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佐

刘颖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常熟童工事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事件中的童工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这使得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和扶贫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经费不是问题所在

“国家现在对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通过‘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基本不需要交钱。可以说，经费问题现在不是问题所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贫困地区孩子只要想上学，不会存在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问题。”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刘颖根据其实际调研案例介绍了墨脱县的义务教育情况，“在经费方面，‘三包’经费按每生每年3000元和营养改善经费每生每年800元的标准发放到各执行学校。今年秋季开学后，全县开始执行每生每年3100元的‘三包’经费政策。截至2016年10月，全县共支出教育经费3990万余元，其中‘三包’经费支出351万余元、‘营养改善计划’经费支出102万余元”。

范先佐认为，有些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农村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如何体现更关乎观念和教育的实际需求。

教育脱贫困难重重

据刘颖介绍，大多数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边境贫困地区受到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解决贫困的难度明显增大。

“首先，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这是扶贫工作中难度最大的部分。同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现象时有发生。其次，基础设施比较滞后。很多农牧区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后，贫困地区的人口整体素质较低。大部分贫困人群中，小农意识十分浓厚，靠天吃饭的现状没有根本扭转。同时，贫困群众的文化与生产生活技能的缺乏，自身脱贫的需求和能力欠缺，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淡薄，及部分群众存在的等靠要思想也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刘颖说道，“在这种现状下，基础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中更显示出其基础性作用。”

“贫困地区面临的教育困境首先体现在稳定教师队伍难度大。在稳定教师队伍方面，虽然上级各相关部门也出台实施了不少优惠政策，但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环境、生活条件等原因，教师队伍仍然存在频繁调离的现象，致使有资质的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进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还存在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善现象。很多地方存在基建生均指标达标，现实需求却不达标的矛盾现象。三是师资力量短缺，教师专业配备不合理。以墨脱县为例，墨脱县各校普遍存在教师专业配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物理、化学、藏文及艺术类专业教师短缺十分严重。目前，墨脱县共有231名教师，其中非师范专业教师45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8.5%。各校大部分教师都是跨专业教学，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致使授课难度大，授课效果不理想。”刘颖表示，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倾斜下，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现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这些地区发展起点低，教育脱贫道路仍显得困难重重。

因地施教，对症下药

当“钱”解决不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时，什么才是依靠教育脱贫的关键所在？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保证了即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不会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那为什么现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要选择不上学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孩子对未来的现实考虑。”范先佐说道。

范先佐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提供的教育满足不了贫困地区孩子的需要。“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能上不了大学，或者上不了好大学。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但是学校教育可能还是按照传授知识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教育要考虑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将来怎么适应劳动力市场，怎么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教授的内容在我们的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考虑是不够的，导致这些地区的孩子觉得‘上学无用’。”范先佐提示到，这就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思考，教育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

范先佐表示，教育扶贫的第一点是不让贫困地区的人们因教育致贫，这一点在我国当前义务教育政策下可以做到，还有一点是教育要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由于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起不到后者的作用，尽管这些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没花钱，他们在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时还是缺少能力。”

在范先佐看来，在贫困地区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是一个好的方式，特别是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同时，地方政府要坚决贯彻《义务教育法》，“教育既是家庭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和学校的责任，一定要保证这些孩子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