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说二十四节气

    听说二十四节气申非遗成功,咱也来凑凑热闹,说说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为什么二十四节气发生在中国,而不是欧洲或印度,有着深刻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

    欧洲的气候,深受北大西洋暖流的控制,一旦北大西洋暖流变弱(即发生TAO现象),欧洲进入寒冬。中东和印度的气候,深受Monsoon(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明代到非洲的航路,靠季风航行非常可靠安全。中国气候,也受季风的影响(有时人们用Monsoon来说明中国气候的特征,但Monsoon通常特指印度洋季风),季风大则降雨多,季风弱则旱灾广;季风早则春汛,季风晚则秋汛,降雨是如此的集中,以至于中国的气候总是在阴阳两级中摆动,周易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季风造成的二元气候的忠实反应。中印的气候,都受到ENSO现象的控制,一旦发生异常气候灾害,往往和南太平洋的洋流有关。仅从气候特征而论,科学取得突破(科学革命)只能发生在欧洲,不能发生在中印,因为中印两国民族都不相信永恒的真理。

    太平洋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的势均力敌点,通常位于黄河流域(在秦汉时期,即农耕文化的形成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是火耕文化),所以二十四节气主要反应黄河流域的物候学和生态学特征。秦汉之际,长江以南是“江南瘴疠,丈夫早夭”的高温潮湿地带,蚊子要人命。只有个别的地点,由于地形的帮助,才可以有人类存活,比如南越国所在的广州番禺地区。火耕文明的最后一本物候学著作《吕氏春秋》(大约公元前240年),农耕文明的第一本物候学著作是刘向的《淮南子》(大约公元前139年),其间,我国社会经历了从火耕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二十四节气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二十四节气的次序是“惊蛰-雨水-谷雨-清明”,不同于现今的“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的次序,说明了古今气候模式的变迁。公元前78年,西汉曾经调查各种历法对物候学的适应程度,发现太初历最合适,表明当时的气候已经变冷,不适合西汉早期的暖相气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节气虽然是农历的一部分,却是阳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农耕需要阳历来指导农业生产,生活需要太阴历(阴历)计时(比如古代休假以旬日计算),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历法体系,完全依赖政府天文风水师指定。这种复杂的经验性的历法状态,直到传教士汤若望在康熙朝利用西洋历法知识才算理清,在此之前,充满了各种错误和迷思,大体与中国气候的二元特征和气候脉动性有关,结果导致中国人相信阴阳学说,迷信周易理论,在发现自然规律和普遍真理方面被西方人甩在后面。二十四节气,只重视表象(物候学特征),缺乏核心的理论依据(如西方历法的地球自转理论),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非常功利的性格特征。只求解决问题,不想深入认识本质,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非常粗浅的历法认识,是《吕氏春秋》时期就开始产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物候学认识。

    中国社会虽然有56个民族,却只有农耕、火耕和游牧三种生活方式。降雨多的是火耕(如苗瑶傣族景颇族等)、降雨中间的是农耕民族如汉族,降雨稀少的是游牧民族(如蒙维羌藏)。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作用,我们不能夸大,也不能小视,只有农耕民族才有四季明显的差异,才存在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化的非物质遗产,原本只适用于位于东亚的中国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地方性文化特色,是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二十四节气的次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映了气候的变化与脉动。对于一个农耕为主体的社会,二十四节气有着协调农事生产活动,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所以是农耕民族的非遗。然而,二十四节气是一种表象,并没有反映地球的运动规律和气候变化的本质性原因,因此造成古代中国人对外界自然规律疏于探索,懒于研究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

    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非常粗疏(不够精确)的原始(注重表象)的农历知识,但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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