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代际逆传递——基于华北、中部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

刘成良

【摘要】  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指的是父代基于自身的人生任务、对子代的价值期待和情感寄托，通过自我剥削的方式将资源无条件地输送给子代，以此来完成家庭再生产，帮助子代家庭进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现象。而村庄内的社会分化、阶层竞争又加剧了代际剥削的力度，造成代际压力不断向父代传导、资源不断流向子代、养老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社会后果。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是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反贫困机制，也是村庄场域中的一种去阶层分化机制。

【关键词】  彩礼  城市化  代际剥削  反贫困

一 问题提出与既有理论研究

我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与中共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目标仍有差距。当前，打赢扶贫攻坚战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实践中对于因灾、因病、资源贫乏等“穷根”做出了精细的诊断和减贫战略部署，甚至为了彻底消灭贫困，还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贫困不仅能够通过父代向子代传递，造成家庭的持久贫困，也可以进行逆向传递——从子代传递给父代，即家庭内将资源向子代集中，带来子代相对富裕，父代贫困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在华北和中部农村地区还相当普遍。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认为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1]]。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提出，并且大量研究被用于说明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与富裕家庭相比都要相对弱势，这不仅进一步影响其未来的收入，还使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2]]。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在中国的贫困研究中也被广泛地运用，如张立冬认为中国农村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虽然在2003年后贫困的代际传递程度有所降低，但是相对贫困层面的代际传递依然较为突出[[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因教育医疗资源城乡分布不均、儿童先天性及遗传性疾病、贫困人口上升通道狭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贫穷已不仅局限于一代贫困农民身上，也会影响到其子女的发展，导致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突出[[4]]。除此之外，甘露[[5]]、陈文江[[6]]、王爱君[[7]]等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特征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甘露看来：由代际传递所导致的贫困具有持续时间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只凭家庭或个人自身努力难以走出困境。王爱君认为影响贫困传递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家庭因素和外部因素。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

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贫困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西方阶层固化、底层上升困难且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社会背景，而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虽然存在着阶层固化的趋势，但是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尚未关闭，社会中有大量的家庭通过教育、经商或者务工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底层向中层的流动；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带有较强的思维定式，仅关注到父代贫困所带来的子代贫困，并且这一判断忽视了家庭内部的责任伦理，忽视了家庭在应对贫困问题时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即家庭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父代通过自我剥削的形式将资源集中输送给子代，帮助其走出困境。因此，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机制，这并非是对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的否定，两者相互补充，丰富了转型期中国贫困问题的解释视角，相比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关注贫困的再生产因素，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更加关注家庭内如何通过代际分工实现反贫困的动力机制。

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是伴随着家庭的生命周期逐步实现的，尤其是家庭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富积累，对于农民来讲，最大的人生任务就是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即帮助子女娶亲完配。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之下，仅仅实现“续后”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帮助子代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摆脱贫困，否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家族的延续就会带来贫困的再传递。在此背景下，传统农村中“哺育”和“反馈”的代际关系变得失衡[[8]]，代际剥削成为实现家庭财富向子代集中的重要手段。父代之所以甘愿通过自我剥削的方式来完成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核心动力在于超越个体的价值信仰——家庭的“续后”[[9]]。许烺光[[10]]先生曾经描绘了一幅中国农民活在“祖荫下”的生活图景，农民对“祖先”的敬畏以及强烈的“续香火”的观念。求偶、结婚、抚育这一套活动体系所构成的“生育制度”的基础正是超越个人的种族与家族的绵续[[11]]。虽然在研究者看来，这种代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并且往往将其归为孝道的沦落，但是对于农民来讲，却有着一种内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二 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机制

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本质上是一种家庭的脱贫机制，即父代通过自我剥削的方式将资源无条件的输送给子代，以此来完成家庭再生产，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父代生活相对贫困，子代生活相对宽裕。贫困的代际逆传递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传导：

（一）婚嫁彩礼中的代际剥削

传宗接代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根本价值，不只是男子才有，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根本价值，构成了中国社会运作的基础[[12]]。华北、关中农村以及华南的一些宗族型村庄有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上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生男偏好依然较强，并且人为的生育选择造成比较严重的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农村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全国婚姻市场逐步形成，婚姻挤压效应进一步明显：农村年轻女性普遍以上学、打工的形式向城市等发达地区流动，造成农村人口性别比进一步失衡，男性婚姻成为问题。而在这些地区，农民为了给儿子结婚只能在婚姻市场上展开竞价。同时，由于女性占据了婚姻市场的主导权，不断地提高彩礼要价，使得农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境。对于父代来讲，如果不能够帮助子代解决婚姻问题，那不仅是一辈子的遗憾，在村庄中没有面子，而且整个家庭的发展也会失去希望和动力。

由于性别比严重失衡，婚姻市场上形成了一系列对男性综合考核的指标，比如相貌、年龄、人品（是否孝顺、体贴）、能力（工作、学历）、兄弟数量、家庭经济状况等，在这些考核中家庭经济状况是绝对的硬指标，即如果没有能力建新房或者买房、无法支付彩礼均价，达不到硬指标要求，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婚姻市场上的硬指标考核使得婚姻的各个环节都被货币化了，男性结婚的成本被不断推高。在华北农村，男女双方无论是相亲还是自由恋爱，结婚都要经过订婚、送彩礼等多个程序：订婚时男女双方父母坐在一起，商讨结婚日子，同时男方给女方家支付订婚钱——一万七千元，寓意万里挑妻，而早些年是一万零一元，寓意万里挑一；订婚之后，男方家要给女方两万元用于买衣服和“三金”；在办婚礼前，男方要到女方家送彩礼，彩礼起步价是六万，有的地方是八万八，而在鲁西南地区，彩礼是三斤三两百元大钞，至少要十万元；婚礼当天，男方父母要给新娘及送亲的亲戚近万元的改口费、红包等，整个流程至少要花费十万元，还不包括办酒席、建房等花费。而这仅是一个儿子的结婚费用，华北农村有着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即使是在计划生育非常严格的八九十年代，很多家庭都还是至少要两个男孩，到了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这些家庭面临着更加繁重的负担。女方家往往对于多子家庭会提出更高的彩礼，为的是将男方父代的积蓄尽可能多的转移给小家庭，而兄弟之间婚姻彩礼的竞争加剧了对父代的剥削。

案例1：在皖北SZ村，54岁的WFY终于给快三十的儿子说定了一门亲事，但是女方家不仅要男方家准备楼房，还要10万元彩礼，WFY的儿子也很坚决地表示非此女不娶。WFY只能东拼西凑，甚至贷款来给女方家准备彩礼钱，但是在装修新房的时，WFY为了省钱自己去刷墙，结果不小心摔下来，差点连命都没了。村民都说“看看吧，为了娶媳妇，差点把老爹逼死。”[①]

女性的稀缺不仅使其掌握了婚姻市场的要价权，还掌握了结婚后大家庭中的当家权。男方父母在儿子结婚后一般都会比较顺着儿媳妇，尽量不与儿媳妇发生矛盾，否则与儿媳妇的争执就容易演变成离婚事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男方家庭高额的婚姻花费都付诸东流，如想要再娶一个媳妇就非常困难。但对女方而言，离婚带来的损失却要小得多，在关中等地调研发现，女性一旦离婚，马上就会有媒人找到家里来提亲，甚至有的女性在还未离婚时就已经找好了下家。

父代为了儿子的婚姻问题不得不省吃俭用，拼命赚钱，花尽大半生的积蓄来给子代支付结婚、建房的费用，以至于农民都说，“现在结婚，是穷了父母，富了小孩。”子代家庭的发展在对父代的剥削下确实有了一定积累。父代完成这些任务并不轻松，尤其是对大多数农村普通家庭来说，还要背负高额的债务。然而这仅是父代完成家庭再生产第一阶段的任务。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代际剥削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帮助儿子娶亲完配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帮助子代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正如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积极推行的城市化战略一样，农民本身对城市的向往是城市化战略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农民进城的途径却相对单一：一种是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提升的手段在城市中获得相对体面、稳定的工作，从而积累起进城的资本，对于六零后、七零后来讲，通过这种方式进城的是凤毛麟角，随着后来大学教育逐步普及，八零后、九零后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另一种进城的方式是到城市打工或者经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可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在外务工赚钱以补贴农村家用，将城市中获得的资源输送到村庄；第二类是2000年前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可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向往城市繁华而充实的生活，渴望能够在大城市定居，但是如何积累能够支撑在城市中定居、生活的财富是决定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的关键，然而大多数人都缺乏这个条件[[13]]。因此，第二代进城的青年农民往往遇到进退两难的境遇，“打工没前途，回去没意思”，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现实的无奈使得他们只能在追逐城市化的道路中退而求其次，选择到县城买房居住。尽管是在县城，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房价也都攀升到了三四千元/平米，有的地区更高，购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至少要四五十万元。对于父代来讲，为了实现子女的进城梦想，为了能够让孙子孙女享受到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了实现整个家族向上流动的梦想，他们愿意继续在子女进城的道路上做贡献。

案例2：湖北荆门TS村，2000年后农民很少在村建房，到县城买房成为了一种潮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犹如无形的石头压在肩头，喘不过气，常调侃“现在是有儿子的家庭要劳累，有女儿的家庭都翘着腿。”村民WZX六十多岁，身体不好，早些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建房子，耗费了很多心力。WZX的妻子在七年前检查出喉癌晚期，在医院住了段时间，认为白花钱，为了不拖累儿子就出院了，回家后实在无法忍受病痛折磨，就自杀了。从此WZX变了很多，少言寡语，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独自居住在距离儿子楼房仅百米之遥的破旧瓦房中。虽然儿子和媳妇常年在外打工，村里的房子一直空着，即使回家也很少去看望父亲，但是WZX依然为没有能力帮儿子在城里买房、没有能力让孙女在城市读书而自责。

父代在帮助儿子结婚成家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背负着债务，同时受年龄制约，外出务工的机会逐年减少，只能在本地坚持着半工半农的家计模式，对家庭贡献逐年递减。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竭尽全力赚钱贴补子女，支持他们进城。中国家庭有着浓厚的责任伦理，父代将抚育子代、帮助他们结婚和进城当做自己的人生任务，并为之不断奋斗，很少去理性地算计自己的养老生活该如何度过。

图1  父代经济能力与人生任务轴[②]

三 阶层竞争与贫困的代际逆传递

通过支持子代婚姻和进城，父代的资源不断地向子代集中，与此同时父代和子代形成了新型的家庭结构关系，即：在居住方面，父代生活在农村，子代生活在城市；在资源分配方面，父代将务工和务农收入用于支持子代进城，而子代获取的资源却少有输送给父代；在家庭债务方面，父代承担了子代结婚和进城花费的债务，而子代家庭却鲜少承担；在家庭义务方面，父代继续承担维持村社、亲戚关系的人情开支及照顾孙代的开支，而子代承担的家庭义务却相对有限。虽然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看似是两个独立的家庭，却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分家，形成的是一种“分而不离”的家庭代际关系。在龚继红等人看来，这种“分而不离”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代际剥削模式，表现为子代从身体和精神双重层面对父代的剥夺以获取利益，其得以生成的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分化和竞争对父代、子代行为逻辑的影响[[1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以往相对均质化发展的村庄正在发生着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日渐悬殊，这对于农民来讲，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对于阶层地位的焦虑转化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行为的竞争与攀比。最核心的就是子代发展的相互比较，他们的发展不仅代表着个体小家庭的幸福，也代表着整个家庭在村庄中的荣誉和面子。

从经济形态上来讲，在华北、关中以及华南的普通农业型村庄，因为缺乏资源禀赋以及工商经营的优势，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是维持着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一个村庄场域内，不同的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劳动力的数量以及配置形态也不同，就产生了收入上的分化，从而产生贫富不均，虽然这种贫富不均处于流动状态，暂时没有形成非常固化的阶层，但是在村庄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富裕层、中间层、贫困层群体的阶层位置，并且阶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有着固化的趋势，使得处于中下层的农民时刻感受到竞争中的焦虑和苦恼。                                                                                                                                                                                                                                                                                                                                                                                                                                                                                                                                                                                                                                     

在富裕层的往往是村庄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人脉广，懂交际，善于抓住市场机会，能够在家庭的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一定的发展资本，如工商资本者，收入不纯粹依赖劳动力的付出，而是在各种投资中完成财富的再生产，因此收入远远超过一般家庭劳动力的打工积累。这类群体往往数量不多，并且一般人难以达到。

第二是中间层，大多数家庭都处于家庭收入水平的中间层次，依靠家庭内劳动力的务农或者打工的经济收入，而决定其收入水平差异的往往是家庭内劳动力的数量、素质以及所处行业的性质。因为中间层次的人比较多，其内部也存在着相对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基本上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通过劳动力配置形态而改变的，如家庭成熟期阶段的收入水平往往高于形成期、成长期以及衰退期的收入水平。处于中间层的农民焦虑感最强，因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既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向上流动，也会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使得家庭不得不堕入底层，中间层农民要想上升到富裕层存在着诸多难关，但是可以在同一层次的人群中相互比较、竞争。

第三是贫困层，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导致家庭出现无效劳动力的因素有：一是天生的痴傻或者残疾；二是后天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带来的家庭开支剧增且主要劳动力无法继续从事劳动；三是婚姻破裂或者意外亡故带来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四是懒惰等因素带来的主要劳动力不愿意参加劳动。处于贫困层的农民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上升，就更加困难。

图2 阶层竞争与父代、子代的压力传递

由于父辈对子代有着强烈的价值期待和情感寄托[[15]]，并且“父子一体”牵连着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父代也进入到子代的阶层竞争体系中，感受到子代的地位焦虑和竞争压力，并内化为自己的焦虑和压力，从而希望给子代做点什么[[16]]。而子代的竞争压力加速了农村代际关系向不平衡的剥削式代际关系转变[[17]]。父代通过自我剥削的形式使家庭中的资源不断地向子代集中，而村庄中激烈的阶层竞争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剥削的力度。

四 贫困代际逆传递的本质及其后果

父代为了实现子代家庭再生产、向上流动的愿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竞争中，往往以一张残酷的面孔出现，父代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子代因为忙于竞争而无暇顾及孝道伦理，父代生活日益艰难。甚至许多老人把自己辛苦攒下的养老钱全部交给子代。由此形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是欣欣向荣的小康之家，另一种是资源枯竭暮气沉沉的养老之地。家庭内就形成了两个传导链：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链，父代通过牺牲自己的一切来给子代传导资源，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压力传递链，子代竞争的压力传导给父代，尤其是村庄中四五十岁的这部分父母，他们既要支持自己的儿女在城市中奋斗，又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有的还要帮助儿女照顾小孩，他们只能尽量地承受这部分压力。从而产生两种后果：

（一）压力沿着代际关系链不断向上转移

父代通过牺牲自己来内化和消解掉子代的压力。在农村中很多四五十岁的当家人都是拼命地干活，缺乏对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警惕，习惯于“小病忍，大病拖”，生怕给家里带来负担。但是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血栓、脑溢血、心脏病乃至癌症，成为决定村民健康与生死的主要因素，如陈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年富力强的人留守在村无法外出工作，大多数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不得不成为乡村“闲人”[③]。对于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的中年父母来讲，他们是帮助子女完成人生任务的核心力量，也是分担家庭代际压力的中流砥柱，他们既无暇顾及身体健康，也无暇考虑他们自己和父代的养老生活。家庭中的老人大都依靠自养，除非到了丧失劳动能力时再由子女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

即便是村庄中条件处于一般水平的农户，在家庭代际压力的传导下，老人的生活都是越来越贫困的。而在村庄中处于中下阶层的农民，在焦虑和恐慌中面对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甚至走向自杀。尤其是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而言，因为无法继续为家庭的发展做出贡献，反而还要消耗家庭中有限的资源，老人不仅在心理上产生了对家庭的愧疚感，而且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资源稀缺所带来的矛盾、代际纠纷让老人更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从而选择自杀。更令人震惊的是，老人自杀这一在传统上能给子女带来巨大压力的行为在新时期正经历着去道德化的建构，即老人自杀对于子代的负面影响正在消失，正如杨华所讲“农村老年人自杀则通过底层的去道德化机制被合理化与正常化。中国底层社会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通过牺牲农村老年人而得以解决和消化，这是近年农村自杀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的根源[[18]]。”

在湖北荆门TS村调查时，笔者及团队成员根据村医的记录和讲述，对村庄中老年人自杀状况进行了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13年，村庄中竟然有13例自杀事件，基本情况如下：

表1  TS村老人自杀统计（1999-2013）

（二）自下而上的代际压力外溢、转嫁

父代为了避免把传导给自己的压力再传导给子代，只能进一步牺牲自己及其父辈的养老空间，而当父代的压力实在太大时，家庭内养老的压力就会外溢，有的甚至转化成为农民求助国家养老而上访的动力。如在湖北某村调查时，征地引发了老人的联合上访，尽管当地政府已经给出了优惠的补偿条件，但是上访老人依然表示：“古人讲的好，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不是儿子不养老，而是儿子养儿子都很艰难，养老指望儿子是不行的，儿子自己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儿子要是有能力就该他养，没能力只能指望国家养，国家比儿子有用[[19]]！”征地补偿往往是货币化的资源，这种容易分割的资源往往完全流入到子代家庭中，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其中一方面是孝道伦理衰落下的代际关系失衡，即子代对于父代的剥削，另一方面父代对子代的情感寄托和价值期待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夺”。失去了土地对老人来讲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会保障，他们很难和子女进行征地补偿的争夺，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将求助的对象转向国家，从而转嫁代际压力。

五 结论与讨论

贫困的代际逆传递虽然是农民家庭代际分工中的一种反贫困机制，但是其实现的基础是父代利益的牺牲，内在动力是父代对子代无限的责任与爱。以此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模式——家庭的接力式进城，即王德福所讲的家庭内部一代一代接力完成进城，接力棒到底要传几代，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少不了全家的支持，还需要大环境的改善和一点点运气[[20]]。但是其产生的结果是父代无限地承担子代发展和社会竞争的代价，而村庄中异化的竞争与攀比又不断加深父代承担的代价，从而牺牲了他们本应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更有甚者，在失去劳动能力、病痛缠身时走向自杀的道路。

事实虽然残酷，但是家庭内的代际分工选择最终为子代的社会竞争创造了条件，从而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资源向子代不断输送的模式也并不必然会带来老年人的生活贫困，并且一些老人看起来符合贫困标准的生活却充满着意义，毕竟能够为子代做贡献，让家庭能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也是老人们最大的梦想，他们不仅习惯于简单而劳碌的生活，并且能够从其中找寻到价值感。虽然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但是至少在底层还是有一定的活力，大多数农民家庭愿意孜孜不倦地奋斗，关键还是能够看到家庭上升的希望，因此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在华北、关中以及中部的那些普通农业型村庄，因为村庄内并没有形成固化的阶层，大多数家庭依靠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实现家庭财富的积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起落，村庄内始终是一个有上有下的流动着的分层体系，处于村庄底层的人们也不至于感到绝望，并且仍然有相当多的家庭通过读书等方式实现了家庭在村庄中阶层位置的上升。因此，贫困的代际逆传递不仅是一种反贫困的动力机制，也是一种去阶层分化的机制。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需要充分重视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所带来的副作用——老年贫困的形成。对于国家来讲，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医疗救助体系还需要继续健全和完善；组织和发展老年人协会，通过自助、互助的形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心理疏导的功能；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择机进入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并进行干预，为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规范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