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悠久的乡村建设传统。两宋时期，儒家精英以宗族庶民化为核心的乡村建设重塑了影响千年的乡村社会基础。民国时期的乡建运动虽然时效有限，却影响甚巨，至今仍有不少知识精英承其衣钵，到乡村从事各类乡建实验。乡村之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为乡建运动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源泉，而乡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大潮中的遭遇，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精英痛心不已，他们要通过乡村建设捍卫乡土文明的命脉，他们也因此自觉地与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保持着距离。

在诸多乡建群体和乡建模式中，艺术工作者的实践是独特且有启发意义的。艺术乡建丰富了乡村建设的内涵，拓展了乡村建设的想象空间。对于一场仍以“实验”为主要特点、以个案为主要载体的实践运动来说，“多元”无疑是一件好事。多点开花基础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乡村建设可以为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探索出未来的更多可能。

艺术乡建的独特性在于，艺术家似乎更执著于乡村社会的“传统”。在现代化冲击下，那些哪怕已被农民弃之如敝履的“传统”，都得到了艺术家的格外垂青。艺术家的实践袒露着他们捍卫乡村净土的执拗，甚至悲壮。毕竟，在现代化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巨大存在面前，在农民精明的理性算计和冷漠观望面前，“艺术”“传统”本身就是备受质疑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艺术乡建实验步履蹒跚，甚至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不过，把艺术乡建的困境仅仅归咎于大环境的恶劣和乡村社会的复杂还是远远不够的。仔细探究会发现，艺术乡建暴露出来的核心问题是“脱离”，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艺术脱离现实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割裂“传统”与“现代”，二是割裂“城市”与“乡村”。艺术家似乎将乡土文明圣洁化了，容不得其理想中的乡土受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半点影响，而圣洁的乡土文明又被静态地固化为历史和传统，以至于有人刻意去挖掘失传已久的民间工艺、民俗传统，寻找早已被技术发展淘汰的农作工具，恢复雕梁画栋的传统民居。这样做固然有其意义，但也更多的是展示给外人观赏，留作历史文物，却很难再与农民的现实生活发生实质关联。乡村建设似乎变成考古挖掘，而这样建设出来的乡村也更像博物馆，是供城市小资观赏休憩的小清新咖啡馆，却不是农民吃喝拉撒、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居所。

其次是村庄脱离乡村社会。艺术化了的村庄既与生存其中的农民脱离了生活关联，也被从乡村社会的地域系统中割裂出来了。任何一个被艺术家垂青的村庄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地域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单元。无论是自然风貌，还是农业生产，更不要说婚丧嫁娶、社会交往，村庄都深嵌在地域社会中，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生态系统。大多数艺术乡建项目却将村庄从这个系统中孤立出来，塑造成地域社会中的特殊存在，甚至是“古怪”的存在，这样就造成村庄独特性与农民生活的系统性之间的明显割裂。更严重的是，某些乡建措施客观上会造成村庄与地域社会的对立，这尤其表现在以乡村旅游为目的的艺术乡建模式中。利益分配和竞争不但带来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也会造成村庄与其他村庄的关系紧张。

再次是个案塑造脱离普遍意义。与所有乡村建设模式一样，艺术乡建普遍采取打造个案的方式。一般是结合艺术家的个人偏好和村庄基础条件，当然有的也会顺从地方政府的安排。个案塑造的优势是可以集中有限资源最大化实现建设目标，以此形成示范效果。问题是，个案打造易，示范推广难。我们只见某艺术家深耕某个村庄多年，却从未看到其他村庄，哪怕是邻近村庄效仿。将此问题仅仅归咎于“时间尚短”是不够的，实际上示范推广难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是个案村庄本身的特殊优势造成天然的推广壁垒，另一方面则是资源问题。个案打造需要集中大量物质资源，以及艺术家的无形资源，包括艺术家个人投入和社会资源。资源就是成本，成本也就是壁垒，但是，难以推广的个案，其价值和意义又到底有多大呢？

最后是精英意识脱离群众。这是艺术乡建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多年前围绕“碧山计划”的争论也主要集中于此。这个问题当年梁漱溟先生那代人也遇到了，“乡建运动而农民不动”已成为乡村建设的普遍困境，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知识精英似乎总难摆脱骨子里的优越感，强烈的“启蒙”心态和“救世主”意识被包裹在“拯救乡土文明”“重塑乡村价值”的道义外衣下，实际上还是对农民的不信任、瞧不起。这并不是说要将农民“淳朴化”“神圣化”，而是说知识精英过于武断地将农民因应城市化、现代化的观念与行为否定了，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否定了。这就造成他们的乡村建设变成了极具个体化的社会实验，实现的是乡建者本人的理想，而非真正体谅和对接农民的需求。坦白说，乡村建设载不动知识精英们的“乡愁”，长此以往，乡村建设恐怕要变成一场知识精英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剥削与殖民了。

艺术乡建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实现与乡村社会的“嵌入”，获得最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理解与支持，从而真正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应该仔细反思这样几个问题：乡村是什么？农民要什么？乡村建设可以做什么？

“乡村是什么”是艺术乡建要清楚的首要问题。乡村不是艺术家的试验品，不是乡土文明的博物馆，不是城里人的后花园，不是小清新们的乡愁咖啡馆。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不要情绪化地将乡村预设为精神净土，而要具象化为农民吃喝拉撒、恩怨情仇甚至偷鸡摸狗、打情骂俏的生活居所。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漫长进程中，乡村是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保障和退路，也因此成为全社会的稳定器。农民主要通过城市实现经济价值，同时在乡村实现其社会价值，获得生存尊严和意义。要始终坚持这个基本原则：乡村是农民的乡村。

“农民要什么”是艺术乡建要清楚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又可拆分为“什么农民”和“什么需求”两个方面。乡村建设为什么人？毫无疑问是为农民。“农民是什么”在乡村社会日益分化、人口巨量流动的当下已成为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常年居住在村的是老弱妇孺，及少量乡村精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坚农民”。这是农民群体的基本构成，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基本结构，是乡村建设的服务和动员对象。服务和动员关键在于准确对接他们的需求。在衣食无忧、劳作有度的当下，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在于如何让生活有趣且有意义。有钱有闲的农民没有积极健康的休闲生活，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流于形式，便给麻将赌博、地下宗教甚至邪教等提供了空间。这是中国农民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文化生活困境”，却也恰恰是文艺乡建千载难逢的机遇。

“乡建做什么”是艺术乡建要清楚的具体问题。乡村是农民的底线保障，农民需要解决文化生活困境，这是回答乡建做什么的前提。艺术乡建不能只做艺术家们孤芳自赏的个性化实验，更要对准农民当下的文化生活所需，发挥文艺工作的独特优势，为农民探索、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可获得的、易推广的、符合乡土社会特点与规律的文化生活模式，让农民不再只是笨拙地模仿城里人那种高消费、高能耗却又变动不居的流行文化，也不是僵化恢复那种复古的、原始的、不便的“传统”。艺术乡建应该在结合农民需求和乡村传统与现实条件基础上，充分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实践，为农民创造“低消费、高福利、易获得”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的期许，是农民的期盼，因而是艺术乡建的广阔空间。

本文发表于《中国美术报》2016年11月2日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