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二十四节气

听说二十四节气申非遗成功，咱也来凑凑热闹，说说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为什么二十四节气发生在中国，而不是欧洲或印度，有着深刻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

欧洲的气候，深受北大西洋暖流的控制，一旦北大西洋暖流变弱（即发生TAO现象），欧洲进入寒冬。中东和印度的气候，深受Monsoon（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明代到非洲的航路，靠季风航行非常可靠安全。中国气候，也受季风的影响（有时人们用Monsoon来说明中国气候的特征，但Monsoon通常特指印度洋季风），季风大则降雨多，季风弱则旱灾广；季风早则春汛，季风晚则秋汛，降雨是如此的集中，以至于中国的气候总是在阴阳两级中摆动，周易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季风造成的二元气候的忠实反应。中印的气候，都受到ENSO现象的控制，一旦发生异常气候灾害，往往和南太平洋的洋流有关。仅从气候特征而论，科学取得突破（科学革命）只能发生在欧洲，不能发生在中印，因为中印两国民族都不相信永恒的真理。

太平洋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的势均力敌点，通常位于黄河流域（在秦汉时期，即农耕文化的形成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是火耕文化），所以二十四节气主要反应黄河流域的物候学和生态学特征。秦汉之际，长江以南是“江南瘴疠，丈夫早夭”的高温潮湿地带，蚊子要人命。只有个别的地点，由于地形的帮助，才可以有人类存活，比如南越国所在的广州番禺地区。火耕文明的最后一本物候学著作《吕氏春秋》（大约公元前240年），农耕文明的第一本物候学著作是刘向的《淮南子》（大约公元前139年），其间，我国社会经历了从火耕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二十四节气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二十四节气的次序是“惊蛰-雨水-谷雨-清明”，不同于现今的“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的次序，说明了古今气候模式的变迁。公元前78年，西汉曾经调查各种历法对物候学的适应程度，发现太初历最合适，表明当时的气候已经变冷，不适合西汉早期的暖相气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节气虽然是农历的一部分，却是阳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农耕需要阳历来指导农业生产，生活需要太阴历（阴历）计时（比如古代休假以旬日计算），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历法体系，完全依赖政府天文风水师指定。这种复杂的经验性的历法状态，直到传教士汤若望在康熙朝利用西洋历法知识才算理清，在此之前，充满了各种错误和迷思，大体与中国气候的二元特征和气候脉动性有关，结果导致中国人相信阴阳学说，迷信周易理论，在发现自然规律和普遍真理方面被西方人甩在后面。二十四节气，只重视表象（物候学特征），缺乏核心的理论依据（如西方历法的地球自转理论），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非常功利的性格特征。只求解决问题，不想深入认识本质，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非常粗浅的历法认识，是《吕氏春秋》时期就开始产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物候学认识。

中国社会虽然有56个民族，却只有农耕、火耕和游牧三种生活方式。降雨多的是火耕（如苗瑶傣族景颇族等）、降雨中间的是农耕民族如汉族，降雨稀少的是游牧民族（如蒙维羌藏）。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作用，我们不能夸大，也不能小视，只有农耕民族才有四季明显的差异，才存在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化的非物质遗产，原本只适用于位于东亚的中国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地方性文化特色，是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二十四节气的次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映了气候的变化与脉动。对于一个农耕为主体的社会，二十四节气有着协调农事生产活动，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所以是农耕民族的非遗。然而，二十四节气是一种表象，并没有反映地球的运动规律和气候变化的本质性原因，因此造成古代中国人对外界自然规律疏于探索，懒于研究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

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非常粗疏（不够精确）的原始（注重表象）的农历知识，但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