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乡贤治理的互塑机制

——以湖南隆兴坳村为例^*

耿羽 郗永勤

[摘 要]本文以湖南隆兴坳村为例，描述并分析赢利型精英和保护型精英在扶贫治理中的不     

        同作用。研究表明扶贫开发与乡贤治理具有相互塑造的效应，扶贫项目激活村庄获

        利空间从而为培育保护型精英提供经济和文化土壤，这些经济生产、社会关系和文

        化价值嵌入村庄社区的“中坚农民”，具有能力出众、熟悉本土情况、热心村庄公

        益事业等属性，他们有能力且有意愿于政府-村民、市场-村民之间搭建桥梁，在项

        目设立、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帮扶带动方面有效推动精准扶贫。

[关键词] 精准扶贫；乡贤治理；赢利型精英；保护型精英；中坚农民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4）07-0000-05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打通扶贫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要提升技术化的数目字管理水准，还需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扶贫治理的效果与选择何种类型精英对接密切相关，本文以湖南隆兴坳村为案例，探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乡贤治理的互塑机制。

一、精英俘获抑或精英协作

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1][2][3]除了宏观层面的制度与管理问题，微观层面的“精英俘获”也是重要因素，即扶贫资源被一些精英不合理、不公平地占据，难以瞄准需要扶助的对象并施以有效的脱贫措施。^[4]首先，部分扶贫项目资源被权力精英获取。扶贫项目入村时，村干部往往在建议和推荐人选方面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甚至具有直接参与分配的能力，有的村干部利用信息垄断优势，刻意隐瞒信息公布，或者直接俘获补贴、贷款等货币型资源，或者俘获集体资源如低价承包村集体的水库、山林、土地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或者俘获国家非货币型资源使用权如农业机械等并将其以资本化的方式获利，^[5]除了自己截留，一些村干部还将扶贫资源操作成利益交换的工具，或者作为感情投资分给亲朋好友，或者作为争取下届选举票数的贿赂，或者作为缠访户不上访不闹事的维稳工具。其次，部分扶贫项目资源被经济精英获取。不少地方政府安排农业扶贫项目时，偏向大型农场式经营，以行政化方式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替代民间自发的中小规模土地流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进入农业环节，引导项目资源与公司企业式大户对接，忽略回应中小规模农户的农业公共服务需求。^[6]行政力量加资本力量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在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方面常常不如中小农，^[7]同时又挤占了中小农的利益空间，更有甚者，有些主体承接项目后并不真实从事生产经营，而仅仅为了套取政府资金。实践中，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可能相互配合或转化，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更顺利捕获项目资源甚至还与灰黑势力结盟，^[8]结果大量扶贫项目下乡却引起基层治理“内卷化”，^[9]即扶贫资源输入乡村没有促成多数村民福祉明显增长以及村庄治理水平提升，反而滋养壮大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分利集团。

扶贫项目下乡存在“精英俘获”问题，却不能由此因噎废食地认为扶贫工作中应屏蔽所有精英群体，扶贫工作不能笼统讨论是否需要地方精英，而应细致探求培育、塑造和对接何种地方精英。这是由扶贫（尤其是开发式扶贫）的性质决定的。兜底式扶贫可以在确定不同等级的经济收入状况后，依据贫富排序向较为贫穷群体直接转移更多的资金和福利，但开发式扶贫一定是由较为富裕的、较为有能力的地方精英群体首先受益，^[10]除去通过不正当方式“寻租”因素，精英相对于普通村民在配套资金、市场信息、专业技术、发展眼光等方面拥有较多优势，精英更可能让开发式扶贫项目发挥效益。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不可能完全通过资金直接转移的方式进行保护式扶贫，必定是兜底与发展并重、输血与造血并重、保护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并重。在开发式扶贫中，虽然较为贫穷的普通村民迫切获得经济增长，但政府难以直接激活这部分群体，必需让更易承接项目的精英群体作为中介，通过“政府-精英-普通村民”链条推动开发式扶贫惠及普通村民群体。开发式扶贫项目下乡无法绕过精英，精准扶贫需要优质的精英，需要完善的乡贤治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根本是要解决扶贫项目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即政府与分散的千家万户村民高效对接。政府与村民如何对接，是中国政治持久的命题。传统时期，国家通过“半正式行政”管理乡村具体事务，^[11]代理人权力嵌在基层文化网络之中，^[12]实现相对有效的“简约治理”。^[13]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仍然大量利用和改造村社内部的传统资源，将基层治理单位建立在村庄内生的社会基础之上。^[14]近年国家持续加大安排扶贫等各种项目建设农村的力度，基层治理的总体态势从“汲取型”向“分配型”转变，但无论是提取资源还是输入资源，都需要合适的中介上下接续。^[15]借用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理论中关于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的论述，^[16]本文将地方精英分为“赢利型精英”和“保护型精英”。保护型精英是乡贤治理的主体。赢利型精英和保护型精英区别之处不在于能力和财富，而在于行事动机——“嵌入”村庄抑或“脱嵌”于村庄。赢利型精英无论是否为本村人，生活面向都在村庄之外，对于村庄仅有短浅预期，只顾追求自身物质利益而没有向村庄和村民负责任的公益心。赢利型精英截留和挪用政府扶贫资源中饱私囊，阻隔资源到达普通村民甚至挤占村民原有的利益空间。赢利型精英和普通村民形成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政府-精英-普通村民”链条断裂为：“政府-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 ，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外。保护型精英在本村生活同时生活面向在村，身体与归属感同时在场，他们在村庄中具有长远预期，不把物质利益看作唯一目标，重视村庄“熟人社会”中的荣誉感和道德感。保护型精英希望扶贫项目不仅能改善自身生活，还能振兴整个村庄，他们不仅能合理利用扶贫项目成为率先受益者，而且往上向政府反映村民需求和偏好，往下向普通村民传递扶贫信息并进行示范带动。保护型精英和普通村民形成共享共赢的“正和博弈”，通过乡贤治理承上启下顺畅“政府-精英-普通村民”链条。

                   赢利型精英           政府  ⇄  精英  ││ 普通村民

                   保护型精英           政府  ⇄  精英  ⇄ 普通村民

图1 扶贫中的两类精英角色

保护型精英在传统时代主要为士绅、族长等群体，在当前则以“中坚农民”群体为主。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大量外流，年轻村民普遍进城打工赚取非农收益，留守在村中的多为老幼，媒体和学者忧心农村将“空心化”。但实际上，很多人财物外流的村庄并没有完全空心化且保留着基本的活力和秩序，这正是因为“中坚农民”群体的存在——部分不愿意或者无法离开农村的仍有富足劳动力的村民，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新生中农群体，他们不仅是村庄中说得起话办得成事的人，而且他们的利益与村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成为村庄公共品供给最积极的参与者，成为维护村庄秩序的最重要骨干，成为农村社会资本最关键的节点，成为村庄与外界联系的最方便中间人。^[17]这部分村民只占村庄人口的10%左右，却在村庄生活和村庄治理中起着中坚作用。

贫困村庄面临的双重难题是：一是“能不能”的问题，即能否让扶贫项目与保护型精英对接，而不是落入赢利型精英囊中。二是“有没有”的问题，保护型精英存在的物质条件是村庄中存在不低于外出务工经济收入的获利机会，但贫困村之所以成为贫困村，往往是因为村庄缺乏利益生产能力，无恒产则无恒心，村民由于缺乏和村庄的经济关联，和村庄的文化关联也逐步解体，能人外流。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以湖南隆兴坳村的田野调查为经验基础，探求扶贫开发与乡贤治理的互塑机制，分析扶贫旅游开发如何为村庄注入资源从而为保护型精英培育提供经济和文化土壤，保护型精英又如何嵌入村庄社区以充沛社会资本推动扶贫工作精准化。

二、扶贫资源输入与乡贤再造

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的常态社会结构是：通过考学或经商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占10%，从离土不离乡模式过渡到代际分工模式的半工半耕农户占70%，^[18][19]这类家庭的年轻人在城市打工，年老的父母在村庄务农，通过代际分工获得务工和务农两份收入，在村经营适度规模农田或其它业务从而获得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中坚农民群体占10%，老弱病残户占10%。半工半耕农民和中坚农民的形成，是村民自主调整的结果：半工半耕农民通过家庭内部调整，形成年轻人在外务工以及老人在村务农的代际配合模式，中坚农民则是在半工半耕农民家庭内部调整的背景下进行村庄内部调整，其常态经营方式是借助村庄大量人口外出打工机会，从亲戚邻居朋友处低价或免费获得暂时不种以及老人无力耕种的田地，形成适度规模粮食规模耕种。半工半耕农民的生计调整方式给中坚农民创造了关于粮食生产的在村获益空间，除此之外，中坚农民还可能通过种植经济作物、专业养殖、开商店、卖农资、从事手艺工匠等方式在村庄中获取利益。而在山区贫困村中，村民往往缺乏以上的在村获益能力。

（一）在村获益能力匮乏与乡贤缺失

隆兴坳村位于湖南醴陵市北部，隶属黄獭嘴镇，距醴陵市区19公里，有3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300多人，总面积6.2平方公里。隆兴坳村被罗霄山脉中段的将军山、夜合山、白云山、笔架山等群山环抱，高山峻岭，密林遍布。隆兴坳村的严家冲（现为2个村民小组）是老一辈革命家耿飚的出生地和故里。隆兴坳村曾经是比较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山区贫困村之所以出现比一般农业型农村更为严重和普遍的贫困状况，主要原因是村民难以通过半工半耕方式获得足够的生计资源，具体而言，一是获得务工收入较少，山区村庄离城市距离遥远，道路崎岖难行，村民进城打工交通不便，获取外界信息能力差，二是获得务农收入较少，山区村庄缺乏适合耕种水稻的平地，隆兴坳村人均只有5分田，有的自然村村民人均甚至只有1-2分田，另外山区灌溉水太冷且日照时间不足，水稻亩产量低质量差，一亩仅能收600-700斤左右，粮食生产存在面积少、质量差、产量低的问题。

由于隆兴坳村缺乏在村获益能力，中坚农民群体难以形成。首先，中坚农民常态经营方式是流转同村的空闲土地，年轻村民进城留下的田地若闲置或老人耕种不完，便会流入中坚农民手中，形成30-50亩的耕种规模。虽然村民之间自发调整的田地流转模式于隆兴坳村亦有体现，但由于该村人均亩数太少，同样流转多家田地，该村“大户”只能达到3-5亩的规模，依旧是口粮田，仅面积稍大而已，另外质量差产量低也影响规模经营的收益。其次，隆兴坳村也无经济作物种植及工商业的在村获益方式，村里的陶瓷厂曾短暂经营几年便倒闭关停。

经济方面村民和村庄缺乏关联，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方面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弱，有能力的村民在村中无用武之地，虽有愿景但无法在村庄内改善自身生活，虽有公益心但没有施力点建设村庄，在村庄中没盼头没动力，有能力的村民部分移居村外，部分泯然众人。扶贫开发之前，隆兴坳村经济凋敝同时文化解体，多数村民得过且过，普遍从早到晚打麻将消磨度日。

（二）扶贫开发与村庄利益增值

开发式扶贫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很难产生越过贫困陷阱的经济效益，^[20]传统农业本身效益不高，在这个大框架下农户获利空间有限，而乡村工业在经历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繁盛期后，也因为区位、集群效应等劣势大批关闭。当地政府对隆兴坳村采取因地制宜的旅游扶贫，扬长避短挖掘生态风景、乡土民俗、红色教育、绿色食品等村庄特殊稀有资源，另辟蹊径开发村庄内生存量资本。

2012年12月，醴陵市委、市政府启动老一辈革命家耿飚故居耿传公祠的保护修缮工作，并以耿传公祠为中心打造“醴北人家·黄乡民居”旅游区。经过近一年的施工，完成建筑主体及周边建设，于2013年12月向公众免费开放。当地政府以耿传公祠为中心，陆续向隆兴坳村投入配套硬件设施：新建3.6公里道路，改造11公里道路，祠堂周边房屋立面改造工程，硬化河道及水圳，两旁绿化美化工程以及安装太阳能环保节能灯。政府还设计各种旅游宣传项目，除了常规的电视、网络宣传，当地政府2015年专门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民俗文化节活动，主要内容是挑水、走独木桥、赶猪、捉鱼、推独轮车等具有田园气息的户外娱乐竞赛，同时有花鼓戏、传统篾艺、茶艺等本土民俗表演。经过软硬件改进，隆兴坳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已具备雏形。

（三）再造乡贤的经济与文化土壤

旅游扶贫开发为村民营造了农业经营以外的在村获益空间，主要有经济作物种植、超市、农家乐、民宿等。当地政府没有通过行政力量急功近利地引入少数和村庄关系不大的经营主体垄断旅游开发，而是把开发利益留在村庄中，把开发机会留给全体村民，目前自发自主地成型十多个小微规模、家庭规模的村庄经营主体，这些与村庄发生密切经济关联的村民正成为乡村各方面建设的中坚力量，向保护型精英的方向发展。

首先，旅游扶贫开发塑造了保护型精英的经济土壤。2014年耿传公祠刚建好，“五一”小长假三天时间就接待游客超2万人，而在2015年民俗节期间，共计20多万游客前来。大批游客流入为本地村民带来各种脱贫致富机会。其一是经济作物销售，如茶叶、猕猴桃、杨梅、菊花、荷花等。经济作物经营的风险之一是销售无门路，而游客将购买当地茶叶瓜果作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经济作物实现在本地的稳定销售。随着村庄旅游开发形势越来越好，耿鹏飞逐步将山上种植白茶面积从40亩拓展至600余亩，2015年又加种了10多亩的菊花以及若干棵猕猴桃和杨梅，当地白茶最低一档可卖800-1000元/斤，最高一档可卖9000元/斤，菊花小花1元/朵，一般的5元/朵，品相最好的可卖至20-30元/朵。李冰和耿鹏飞等18户村民2015年将各户分散土地连片整合种植28亩的荷花，荷花除了作为景观还能产生经济效益，莲蓬可卖2元/个，莲子可卖7元/个。民俗文化节期间，村民的白茶收入共计5-6万元，荷花收入共计11-12万元。其二是与民居合一的商铺，如农家乐、小卖部、民宿旅店。隆兴坳村目前有5家农家乐、3家超市、1家民宿旅店。每户农家乐假节日能开5-6桌，民俗文化节期间能开11-12桌，日营业额均达到2000元以上，纯利润达到1000元以上。

其次，经济关联连带塑造了保护型精英的文化土壤。旅游开发不仅让坚守在村的村民越来越有希望实现改善自身、改善村庄的愿望，更吸引了不少外流出村的村民回归。这些村民各有手艺和技能（如电工、机械工、油漆工、泥瓦工、煤矿工、医生、教师等等），他们有故土情结，认为自己肯定会落叶归根——去世后埋葬在家族的祖坟山上，但目前因为村内没有生产空间而无处安放自己的乡愁，大多生活在村外。60多岁村民耿伏林原先在县城电机厂工作，退休后在县城生活，一家人都是城市户口，他已经40多年没有在村里居住，老家的土房破损倒塌，2014年回村开了农家乐，花费20多万将旧宅翻新为两层新楼，他说“没搞旅游开发，大家都没这个心气回村发展”，但只要一有机会他立即表示愿意返乡，“以前这里交通也不方便，现在没问题了”，“开餐馆前儿媳妇在沿海打工，都是干活不如在家干活，还能顺便照顾老人小孩”，“人老了本来就要落叶归根，而且这里山清水秀，在这里养老都可以多活几年”。50多岁的耿则友以往都在外从事油漆工、瓷砖工，2015年花了20多万将自家翻新为超市，他考虑的是“想着以后村里可能会有发展，自己干不动体力活的时候，又能回村住又有经济来源。”在村经营者不仅关心自身的经营情况，还很关心集体公益事业，既有宗族事务，也有小组事务，还有村庄事务。耿伏林认为，“政府已经把平台搭起来，我们也应该做出贡献”，“都是自己村、自己家族的事情，总要有人搞、有人关心”。乡村经济土壤肥沃后，文化土壤也迅速被激活，与村庄有紧密经济关联和文化关联的保护型精英群体正在崛起。

    三、乡贤助推精准扶贫机制

保护型精英被政府输入的资源激活后，将发挥乡贤治理的积极效应，进而有效提升扶贫资源下乡的精准度。保护型精英的本质属性是“嵌入性”，他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和文化价值都嵌在村庄场域之中，他们对乡村故土具有长远的预期和深厚的乡愁，他们有能力且有意愿在政府-村民、市场-村民之间搭建桥梁，助推扶贫工作精准化。

（一）提升项目设立精准度

保护型精英作为中介，可促进解决扶贫资源下乡过程中“政府-村民”之间的需求对接问题。很多村民知道村庄境况，却不知道症结在哪以及如何改进。保护型精英比一般村民了解的多、思考的多，并且出于公益心愿意替大家向政府反映普遍的、亟待解决的需求偏好。醴陵市政府为隆兴坳村制定系统性旅游扶贫规划，其中就有耿氏族长耿光藻的颇多贡献，虽然耿光藻没有乡村旅游开发的清晰概念和整体视角，但基于常年浸润在村的生活经验，他能敏锐地知晓村庄遭遇的困境和发展的潜力，并提出一系列建议。隆兴坳村旅游扶贫大幕拉开后，更多村庄精英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主动出谋划策，他们协商讨论的平台多种多样，可能是正式的村民代表会、党员会议、村民小组会，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宗族会议、村民闲聊。茶叶种植户、农家乐经营者和超市经营者等村民，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经常琢磨村庄怎么更好地发展旅游，他们觉得当前村庄旅游开发的主要问题是景点太单一，祠堂最少半小时、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能参观完，很难吸引游客长时段驻留消费，他们提出了多种改进建议：祠堂附近有一座古塔，年久失修倒塌，可以重修恢复原貌作为新的旅游景观，与祠堂形成旅游带；临近有座山可以开辟旅游山路，在山坡种上果树、修建度假村，在山顶修建凉亭，游客通过漫步、采摘、住宿，可以大大提高游客驻留时间。村庄精英的设想在恰当时机便能与政府项目连接。2015年初，种白茶的耿鹏飞和开农家乐的耿伏林、李冰等人在家门口聊天，谈到村里景点太少问题，他们突然想到：邻乡有人在种荷花，本村水土条件也应该适合种，种荷花不仅比种水稻效益好，种在祠堂对面还能形成新的旅游景观，而如果要成为景观必须连片种植，仅种一两块田地没用。多次协商后，李冰等6人牵头，18户村民共同参与经营。耿鹏飞等人向村里和乡镇提出连片种植28亩荷花的想法，乡镇帮助协调给予土地流转的项目资金（12万元）支持。当前全国有大量土地流转规模种植的项目下达，但结果往往是本村想种地的村民那享受不到项目支持，外来资本套取资金挤占利益空间。耿鹏飞、耿伏林、李冰等人经过自主决策，较好地将村民需求与政府项目精准结合。

（二）提升项目落地精准度

保护型精英作为中介，可促进解决扶贫资源下乡过程中“政府-村民”之间的落地实施问题。当前国家给予村庄的项目越来越多，但很多村干部在分配之前积极争取，分配之后却头痛不已甚至抱怨以后都不想有项目进村，原因在于无法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引发的各种纠纷——尤其是硬件设施占用农户田地和宅基地引发的村民与政府之间关于补偿的争议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关于占用地归属的纠纷，项目进度停滞以至烂尾。隆兴坳村大小项目落地过程中，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族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熟悉政策法规和村庄生活两套知识体系，能灵活运用“情理法”三种规则，既能界定法律意义的权利，亦能化解生活属性的“气”。经过各村庄内生权威的宣传、说服和调解，多数村民的思想工作做通，愿意为了设施建设尽快完成，牺牲眼前小利换来村庄和个人今后更大的发展空间，修建祠堂时，涉及拆迁的12户除去1户，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达成拆除协议并迁至新址，铺设10多公里道路过程中，多数涉及占地村民既没有要求补偿金钱，也没有要求补偿地块。村民普遍认同这些内生权威代表着“自己家族”和“自己村”，能替村民合理地从政府处争取利益，能公平公正地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冲突。这份认同和信任来自于村庄内生权威平日愿意承担公共生活事务、善于处理公共生活事务，例如耿光藻常年身兼“族长”、“知事”、“调解人”诸身份，随着年事渐长，耿鹏飞、耿伏林等人在逐步接手分担村庄公事。红白喜事中，他们要准备写对联、致辞，安排仪式环节，还要理清村庄各种辈分、关系分配座次。发生了家庭或邻里纠纷，他们被请去调解，由于他们熟悉彼此关系和既往情况，而且说话有理、办事公道，能较好达到定争止分效果。

（三）提升生产经营精准度

保护型精英作为开发扶贫资源率先承接者，打通“市场-村民”的获利渠道。政府搭建开发式扶贫平台后，资源承接者是否能在市场中获利存在未知风险。当前扶贫开发生产过程中，存在开发力度不够的问题，但更大问题是激进开发，某些政府和公司对生产开发具有不切实际的政绩和效益期望，一味讲求公司资金规模、土地流转规模、产品规模、员工规模，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导致开发失败。隆兴坳村旅游扶贫开发，政府并未急切引进大企业扩张生产数据，而是顺其自然地让既熟悉本地土壤水利、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又掌握外界先进种植技术、经营方式、市场信息的本村农户承接开发资源，形成十多个小微规模、家庭规模的经营主体。本村农户适度经营的优势是在获取市场利益和规避市场风险间达到大致的平衡，进退的空间都比较充足。例如隆兴坳村的商铺、农家乐、旅店都是由农户自己家房屋改造，厨师、店员等都是自家人，一位农家乐经营者表示“旅游淡季人少也没关系，一样自己住，退一万步说这个店从开张起完全不赚钱，就当投入了10-20万元重新装修了房子，搞了乡村别墅。”农业生产方面，本村农户同样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控制能力，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不急切冒进，稳健谨慎地获取利益。例如耿鹏飞作为白茶主要种植者，经过多地考察从浙江引进茶苗并学习相关技术，先试种40-50亩，于山顶、山腰、此山、彼山尝试不同种植效果。耿鹏飞在熟悉本地的山林分布、土壤质量、可谈判的山地流转数目、村庄雇工人数等信息的基础上，根据种植技术、销售进展等因素，每年稳妥增加50-100亩种植面积，2014年以后村庄旅游扶贫开发形势越来越好，经济作物能开辟本村市场，耿鹏飞根据利好不仅加种白茶还新添菊花、猕猴桃和杨梅等品种，但依然是稳妥式扩张，如在山上试种100棵猕猴桃，在山下试种50-60棵，用一两年时间观察种植效果和市场情况。村庄内生精英从事开发生产，可能无法像外来企业和公司在短时间内呈现大规模和高投入，但其首先能保证扶贫开发利益留在村庄切实惠及村民，其次能较好控制风险和成本，稳步增加收益。

（四）提升帮扶带动精准度

保护型精英作为开发扶贫资源率先承接者，通过“精英-普通村民”链条的示范带动让更多村民分享开发扶贫红利。开发式扶贫的悖论在于：普通村民更加需要通过开发扶贫增加收入，但缺乏资金和能力承接开发扶贫项目，能够率先承接的往往是底子更好的精英。开发式扶贫若要惠及更广泛村民，需要精英发挥带动作用。精英带动，其一体现为示范引领，其二体现为雇佣分利。经过示范引领，能跟上先行精英步伐加入经营开发的村民，毕竟是少数，他们是潜在的、后起的精英。年纪大、缺乏充分劳动能力、身体有残疾缺陷等老弱病残是绝对意义贫困户，他们很难直接承接，更多通过在经营者处打工分享开发式扶贫的利益。理论上这对于雇主-雇工是一举两得，既解决经营者用工来源，又解决村庄贫困农户生计问题，然而实践中，很多承接村庄扶贫项目的外来大户或企业与本地村民雇工互不满意，雇主认为雇工磨洋工不自觉，减损了经营效益，雇工认为雇主太严苛任务繁多说话不好听，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苦工。内生保护型精英与雇工的关系，则相对和谐。耿鹏飞经营白茶、菊花、杨梅等，平时需要雇佣5-6个村民，在清明时节抢摘“明前茶”时一个山头就要雇佣30多人，平时工钱是50元一天（一天劳动7-8个小时），任务重的时候70-100元一天。耿鹏飞认为对于雇佣的村民不能严格按制造工厂那样计件计量付工钱，“来干活的村民基本都是年纪大的、体力弱的，达不到一般的劳动水平，定严格标准他们达不到就着急，越着急采摘质量越差。结果他们拿不到足够工资，我们收不到好的茶叶菊花。”耿鹏飞的管理方式是：“雇来的村民都认识，谁平时比较勤快比较懒大概都知道，我会经常到地里看看采摘情况，也会在几人中选一个班长负责，但更多是靠他们自觉，我经常和他们聊天交心，对他们说一天这七八个小时尽量干好，只要凭良心，对得起工钱就行了。”耿鹏飞看似不规范的管理，在实际运行中却能达到较高效率，雇主不苛责，雇工较自觉，大家在生活化的和谐气氛中达成“有钱一起赚”的朴素共识。这种模糊化的管理，其实是嵌入熟人社会中的管理，双方既是雇主-雇工，又是亲密交往、熟悉信息的邻居和亲戚，彼此在村庄生活中有长远联系和预期，讲人情、讲脸面、讲良心、讲规矩，雇佣关系是整体村庄交往关系中的一环，劳动之前双方能凭信息熟知有所预判，劳动之中双方能凭关系亲密彼此信任、约束克制自我，劳动之后双方能凭绵延交往对既往行为进行激励或追究。保护型精英既能通过地方性知识有效监管雇工，又不会形成彼此紧张关系，既能保证自身经营效益，又能带动雇佣村民在开发扶贫中共享利益。

图2 保护型精英对于精准扶贫的积极作用

四、小结

开发式扶贫的效度与选择和培育何种中介、何种精英密切相关，真扶贫、扶真贫前提是扶贫资源与真乡贤、真精英对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快速推动工作彰显政绩，急功近利地与赢利型精英结盟，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攫取了扶贫项目资源，挤占了中小农户在村庄中的利益空间，应该承接扶贫资源的农户不仅没有提高福祉，反而遭遇减损。提高开发式扶贫精准度的关键是消除“精英俘获”现象，保证资源与保护型精英对接，而不是落入赢利型精英囊中。湖南隆兴坳村的旅游扶贫开发经验证明，扶贫开发与乡贤治理能有效地相互塑造，扶贫项目向村庄注入资源从而为保护型精英培育提供经济和文化土壤，保护型精英的经济生产、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嵌入村庄社区，这些能力出众、熟悉本土情况、热心村庄公益事业的“中坚农民”，在项目设立、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帮扶带动等方面能有效推动扶贫工作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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