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进行部署。在全国农村，由于区域之间的基础条件存在差异，进行农业现代化的条件亦存在差异。上海市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上同样作为排头兵，上海的农业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其他地区在学习上海经验时，一定要认清其特殊性所在。
上海农业发展之路
上海的农业很早就开启了土地流转之路。
早在80年代，上海就作为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引进了大量外资，成为企业聚集的地区。上海的乡镇与村庄在这一潮流下也相继开办企业，当地的农民成为工厂最早的一批生产工人，有了工厂的就业机会，工厂的工作时间挤压了农业生产的时间，而工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且比务农轻松，所以一些农民将土地抛荒，只种足够自家食用的口粮田。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人，发现了本地被抛荒的土地，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在嘉定区的陈周村，村民们在80年代中后期，将土地抛荒后进入工厂打工，而一些来沪寻找就业机会的安徽农民，由于年纪大、文化水平低等原因无法进厂，就落脚在陈周村，将当地农民抛荒的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租下来，种植粮食或蔬菜，依托大都市的市场优势进行零售。一些外地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致富，逐步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到沪种田，随即形成了外地人承包本地人的土地进行耕种的普遍情形。这一阶段为上海农民自发流转土地的阶段。
90年代末期，随着上海本地不愿种田的人数增多，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的土地随之增多。村集体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防止土地彻底落入外地人之手，并防范土地流转后拿不到流转金的现象，村集体将村民的土地统一收到集体手中，然后再转包给承包户，这些承包户可以是外地人，也可以是本地人。进行土地承包有两点要求：一是准时缴纳土地流转金，二是要把田种好，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由于本地人的职业选择更为多元，很多本地农民都不再愿意种田吃苦，来自外地的种田好手成为当地承包土地的主力，他们多是来自安徽农村的农民。来自外地的承包户直接从村集体承包土地，向村集体缴纳租金，不再跟一个个的本地农民打交道。此时，上海的农业进入村集体统一管理阶段，村集体作为村民土地的代理人对他们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集体将土地给承包户种植，承包户所缴纳的租金由集体统一收上来之后再转交给农民，村集体从中提取一部分管理费。
2000年之后，上海政府开始实现对农业的反哺，进行农资、农技的补贴，最初只是补贴农药、化肥、种子等，后来加大补贴力度，进行农用机械的补贴，补贴逐步常规化。由于没有对接的相应组织，政府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将补贴发到承包户手中，承包户获得的政府补贴，纯粹是具有政府恩惠性质的额外收益，对于上海农业的发展没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007年，在市委的要求下，各村纷纷成立合作社，合作社的类型多元，有粮食合作社，土地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名义上合作的依托主体不一样，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即以村委会为主导，致力于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生产，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合作社成立后，由村委从村庄工作人员中抽调干部进行合作社的管理，主要是对承包户进行农业技术上的指导。表面上，合作社的成立对于农业生产没有实质的改变。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合作社成为了政府与农业进行对接的媒介，政府的农资、农机和现金等补贴资源通过合作社输送下来，再由合作社发放到承包户手中，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合作社来影响承包户，进而影响农业的生产。
具体来讲，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土地控制从法律上来说，不能通过村两委来实现，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将经营权交由集体统一管理，政府没有干涉的权力，其行政命令的直接切入很可能引起农民的反抗。但有了合作社之后就不一样，政府先对合作社进行大量的补贴，使得村庄的农业生产严重依赖政府的补贴，合作社的运作则受制于政府，政府有关农业上的调整，不需要考虑享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与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只需要依靠连接三方主体又受制于政府的合作社就可以完成。在村庄内部，合作社与村两委不分彼此，对政府来说则意味着有了合法的对接机构以执行农业控制上的任务。在成立合作社之后，上海的农业发展随即开启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作为农业现代化典型的家庭农场
在合作社成立几年之后，上海农村实行多年的农业经营模式开始转型，从“大包”模式转为分包管理模式。“大包”模式是土地集体统一管理阶段下的农业经营模式，承包户承包土地后全权管理，自负盈亏。在“大包”模式下种田，即使没有国家补贴，农业可以实现自主盈利。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户有内在的激励，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盈利，分利主体只有承包户、本地农户和村集体，村集体从流转金中收取少量的管理费，也不需要对农业管理过多关注，三方能够实行均衡分配。“大包”模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出现自然灾害时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承包户可能不能如期支付流转金，使得当地的农户利益受损；二是不同的承包户种田，没有规划，缺乏管理，可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
政府为了加强农业管理，降低粮食生产的风险，因此介入到农业生产经营的运作中来，要求各村实行分包管理。在分包管理模式下，由政府制定粮食种植计划，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以陈周村的粮食合作社为例，在实行分包管理模式以后，农委将所有的投入基本配齐，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用机械机器等，合作社则在上级要求的时间范围内，安排承包户下秧苗、拔草、打药、施肥、收割等，在收获以后，合作社按照拟定的粮食产量向村集体上交粮食就可以了。
此时，承包户实际上变成了职业农民，他们在这一模式之下只负责农业生产的具体管理，保障粮食最低产量，他们的收益来自于按亩计算的管理费和最低产量之外的超产激励，而不再以缴纳承包费的形式承包土地。合作社则要全面负责农业生产工作，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安排，在农忙时村两委工作人员要去帮忙，农业生产的定量产出归村集体所得，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发固定工资。农委则负责农业生产上重要环节的农机服务和农资发放，农资发放是代表政府的投入，农技服务是有偿服务，由村集体承担。
不参与具体管理，但一直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府，则在分包管理模式中起到资源补给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农资、农机的补贴和现金补贴来维持分包管理的运作模式。分包管理现在已经实施了几年，在政府的补给之下，运转良好，村集体获得政府的补贴收入，承包户获得管理费和超产激励，合作社的管理人员获得工资收入，农户获得平稳上升的流转金。对于这几个主体而言，分包管理具有吸引力。对于农委和政府而言，则需要不断注入资源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就农机一项补贴来看，政府的投入都不可小觑。以嘉定外冈镇为例，为了保证全镇的农业生产有序，外冈镇农委在政府的强力补贴下，购置了38台收割机、40多台拖拉机、10台插秧机，以及各种小型机器，仅一台日本进口的打药机器就要花费18万元。农委的农机服务虽然有偿，但价格低廉，无法自养，需要靠农委自身的实体来补充能量维持，政府则在其中扮演资源源源不断的注入者。
从农业经营本身来讲，大包管理可以保持内部的有序运转，不需要国家力量的过多介入即可实现盈利和风险防范。政府力量的介入，意在把握土地规划与促进农业转型。上海对于农业的定位是高效、稳定、安全，若上海依靠中国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地区小农种植的精耕细作模式，必然产生不出高效的农业。上海通过依托大都市的优势，依靠经济力量的注入，推动了农业的顺利转型。目前，上海农业在政府的介入下，逐渐步入了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和高效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
上海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如何复制？
上海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其发展的道路具有地域特殊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上海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得益于上海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当地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同时使得土地实现了规模流转。由于上海就业机会充分，不仅为当地的中青年人提供了各种就业机会，而且使得老年人能够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因此，当地并未形成如同中西部农村地区重要的老人农业，老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同时使得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土地资源在市场中自由流动与配置提供了前提条件，逐渐形成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流转。
第二，上海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得益于上海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反哺提供的可能。上海农业发展的转折点，是在政府介入以后发生的，在政府介入以前，当地的农业一直处于自由种植的阶段，以个体为单位的承包户的种植规模不小，但种植的作物、种植方式和种植质量存在差异，政府支持成立合作社以后，加大资源补给力度，形成农业生产的强大影响力。在种植规模、机械化水平和种植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大幅提高。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农业上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关键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反哺的能力。
简言之，没有上海繁荣的二三产业，就没有上海的农业现代化。二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解放了劳动力和土地，另一方面为政府反哺农业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许多地区尚未有能力完成土地流转，一些地区的合作社也只是流于形式，甚至中途夭折，原因就在于缺乏劳动力和土地彻底解放的能力与基础，缺乏这一条件，即使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支撑，都难以实现真正的农业现代化。上海的农业现代化不是不可复制，而是必须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之后才有复制成功的可能。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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