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乡土社会中“做人”

    ——《做人之道》阅读札记

     

    印子

     

    长久以来,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人”的论调一直是高度个体主义的,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企图论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却无助于实现对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个体社会观的改造。[1]在论及“人”时,本土社会心理学强调“关系”的微观运作机制及其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却最终陷入社会理性人假设之中,无法发掘出“关系”中所透出的个人与社会的本体性关联。[2]

    不同于在社会科学理论殿堂中寻找学术命题,华中村治研究具有一以贯之的经验本位特色。以经验为本位的农村研究,重要的在于发现经验的“意外”。发现经验与理论的悖论,在理论之外找寻可以在高度经验化的学术场域中进行探究、提炼和检验的学术生长点,是经验机制研究的重要学术旨趣。借助本土社会心理学和儒学思想,将原本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自我实现”命题转化为一个社会学的“做人”问题,来探究熟人社会与农民做人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王德福的《做人之道——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以下简称“《做人之道》”)给农村社会学带来的学术惊喜。

     

    自我实现是心理学的经典命题之一,在中国人的生活语境中,自我实现时常被理解和表达为“做人”。因此,“做人”与自我实现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并不存在某种隔阂,从最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做人”其实就是自我实现。不拘泥于西方心理学对“自我实现”的庞杂论述,从传统社会学出发,王德福将“做人”的核心精神转化为“自我”扩大化和“自己人”生成的问题,并将理论反思的焦点对准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无疑是一座学术富矿,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均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学术灵感和对话对象。在王德福看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实质上是对熟人社会中自我扩大化逻辑的经典阐述,在费老眼中,中国人自我扩大化的基本逻辑,就是亲缘化和差序性。[3]

    王德福发现,自我扩大化的费氏逻辑在理论上值得细究。首先,“自我”与“家”的关系是高度一体化的,费老所认为的“为了自己而牺牲家”的论断,实际上隐含了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利益冲突预设。然而,家对于农民成人具有本体性意义,农民只有在家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自我”与“家”不能割裂开来。其次,“差序格局”中对亲疏远近格局的阐述是一种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同质化和平面化表述,中国人的自我扩大化实际上还包含着社会等级的结构性要件,也就是说,血缘尽管重要,但尊卑次序却也能决定人伦次序中的那个“中心”。最后,地缘关系在“差序格局”中并非被明确表述,具体而言,其中的关系远近该如何确定,又或者,地缘关系与亲缘关系又如何比较?

     

    从农民质朴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借助费老的“差序格局”,王德福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4]显然,《做人之道》的立意绝非对“差序格局”的否定,其最为首要的问题意识在于,在继承费老学术遗产的基础上,面对纷繁复杂和快速变迁的中国农村社会,该如何操作自我扩大化命题的讨论。

    自我扩大化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自己人”问题。“自己人”是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王德福在其基础上,针对自我扩大化费氏逻辑的困境,将“自己人”关系按照情感、责任、信任和荣辱四个维度进行操作,进而将农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划分为自己人/外人的理想类型。自己人被区分为亲缘性自己人和交往性自己人,其中亲缘性自己人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家庭关系、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和功能性自己人。展开来看,家庭关系特指两代以内的家庭关系,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包含宗族和小亲族两种类型,功能性自己人则是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交心”之人。

    不过,对自己人关系的划分仅仅具有工具性意义,结构性自己人单位能够解决人际关系分类问题,却无法解决何以为之“成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做人的目标是什么?否则,既然不知“成人”,何以谈及“做人”。

    在西方文明中,人需要与宗教对话,宗教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调理人的心灵,西方人能够在上帝或其他诸神那里找到精神慰藉,并在其指引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并获得做人的意义。在心理学和儒学视域中,做人或成为完全成为想要的“自己”,或成为过于理论化过于理想化的圣人,这与中国农民现实生活中的成人理想相隔甚远。实际上,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早已指明了成人的理想目标无非是: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5]也就是王德福理解的“所谓成人,不过是完成好自己的人伦责任而已”。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统一性宗教,中国人的做人目标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完成自己的人伦责任将自我实现的宗教—圣人神话拉回朴实的地面。尽管是在人伦关系中实现自我,中国农民的做人之道却意涵颇丰。受儒家成人思想的启发,王德福将做人之道操作为“双重定位三层目标”,“双重定位”是说,中国农民做人既要解决生存问题和社会价值问题,也要解决有限生命和无限血缘绵延之间的问题,人最终在凡圣一体中实现“成人”。因此,中国农民的做人目标在于实现对个体的超越,一方面,做人需要将有限生命融入进“祖先—自我—子子孙孙”的无限事业中去;一方面,做人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需要实现从小私到大公的超越。

    “三层目标”既是实现“双重定位”的操作场域,也是践行“双重定位”的用力层级。做人最首要的是“过日子”,一个家庭的日子都无法过的红火,就不谈其他,“过日子”成为农民做人的基础层,是为做人的生活之道;除了过好自己的日子,农民还需要获得社会认可,需要在社会评价中实现自我,“结人缘”成为农民做人的社会层,是为做人的交往之道;“过日子”与“结人缘”不过是农民自我实现的“私”面,实际上,农民自我实现的最高追求是能够走出“小私”,能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村庄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此是为农民做人的共生之道。在我看来,将中国农民自我实现的论题转化并操作为可以触摸的人伦关系中的自我扩大化,这也许是《做人之道》最为首要的学术贡献。

     

    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无法在真空中进行,村庄社会是实践做人之道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国是巨型国家,中国农村具有非均衡性,这种社会性质的区域差异被表达为不同村庄的不同类型。依据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贺雪峰发现中国农村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并分别对应于我国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6]由此,中国农民的自我实现其实是在具有不同类型的村庄社会结构语境中展开,农民自我实现的机制有所谓的理想型,但自我实现的实践却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根据结构性自己人单位的划定,王德福将自我实现的熟人社会结构类型划分为宗族型、小亲族型和原子型。

    村庄社会结构和地方性规范构成了农民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和约束机制。在《做人之道》中,社会结构被界定为个体关系的结构化,社会结构与外部力量共同形塑出村庄的地方性共识,其中社会结构是维系地方性共识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结构与地方性共识匹配程度较高的宗族型村庄,结构性自己人单位是宗族,以世系为组织原则的宗族,具有厚重的血缘性和绵延性,宗族型村庄中的个人大多具有结构性的社会位置,个人必需服从自己的血缘结构,独立的私人交往不可能突破这一点。宗族型村庄中农民做人更注重家族荣耀与传承,更具有伦理性和公共性,更能在“小私—大私—公”的连续谱系中实现公私转化。按照同样的分析逻辑,小亲族型村庄中农民做人更侧重于家庭兴旺与面子竞争,更需要高超的社会交往能力,这种类型村庄中做人的共生之道最为复杂。原子型村庄中农民的做人更注重生活享乐,社会交往的工具性最强,村庄秩序的整合实质上是私人利益的整合。

    值得一提的是,呈现出农民做人之道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村庄类型区域上的多样性,仅仅是作者的初步追求,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做人之道是如何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本体性关联的。从理想类型上看,支撑农民个体自我实现和个体与社会的本体性关联的,是熟人社会中的自己人结构和崇公抑私的伦理价值规范。在熟人社会中,做人的目标是成人,成人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中实现,因而具有社会性。与西方文化中对成人定义的个体主义和成人目标的个体自我实现不同,中国农民的做人秉持着“伦理本位”的基本原则,“伦”是差序,“理”则是实现自我扩大化的方式方法,即为人之道,而自我扩大化需要在时空二维之中完成,不仅是自我的工具性实现,也是自我的价值性实现。这种独特的做人之道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继替、横向发展的关联。

    不过,《做人之道》也揭示出,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做人之道理想类型中的社会构成变量正一一退场,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自己人结构松动,崇公抑私的伦理价值规范解体,以至于个人与社会无法实现本体性关联,两者算是分了家。于是,“过日子”的预期开始缩短、生活竞争意识显著增加,社会交往开始理性化,“人缘”愈发功利化,“自家的事”纷纷成为“公家的事”,以往的“黑着脸说直话”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农民自己发现,做人开始无所适从,变得无比艰难。

     

    显然,《做人之道》不仅蕴含了对中国人自我实现理论问题的思考,而且还饱含着对农民生活现实深层困境的关切和担忧。“人心乱了”几乎是只要去农村做过社会学调查的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的普遍社会心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收拾人心。晏阳初曾寄希望于现代文明以改造中国农民的“愚贫弱私”,梁漱溟则提出通过建立新社会组织构造来重塑农民,但最终陷入“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境地。[7]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农民从传统的自己人结构中释放出来,逐步成为社会公民。最为典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极大地塑造了农民的普遍主义公平观念,这也许是社会主义乡村建设在改造人心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成功的一点。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人心不古”早已无法用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失调”概而论之。不过,王德福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梁老的社会组织建设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是,熟人社会渐渐远去,公共精神的培育无法依托于自己人结构。借助基层组织来重塑现代意义上普遍主义的公,才有可能使现代农民重新寻回做人之道。

     

    参考文献:

    [1][德]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王佩丽、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杨国枢、陆洛主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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