服务大厅的建立正在培养村干部的职业精神，而这对于服务职能的实现是有益的。

    2、服务方式的变化

村级服务大厅建设之后，基本实现了村民不出村便捷办事的目标。正如表1内容所示，建设服务大厅后的村干部工作方式有两点变化：“坐下来”和“走出去”。所谓的坐下来是指，服务大厅建设后，实行村干部坐班制，每个村干部只要不是因公外出，其都要到服务大厅坐班，每个村干部每天都要按照上下午的上下班时间进行签到。签到表，是对村干部工作进行考核的一项内容。相比于之前，村民找村干部办事经常找不到人，现在只要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6点，村干部都会在服务大厅等候着村民来办事。而所谓的“走出去”是指，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代办员”的职能（村干部是乡镇各个职能部门的村级事务“代办员”，“代办员”的身份，从建立服务大厅时就开始了），他们要积极了解村民的各种需要，对于自己能够办理的，就及时办理，强调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以前村民建房的话，村民不仅要首先村里开证明，同时还要到乡镇的土管所和城建所去办理相关手续；但是现在，村民只要准备齐相关资料，将其交给分管的村干部就可以了。“走出去”还意味着，村干部代替村民到乡镇的各个职能部门，为村民办事。在大部分村民知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代办的工作方式减轻了乡镇各部门的办事压力，也提升了村干部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村级服务大厅，还将各项事务的办理程序，都以流程图或是简明图片的形式，张贴在服务大厅的墙壁上。对于办理的各事项是否需要收费及收费标准等，也都公布在墙壁上，村民们来办事可以一目明了。同时，服务大厅还安排有村干部对来服务大厅办事的村民姓名及其事项、办理结果进行登记。当分管某方面工作的村干部不在村委会时，负责登记的村干部就会将待办事项告知该村干部。而这样的制度规定，是县级政府为了更好推进服务大厅工作而设置的。对于登记的事项，村支部书记还要进行抽查，确认村民要解决的事情是否解决。严格讲，服务大厅的服务流程有5个部分构成，即受理、分类接管、办理、督促办理、反馈结果，同时还规定了岗位负责、承诺服务、限时办理、责任追究的工作纪律。因有后备干部，服务大厅则可以真正落实对后备干部的检验和培养。此外，服务大厅还每年进行2次民主测评，主要是请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对服务大厅的运行情况和村干部的服务情况进行打分，打分的结果是上报给镇政府的，而这也是镇政府考评村两委工作的重要指标。

本质上，服务大厅就是把分散在各个办公室的事项集中在一个大厅办理，实现的是一站式服务。它不仅仅为村民办事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也为乡镇干部到村里办事提供了方便。杨村所在的镇，每个村子都有驻村干部，也都在服务大厅内有监督指导岗位，这样也便于村民咨询乡镇各项政策；同时，乡镇职能部门的干部，每周都有一天到村里办事，他们一般是选择比较偏远的农村进行各种事物的直接办理。服务大厅为公共服务下基层提供了舞台，例如，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可以定期到服务大厅给村民进行免费健康检查；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每年在服务大厅的会议室举办4次以上的农业生产与科技培训。以往，农民的低保证都是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办理下来，现在有了服务大厅之后，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办理。杨村居住最偏远的村民距离村委会有13公里远，他们若没有交通工具，要办个事情，来回就要一天时间。有了服务大厅之后，偏远住处的村民，只要打个电话，村干部就上门去取材料，或是集中几件事情后，到村民家里办理。

截止到2009年，杨村所在的县就已经实现了村级服务大厅或是村级服务中心的普及，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该县就已经启动了“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度，不过因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问题，该制度的效果并不理想。从2006年开始的村级服务大厅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也重视配套制度的建设，如今，服务大厅确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杨村所在的乡镇，镇村两级服务大厅和服务中心在2011年共接待群众来访、办事3833人次，受理各类事项3289次，代办事项1486件次，办结事项3289人次，解决群众中的各种困难3289个，化解矛盾纠纷1220件，还有其他方面的接待服务3220人次。而杨村每年受理400余次的来访和询问，每年代办事项500余件，在群众中的好评率超过90%。按照该县关于《村级便民服务室考核细则》的规定，村级便民服务大厅要接受40余项指标的考核，而考核结果与村干部工资收入与村级获得转移支付资金进行挂钩。为了便利服务，村干部还将自己姓名、电话、分管事项等内容印制在纸张上，每家都发上一份，这样村民办事既方便找人，又能够找对人。

3、服务大厅的制度建设与新近发展

杨村服务大厅的制度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第一是村干部坐班的制度，每周一到周五，村内分管各方面工作的干部，都要在服务大厅内坐班。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则是安排村干部到服务大厅进行值班。第二个制度是办理登记制度，即对所有来办理的事项进行登记，镇政府还专门印发了《来访登记薄》，只要是村民来村里办事的，都会由当天值班的村干部进行登记，登记资料成为村档案考核的一项内容。第三是回复与反馈制度，即对于当时可以办结的事情就在服务大厅内办理结束，而不能及时办结的，要告知村民原因并答复其多长时间内办理，办理完成后，村干部再及时返回村民消息。第四是督办检查制度，即首先要求各村对服务大厅的服务、管理、运行情况进行自查，之后是镇纪委牵头，重点对是否缺勤、离岗、态度粗暴、办事拖沓的现象的抽查和处理，这些处理结果是对党支部和村两委工作考核的重点之一。第五是村民督察制度，即村民选出村务督察组，对村里的政务、村务和财务进行监督，在其监督下，以往的村财务变换了形式——流水账后再次公开。

2012年伊始，杨村所在的县开始推动“网上群众服务中心信息平台建设”，其希望该信息平台能够与服务大厅的实体服务结合起来。在当地移动公司的协助下，实现手机与互联网的连结。2012年6月，全县123个村的网上群众服务中心信息平台建设完成。利用这个平台，村干部的工作效率也提升了。而这一平台的搭建也有利地促进了服务大厅的工作开展。

通过以上内容的介绍，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服务大厅确实改变了以往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以往农民不好办或是办不好的事情，村干部都进行了代办。村干部在制度建设下，也积极主动地工作，从而更好地实现了为村民服务。

四、服务大厅出现：背景与后果

关注服务大厅的时候，我们会谈论村干部服务角色的出现。村组干部服务性角色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即税费改革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各种资源，转而是向农村输入大量的资源。这缓解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服务的展开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践过程。基层政府的工作理念与理性也在发生转变，以往在汲取资源时候的公平与公正现在则更多地转变为分配资源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村干部是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的，所以在政府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况下，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是有差异的。“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而服务大厅的建设则暗合了对公权力行使的重塑。服务大厅在客观上呈现了“国家在场”的效果，而在服务大厅之外的工作则表现出“国家不在场”的特征 。村干部工作空间的转变是一种权力关系变革的“隐喻”。“施诸权力的人让自己的控制对象在空间上具有可见性。然而，权力本身则要寻求空间上的不可见性,它隐藏在权力对象无法企及的空间之中是最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在权力与空间关系上的辩证法。”当我们一直强调对权力的拥有者进行监督的时候，无法改变既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改变权力配置的空间结构似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我们面对高墙和严密看守的政府大院时，我们会有一种望而却步的想法，而这个就体现出了权力与空间结构的关系。西方城市广场的变革也同样展现出了这样的内容，“城市广场的产生得益于一种民主政体的支持，不同时代的权力特征赋予了城市广场不同的空间色彩。”从便利村民服务角度出发的服务大厅建设在无意识中形塑了干群间的新型权力关系。

1、管理的变革：服务大厅出现的背景

2001年本村与另外2个村庄进行了合并，这种合并的结果就是合并后的村庄面积有了相当大幅度的增加，本村现有地域面积是20平方公里，而这么大的范围内，只能设置一个村委会。一些居住偏远的村民要到村里办事情的话，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同时还不一定能够找到人。为了方便村民办事，村干部首先实行了坐班制，即村两委干部每周一到周五在村委会大楼坐班，按照固定时间上下班。而若是各个村干部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则村民还是不方便找人，于是就把坐班的村干部全都集中到了一起，使其一起办公，为村民办事提供方便，这样就产生了服务大厅。这个看似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新办公空间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在合村并组的情况下，三个村庄合并为一个村庄，村庄人口大量增加，而村干部人数没有变化。为了方便群众办理各种事物，以服务大厅的形式提供各种服务是更加便捷和稳定的。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不断深入，本村征地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服务大厅可以一站式的服务简化工作流程和问题，这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从上级政府一直向下延伸的结果。

2、服务大厅：监督的实现

服务大厅的出现也是乡镇干部对村干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种方式。“福柯说，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而这种监视在权力与政治的运作中更为显著。之所以称，服务大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村民监督，是因为很多村民都有一个感受：“现在到服务大厅里办事，村干部说话都很客气；我们办事也都比较顺利。现在我们只要从村委会前面经过，都会向里面望望，有时候还正好跟村干部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服务大厅促进村民监督是一定程度上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服务大厅也要面临乡镇干部的监督和突击检查。一般来讲，村干部要接受镇政府的考核，要与镇政府签定各种合同，要是村干部能够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各种任务，村干部就可以拿到全额的工资，不然就会扣钱。没扣掉一分，村干部的工资就少100多元。村支书和村主任每年的全额工资为1.5万元，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副书记的工资是正职村干部工资的85%—90%。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主要是从财务方面着手的，而来自乡镇政府的监督只能导致村干部的工作对上负责。如何实现村干部真正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呢？建立群众都可以看到的透明的服务大厅，使得村干部的工作处于众多无形的眼睛的监督之下。在对村干部的访谈中，村干部向我们反映：“在服务大厅里工作，不好好干都不行，老是感觉有很多眼睛在关注着你，因为村委会门前总是有人来来往往的。所以，我们在上班期间都是很规矩，很认真的。”这或许正是通过空间实现监督的一种客观反映。除此外，其他方面的监控也是存在的，正如对服务大厅的突击性检查也是让村干部很难预测的一种方式。正如总结的那样，“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有效监管，才能使行政服务网络平台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在监管上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电子监控，实行公开监督和加强窗口管理”。 “权力在传统社会主要通过国家机器的惩戒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等的规训来实行对人的控制与监视，由此，空间也就是一种通过权力建构的人为空间，是权力机构控制民众的一种方式。”权力能够监督民众，就同样可以监督管理者，而且实现了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制衡。从这个层面看，便民服务大厅的出现就意味着对村级干部的一种监督和监控。

此外，服务大厅的出现为村庄的后备干部提供了锻炼和实习的岗位与空间。后备干部的选拔也实行党员推举、群众推举和公开选举的方式，要保证村后备干部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优秀的选拔程序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后备干部能够成长为优秀的村干部，所以以大厅的方式让这些后备干部在新的环境中接受新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考察，也是对后备干部进行选拔和锻炼的重要环节。干群关系的变化也体现了国家权力体系的不同导向，“从符号象征到柔性渗透”。在国家权力的柔性渗透中，权力具有了隐匿性，而为了强化权力的公共性质，群众也得到了一定的权力配置。

3、干群关系的调整：村民服务大厅的客观效果

建立了便民服务大厅之后，村民最直接的感受是，“现在找干部变得容易了，也不需要到干部的家里去找他们办事了，还是方便了不少。干部们的素质好像提升了，对待我们也比较客气。”从村庄纠纷的数量看，近3年内纠纷的数量平均为31起，而在2006到2008年之间，该村年均纠纷数量是56起。对纠纷数量变化的分析可知，近几年村干部对村庄生活的积极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服务大厅的存在和坐班制度的实行使得便民服务大厅的服务性一面确实得以体现了，服务大厅也使得村干部的“坐班”得以实现。便民服务大厅的设置是为了让村民在找村干部办理事务时不会白跑腿，可以解决村民不能及时和合适地点找到村干部的问题。正如一些研究者所看到的，“服务大厅以‘公开透明、优质服务、便捷高效、群众满意’为宗旨，按照‘集中、高效、精选、强管’的原则进行运作。”理想层面的这种制度设计在其实践过程能够发挥正面的功能，但是其效果也不能被夸大。“权力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但是这并不否定其对实体物质空间生产的直接推动的授意。

服务大厅的出现，让村干部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利于村级服务型组织建设的。以往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是在幕后的，村民都是到各个村干部的办公房间去办事。而现在走上了台前，这种台前的互动使得以往通过权力与解决问题的交换而索取灰色化收入的事情有所减少。不过，这种台前的互动与工作只是一部分工作，而在幕后仍有大量的互动存在。服务大厅一方面强化了村干部的坐班制，村干部也有了“上下班”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村民的一个电话还是会让村干部忙活起来。现场办公，如征地、纠纷调解等，则注意了对事件的现实和细节的把握。杨村服务大厅已经有了6年的历史。大厅有统一的格局，要给村民提供桌椅，上级领导也要来检查。服务大厅的环境也可以塑造村干部的职业化品质与精神，但是若这种塑造是将村干部打造成类似“官僚”的那种理性人，则村干部就失去了对村庄发展本身的关怀，而会成为获得职业收益的工作者。当然一些村民对服务大厅的工作也产生不满，这种不满的原因表明上看是因为“工作量的增加，往往会影响办事效率和质量，这样会降低公众对该大厅的满意程度”，不过从杨村的实践看，我们访谈当中的多数人对服务大厅内的服务都持正面评价。服务大厅所呈现的工作方式是接近于城市社区的一种工作方式，工作更多是一种事务性内容。表面上工作透明、公正，而同时仍有一部分工作是不能放在服务大厅内处理的。大厅的出现有利于群众对村干部工作的监督，同时也有利于干部之间的相互监督。

五、服务大厅与村干部角色与行动的转变

在村庄大力招商引资的背景下，村委会的核心工作就是为征地工作扫清障碍，为进村的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建立这些企业对本村的良好印象。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杨村村委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各种服务：首先是扶持和协调项目进村时的征地问题；其次，村干部要做好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与村民有关的各项服务工作，例如，失地农民的问题、房屋拆迁和征地补偿、还有新宅基地的审批、提供计生保健等。服务大厅的设立有其现实需求，同时也有上级政府的意图即建设公共服务型村级组织。正如郭亮所发现的，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国家制度性权力的村庄落实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村干部日常工作空间的改变则导致其权力的行使被置于群众和国家“在场”的情境当中。从政治和管理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大厅的权力意涵，也是受福柯的启发。福柯认为“建筑自 18 世纪末期以来逐渐被列入到人口、健康与城市问题中，变成了为达到某种经济——政治目标的空间布置，并把全景建筑或圆形监狱作为权力运作的理想空间模式。” 而服务大厅正具有明显的政治和管理意图。

1、服务大厅对权力关系的改变与遮蔽

“建筑物的空间设计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改变，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实用和奢华，还要便于对建筑物内进行清晰而有效地控制，空间实际上充当了权力的帮凶。”从政府的角度讲，服务大厅是对村干部的控制与监督；而从群众的角度讲，服务大厅则是对权力弱势者的保障。当我们细细考察服务大厅给村干部带来的影响与改变后，我们会发现服务大厅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作用。

首先是服务大厅试图将村干部的行为和管理工作变得更加民主化和阳光化，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仍需要扩大这种效果；因为对村干部工作空间的强化使得准公务员的心态开始在村干部的心理和行动层面形成，上班，放假等概念成为了日常使用的话语。村干部向准公务员方向的塑造是其对新生工作环境以及乡镇政府监督与社会控制方式的一种“抵制”。村干部的准公务员心态和对上级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消极“抵制”带来的结果是，村干部无心村庄事务，而仅仅是为了一份工资和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而“上班”。这样就会导致村干部对村庄的发展和未来缺乏责任和担当，更不能在工作岗位上廉洁自律和为群众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其次，服务大厅隐藏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真实权力关系。正如，本文在上文中提到的，服务大厅将以往幕后的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行为搬到了台前，而这种互动环境的转换是不利于传统的村干部角色的发挥的，而转换却是有利于村民的。村干部表面上尊重与服务村民，是因为互动在公共的场合内进行，而且很可能被上级干部发现互动中不足存在的问题，因此村干部在服务大厅内的行动是具有隐藏性质的。台前的互动更多的是一些程序性工作的解决和落实，这个时候村干部的权力主要体现为“盖章”。也就是说，台前工作是显示村干部权力的工作内容，因为没有村干部的同意，村民许多正当和合法的事情是不能进行的；而到了幕后则是村民权力与干群关系互动的集中体现，这个时候的互动也是更加真实的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展现。许多希望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得自身或是家庭利益的村民，往往仍会选择与村干部进行“幕后”的互动。例如很多村庄公共工程的承包都是在“幕后”发生的。

最后，服务大厅规制了村干部的工作时间和范围，村干部在安排的坐班时间内不能轻易离开，要是离开的话，要请假并说明自己的去向。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的需要，同时抑制了村干部自由散漫的工作状态。在公共和公开的空间内，村民找村干部办事情的成本降低了，以前携带礼物来办事的情况较多，而现在这种情况减少了。现在办事情，只要来办事大厅就行，给村干部的礼物更多的是寒暄一下，递支烟，其他的就没有了。这至少让相当一部分不想跟村干部“套近乎”的村民，有了客观与公开同村干部打交道的机会和场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服务大厅之外，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就不复存在，在征地等涉及敏感元素的事件上，村干部走进村民家里或是村民走进村干部家里去办事的情况并不少见。此时，作为监督性的空间，服务大厅就无法发挥其监督作用了。

2、服务大厅与村干部工作逻辑的转变
    首先，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的工作已经失去了体制力量的充分支持，所以村干部的工作更多是是通过人情的交换和面子来换取村民对其支持的。村干部在服务大厅内的良好态度可以换得村民对其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因而村干部在服务大厅内的工作态度是与村民未来时期对其工作的态度相联系的。

其次，诸如征地这类的协调工作是不能在服务大厅内进行的，。征地掩盖了干部和村民相互之间的不满，碍于面子而暂时得到解决的工作和问题，很可能在干部与村民关系破裂时爆发出来。从村民小组长的角度看，其不能在服务大厅内公开抱怨村民的不听话，而村民也一般不用到服务大厅来指责村干部的不是，大家相互都要给对方面子和留下余地。在征地的工作上，村民是占据着主动地位的，村干部往往要入户做征地农户的工作，有什么要求（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都是在农户家里提出来的。因而，我们也可以体会，服务大厅其实也遮蔽了一些现实工作的展开。因为服务大厅的特殊性，村民不愿意到村里谈事，这样村干部的工作也会比较被动。服务大厅让村民和村干部都开始顾及自己在公共场合时候的言语与行动，而更多必须要通过争吵甚至是“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开始变得隐晦不明，其解决手段也无法公开和阳光。

最后，服务大厅内村干部的行为开始带有表演成分。村组干部都认为自己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无论是对上对下。他们的头脑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上级政府和村民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让双方都能够满意。而这样的平衡工作则是考验村组干部智慧与能力的主要表现，而对上下关系的平衡也是村组干部的真实行动逻辑。服务大厅内，村干部要表现出自己为村民考虑，为村庄整体发展考虑的一面，而不在服务大厅的时候村干部给村民带来的是另一种印象。如，打牌，承包工程谋求私利，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主义等。

六、简短的讨论

“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但同时也通过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来培育、滋养和维持。”服务大厅的建立让村民们习惯于路过的时候都向内张望一下，看看哪些村干部在办公，看看哪些村民来办事。而村民的这种行为则变成了对村干部服务行为的一种强化。服务大厅的出现使得村干部的工作空间出现了公共和私下的两分，在这种两分的空间中村干部会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我们对服务大厅对村干部行动与意识的理解与认识不能仅仅从服务大厅所包容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去考虑，也不能仅仅从干部素质提升的自然过程来认识，而是要按照空间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认识。“空间社会学所要表达的就是，社会结构和时空结构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使要把时空结构看作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这种容器和它的内容物也是不能分开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说服务大厅本身就构成了村干部行动逻辑与角色变迁的原因，而我们则需要挖掘这个空间本身的一些内在特征。征地方面，村干部可能会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不会发挥积极作用。其关键在于，村干部本人是处在什么场合和那种场合下需要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与镇政府的接触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强势，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村组干部比较了解民情，可以深入群众，其工作也是有感情基础和利益连带的，而这是工作开展的一个基础。在征地方面，村级组织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镇里的干部只是协助村组干部展开征地工作。这样的一种状况使得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体现出了复杂而多样的特征。

村干部对于中国基层管理的特殊作用使得其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环节，而国家权力的实现和政权合法性的获取都与村干部的作为密不可分。在经历税费改革时期，社会和学术舆论对乡村干部的“误解”之后，国家在鼓励和监督中继续推动着乡村干部服务公众的目标。当我们一直强调对村干部的监督时，囿于村干部在乡村宗族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特征，村民的监督难以表达。而服务大厅的建立，将村干部的公权力展现于群众的目光下；由服务大厅的空间格局所形塑的村干部工作环境，也让村干部在无形的监督中行使权力。服务大厅并没有全面地改造干群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其至少改变了村民到村委会办事情境下的干群权力结构。这已经是推动村干部服务透明与公共化的重要尝试，而这种变化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是要推广服务大厅，而是要理解和分析服务大厅在多个地方被不断推广的客观事实，以上就是理解和分析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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