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伊：重访蒂特马斯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对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创者，身后之名是一种宿命。证明这一论点的例子很多，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凡高、图灵……名单可以一直延长。但这个论点不能解释另外一些人在历史中如烟花般绚然绽放后消隐于黑暗底色中的存在。我们更习惯面对前一种宿命，或许是因为它更能佐证一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俗套——比起前人，后来者的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技术、更大的物质财富。这让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上一代人埋没的天才，同时减少我们继续埋没天才的概率。真的吗？

我不知道的蒂特马斯

面前，泛黄发脆的书页上，一张清瘦癯然的脸，眼神凌厉，似乎能看透人心，但笑容却是温暖的。

这张脸，属于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

第一次见到这张脸，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几个月前的社会政策讲座上。我喜欢的导师菲奥娜，一个优雅但却激情四射的澳大利亚社会学者，充满景慕与向往地提起这位英国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理论的奠基人。她用投影把照片打在屏幕上，调暗灯光，轻声背诵蒂特马斯的文字：

“在我的所有经历中，最突出的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西印度群岛土著，他25岁，得了肠癌。他预约接受放疗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每天上午10点。有时候他先进放疗室，有时候我先进。决定谁要等着的原因十分简单，完全取决于伦敦变化莫测的交通状况——而不是种族、信仰、肤色或社会等级。”

菲奥娜提醒我们，写下这段文字的作者，三个月后，就会因为肺癌而去世。作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LSE）的社会行政系主任，蒂特马斯几乎一手设计了英国“二战”后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制度。但根据这一完全免费、面向所有人、不区分患者经济状况的医疗体制，当他生病的时候，必须和普通家庭妇女、伤残退伍军人和身无分文的外来移民（当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几乎处于英国社会最底层，受到各种歧视）一样排队等候，接受同样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那之后，我对蒂特马斯的了解逐渐增加。我知道他出身贫寒，14岁之后就没受过任何正式的学校教育。1926年，他的父亲——那种英格兰南部乡村最常见不过的勤勤恳恳但好像总是欠点儿运气的小农场主——去世，留下大笔债务。为了还债，蒂特马斯的母亲托关系把这个身体孱弱但学过几个月会计、能写会算的二儿子送到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这个繁华与肮脏并存的大都市，蒂特马斯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几年，兢兢业业，勤勉工作，加薪，升职，和无数怀揣伦敦梦的外来者一道，在通往中产阶级的路上奔跑。直到，他遇上凯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他未来的妻子，一名为伦敦失业者提供救济服务的社工。

在妻子的鼓励和指点下，蒂特马斯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白天继续在保险公司上班，到了晚上和周末，则将他对统计数字的敏感和对文字的热情结合起来，从事社会问题研究。1938年，蒂特马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贫困与人口》（Poverty and Population）；4年后，又出版了与妻子合著的《父母的反抗》（Parents Revolt）。通过对英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蒂特马斯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令生育和抚养子女成为家庭经济相当不划算的事。这一方面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总体上大幅度降低，一方面又令那些出身贫寒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由于营养不良、生长环境恶劣、无力负担教育、择偶范围狭窄，穷人的孩子更容易近亲繁殖，患身心疾病的风险更高，从而更易走向青少年犯罪或长期失业。如果国家不有所作为，则将面临人口与贫困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一系列的出版物和研究结果逐渐为蒂特马斯在伦敦学术圈赢得声誉。他与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代表人物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托尼（Richard Tawney）在思想上越走越近，并于1950年被有费边社大本营之称的伦敦经济学院破格聘为社会行政系创系教授。从那时起，到他1973年因癌症去世，作为费边社的中期代表人物，蒂特马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政策及福利制度的著作，培养了众多在该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多次受聘加入或主持工党政府的各种公共福利政策专家委员会，对政府预算决策施加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几乎完全按照他和其他费边社成员的构想实行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

作为少数有生之年即可看见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现实的学者，蒂特马斯，应该是幸福的。

经济学人VS社会学人

关于蒂特马斯的信息积累得越多，我就越感到羞愧。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他？显然，我早该知道这个人。他关注的问题正是这么多年来让我为之纠结彷徨、上下求索的问题。我看过许多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书，而蒂特马斯被公认为社会医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我甚至引用过他的名言：“富人比穷人更容易保持健康体面，但这些不足以用来衡量个人道德与政治原则。虱子不是政治动物——它才不管谁是社会中坚谁是社会渣滓。”可他的名字却如此陌生——至少，相对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而言。对于这个与蒂特马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代学者，我和许多人，都要熟悉得多。

1950年，43岁的蒂特马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走马上任，意气风发地传播他关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理念之时，比他大8岁的哈耶克正黯然打点行装，远赴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虽然1931年就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哈耶克在这所学院却一直不甚得意，甚至要靠给学生开辅导课赚钱。好在，人虽离开英国，影响却还余音未消。1955年，哈耶克的崇拜者、一位成功商人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出资在伦敦成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简称IEA），并聚集了一批奉行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者。

有趣的是，虽然此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广为人知，但同为英国自由党（Liberal）一脉的两派，最多只能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作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代表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还在进行另外一场战争——与作为工党（Labour）智库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敌我战争。蒂特马斯后期最重要的著作《赠与关系：从人的血液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便是论战中投向哈耶克阵营的一枚重磅炸弹。在这本书中，蒂特马斯骄傲地炫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下的无偿献血制度相对于美国基于市场的有偿献血制度的种种优越之处。虽然他与哈耶克很有风度地极少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对方，但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不难看出，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关于社会保障的章节里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尖锐批判，一一指向蒂特马斯，而蒂特马斯在许多文章中引用王尔德的名言“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但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加以讽刺的“经济学家们”，就有哈耶克的身影。

我对经济学家向来有好感，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睡不着的晚上，拿起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翻翻，看着那些图表公式，知道有一群充满理性智慧的人在帮助众生计算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捷径，好像就对混乱的现状和渺茫的未来多了点把握。我也喜欢哈耶克，虽然年龄渐长，对他的偏激有所保留，但当年初读《通往奴役之路》时的热血澎湃，仍记忆犹新。自由是多么美好，极权是多么恐怖，能力应该在市场上得到奖赏，公平竞争值得歌颂。不是吗？

正因如此，当我经过最初茫然无知的仰慕阶段，细看坚定地站在“经济学家”对面的蒂特马斯，审视他的继承者及其反对者所总结出的蒂特马斯范式（Titmuss Paradigm）时，一股抵触之感，油然而生。

虽然每个叙述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众所公认的是，蒂特马斯对于福利制度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他坚信福利制度能够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从而消弭不公正和不平等；他对人性的利他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好的制度可以让人们变得大公无私，互助友爱；他痛恨将社会服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提议，视以个人经济状况为基础提供福利的主张为洪水猛兽，坚持认为福利服务必须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不能有所选择。

面对当时英国国民健康服务预算越来越高的现实，许多经济学家们建议，应当只向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合理补助，避免浪费，避免助长懒惰与平庸，防止过高的福利开支影响经济发展，同时让有支付能力的人通过市场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需求，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提高社会竞争力。这些意见听上去如此合情合理，然而，在那篇被选入许多社会政策读本的《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中，蒂特马斯给出的答复却是，“福利必须是浪费的”（Welfare Has to be “Wasteful”）。他对自由的定义，是由制度保证的人人可以无私为他人奉献的自由。面对那些社会上的“失败者”，蒂特马斯认为，光是普遍主义还不够，还要格外加以倾斜扶助，否则，福利社会便无从谈起。

这不是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大锅饭”养懒汉的哲学吗？甚至，能够看出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的味道。虽然名目不同，但何其相似？而且，又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我觉得我有点明白蒂特马斯在世风光但身后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了。

1973年4月6日，蒂特马斯去世。当时英国另外一位从事福利制度研究的权威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悼词，含蓄地写道：“（蒂特马斯）留给我们的是他感人的不容怀疑的信仰，以及可供未来研究的丰富思想宝库。正如埃德蒙·李奇在其书评中说的，蒂特马斯的人类学研究或许有点不可靠，但他的个人道德坚如磐石。”马歇尔提到的李奇，是一位人类学家，但在社会学家写给社会学家的纪念文章结尾突然插上这么一句，细思量英国人的特性，便值得玩味了。一年后，持续20年的被蒂特马斯形容为“经济学人与社会学人”（Economic Man∶ Social Man）之间的论战，出现转折。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慈善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harity），近乎逐条地对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一书中的论点和论据加以批驳。几个月后，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最重要的是，没过多久，深受哈耶克影响的撒切尔夫人便上台执政，铁腕政策之一，即是被蒂特马斯深恶痛绝的私有化、市场化。教科书上，盖棺定论：70年代末，福利国家政策破产，新自由主义当道。从西方发达国家，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不信奉受行。像撒切尔夫人说的那样，“社会不存在，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发展谋求自由。事实证明，30年中，财富增加，物质丰富，皆大欢喜。谁要蒂特马斯那一套呢？就算他再高尚，再自我牺牲，对我，有什么好处？

谁的福利？

下一堂讨论课，跟菲奥娜说起，倘若蒂特马斯一路的思想犹在借助国家力量施行，恐怕，我就根本没有机会坐在她的对面与她讨论蒂特马斯了。根据我的出身，我很可能不是在四川某个偏僻农村种田养鸭，就是在东北某个小城市的工厂里生产电机。经历了多少人多少代的血汗眼泪，我们才有了这样宝贵的自由和富足，并因之期待更大程度的自由与自我实现。为什么要走回头路？为什么，要再去翻弄蒂特马斯那已经被尘封在故纸堆里的思想？

菲奥娜意味深长地微笑。她说，或许，如果你愿意，可以跳出那些读本和其他人的回顾评论，多看看蒂特马斯的原文。重要的不是一个人说过什么，而是他当时为什么这么说，以及如何自圆其说。这让我想起本雅明的那句名言：“论战就是用书中的几句话毁掉一本书。”

于是，从图书馆一一找来蒂特马斯的著作。电子版是根本无望。1970年版的《赠与关系》，1976年版的《献身福利》（Commitment to Welfare），1985年版的《父母的反抗》与《生育、贫困及财富》的合集，1987年版的《福利的哲学》，已经是在这个城市能搜刮到的最新版本。摆在案头，无一例外地散发着灰尘和霉菌的气味，翻开时忍不住要打喷嚏，仿佛在提醒，它们是多么不属于这个时代。

回归文本，抛开那些你来我往的找破绽游戏，果然，一切显得心平气和、有因有果了许多。蒂特马斯的文字，好看，又不好看。显然，他有着与其他费边社成员——其中包括萧伯纳——一样的优美文风：简洁明快，文理清晰，随便抽出哪一段都朗朗上口，但又绝不玩弄浮华的技巧。正如为他作传的吉姆·金凯德（Jim Kincaid）所言，蒂特马斯的作品，不仅是社会学的经典，也是英语文学的典范。

但平心而论，阅读这些文字也的确令人不舒服——它们挑战既有的思维定式，洞见个人的偏见与自私，那感觉像是照向《红楼梦》里风月宝鉴的正面，突然发现，脓血骷髅，原本是自己。

1955年的《福利的社会分工：关于寻求公平的一些想法》（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earch for Equity）是蒂特马斯最著名、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缘起，是1954年6月5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关于社会政策的社论——“除非确有需要，不应允许有人赖在纳税人身上过日子。”

当时的大背景是，英国中产阶级抱怨交了很多税但却从社会服务中所获甚少；自由党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再分配伤害了富人的利益和积极性，从而侵蚀着国家的健康；面临竞选风险的工党成员中，许多人也产生疑问，觉得应该将社会服务理性化，原则上多投入者多享受服务，仅对少数有特殊实际需求的人予以照顾。

于是，蒂特马斯试图从更大的范畴内解答论战中关键性的两个问题：何谓福利？谁的福利？

蒂特马斯指出，通常人们所看到、饱受批评、被标签化和污名化的社会福利，只是一种残补性的福利——这意味着，个人和家庭在穷尽了自身的一切可能之后，才能从国家那里获得有限的补偿性服务。但事实上，如海面下巨大冰山般存在的，还有另外两种福利——财政福利（Fiscal Welfare）和职业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它们是国家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完成的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部门的转移支付，从而使这些部门有可能改善硬件设备和人力资源，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它们也是企业用可以免税的利润给雇员提供的养老金、带薪休假、子女教育费用、餐食和娱乐、继续培训等福利待遇，让雇员有所保障。但是，享用后面这两种福利需要很高的门槛，而且常常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能享受到的服务就越多、越优质，却不需要背负任何污名，并视之为理所当然。

我在不止一本社会政策读本中看到过这篇文章，也看到过其他人的评价：开创性的视野，在概念上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问题，奠定了其后福利分配研究的基础……这些评价照说都很准确，但它们所描摹的蒂特马斯像个剪影，轻飘飘的一张纸片儿，没有血肉。然而，在书页酸化严重、一翻就窸窣作响的旧书中再看到一模一样的文字，那张剪影却像是被人吹了一口仙气儿，活了过来。

因为这一次，我看到了10多年前还是伦敦学术圈里无名小卒的蒂特马斯，也看到了10多年之后，已经功成名就、快要走向生命终点的他。时间为这张瘦削的脸增加了皱纹和沉重，但那温暖充满人性的微笑，从来未曾改变。

30年代末40年代初，蒂特马斯与优生学会（Eugenics Society）之间的密切关系，后来颇为人所诟病。他的头两本书和最初的几项有关贫困与人口的研究，都是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优生学方法逐渐淘汰劣等人种的优生学会赞助并出版的。他被派去调查“问题家庭”，为淘汰那些从身心两方面都明显不健全的人群提供统计学证据。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哪个优生学家可以无视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样是看到高发的青少年犯罪、先天性疾病、家庭暴力、文盲、失业和酗酒问题，他给出的建议是建造廉价或免费的公共住房、培训初级保健医生和社工、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和实物援助，而不是后来被纳粹推行的强制绝育和处决。他在《父母的反抗》和其后几篇文章中的主张与优生学会的主流观点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至于优生学会在出版这些文章时另外附带对其加以驳斥的评论文章。

而在那篇菲奥娜默记能诵的《后记》（Postscript）中，蒂特马斯不动声色但却充满自嘲地写下了他在医院里享受的一系列特权。这里面包含他定义的财政福利——病房里有移动电话，有电视，有新书上市两天后就能送到病人床前的移动图书馆，有每日两次送上门的移动商店，有人量体温送菜单倒开水清洁床铺，更重要的是，有价值50万英镑的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也没几台的钴放射治疗仪——“如果全英国的每一家医院的每一家病房都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对国家健康服务可就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他的教授身份也给他带来额外的职业福利——别人喝啤酒的时候他可以喝自带的威士忌，医生对他很尊敬，护士对他很崇拜，连“年轻人该什么时候结婚”这种问题，都觉得他的答案更具权威性。“你看，医院还是很灵活的，而且是一个中产阶级经常可以得到最佳服务的地方。我想，我算是中产阶级吧。不过，我能分辨出这些更好的服务，而许多病人不能。”

什么是蒂特马斯视野？应该就是这种一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或是不愿看到的东西的敏锐吧。

污名与自由

意识到自己占了便宜，或者，不像想象中吃了那么大的亏，许多人的计算或许便就此告终。但那不是蒂特马斯。

作为社会会记学的学科创始人，蒂特马斯以精于分析各种统计数据而著称。但当区分“经济学人”与“社会学人”计算上的差别时，他尖锐地指出，前者计算的前提是“谁是我的朋友？”而后者的出发点是，“谁是我的陌生人？”

他的疑问是，当资源有限时，前者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将是以邻为壑、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理性？

蒂特马斯曾经计算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贫困国家的物资援助，结论是，这些援助根本不足以弥补因技术移民外流而导致的各种社会代价。在他看来，残补式的社会福利，也是一样。

在《福利的社会分工：关于寻求公平的一些想法》和《变迁社会中的福利体系》（The Welfare Complexina Changing Society）中，蒂特马斯详细阐述了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因劳动力分工和社会结构变化而增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幼儿、老年和生育期的自然依赖性，与工作相关的生理和心理疾病，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不由个人控制的依赖性，例如因为技能过时而导致的失业，法律规定的强制退休，城市化和区域改造对就业的影响。一方面是总体上生命的选择更不由自我控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化又给了个体层面上更多控制的可能。在没有额外资源注入的情况下，必然令少数有能力的人将逃离作为第一选择。与此同时，为这些弱势群体服务的医生、教师和社会服务人员，也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成为“流动的专业人士”。当这些有技能的人纷纷离开之后，赖他们以存在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服务必然受到严重打击，从而制造出“现代社会的贫民窟”。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这些人提供的福利服务不仅不是恩惠和负担，而是补偿。既然如此，为何要让这些已经被打击的人再背负污名？蒂特马斯对于经济状况调查的激烈反对，正是基于这一语境。因为在这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看来，最大的成本是人的成本，最大的浪费是人的浪费。任何将应得的补偿与污名相联系的做法，本质上都是不道德的。

蒂特马斯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引用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关于社会分层和官僚体制的学说，他指出，市场和自由选择并不能让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摆脱自身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所有个体的赚钱能力，都会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被摧毁、削弱、干扰，或是回报不及付出，当考虑到他们的妻子、子女和其他亲属时，这种从属的依赖性就更加显著。”这会让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被挑选、被拒绝的处境，无论是教育、工作、培训、专业地位、升职、养老金、集体社会福利，还是作为符号的名望和成功。而当人类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和导致这种依赖性的原因时，他也就会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个人角色冲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品尝自由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就已经要承受它们的暴虐无常。

蒂特马斯对市场不会带来更大自由的预测，在《赠与关系》一书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他指出，医院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给支付力较高的中产阶级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经不起意外和疾病的打击。医疗服务商品化的结果，是住院时间短、床位周转率高、收益高的病人格外被青睐，而慢性病、老年病、常见病患者在多方面被歧视。当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社会情感纽带断裂，真空地带就会被敌意和冲突所填充。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医生因为担心诉讼而采取防御式诊疗实践，多开检查、多转诊会诊、延长住院时间、进行不必要的医学干预，从而增加病人的医疗开支。那些生了开销巨大疾病的患者会因为给家人增加经济负担而萌生罪恶感，因疾病而生的污名内化之后，更会催生家庭矛盾。蒂特马斯更发出警告，在医患关系中，病人远非被动的接受服务者，他们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为医生提供增长临床经验的机会，让医生有成长的空间。当这种关系完全变成商品交易关系，患者出于最大化收益的目的，必然拥挤至拥有资源最多的医院、求诊于最资深的医生，从长远来看，这将威胁医生总体上的职业进步……这本42年前的书中的字字句句，映照着当下的现实，显得多么具有先见性，又是多么的沉痛。

必须承认，重访蒂特马斯的路，走得越远，越觉痛苦不安。他显然不是论战中攻击者所形容的盲目乐观的人性本善论者，对于私心恶念和它们的前因后果，他比许多人看得更远。他的悲剧，或是伟大，在于把解剖刀首先对准自己和站在自己一列的人，然后主张用最大的善良，对待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人。他对利他精神的歌颂，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约束，然而，这种约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又能被支持多久？

蒂特马斯的固执与坚持，不切实际与不分立场，背后其实是自奥古斯丁、伏尔泰和托尔斯泰一脉相承下来的伟大传统：一个道德的人，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苦难视而不见，或是像伪善的彼拉多那样，宣称所有的罪恶与自己无关。一个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不应视其为理所当然，而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造成偏见与不公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尽全力减少这种偏见与不公。但是，怎么做？答案在哪里？

蒂特马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他的最满意的答案——英国国家健康服务——在30年前就已经被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证明不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事实上，对蒂特马斯了解越多，便越发现，他与哈耶克，或许殊途同归。他们都是哲人指向明月的那根手指，他们都指向月之暗面，然后告诉我们，看似最完美无缺的光明世界，也有掩藏丑恶的阴影。许多人都知道，1974年与哈耶克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和他在观点上相互对立，可是少有人知的是，默达尔是蒂特马斯的多年老友，他的许多著作都与蒂特马斯意见相近。如此看来，那一届在很多人眼里极为吊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另有深意？

在某种程度上，我痛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说法。多少人的痛苦与代价，怎么能用这样的陈词滥调就轻易打发？但陈词滥调的存在，正因为它们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应付一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风光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过街老鼠。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蒂特马斯重新被人提起，何尝没有这样的原因？然而重访旧事，仍然值得一做再做，因为它让你发现，我们不只生活在此时此刻，还生活在所有的过去与未来之中。正如蒂特马斯和哈耶克都曾引用过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对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从这儿我该怎么走？”爱丽丝说。

“那可完全要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柴郡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