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农村大学生的家族事务参与研究

——以闽南A镇农村为例

陈锋  李明令

摘要：通过闽南A镇多个村庄的调研发现，90后农村大学生的家族事务参与度弱化，主要体现他们认为家族事务参与重要但不主动参与的知行脱节现象、消极参与的人居多、参与内容局限在血缘羁绊和利益权衡下的仪式性活动上。由于家族内经济连带关系的瓦解、家族内互动的减少，家庭中心主义凸显，使得90后农村大学生家族参与的舞台被拆解。与此同时，90后农村大学生个体意识的增长，社会上的公共事务成为他们的新型参与舞台。90后农村大学生家族事务参与的弱化与转向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的折射，也意味着乡村社会可能长期面临知识精英短缺的困境。

关键词：家族事务；90后农村大学生；家庭中心主义；个体意识

[关键词] 阶层分化；需求分层；社会融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项目号：15CKS022）。

一、问题的提出

家族是乡村血缘文化的关系网，作为超越家庭规模的社会单位，具有家庭所不具备的功效和能力，对于中国家庭和个人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家族的观念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对于90后的学生来说，家族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仍然像祖辈一般热心参与家族事务？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乡土社会的人们以自己为中心，凭借距离自己的远近来判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2008），那么家族正是家庭的又一层向外推开的波纹所构成的亲属面。从生活单位上看，中国社会中的最小单元并不是个人，而是扩大化的家庭（翟学伟，2009）。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家族也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事务参与上，家族通常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单位提供公共品的自我供给（温莹莹，2013）；在政治参与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家族不仅能影响村民选举，还对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都有较大影响（瞿州莲，2003），王军洋等人（2013）从家族式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出发，发现家族的复兴及某些功能的再生会对村庄政务运行产生影响，依赖传统血缘因素的保障能更有效地发挥家族式社会资本的作用，乃至形成内聚的家族利益结构。在经济参与上，李善民等人（2009）在研究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时指出，国内采取家族式经营的企业大概占有民营经济的90%以上，家族式企业已逐步成为中国企业体系的主体。

对于家族在家族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中，学界更侧重把家族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较少系统研究家族内成员的参与情况。虽有学者在论文中涉及同一家族内的族员，但常常基于家族的发展型事务来谈，比如在政治上，金太军等（2011）在若干村庄政治运行的经验事实上，总结探讨出家族村政参与的政党化路径，发现家族内成员会支持本族内的政治精英争取填补村支部“权力空壳”的愿望和实际行动；在经济上，徐鹏（2011）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家族化管理与企业营利水平的关系时发现，相比非家族成员，家族成员担任CEO、家族二代参与企业管理均对家族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由家族关系带来的“自我控制”、“裙带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负面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

总体来看，一些学者虽然常把家族内成员当做调查对象，但常常把独立整体的家族当成研究对象。学者较少以家族内成员为调查对象进行翔实分析，对成员的参与态度和行为缺乏深入的探讨，也忽略家族内成员对宗族事务参与情况的差异，对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90后农村大学生的家族参与更是缺乏研究。 本研究重点关注家族成员，着重探讨90后农村大学生对家族事务的参与情况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传统向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中，90后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基于此，笔者于2016年1月至2月采用个案访谈法对闽南A镇进行了田野调查。笔者通过对A镇40名90后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访谈，这些大学生包括在读的大学生，也包括目前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以期了解他们的家族参与态度和行为，并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90后农村大学生家族参与的态度与行为

A镇位于闽南地区西南部，管辖5个居委会和36个村委会，辖区面积67.66平方公里，当前人口逾12万人。该镇至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2010年举办了建镇880周年的庆典大会）。A镇管辖的村庄多，且多数村庄以某个大姓为主，即使宗族盛况不能与过往等比，但是家族林立的景象依旧不减当年。改革开放后，A镇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强，连续17年名列福建省十强镇，当前人均GDP已逾7万元。自古以来文风兴盛，明清两代共有进士43人，传统知识精英对于家族和本镇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今，A镇的教育水平在其县级市内依然遥遥领先，大学升学率明显高于县域其他乡镇，不过当下知识精英与传统精英在家族参与的态度与行为上则产生了较大的反差。调研发现，A镇农村大学生家族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家族参与的积极认知与消极态度

一般认为，认知与态度是影响行为取向的两个重要因素，且二者通常呈现相关性，认同感越高，态度越积极。但是通过对农村90后大学生参与态度的调查，我们发现，90后农村大学生普遍认为家族事务重要或挺重要，但对家族事务的参与却多是被动的。涉及家族事务的认知与涉及家族参与的态度是不呈呼应关系的，二者是脱节的。

“我觉得这些活动背后的意义是积极的，所以我认为重要。但是因为我常年在外，就经常没参加了。即使回家遇上，这些活动仍旧在家人或者族人的操持下举办的，而我只是作为儿孙的一员，在他们的安排下配合参与最后几个环节就完事了，用不上我主动过问或者投身进去”（ZC，男，大四学生，有1个伯伯和1个叔叔）。

他们认为家族事务重要，却不能说明参与态度积极。家族事务的功能性意义和宗族文化的传承提高了他们对家族参与的认同度，在心理上依然对宗族参与是一种支持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家族参与不属于个人分内之事，因而不必产生过分的责任感，在允许缺席的非强制性规范下，可以在一定时间空间出现冲突的情况下选择“不参与”。即使参与，只是在父辈的操持下加以配合，并未主动出力。

“觉得祭祖这些事重要是因为这是慎终追远，做人儿孙的根本。这些事常常凭一家之力无法完成，但我还是被大人当做小年轻，尤其是未婚的，没什么忙需要到我，也许还会帮倒忙”（GD，男，大学毕业2年，有2个姑姑、1个伯伯、1个叔叔）。

除了责任感这个因素外，个人在家族参与中体现的价值感也深化了认知与态度的非相关关系。根据霍曼斯交换理论的价值命题，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虽然他们积极肯定家族事务，但是参与本身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在家族事务中的存在感，即这种参与行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意义，所以态度上不主动（否则消耗时间和精力）。虽然认同度高，但价值感低，进而态度不积极。

这一认知与态度的脱节可能是基于他们对生活实践的体验和再定位，一方面，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被称为知识青年，又不想重归乡土，但也不能就此漠视家族事务；另一方面，契约社会的精神逐步深入大城小镇，集体意识的没落打乱了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对于需要付出时间或精力的事务，他们自然会权衡这些事务的回报，并根据预想的回报做出反应。

（二）情境推动下的消极参与

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蕴含着一定的行为倾向。但是态度与行为并不呈线性关系，两者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积极参与：被访者对家族事务重视，对家族有着积极的责任感，并热心参与家族事务。（2）主动不参与：被访者对家族事务不重视，对家族抱有消极的责任感，并不参与家族事务。（3）被动不参与：被访者对家族事务重视，对家族有着较积极的责任感，但因为客观因素（比如离家远）存在而只好不参加族内事务，（4）消极参与：被访者对家族事务不那么重视，但因为推动性客观因素（比如刚好在家，父母劝说）而只好参与族内事务，对家族有着较消极的责任感。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90后农村大学生的参与态度不积极。然而通过对90后农村大学生参与行为的调查后发现，参与过家族事务的人数其实不少，只是参与意愿差异很大。在调查的40个受访对象中，只有极少数人接近于积极参与的行为模式，大多数的90后农村大学生属于或接近消极参与的“态度—行为”模式，并且是特定情境下推动的。一方面，他们普遍轻视自身在家族事务中的角色重要性。只是因为恰巧在家或父母要求所以偶尔参加，并不会主动去记忆何时要做哪些家族事务，更不会主动向长辈请缨。

“刚好在家就参加咯，事实上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虽然还是不喜欢这类涉及家族的事，但假期回家，刚好碰上就去。反正别人也知道我假期在家，要是他们觉得一个大男生都不出门，这才丢面子呢，但不会因为那种事特意请假回家”（JH，男，大三学生，有1个叔叔和2个姑姑）。

“去年哥哥结婚，我一定要参加，因为我是他弟弟，考虑到兄弟情谊。至于在父母哥哥之外的事，可去可不去”（HZ，男，大四学生，有2个叔叔）。

由此可见，对于参与家族事务，他们缺乏动力，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适应的变通行为；对于自己家以外的事，他们更是失去自发参与的冲动，因为那些事既无家族规范的硬性要求，也无情感上的顾念。

另一方面，90后农村大学生虽然态度上呈现出消极的参与意愿，但推动型客观力量的出现使他们并不会表现出太大的抵触情绪，有时也会引起他们的反省。

“妈妈之所以要求我去，应该是不希望我老宅在家里。我听了她的奉劝后，也会觉得自己应该出去参加一下，而且经常不去，可能会被认为没礼貌吧。退一步讲，也是自己家族里的人嘛”（HZ，男，大四学生，有2个叔叔））。

出于印象管理的需要，他们会猜想家族内的“别人”（所谓的初级群体）对他们的看法，进而改变行为取向。这和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假设相一致，我们总是会设想他人对我的判断，而作出相应的意识或行为反应。在这里，推动型客观力量就是促发他们产生一轮自我认知的情境基础，由此表现出的行为并无需契合他们的原始态度，只需与即时的念头相一致。因为“怕丢面子”所以“去”，连接心态与行为的链条里便多了层“不得不”的被迫意味。

从参与的层面上看，90后农村大学生并未出现大部分不顾家（即主动不参与）的现象，然而这种依赖外在因素而发生后续行为的条件关系是机械且脆弱的。不可否认，血缘仍在乡土社会中发挥较强的关系联结作用，但这种联结已经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在90后农村大学生眼里，血缘对他们的重要性降低，一种先天且不可改变的亲属关系并未带来高度的忠诚，反而产生有碍行动自由的压力，以及低度的家族认同感，与此相伴的当然是淡薄的家族参与意识。

（三）血缘羁绊与利益权衡下的选择性参与

家族内有两种维持机制：一种是通过维护家族结构、明确家族规范的家族仪式，另一种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赵力涛，1998）。一般来说，家族内部秩序以及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离不开仪式性活动，家族内部的功利性利益的实现离不开事件性活动（唐军，2001），因此家族事务可以分为两类，仪式性事务与日常性事务，其中仪式性事务包括祭祀、扫墓、婚丧嫁娶、民俗活动、宗庙事务等，日常性事务包括政治事务、经济事业、文教活动、内部纠纷调解等。

90后农村大学生选择性参与家族事务，这种选择不仅基于血缘牵绊，还涉及利益衡量。一方面，大部分人亲身参与的家族事务主要包括扫墓、祭祀、民俗节目等活动。可见大部分人对家族事务的参与局限在仪式性活动，这是参与内容单面化的体现。农村家族更经常地体现为停留在村民思维和意识领域中的一种文化现象（金太军，2011）。血缘纽带的先赋性与不可切断性不仅影响了与之相关的活动的延续性，也使年轻人保存残留的家族观念并参与到这些仪式性的活动中来。

“有些事还是可以参加的，比如红白喜事。这种事情一有，就会来很多亲戚，还会有村里人过来帮忙。这种时候会发现一个家族聚在一起的感觉也还不错。大人们一起搭棚、摆桌、设宴、分礼品、贴纸、挂布、洗碗，我们这些孩子会玩牌、看电视、游戏等等”（LG，男，大学毕业1年，D村人，有2个姑姑和2个叔叔）。

虽然血缘所牵绊的范围日渐缩小，但仍可以保证仪式性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孝道的传递不受中断。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参与过扫墓、祭祀、民俗活动等家族共同参与的事务，而且父母一辈的重视更是增加了90后对此类文化性活动的参加概率。

另一方面，对于事件性活动，他们认为与之缺乏实质性的关联，或认为自身的参与无法发挥作用。虽然他们是成年人且受过高等教育，却不能以一种“大人”的角色登场。利益衡量成为影响个人是否参与家族事务的重要因素。比如，日常性事务中的内部纠纷，没有人会积极参与，基本都认为发生了纠纷后自己反而会避之不及或者不想多管闲事。

“首先，我现在作为晚辈，没有发言的地方。其次，纠纷发生多半涉及利益，比如店铺。这容易吃力不讨好，得罪人。以我家族目前情况是这样”（HZ，男，大四学生，有2个叔叔）。

家族内的纠纷本质是家族内稀缺资源的分配，属于利益触发的争夺行为，是利益计算而人心涣散的表现。90后农村大学生的无奈态度与回避举动恰恰反应了当前家族团结的初步丧失，表现出解组的特征——整体正逐步变化为个体之间相互分裂的原子式堆积的状态。而少数参与过日常性事务的90后农村大学生，基本同时参与过家族企业与族内政务。

“之前我的二伯就在竞选副村长。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若能当选，将是我们一家族的荣耀啊。选举前几天，整个家族一起出动，去村里各家里走一遍，希望能多支持支持。我作为成年男性，很乐意和大人们去，出一份力，并且感觉这件事和我息息相关，我会觉得这件事让我更有一家族团结的感觉”（QZ，男，大学毕业2年，有2个伯伯）。

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是当官，也即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从而进入官僚体制（翟学伟，2011）。村干部主要通过村民的海选产生，家族的大小以及家族成员是否参与为本家人投票对其能否当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举之后成为村干部能增加整个家族的名声和利益，作为90后大学生，也同样不会漠视这一权利。家族意识已然变为多数农村选举的基本指导思想，借助于对有血缘关联的个体化村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以及控制，客观上的家族选举参与已然实现（金太军，2011），这是目前90后农村大学生少见的积极参与事件性活动的表现。当然，不少90后大学生表示想通过报考公务员以实现父辈的期望，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家族事务中政治参与。考公务员对于他们个体而言，主要作为自己谋生的一种手段，只是这种手段恰恰契合了家族的期待，其动力并非直接来自家族荣誉的责任观。

综上所述，与传统社会的乡土知识青年（乡绅）进行比较后发现（见表1），A镇村庄的90后农村大学生对家族事务的参与程度总体较低。传统社会里的乡绅在家族事务（乃至乡村事务）上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他们通常感念家族（宗族）的资助，具有强烈的家族认同，并积极投入家族相关事务；尤其在他们考取功名之后，会对家族主动回报，不仅热心于宗族的仪式性活动，而且积极参与推动各类地方公共事务（林耀华，2002；张星久，2002；衷海燕，2003；潘淑贞，2014）。反观当下，90后农村大学生的参与呈现弱化趋势，主要包括参与态度、参与行为、参与内容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参与态度上，传统乡绅怀有感恩心理而态度积极，而大学生认为重要但不积极；参与行为上，传统乡绅主动回报家族宗亲，而大学生在情境的推动下才会参与家族事务；参与内容上，传统乡绅投身各类事务，大学生则以仪式性事务为主。

表1  传统乡绅与90后农村大学生的家族参与程度比较

三、内生型家族的式微：被拆解的参与舞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过程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和文化疏离，国家、乡绅和农民三方的互动日益失衡，也预示着乡土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乡村社区渐渐失去凝聚力，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朱新山，2010）。90后农村大学生对家族事务被动且较少参与，其实质是家族内生关系的变迁。家族作为乡土社会的主体，家族内经济连带关系逐渐瓦解、家族内部互动日趋减少，家庭中心主义凸显。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家族不再靠族内成员共同努力而获得发展与扩展，家族内的家庭更多地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如此一来，90后农村大学生的参与舞台已渐渐不由家族来搭建，更多的是受个人和原生家庭的影响。

家族的结构与功能是否得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一旦家族内各个家庭的经济联系较强，与此相应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家族事务理应会得到更多的共同合作。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经济活动居先且由家长主权，宗族内的祖宗祭祀（宗教功能）、迎神赛会（娱乐功能）、族内法政（政治功能）、族外交涉（社交功能）也都先由家长出头，家族内各家庭配合良好（林耀华，2000）。

相比之下，A镇村庄中的家族大都已经失去了家族下的经济连带关系，没有共同祖产，家长的经济主权已然失效，我们可以将A镇的家族与义序（见表2）进行一个对比。这和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分工制造出了就业机会，产生了致富的自由。“随着各项工作不断分化，职业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涂尔干，2000），所以当前家庭成员的“各司其职”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偏重自家的精力分配则拉远了家庭与家族的距离。虽然村里也有家族企业，也侧重以家族的名义保住家族资产，但在访谈中笔者却发现，家族之长已然不是家族企业的领导者，而是敢于闯荡拼搏的子侄；家庭间的分内资产也成了各个子家庭关注的问题，绝非把所有利润汇聚一处，交由一人管辖。

表2  义序与A镇村庄下的家族比较

    90后农村大学生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分隔，“伯伯家赚得比较有钱，不过那是他家有财运，和我们无关”。一旦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经济任务而非指向共同目标时，各个家庭之间的联系便显得不紧密，并且因经济分立而造成子辈教育、对外社交等事务也成了分内之事，以前家族的不少功能被分散成各自家庭的职责，这种“各担其责”的风险经营模式也在弱化家庭对家族的依赖。家族内经济连带关系的瓦解，也在不断稀释家族事务的重要性和共同感。

此外，以往的家族由同住屋檐下的多个家庭单位组成，空间上的临近增加了成员间互相联系的机会，家族目标依靠集体的努力而实现。但现在家族中的各个家庭已经较为分散；多数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日常来往很少。少数仍存集体目标的家族主要因为家族企业的纽带，这些家族中的90后大学生不仅正好会参与仪式性活动，还会参与事件性活动，所以这些人出现了较高比率的积极参与。因此受访者不主动参与家族事务的背后，在家族经济连带关系瓦解之外，另一部分是因为家族互动的减少（见表2），由此淡化了家族感情。

互动的减少使得亲人之间变得陌生。家族事务虽然把日久未联系的亲属聚集到一起，本是一次增加亲属间感情的良机，但对于90后来说，他们既不会主动找话和这些不常见面的亲人沟通，还因为可预见的尴尬交流而不愿意亲身参与家族内的共同事务，这鲜明地表现出了90后的自我性格，更在乎寻求心理的舒适。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日益细化的分工，家族互动的减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互动的减少也预示着情感联系的减弱，加之90后对生人联系的懒怠，他们眼里参与家族事务的可预见性价值并不高，紧接着也会出现参与意愿的降低。在联合家庭（比如三代家庭）趋于消失的前提下，家庭“小型化”日益明显，即家庭结构简单化（核心家庭、夫妻家庭、单亲家庭的所占比例日益扩大）；主干家庭（小家族）的比例逐渐下降，家族内来往的减少促使了家庭稳定性的减弱，这又会导致更频繁的家庭类型的变动（离婚率的增长、空巢家庭比例的增加等等），并且由于部分家庭成员日益明显的个人本位倾向，家庭凝聚力也在逐步降低（杨善华，2011）。当前，家族经济连带关系的瓦解、家族互动的缺失和家庭中心主义，具有连带且递进的关联性，家庭中心主义已经渐渐代替家族集体主义。 

四、个体意识的增长：参与舞台的转向

个人主义向来被用来形容西方人的价值观，以比照东方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价值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关系主义文化下的主观心理各有特点。个体主义把满足个人需要当成先决条件，通过协商、共同意见、契约达至群体整合；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获得存在于集体目标的实现中，集体先于个体；关系主义则将个人的欲望搁在人际网络中，是一种特殊的小群体取向的互惠式整合（周怡，2005）。而成长于网络腾飞与高等教育扩张时期的90后大学生已经具备较鲜明的自我意识（偏个人主义），习惯不合群（非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奋斗，鄙视走关系（非关系主义），具有鲜明的个体性（雷静霞，2011；尤佳、孙遇春，2013）。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矛盾性，传统价值观中推崇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价值先于其他、集体主义原则等仍被多数大学生在观念层次上认同，但未必可以转化为自己的行动；然而西方价值观所倡导的个人本位、理想放逐也已被大学生认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已在相当多的大学生中占有市场（郭维平，2008）。这种矛盾性折射了大学生处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观连续统中的过渡特征，既反映了他们若公若私的行动决策，也体现在角色扮演、情境定义等社会化理解上。

90后农村大学生的心态已不同于传统的乡绅表现出来的“以公克私”，而是充满自主性和自我服务倾向。90后农村大学生基本没有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家庭理想。他们大都不会把未来规划与家族出路相联系，城市生活体验俘获了他们的志向。从他们对家族内部纠纷的回避和考公务员意愿的利己倾向可以看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早已体现在他们的态度或行为中。而这种个体观念类似于唯我式的个人主义（许纪霖，2009），视自己为中心，视物欲为目标，乃至漠视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在他们眼里，都市生活的魅力与工业社会的市场化逻辑已经诱使他们远离家族而外出闯荡。

大学生个体意识的增长和家族意识的缺位是内外力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家族作为初级社群，不再是集体主义教育的最初摇篮。由于家族不再聚居成族，而且经济连结纽带瓦解，家庭中心主义逐渐在代替家族集体主义，个体也便逐步走出祖荫，脱嵌家族。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势与义务中撤出（贝克，2004）。与之相反，城市高等教育与大学生活已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定位上使大学生逐步养成独立人格与自我心态，这是高等教育的隐功能。90后农村大学生虽然来自农村，但他们是与城里人共享高等教育资源的一代人，能在城市中实现较快的向上流动，并产生新的自我认知。这些人已然不同于古代乡绅或科举进士，他们对乡土文化的热情锐减并对都市生活充满向往，因此出现朝向城市的单向度流动。

对家族事务的参与程度的弱化，并非意味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缺位。公共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介入到公共事务当中，表达利益诉求并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或公共活动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与心理的成长，90后群体也逐步关注到周围或网络上的一些公共或社会事务。李春玲（2015）采用实证数据检验了80后与90后的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后，认为不少90后青年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了更强的讨论兴趣（无论是和周围人讨论或是在网上），并且他们已逐渐具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环境保护比经济发展重要，憧憬个人的主观幸福以及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开始对社会或政治事务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愿。由此可见，城市文化及公共事务已在吸引90后农村大学生的精力投入，更新着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他们的新型参与舞台，与此相对，带有“传统”色彩的农村文化及家族事务在与他们渐行渐远。

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事务，90后农村大学生表现出较好的公共参与意愿，开始走进新的参与舞台。但家族事务介于个人事务与社会事务之间，既带有私人性也包含公共性，却逐渐他们不受重视，凸显了他们在教育社会化过程中的对时代变迁的社会适应。先是脱嵌，“个人从家庭、亲属和社区所构成的传统网络中抽离出来，并摆脱了以儒家和父权为主的传统价值与行为规范的束缚”（阎云翔，2012），90后农村大学生成为规避家族事务的行动主体。然后是再融入，为追求个人目标而投身到新的集群或社群，既受到社会的裹挟而向前，同时进行着自我的重塑。城市更契合他们的发展愿景，“个体身份认同越来越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而不是由类似家庭等外在的社会团体来定位”（阎云翔，2012），这再次反映了他们对个体意识的觉醒并付诸于实践。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闽南A镇的个案研究，对90后农村大学生的家族事务参与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式的分析。研究发现，90后农村大学生总体参与程度不高，态度较为消极，具体体现在对家族事务的参与认为重要但不主动，多是情境推动下的被动参与，参与范围局限在血缘文化羁绊下的仪式性活动。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主要在于家族内部经济连带关系的瓦解、家族互动的减少导致内生性家族的式微，家庭中心主义的凸显，家族事务的参与舞台逐渐被拆解。此外，受现代化的冲击和高等教育的影响，90后农村大学生自我意识快速增长，城市文化及公共事务已在吸引他们更多的关注与参与，成为他们的新型参与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大规模的乡村精英流动随之而生，但这种流动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单向度流失的特性（张英魁、曲翠洁，2014），中国乡村的发展面临精英人才缺乏而日益凋敝的困境。90后农村大学生对家族事务的参与不积极便是其中的一个事实反映，乡村精英外流的背后实质是优势农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也是基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性选择，这也折射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被视为一个经济落后、文明程度低、生活方式陈旧的区域，不容易留住生在乡土、学于城市的人才。在教育中取得优胜机会的农村学生，一旦接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相继地也就容易产生对城市的留恋和对乡村的嫌弃。与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力流失相对应，知识精英人才的单向流失构成了乡村人才资源的两个缺孔，加剧了乡村建设队伍的匮乏。当然，90后大学生对家族参事务的参与动力不足，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较为积极，也在提醒我们是否可能更多的把乡村建设纳入公共视野，并有机结合大学生个性发展，通过志愿服务、支教到创新创业等方式提高大学生建设新农村的动力，增强他们的乡土情结，使他们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翟学伟,2009,《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

    第3期｡

温莹莹,2013,《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社会学

    研究》第1期｡

瞿州莲,2003,《当代复兴宗族的特征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

    第3期｡

王军洋､金太军,2013,《家族集体行动的逻辑——以村民选举参与为主要分析语

    境》,《文史哲》第6期｡

李善民､刘英､陈涛,2009,《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管理科学》第4期｡

金太军､王军洋,2011,《家族的村政参与路径研究》,《开放时代》第9期｡

徐鹏､宁向东,2011,《家族化管理会为家族企业创造价值吗——以中小板家族上

    市公司为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1期｡

赵力涛,1998,《家族与村庄政治:河北某村家族现象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硕士

    学位论文｡

唐军,2001,《仪式性的消减与现代性的加强——当代华北村落家庭成长的理性

    化》,《社会学》第2期｡

翟学伟,2011,《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

    国社会总纲》,《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林耀华,2000,《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衷海燕,2003,《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

    究》,《清史研究》第2期｡

潘淑贞,2014,《清代以来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变迁:以南安大庭戴氏为例》,《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朱新山,2010,《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第5期｡

杨善华,2011,《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第2期｡

周怡,2005,《共同体整合的制度环境:惯习与村规民约》,《社会学研究》第6

    期｡

雷静霞,2011,《“90后”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第3期｡

尤佳､孙遇春､雷辉,2013,《中国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实证研究》,

    《软科学》第6期｡

许纪霖,2009,《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

    学辑刊》第1期｡

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春玲,2015,《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 后和90 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

    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第3期｡

阎云翔,2012,《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英魁､曲翠洁,2014,《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当代

    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