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康令】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因此备受瞩目。在最近热播的《将改革进行到底》政论专题片里，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任何仁学这样说道：“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和局部改造，而是一次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它既不同于人民军队历史上历次的改革，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军队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借鉴，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本文将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视野出发，来谈谈中国军改将如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制度自信：中美军队改革的相同之处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各自的军事力量也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二战之后中美军队改革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两国的改革都是在充分的制度自信基础上展开，是国家整体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军队改革并不会对政治制度本身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经过军改，两国的国内政治稳定性在一定程度都得到了维护和提升。

自克劳塞维茨以来，西方国家在学理上就奠定了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但随着二战后美国军事组织的膨胀，如何安置军队便成为美国首要考虑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大刀阔斧的改革，曾使得文官与军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此后在盖茨的努力之下，文官与军方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解。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及全面从阿富汗撤兵，美国军政关系逐步走向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经过几十年来一系列的军事制度改革，可以说，美国基本能成功地协调好军政关系，并且将军队牢牢控制在文官之下。^【1】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就逐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核心原则，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些领袖人物都在重要场合强调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版）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更是郑重宣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对于军队改革“不改什么”，中美两国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在自信地坚持和延续本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提高作战效能，显示出了作为全球性政治大国的战略定力和战术魄力。军改的过程是漫长和艰难的，只有依靠坚决的国家意志才能推行下去。比如美国整整用了28年时间，直到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才将军种利益冲突协调解决；比如中国在多次军改中大刀阔斧地裁减数百万军队员额，由此导致复员转业等难题困难巨大、阻力重重，也都最终迎刃而解。正是通过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军改，中美两国得以更好地维持各自国内的稳定、安全、繁荣，这显然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进步局面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凯旋网 官网截图

和而不同：理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对于军队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走在世界各国前面，中国则已经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厚积薄发，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

美国军事革命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在战火中历练军队、在战争中改革军队。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先后打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场大规模战争，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美军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军事改革。

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军依据二战教训，同时为适应打核战争的要求，对作战理论、指挥体制等进行调整，拉开了系列军事改革的序幕；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美军启动了适应“高技术”战争的军事改革，创新作战理论、压缩编制规模；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军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为牵引，掀起了更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进入21世纪，美军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建设目标，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器装备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美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打造成为“全能、一体”的军队。^【2】

相比之下，中国军改则主要是在和平中改革，并在学习借鉴外军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改革精神和实质不断发展、延伸和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本次军改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精简整编、调整体制编制为主要内容的13次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

80年代以来的改革，则是完成了军队建设的重大转变，循序渐进地推动我军由摩托化到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的巨大转型，并走上了继续进行机械化改造的同时全面展开信息化建设的道路。^【3】当前中国军改的目标，是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

导致中美两国这种军改过程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战略文化的差异，或者说中美两国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差异，就是其中之一。其背后反映的是中美两国对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正义的不同价值追求。

在美国看来，战争是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有时候甚至是首选。对此有非常丰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支持，比如新现实主义战争观、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建构主义战争观、民主和平论等。然而，美国所推崇的康德式的道德主义，由于具备过于强烈的伦理意味，容易在现实中导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和频繁的“国际警察行动”,促成很不道德的霸权目的。^【4】

与美国奉行的“霸道”逻辑相比，中国则是施行“王道”和“仁政”，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统一关系也看得更为透彻。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中国并非不重视战争的必要性，正如《孙子兵法》开门见山所讲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在中国看来，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选择十分丰富，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

先礼后兵：文明型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和担当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些既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形成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规范着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中国在许多领域正在超越西方。^【5】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通过现代化的大规模军改，中国将得以让自身体内传统的“和平基因”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当今的中国越是强大，越会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成功的国际关系实践，便越希望和越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进步发展。

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于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在近两百年来东西方世界全面接触、碰撞和交融之前，古代中国和周边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近现代西方中心国际秩序的“世界秩序”，很多人称之为“天下秩序”。在这种自成体系的国际秩序里，中外各国之间频繁的往来互动，遵循的统合性的国际原则和规范并非是国际法，而是“天下礼”。天下礼起源于中国国内成熟的礼仪精神和制度，大约始于两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主要由中国以自身实力为支撑，在国际层面上负责制定、推动和修正，随着古代东亚各国接触和交往的加深而发展成型，得到各国的拥护和遵守。

礼之用，和为贵。“礼治”的普及让天下秩序里的中外国家之间维系着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例如，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两百年时间里，在东方，是清朝建立、统一全国并继续成为“中央国家”；在西方，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和不断演变。相比于同时期里整个欧洲的分崩离析、战火纷飞，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国际战争的特点十分明显，那便是数量少、持续短、烈度低。

天下礼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失礼入刑”，或者叫“先礼后兵”。“失礼入刑”的出处主要包括“出于礼者入于刑”（《苟子·富国》）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后汉书·陈宠传》）。尽管古代中国拥有的实力远超于周边国家，但中国并不会把战争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首选途径。

如果有国家违背了克己复礼和礼尚往来的礼治原则，例如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或“恃强凌弱”，那便会构成失礼行为。此时中国便要行使维系国际秩序的义务，轻则对失礼的行为加以斥责、训诫和促使该国纠正错误行为，重则出兵征伐作为惩罚的手段。可以说是延续了周朝以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历史传统。

失礼入刑的核心目标，是以准战争和战争等来使得不合礼的国家行为，从偏离良善和正义的轨道上重新回归和平稳定的正道，其原则是“贵在中和，不争之争”，其最终指向是“去刑归礼”。在整个明朝维持的200多年历史里，中国遵循失礼入刑原则有几次成功实践，最典型的就是嘉靖年间和平解决“安南事件”，以及万历年间赢得援朝抗日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胜利。^【6】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60年清朝统一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年间，也是一段非常显著的和平稳定时期。这显然无法用均势的逻辑，但却可以用“礼治下的和平”的逻辑来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和实践，将带给西方更多启示。

【1】左希迎：《美国军事制度变迁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张玥：《美军改革启示录》，《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23日。

【3】郭志刚、王诗敏、丁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解放军报》2016年2月15日。

【4】时殷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传统：西方与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63页。

【5】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29—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