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着回到故乡
——《我的诗篇》片尾曲
改编自工人诗人唐以洪的同名诗作
作词：唐以洪 秦晓宇
作曲：蒋山
演唱：蒋山
从北京退到南京
从东莞退到西宁
从拥挤退到空旷
从轰鸣退到寂静
退到泥土、草木
从工厂退到工地
从机器退到螺丝
从工号退到名字
从衰老退到年少
从衰老退到青春年少
从衰老退到青春年少
故乡依然很远
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再从年少继续后退
退，继续退
退，继续退
退到母亲的身体里
那里没有荣辱
那里没有贵贱
那里没有城乡
没有泪水
那里没有贫穷
那里没有富贵
相遇的 都是亲人
这两年，每到春节，返乡笔记、农村观察类新闻都会刷爆媒体使用者的生活。我将对象定义为媒体使用者，是因为对于那些未曾使用媒体的人们，如农村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这股热闹往往并没有波及他们。而使用媒体的人，也就是从乡村出去的精英们，春节过后，便很快又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些留守的人们，生活便又回复了常态，事实上除了过年亲人团聚的热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变化。这让我想到杨东平老师评论返乡笔记的文章《返乡笔记热度过后，农村的出路何在？》？是否精英们除了写写文章，当真就什么也没做不了？又是否除了离开就别无选择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鉴于这种思考，2016年春节之后，我坚定的选择了留在家乡。其实决定早在年前回到家里那一天就做了。那一天，我听到了几件在家人、乡亲们习以为常，但在我却觉得异常残酷、很难接受的事情：一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伙伴的母亲在家去世十天左右才因其在外打工的丈夫打电话回家联系不上后托亲人上门查看，最后破门而入被发现其人已经死亡；另一件是就在我回到家的前一天，村里另一位婶子跟丈夫一起干活时，突然倒地身亡，据说当时她还哈哈大笑。两者的死亡除了跟疾病有关，更与当前农村的制度、文化息息相关。经过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以及乡亲们在城市的“奋斗”，现在乡亲们的物质生活确实丰富了不少，生活习惯与消费习惯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可是很多文化知识与常识，却深深的匮乏，比如关于身体与疾病的知识。而在参加伙伴的母亲的葬礼时，我还听到了更多让人寒心的事——另一个不远的村子里，有一对老夫妇一起开煤气自杀，原因是老奶奶瘫痪了，老爷爷无力侍候了。而听说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儿子回来找到镇政府闹事要了三万元赔偿；还有一对独家村的老夫妇，老爷爷到红薯窖储存红薯时，因为空气不流通窒息而死，老奶奶失明了，找不到老伴后来不小心掉下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一个女儿因为下午干活回家路过没有看到父母，早上看到过，就回头去找，最后虽然发现了，却还是双双死去了。听说老夫妇留下了大量的粮食，还有两万现金。多勤劳的老人啊。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让我深感乡村建设的迫切性。可是如果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谈何建设呢？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起我听到很多人对我说过的话——农村是回不去的。也想起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一位朋友的话——不衣锦不还乡。
我并非不知道回到故乡的艰难。故乡似乎越来越多成为上一辈人退守之地，是在外面城市无法生存了，才退回来的，年轻人依然在往城镇走，而且不愿回来。村庄给大家的感觉也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发展空间，只有沉重的体力劳动、贫穷和很多恶俗，以及单一的三观。村庄是落后的，从物质到精神。故乡也确实没有那么美好，像上面歌词中写到的“那里没有荣辱，那里没有贵贱，那里没有城乡，没有泪水，那里没有贫穷，那里没有富贵，相遇的，都是亲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资本积累又人微言轻、与村庄疏远已久的、父母眼中的“不靠谱”青年。而在只有单一三观的农村，在不容许有“异类”存在的中国，在这个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我的返乡注定被父老乡亲们笑话。“人家都出去打工，你一个大小伙子呆在家里不出去”、“混了这么多年连个媳妇也没有”......现实中的例子更是见多了。而从小就学过的课文《我的叔叔于勒》，多年来亦一直萦绕在心头，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叔叔.....我们的文化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的去尊重过一个普通的人呢？尊重总是属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属于强者。
围绕着新旧两代人不同的观念，我和父母已经发生了几次的争吵。也许怪我依然太年轻气盛、愤世嫉俗吧。多年来自己一直思考农村问题，从观念到现象，无不感觉人们都是某些观念的“牺牲品”，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这些观念在过去也许无可厚非，但当下的社会现实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怎么能再去继续做这种牺牲品呢？特别是生孩子这种事，我觉得太多生命是被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结果是成为留守儿童甚至是弃儿，成为贫穷的传递者。生命难道不应该是爱的结晶吗？面对他们明知的错误，我应该保持沉默、听话而不是“顶嘴”吗？我应该一切向钱看齐，一定要出去打工、连一年乃至半年的时间不打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都不可以吗？我应该对他们负责而不对自己负责，然后也赶紧生个孩子让他/她成为留守儿童吗？
不，我绝不让这一切发生。
我想起我曾经走过的弯路。当年，为了不用父亲的健康换自己的学业，我选择了辍学；而后为了挣钱，我轻信误入过传销。我一度认为父老乡亲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物质的贫穷，觉得只要赚了钱，就能改变家人的生活乃至命运。可是从传销出来，我才明白——精神和思想的贫穷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
什么是精神？以贫穷为例，谁都不喜欢贫穷，都渴望致富（但其实也有安贫乐道的人，有甘于朴素的人，如颜回），但生财有道，就是精神，而不像今天，笑贫不笑娼。
今天的中国太需要移风易俗、需要观念的转变了。而这，就是我想在家里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很难，甚至比发展经济更难。可是想想这么多年，我已经压抑忍受的太多了，我做过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最后妥协于现实。在这个国家，有多少人真正的知行合一过呢？因为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大环境里，个体要想做自己，就站在了大环境的对立面，个体是很难承受这种强大的精神压力的。
事实上，面对这种压力（其实更精确的说，可以说得上是压迫与扼杀了），我也不是没想过逃离，更甚至于希望农村快点消亡，带走所有这些僵化的观念、习俗。但很显然这不现实，并且我之所以要从事这乡村建设，更多是出于一种“不忍”（这个词是我在看邓飞的《免费午餐》一书时看到后并认同的，与责任相比，我可能更贴近这个词）。我自幼就有隐居厌世的想法，可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做出相应的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无非就是因为这种不忍。
另外，出于自己和朋友为我着想的对现实的考虑，我也想过出去工作，就在自己的市里。可是那样我就无法长期生活在村子。又如何能做我想做的那些事情呢？
我不知道故乡是否不可避免的要衰败下去。因为城镇化依然是主流声音，而在农业收入一时难以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外出打工依然会是多数人的选择，特别是对于没有从事过农业活动的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小的90后来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只有走出去没有走回来。而我们的教育，那么的强调爱国，却没有教我们爱故乡。又或许其实，现在的我们可能连爱人都不会了，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的金钱社会，我们只爱钱，爱好享乐.....
虽然这样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尽管疏远村庄、伙伴和父老乡亲们已经很久了，以至于看到他们而我叫不出名字时会感到无比尴尬，我一定要走完每个家庭，去认真的统计一遍自己的村庄人口数据、儿童、妇女、老人，他们的健康，职业，工种......我要去跟村镇两级政府以及乡亲们推广农民的再组织化也就是合作社。我觉得只有这才是未来的出路。我要在家里力所能及的帮助乡亲们做一些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即使这一年我真的什么也没做成，我也要把这个过程真实客观的记录下来，也要做一个“返乡笔记”的持续书写者。
我总在想父老乡亲们会思考故乡的未来不，我看到我的爸妈都没怎么想。也许在他们心里，已经做好了自己这一代人“牺牲”的准备吧，他们连自己的未来，可能都很少思考。至于后辈们，只要他们过上他们自己认为好的生活就可以了。
其实我并不愿意用故乡这个词，我更愿意用家乡这个词。“故”字更多表示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然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的家乡对我来说，都还没有成为过去式。虽然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在村里长住了，但是我还没有搬迁到镇上或者县城，并且以后也不打算搬走。我的父母还在这里居住，以及很多的父老乡亲。
我们总在说故乡，我们又是否真的了解故乡的呢？故乡是什么？还有我们与故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她真的贫穷、落后吗？她有什么？文化、资源、风俗、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即或知道，但因为没有产生显性的价值，也就是拿得到手的货币收入，因此，她便是贫穷的。而跟城市对比，她则是落后的。但城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虽然我们是父母生养的，但我们又确是实实在在的依赖了这一方水土，是这里的水土养大的，即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当我们看产出看价值看货币收入看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劳动和大自然提供的资源。
我知道不能用道德去要求每个人去爱故乡，去守护故乡，去回到故乡。但正如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 秘书长、小毛驴市民农园副总经理黄志友老师所说——爱故乡，是一种需要和责任。“我们80后出生的一代，是最后一代既受益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滋润，又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的一代，我们有条件、有情怀、有责任成为承前启后、开创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力军。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的人类的繁荣与自然环境的衰败，我们每个人并非是无辜的，我们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救赎者。与其说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衰败了，不如说相对于城市的岌岌可危，乡村乃是风生水起，这，正是爱故乡的价值所在。爱故乡是百年大计，是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如果连这个也被玷污，人类将如何自救？百年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把大自然和人性无情地践踏，留给自救的时间不多了！以历史的眼光，未来的高度，人类生存的使命，爱故乡事业应该有更高的理想、责任和担当。”爱故乡，已经是形势使然。
追求好的物质生活与个人发展、逃离沉重的体力劳动与某些恶俗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乃至正当的欲望，个体的选择也只是顺应了国家的宏观发展政策与社会的大潮。但如果只是自己逃离了，而亲人还在这里受苦，那我们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吗？为了追求这些，有多少子女实际上让父母承担了“代际剥削”？为了追求这些，我们的环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为了追求这些，我们的社会又出了多少问题？ 而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的去顺应国家政策与潮流，那我们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吗（很多人确实没有，有的只是随波逐流，是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失败？）？我们又如何能期望产生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家园？
事实上在14年参加“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进入乡建以前，我就想过要回到故乡。我也有过城市梦，我曾经梦想在深圳开一家书吧，然后在那里立足下来，并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积累更多的资源以后回来故乡创业。可是深圳缺少这些吗？当初为了知行合一，我离开深圳到北京投奔乡建，可是两年后，我能因为返乡的这些困难就不回来吗？我应该在实际行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后去解决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并且即使积累了一些资源，要从事乡村建设，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困难，还是一样的——人的观念的转变。如果要说现实的困难，跟早期乡建事业的开路人相比，今天我来做乡建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不是吗？每当面对现实问题，我总是会想起这两年所认识的那些老师，其中最触动我的，便是著名的标哥和他的故事。想到他从帮乡亲们维权，到后来带着乡亲们做合作社，直到40岁才结婚；而原本，他也可以做一个利己主义的精英的。
最后，我之所以说试着回到故乡，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年自己能折腾出什么，这一年可以说只能算是一个尝试。当然并不是盲目的回来的，心中有很多想法，而有很多想法两年前就有了，只是始终没有顺从自己的内心，可以说是走了一种错误的路径。就像去年在何慧丽老师创办的弘农书院的“大学生农村创业恳谈会”上，来自乡愁经济的台湾的刘昭吟老师在回答同学们关于创业资源的来源时曾说：“资源不会自动来找你们，应该是你们自己去找资源”。
说了这么多，最想说的是，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不是吗？在试错的过程中，除了可以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最适合做的事；还能突破自己，打破自己、身边的环境输给你的种种自我限制。对我来说，乡建已经成为我这辈子的奋斗目标，我已经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来做，即使这一年试验证明，我可能不适合做组织工作，未来我不在故乡做乡村建设，但到那时，借用别人一句话——吾心安处即是乡。我之所以执意要回到这个具体的时空的故乡，也只是出于对故乡的感情与牵绊。
这应该算是我人生这么多年最“离经叛道”的一次选择，虽然面临着种种的不理解，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孤独。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我将用这一年的时间，去让乡亲们习惯我的存在，一个“异类”的存在，去重新建立信任，也试图建立理解。用我的真诚，百折不挠。
2016年3月14日
作者：山人
鄂西北山城人，农家儿子，高二辍学打工，乡村建设志愿者，阅读与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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