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第一次双周论坛会议记录（11.24）

主讲人：崔盼盼、吴欢欢

主持人：王旭清

崔盼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易卓］：我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正如你所谈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来解释行动者的行动的，并且谈到了一种在结构二重性作用下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构以及行动的再生产，也就是对个体微观结构的理解，那么这种结构化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中层的社会实践比如团体、组织和集体的行动么，是否是用同意的理论路径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问题就是你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是什么内涵或者和其他的理论家的结构有什么不同？

［盼盼］：吉登斯在后面会有讲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并且吉登斯认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区分没有意义，大概是因为他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所以结构化理论的适用性还是很广泛的

就结构来说，结构是抽象的，一方面表现结构化特征，另一方面代表规则和资源，所以结构并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实体，就像社会关系一样它是客观的但并不可实际触摸。

［超凡］：你所说的行动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是不是无意识的？

［盼盼］：并不是完全无意识，吉登斯说无意识不会直接作用于行动的动力，在这里有个行动的分层模式，分别是行动的反思性 理性化和动机的激发过程，吉登斯认为正是这三者复合构成人的有意图的行动，所以在概念上可以如此区分，但是就人的行动来说是个统一的“知晓”过程，完全无意识动机不能单独的发挥作用。

［超凡］：我对吉登斯结构的看法其实就是行动和结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一体两面的，行动就是等于结构，结构就是行动，

［王黎］：虽然大家能够理解你说的这句话，但是实在是太过于粗糙

［纪芳］；你说行动就是结构，你能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么。

［超凡］：比如说一个人的经济行动，在一个市场中，他的行为动机是由获利动机来决定的，他要出售商品才能取得收入，但是消费者喜欢什么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必需根据市场信息和判断来销售，这种就是结构对他的影响，也可以说他行动本身就是结构的

［易卓］：我认为大家对结构的理解困难主要是一种认知障碍，因为结构其实是一种性质，它只能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发挥作用，而这种结构性为结构化提供了基础，没有结构性结构化就不能产生，而没有结构化对行动的生产过程，结构性就无法持存，那么结构本身并没有可以孤立来讨论和分析的可能性。

［朱云］：你所讲的区域话可以跟现代性里面的一些内容联系起来。区域化是什么？

［盼盼］：区域化指的就是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相对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一种比较熟悉的氛围下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而无需随时考虑处在具体场所和互动过程中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因为区域化的相对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们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个区域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践行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人们发生日常接触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处的场所、所遇到的行动者归类，划入一定的“区域”，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

［毛毛］：区域化和脱域是不是一个意思？

［旭清］：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区域化是进入、固定和习惯话，而脱域则是出来、分割再重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上）

15社会学 崔盼盼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源于对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进化理论等一些所谓“正统理论”的批判。他认为在这些理论中，蕴涵着各种二元对立，包括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等二元论。结构化理论首先是概念上的重构，吉登斯要做的就是用结构二重性来代替二元论，在概念的阐述中要协调考虑到人的能动作用和结构的要求。

所谓结构二重性，是指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组织起来的行动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吉登斯认为，在结构化二重性的基本立场关照下，社会理论的任务便在于考查行动者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是如何通过本身的作用将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吉登斯分析的起点是行动与行动者。吉登斯指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中的行动者总是缺乏能动性和反思性；而解释社会学则孤立的谈人的理性、动机和意图，不能结合行动背后的结构以凸显行动的“流”。在吉登斯的分析中，行动、行动者都带有明显的能动的意涵，同时吉登斯还强调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行动过程的进行反思性调控。吉登斯指出，我们真正应该将焦点放到确定行动、意义、主体性的概念上，和确定它们与结构、制约等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上。由此，终结功能主义的社会客体的霸主地位和解释学的社会主体霸主地位。结构化理论倡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行动者的反思性在吉登斯这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人的认知能力具有反思性特征，它是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反思性与实践的连续性结合在一起，形成吉登斯所说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以例行方式监控着所近入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吉登斯划分的有关行动者的分层模式之一。分层模式的第二个过程是，行动的理性化。行动的理性化是行动反思性监控的基础，理性化是指行动者对自己的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论性的理解”，也就是对自己的行动始终保持“通晓”，并能提供自己行动的理由，理性化在吉登斯这里尤其体现在行动者的“资格能力”上。行动的第三个过程是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它是指行动的潜在可能，动机提供的是通盘的计划或方案，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行动。活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过程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的有意图行动。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认为，人的有意图行动完全有可能产生预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行动的意外后果本身又会通过系统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的条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动始终受到行动的意外后和未被认识到的条件的制约，同时，行动者的身体和生理能力也作为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局限，兼具能动和制约的属性。

吉登斯在对弗洛伊德个体心理组织系统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划分了三个意识层面：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吉登斯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行动者具有资格能力的重要表现，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凭借自身以及他人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对行动的背景所知晓的那些知识（包括可以用话语表达的，以及不言而喻的默契知识）加以提取和利用。在实践过程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只有一部分可以表现为话语意识，就行动者能力之所及的层面而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根植在实践意识当中，而实践意识，多少反映了吉登斯之前所说的人类行动者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同时，吉登斯通过对无意识这一概念的考察指出，无意识极少直接卷入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之中，而是以个体在它的日常生活例行实践活动中所维持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因而无意识也应该成为分析行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借助对心理学相关理论的考察，吉登斯指出，个体行动者对客体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的构造抱有信任感，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个体行动者与其在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景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指明的关联。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对例行化的考察对于我们阐明基本安全系统与日常接触的片断性质中固有的反思性构成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简单说一下吉登斯对例行化的分析。吉登斯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表面看来纷繁复杂，但在各种凸显出来的突发性或特殊性实践之外，更多的是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惯常经验。正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惯常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体验着它们。因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体现出一种例行化的特征，也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特征。吉登斯通过分析在“紧要情景”中个体在日常生活例行常规中拥有的自主性的瓦解带来的后果，表明例行化的重要性。基于此，吉登斯指出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它的基础是可预见的例行化常规以及日常接触中身体方面的自主控制。例行化对本体性安全具有维护作用，同时，人们为了维持本体性安全，也乐于接受和置身于例行化活动之中，这种对本体性安全感的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是无意识的。

接着，吉登斯又对日常活动表现出来的其他特征进行了分析，包括共同在场、日常生活的序列性和定位过程等。

吉登斯指出，个体在日常活动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着日常接触。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手段为基础的，行动者在这里能感觉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对别人的体验都足以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这就具备了共同在场的条件。

日常生活还具有序列性特征，原因在于日常接触是按照先后次序被纳入日常生活序列之中的。在这里吉登斯提到“置括”的概念，我觉得“置括”的概念很有意思，对“置括”的关注也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实践的情境性。在吉登斯看来，尽管日常生活的绵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流，但日常生活绵延的同时也被日常接触的起始与终结“置括”。所谓置括是指理念上的一种隔断，一般会采取某种形式化的提示手段，以暗示其起始与终结，置括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场合的框架中，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并且这其中的活动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正常期待，置括也是为了对日常接触进行“定调”，确定某种明确的“色彩”或“氛围”，置括的这个过程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

吉登斯指出，社会系统是作为规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在散布时空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持续的。行动者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定位的过程”，所谓定位过程是指，“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定位过程”涉及吉登斯所说的互动情境性问题，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定位在情境中的互动，就是说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互动必须依赖个体在活动的时空情境中的“定位过程”，同时社会关系也关注个体在符号范畴和纽带所构成的“社会空间”中的“定位过程”。这样“定位过程”便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吉登斯接下来的分析，则将行动者的心理特征、发生在各种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问题、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的定位过程以及这些情境的本身的相互交织问题与社会系统更为广泛的维度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探讨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情境定位”问题，来要考察社会系统通过哪些方式跨越广泛时空得以构成。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时间性”和空间视角的引入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地理学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识别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和物理环境的哪些性质是对人类活动产生约束的源泉。这些约束提供了总体的“边界”，限制着在时空维度上伸展的行为。人在努力实现自身目的时不得不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空间资源，克服他们所面临的约束。

在时间地理学的基础上，吉登斯接着又引入了场所和在场可得性的概念以补充时间地理学在“位置”概念上的缺憾。在吉登斯看来，时间地理学中“位置”的概念，只限于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而“场所”则是指利用空间来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而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要素。“场所”这一概念有利于理解行动者在日常接触过程中不断的运用场景的性质。通过“场所”这一概念的引入，冷冰冰的物质环境就凸显出了丰富的社会意义。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主体的活动如何融入到并利用环境空间，环境空间又是怎样为互动提供具体情境。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场所存在区域化的现象。如何理解区域化的概念呢？吉登斯认为，区域化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区域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昼夜的区分、工作日与周末的区分、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区分等）。区域化可能包含着在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上千差万别的分区。在这些区域中，空间和时间的范围都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所有的区域都同时涉及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广延。吉登斯在这里使用的区域化概念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而区域化“特性”，指的是场所的时空组织以何种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之中。同时，区域化特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于场所的特定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场可得性的程度。

总而言之，在吉登斯这里，区域化指的就是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相对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一种比较熟悉的氛围下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而无需随时考虑处在具体场所和互动过程中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因为区域化的相对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们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个区域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践行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人们发生日常接触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处的场所、所遇到的行动者归类，划入一定的“区域”，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

这一部分，吉登斯通过引入时间、空间和区域化的概念，探讨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情境性。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的。身体和环境的物理性质不可避免地赋予社会生活以一种序列性，并限制了个人与一定空间距离之外“不在场”的他人的接触方式。时间地理学提供了一种重要方法，标示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织现象。同时，由于时间地理学缺乏对行动者和互动场景组织过程的更为充分阐释，吉登斯所提出的“场所”和“区域化”的观念就弥补了这个缺憾，“场所”和“区域化”概念的引入，将情境性理解为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联有着本质关系。

以上主要阐述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具有能动性的的行动者和行动者的行动以什么方式扩展到社会系统之中。吉登斯的这部分分析表明行动者的行动是结构中的行动，更加确切的说行动者的行动是具体的共同在场情境中的行动，那么，行动的情境性就必然的与社会系统的整合关联到一起。关于吉登斯对系统整合、社会结构以及变迁的分析，将在下次的报告中呈现出来。

最后总结一下本次的分享，吉登斯的理论脉络是从二重性的概念出发，重新理解了一系列对于其他社会思想流派而言至为根本的二元论或二元对立。尤其是“个体”与“社会”这一对二元理论，被重新构建为能动作用/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观念。其中，吉登斯尝试摸索出一套概念，以阐明作为反思性行动者的“个体”的内涵，并将反思性与定位过程和共同在场联系起来，区域化的讨论则将行动者的个体特征与广泛时空跨度中伸展开来的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

吴欢欢：《倒嚼福科》

［欢欢］：福柯说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这是否与他所探究的当代认识  型——主体终将被抹去的认识型，相违背吗？我的一个解释是：在福柯的讨论中，他发现并构建了一段以人为本的现代认识型，我们姑且把它当作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认识论层面的事实；而福柯考察的是历史上的这些主体形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虽以主体为主题，却是一种关涉主体的论题，非以主体为价值和认识中心，而仅是将主体作为研究和思考的、历时性回顾的参照领域，并且是用当代认识型-非主体本质主义、非人本主义的认识型去解构和认识主体的；另外，他意在呼唤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兼具伦理、认识和审美维度的主体。

［王黎］：我认为福科还是在这个三角中去理解福科的主体，福科三角的这种结构性张力在整个西方人类历史中其实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使得主体的建构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主体的对立面那里权力或道德总是有一个使动的拉扯力，使得主体去追求真理和知识。

［灿灿］：我认为这个福科三角确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角都在内部发生的变化，但是福科认为主体追求真理乃至于去实施自我技术和完成自我改造都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一种内向思维，这种过程的副产品是权力网络的弥散和其对主体的网罗。

［易卓］；我有个想法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从每个一角出发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另外两个角，那么这就是一个参照系，当我们站在主体这个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理与权力对主体的建构和注入的关系，当我们站在知识这个角度的时候，面度主体的知识是一种道德也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权力，而面度权力的知识则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规训、惩罚、监察技术，同样的站在权力这个角面对主体和知识又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说主体终将被解放，只有在它面对自身，但是以这个三角结构的解构为前提，但是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倒嚼福柯一

听过一个段子：

男说：我爱你。

女：怎么证明？

如果那位男士是福柯，他会怎么说呢？福柯会说：“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不就是一种证明吗？”

笑过之后，想想这句话确也是福柯思想风格的精准的概括——福柯思想蕴含着一种实践的品格。怎么理解呢？

首先，福柯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其知识考古学既是指研究这些层累的话语档案，话语在福柯看来是一种功能单位，同一个东西在其他学者那里不叫话语而叫陈述。陈述对应的是一种语言分析范式，即语言分析总是这么提问：这一个陈述时根据何种规则建构起来的，并且其他相似的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被建构的？而话语则有别样的提问方式：这一个陈述——而不是已经各就其为的其他陈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这样福柯就偏离了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的既定轨道，而转向了话语事件分析，当然毋宁说是一种话语行动的描述。即福柯不是将陈述从实践域中单独剥离出来，仿佛它是独立的、孤立的和主权性的似的，相反，福柯的目的是要把握那些作为事件的并具有如此独特的特殊性的陈述，是以何种方式与在性质上非话语的其他事件——也许是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此类实践——相联结的，对话语事件在其中得以散播开来的那个空间进行揭示，以赢得对它与外在于它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进行描述的自由，即福柯眼里的陈述是一种非闭合的断裂的样态，在切口处各种实践要素鱼贯而入。

总之，福柯试图对诸陈述的共在关系进行描述，共在关系指涉了一套话语的配置系统，形成了一种话语的实效范畴，一种共在关系的叠加效应，这种共在关系是结构性的，无法求助于言说主体的个体意识，而叠加效应则暗示了言说的暂时性，面向变动的实践事实因而为解构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福柯总是强调自己区别于那些满脑子都是语言-规则-系统序列的结构主义者，为什么福柯既是结构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者，以及为什么不是本质主义者，而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一个广义的存在主义者。

以上论述的是福柯的方法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的实践风格和研究实践：他不是在展示一套真理体系，而是借助他的概念工具，依赖手术刀式的概念工具去解剖不同领域、不同的虚假的真理实体。

这虚假的真理实体是什么呢？主体、真理、权力。我们权且构建一个“福柯三角”图式辅助理解，三角的各角分别为“主体／客体／身体——真理／知识——权力关系／治理”。

此三顶点两两相关，简介概括了福柯的研究路径。福柯最开始研究的是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如《词与物》、《疯癫与文明》中，一方面从知识型来看，主体是如何被建构为认识客体的，“人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另一方面，如何通过一种价值或制度区隔来建构疯癫主体。然而在福柯考察当代认识型时早已懂得主体犹如沙滩上的一副面孔终将消逝的趋势，遂转向考察知识-权力关系束，考察那掩盖于主体-真理关系之下的更深层次的实践结构，最后才投入主体与权力／治理关系的谱系学研究。

其实不管是哪一对关系，都指向主体的建构问题。福柯思考的重心是主体是如何被建构住来的？即人是如何成为社会人的问题。不能从概念-哲学-本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主体，主体作为历史性的个体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这样的不完满性促发个体去追寻永恒，这永恒就是所谓的真理，个体追寻真理的方式映衬着对应的主体，而个体所获得的认知也反射回来强化着这样的主体。参照主体来看，真理因为具有一定的调度力而实现了真理性，从旁观者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真理”不过是某种知识的功能化表述，而用“知识”这种价值无涉性表述方式则更容易参透其和权力的暧昧关系。知识和权力不仅仅是相互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且是相互蕴含的关系，是同一力量所指的不同能指。究根结底，主体之所以被历史性地结构起来，是因为这些不同方向的无意识的力量在主体-身体场域中拉锯的结果，一方面主体在吸收着外在结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力量也会向外释放，一部分打在他者身上，一部分打在自己身上。

总之，这个三角生动复现了福柯的研究方法与立场，他不是单独去讲述三角中的任意一角的真相，而是将其放置于一种关系性的视角中，讲两两的相互作用，这还是浅层次的方面，更深层或更激进的方面是，福柯将三者视为一体，在实践层面上三者是相互包纳的一体三面的关系，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视角下的显现。而任何理论分析都是一种人为的策略性的认识论上的妥协。这里凸显了福柯的实践风格。

最后，福柯的所有研究的可见部分都在诉说着不可见的社会事实或者历史事件，比如政治变迁、战争、人口爆炸、经济生产关系的变革等，和其他学者一样，福柯的理论大部分都附着在现代性的变迁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福柯的讨论是在一种实践场域中进行的，其方法论和理论只有置于开放的存在场域中才会生成意义；其次，福柯用描述的方法、谱系学的方法去解构既定的固化的概念／真理实体，而解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拨开宰制的面纱的自由实践形式；同时，福柯还尽量去还原实践的逻辑，比如关系性思维、建构性思维、全息性思维等；最后，福柯的所有理论建构皆映射的是社会事实和社会变迁的绰约魅影，扎根于大地，盛开出思想之花。

最后可供讨论的问题是：福柯说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这是否与他所探究的当代认识型——主体终将被抹去的认识型，相违背吗？

可供参考的解答：在福柯的讨论中，他发现并构建了一段以人为本的现代认识型，我们姑且把它当作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认识论层面的事实；而福柯考察的是历史上的这些主体形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虽以主体为主题，却是一种关涉主体的论题，非以主体为价值和认识中心，而仅是将主体作为研究和思考的、历时性回顾的参照领域，并且是用当代认识型-非主体本质主义、非人本主义的认识型去解构和认识主体的；另外，他意在呼唤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兼具伦理、认识和审美维度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