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继续探究

    一、为什么研究农地制度

我学习和研究农地制度，始于2003年。非常有幸，那年9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2004年农业经济系改建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之所以说是有幸，一是，年初的入学考试成绩不错，比较顺利地被录取了（当然，之前的复习考研是异常辛苦的）；二是，2004年，不再招收该专业的在职研究生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本科期间，我读的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虽然与农业建筑工程专业同在水利与土木工程系（1996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系则改建为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但是这个专业与农业根本不沾边。毕业以后，到农业部机关服务局工作，也不是直接从事农业工作。看到身边的年青人纷纷报考研究生，我也不想落后。既然在农业部门这个大环境里，是否学一个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呢？那时以为，农业不就是种地嘛，农民会干的事，还能有多难？再说，学经济类专业是潮流，社会主义不就是要搞好经济建设吗。遂决定报考这个想象中既简单又时髦的专业。经历后来的考研复习和在校学习才知道，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哪里好学？复杂着咧。这是后话。

尽管之前的主要经历没有涉过农，但是，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还是懂得的，农地制度是农业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至关重要。自己作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门外汉，就从这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方面学起吧。

通过课堂听讲、查阅资料等，不久，我对农地制度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尽管这个制度很重要，但是现行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对于每个农户来说，承包土地的面积比较小、地块却比较多，承包地零碎、分散，耕种是很不方便的。地块细碎是由于分地时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造成的，土质好的坏的、位置远的近的、水电条件好的差的，甚至水田旱地、坡地平地，统统都要每家分上一点儿，这样才能家家公平、户户均衡。这样“按等级分地”的承包方式，做到了公平，却损失了效率。二是，分配承包地的时候是按实有人口计算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按户承包”，具体到实践中，分配承包地的时候是“按人计算”。因此，农地制度可以概括为“按户承包，按人计算”，两句话，八个字。但是，一些专家学者却往往只讲“按户承包”，不讲或者少讲“按人计算”，结果是，政策导向变成了强调“按户承包”，却忽视“按人计算”，对于“人地矛盾”这一现实问题漠然视之，不以为然），但是人口却是个变量，人口增了减了，就存在要不要调整土地的问题。在农民的普遍意识里，公平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公平是个大事，正因此，就存在随人口增减而调整承包地的现象。但是，中央政策出于稳定承包关系、促进田间投资的考虑，不主张不支持农民调整承包地，甚至严禁进行土地调整。在“人-地”关系这个问题上，基层群众的倾向与中央政策的取向形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在农村实践中普遍存在。

这两个问题，我感觉挺让人头疼，因为哪一个问题都不好解决。当然，相比较来说，感觉细碎化问题比人地矛盾问题要好解决一些，因为细碎化是分地方式造成的，如果总结并推广一些地方“按产量分地”的方式，细碎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正处于承包期间的情况下，如果要改“按等级分地”为“按产量分地”，则涉及是否允许进行土地调整这个非常敏感的政策问题。如果土地调整的政策是“封死”的，不允许调整土地，就不能重新分地，不能改进分地方式，不能解决细碎化问题。至于人地矛盾问题，更是这样，如果土地调整的政策是“封死”的，不允许调整土地，就不能进行“抽补”或重新分地，不能解决人地矛盾问题。所以，归结起来，这两个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因为都需要通过“土地调整”才能解决。

政策理论界、学术研究界普遍认为，如果允许土地调整，则影响土地承包经营稳定性，影响农民对土地进行投资，从而影响农产品产出，尤其是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粮食安全毫无疑问是天大的事。有的国家（其人口并不多）因为粮食出了问题而导致政府垮台，这是无比沉痛的教训，中国当然要竭力避免这样的祸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逐步下了决心，要坚持学习和研究农地制度，直到找到解决“两大问题”的“秘方”。同时，我还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国情农情太特殊，人口太多、农民太多！十几亿人口，十几亿张嘴，粮食安全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九亿农民，二点四亿承包农户，一家一户的土地面积太小，更何况还很零碎。这样特殊的国情农情，就逼着我们应去设计出更为完善、更为精美的农地制度来，以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并逐步改善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条件。那时候，想到这些，常感觉身上起鸡皮疙瘩，颇有些压力感、使命感。

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学习和研究农地制度，我一路走来，坚持了十几个年头，孜孜不懈。我深知自己智商情商不高，甚至有些愚笨，但是也深知“滴水可以穿石”，关键看能不能坚持，“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坚持，日行千步，也能够积跬步而致千里；只要坚持，下足功夫，就应该会有所造化。退一步说，只要坚持，能够一步一步超越自己，即便最终形不成非常有价值的成果，那也已经够了。人的一生，还有比“超越自己”更为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因此，不必计较最终的结果，坚持就是胜利。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状态下，对于农地制度的学习和研究，我坚持到了今天；而且，仍将继续坚持下去。

二、为什么出版此书

这本书的出版，纯属偶然。在我的人生计划里，本没有出版图书的安排。

十多年来，我也很少写关于农地制度的文章，有两个原因。一是，感觉认识还比较肤浅，对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也没有什么切实的思路；二是，要写文章，就要围绕敏感的问题写，围绕关键的问题写。如果不痛不痒、也不重要，就不如不写。2009年，感觉承包地细碎化问题值得写一篇研究报告，以引起有关领导、有关部门更加重视，遂撰写了《农村承包土地细碎化问题研究》，刊登在单位内部刊物上。

近一两年，我感觉对农地制度的认识和分析比较深入、比较成熟了，对于有些认识，如果不写出点儿东西来，感觉不吐不快。我知道，其实这是最好的写作状态。于是，就围绕感兴趣的题目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去年初，写了《落实“长久不变”的思路与对策》；去年底，参加了湖北省沙洋县“按户连片”耕种调研，执笔撰写了调研报告；今年上半年，先后撰写了《杜老的农地制度思想》和《关于“人地矛盾”问题的争议》。这几篇文章，写起来都得心应手，每篇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我很喜欢这样的写作状态，也很享受这样的写作状态。

这个时候，我感觉应该就农地制度写一篇总的研究报告了，算是对十多年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总结、一个交代。并且，当前已经到了需要为“三轮承包”筹划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因此写这样一篇研究报告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既然是对十多年思考的一次总结，算得上“十年磨一剑”（姑且不论此剑是否锋利），算得上是人生中一次比较重要的写作，我想，文章的题目也应当庄重、“高档”一些。考虑了两三天后，认为：既然是对农地制度的思考，对农地制度的论述，对农地制度的肺腑之言，就取名《农地制度论》好了，简洁有力。这个题目似乎有些大，但是难以找到更为妥帖、更能表达胸臆的题目了，就它了。断断续续写了十七八天。稿子出来后，征求一些专家、朋友的意见建议。果然，有专家建议说，“这个题目偏大了，针对性应该再强一些”；还有朋友提出意见说，“内容不够全面、不够丰满，难以撑起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的感受是，有专家指出“题目大”是预料之中的；内容方面，我本就没有想面面俱到，而是想抓住关键问题、主要矛盾。因此，这个题目是要坚持的。对于文章中的核心观点，即“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必要性值得重新审视”、“‘公平’（土地调整）并不损害‘效率’”、“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小调整解决小问题、大调整解决大问题”，专家、朋友给予的褒贬大致各半，我想，这就够了，一种新的认识能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之前写的几篇文章，分别公开发表了，以引起关注和讨论。这篇《农地制度论》，是“十年磨一剑”，通过什么方式发表？这值得认真考虑。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与之前的几篇文章结集出版可好？另外，调研时的几篇访谈资料，也可以作为书的内容，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自己的肯定，这个方式好！于是，一个从未想着要出版书的人，这次是真的想要出版一本了。

三、表示感谢的话

一个人，如果有要感谢的人和事，那他应该是幸福的、充实的。我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幸福、充实的人。

2003年入学伊始，有些许兴奋，也有些许彷徨。从本科的建筑工程专业即将跨入经济学殿堂，自感没有基础，对此颇感畏难和头痛。导师金洪云副教授刚从日本回国，很快就给出了“药方”——20余本经济管理学科的必读书籍，使我看到了一条可以迈步向前之路。

在我起初学习研究农地制度的时候，有几本这方面的著作对我影响较大（当时手头的文献资料有限。此处仅列举四本）。一是，张红宇著《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我感觉是经典之作，对我来说是经典教材，反复研读学习过多遍。内心深以为，张红宇司长是农地制度的大家，很是钦佩。当然，那时候是“神交”、“远交”，而并没有当面请教、交往过（近年，是有当面请教张司长的机会的。张司长鼓励我多调查多思考，特别是，多积累基层素材，积少成多，将来可以作为决策参考）。二是，唐忠著《农村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我入学时，唐老师是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年青干练，非常出众；现在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身为院长、知名专家，唐老师还能够时常在微信里与学友们讨论问题，很是平易近人。三是，金洪云译作《日本的农地制度》（关谷俊作著，三联书店2004年版），这是导师辛勤之作，是全面介绍日本农地制度的经典文献。四是，廖洪乐、习银生、张照新著《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研究》（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书中所展现的调查方法、分析方法以及农村实况，都非常值得学习借鉴。这本书，我是从好朋友徐观华那里讨来的，而徐与廖是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同班同学，是好友。记得我硕士论文开题时，我跟徐去见廖（因为我需要去拜见、求教），那时他刚刚被农业部农研中心聘为研究员，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研究员了，很了不起的。我心里对这位较我稍年长的研究员很是尊重，也很羡慕。而我当时实在是学识太浅，连请教他问题都觉得难以开口，怕露了自己的肤浅。

我很荣幸能够回忆拜访杜润生杜老的那次经历。那是2008年6月初，杜老已95岁高龄。经杜老的秘书李剑同志协调，我到杜老的家里去拜见了他。杜老的身体依然硬朗，只是听力有些不好了，来访者想表达的意思，需要李剑写到小黑板上给杜老看。听说我对学习研究农地制度有兴趣，杜老笑了，挺开心。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激励。拜见时间约二十分钟，辞行时，杜老执意要送我到门口。95岁高龄的老人，从沙发走到门口竟然不需要拐杖，也不需要搀扶！而这是一段不小的距离。杜老的身体真好！我们年青人为杜老的健康感到开心。

从我读研至今，可以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对我影响较大。贺教授的调研颇多，著述颇丰。贺教授的著作、文章，我都是要收集来学习研读的。贺教授是“唯实”的学者中的典型代表，对于作学问，“唯实”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和精神。不敢说贺教授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唯实”的；而且，因为基于广泛深入的调查，他的绝大多数观点也是比较可靠的。因此，非常值得信赖，非常值得敬重。

话题回到当前。《农地制度论》稿子发给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后，徐教授说他也刚刚完成一篇土地方面的文章，随后将发给我，交流一下（这是徐教授的客气话，其实我只有学习的份儿。记得我在人民大学读研时，徐教授曾去给我们讲“农经专题”课。那个时候他就是知名教授，而我是一名普通学生）。收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及实现形式》的邮件后，我迫不及待地拜读。好文啊！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叶屋村这个现实典型，文中都论述分析得非常到位。尤其是，我对于叶屋村“通过重新分地从而彻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的做法也进行过持续关注，对于这个典型做法深表赞同，如同我《农地制度论》文中总结的那句话，“大调整可以解决大问题”。这篇论文的素材、观点，与我《农地制度论》文中的的关注点、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而徐教授又是著名专家。我一下子就有了想法，请徐教授的这篇论文作为我想出版的《农地制度论》一书的代序吧！给徐教授发了信息，说明出书的想法，请示他关于代序的意见。半小时后，收到徐教授回复：“好啊，好事。”

廖洪乐研究员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一文，则是我讨来的。因为确实感觉书稿内容不够丰满，而廖研究员是农地制度方面的专家，一定有好文可以共享。果然没有失望，《评估》一文是一篇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

……

以上只点出这么多。其实需要感谢的领导、专家、朋友还有许多，恕不再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感谢家人的一贯支持。尤其要感谢女儿。是她初中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幸运地评选为北京市“三好”学生，获得了直升高中的机会，免去了我和妻子对于中考的焦虑。

最后，必需感谢中国农业出版社的积极支持，感谢闫保荣老师选中了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稿，并费心协调，加快了出版进程。

                          作 者

                          2016年8月24日晚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