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阶层的“生活政治”

——基于浙东平镇西村的调查

陈锋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124）

摘要：本文以浙东平镇西村为例，探讨“气”的生产与释放的阶层动力学，并进一步揭示阶层分化背景农民生活与政治间的关联。农村经济、社会与政治分层高度重合，上层精英联盟并形成对底层群体的总体性支配。普通农民由于生活遭受总体性的阶层压制，形成“仇官”又“仇富”的“气”，并通过多数人的隐蔽反抗和边缘人的公开反抗进行“气”的释放。这凸显阶层分化下的“生活政治”——上层精英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实现其政治意志，底层群体则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表达。村庄陷入“泛政治化”的对立。

关键词：阶层分化；“气”；生活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项目号：15CKS022）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农村社会冲突频发，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管理提出重大挑战。农村冲突不仅直接表现为利益之间的纷争，而且表现为由于利益格局调整及其他因素影响而引发群体心理上的情感/情绪冲突。如何看待转型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农村社会中情感冲突与利益冲突如何发生纠缠？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它又引发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不仅在学理上需要充分探析，而且在政策上也需要予以关注。

在既有的关于农村社会冲突研究中，学界基本上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一般把农村社会冲突归因为利益冲突，并进而把农民个体与集体的政治行动（如上访、充当钉子户、群体性事件等）归结为维护权利或权益的行为，进而将其归结为抗争政治^[1-3]。二是受斯科特的启发，从情感或者道义伦理的角度去探析当下中国农村的社会冲突。应星从“气”的角度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系列研究。在他看来，“气”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是融汇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续谱^[4]。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心理学的脉络中，通常用“怨恨”这一概念来指称社会冲突中的心理状态。在舍勒看来，无力对他人施及的伤害即刻还手却又饱含复仇意识的情绪体验，便是“怨恨”，其在目标指向上是一种针对“他者”的否定性情绪^[5]。“气”与怨恨在内核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均体现了情感或情绪的冲突体验，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怨恨主要指向对他人的单向度否定，按照舍勒的现象学还原，将否定性的矛头指向他者的“本质”或“此在”，正是怨恨心理的根本特征^[6]。而“气”则不仅指向他人，而且经常指向自己进行自我否定，并非一定存有报复性的情绪，而可能仅仅是独自“生闷气”。此外，怨恨更多指称情绪状态，而“气”除了包含情绪状态之外，更体现一种情绪从克制、积累到迸发的连续谱过程。

关于“气”的这一社会现象，目前学界实证研究较少，应星主要关注基层政府与农民互动，他认为“气”是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由于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惯有的强力打压，使农民的抗争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因此他将“气”与“抗争政治”对接起来^[7]。陈柏峰则关注村庄日常生活中弥漫的乖戾之气，而熟人社会中的“忍让”意识形态、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对“气”是有力的平衡机制，但随着现代性的进入和村庄伦理的变迁，这些机制日益失效，村庄日常生活中弥漫乖戾之气^[8]。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对本文有一定启发性，但这些研究尚未关注“气”与村庄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的市场化使得社会管理面临新的挑战而备受关注^[9]，但阶层分化所引发类似“气”的情感冲突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将“气”纳入情感治理则缺乏探究。因此，本研究引入阶层视角分析“气”的发生机制，主要从“实体论”和“关系论”两种阶层分析路径进行探究。

“实体论”的理论基础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侧重研究静态的阶层分布的结构和阶层分化的功能，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位一体的标准作为阶层划分的标准，并强调三者分层既可以相对独立也可以交织一起相互转化。随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拓展多元分层理论，比如格伦斯基进一步将社会分层标准概括为七种资源。多元分层论通常将职业和收入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10]。国内一些学者也多以职业将中国农民划分划分为若干阶层^[11-13]。“实体论”分析路径主导下的阶层研究通常将社会阶层的形成当作自然的社会秩序，具有强烈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因此，既有的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包括农村阶层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平面的描述阶层的表层结构，缺乏对社会内部分化和紧张关系的揭示^[14-15]。

“关系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侧重研究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关系状况、性质和冲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社会分化是一种社会不平等，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而非社会成员个体特征的差异。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频繁爆发，学者发现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才能形成对中国社会形势的深刻分析，例如开始在理论与方法上呼吁重新“回到马克思”^[16]。阶级分析与多元分层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假设是冲突论的，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权力强制的结果，因此将研究聚焦于社会剥夺和集体抗争^[17]。从“实质论”向“关系论”转换，将阶层或阶级研究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从“平面”向“立体”转变，重点关注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化、关系冲突和关系性质，再次激活“阶层”的丰富内涵。

“关系论”和“实体论”构成农村阶层研究视角的一体两面，也构成本文探究“气”的发生机制的一体两翼。本研究探讨“气”的累积、聚焦和爆发的过程和发生机制，并非否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反，利益冲突与情感、情绪冲突紧密相连，利益冲突往往是情感冲突的底色，而情感冲突却可能使冲突的性质发生质的转变，并反过来扩大利益冲突。正如霍耐特所言：“一种社会冲突在什么程度上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又在什么程度上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这永远是个经验问题” ^[18]。

另外，从阶层视角讨论“气”的发生机制更来源于笔者近年来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调查。2009年10月，在浙东调研时发现，阶层分化引发的村民上访并非仅仅为了“维权”，更是为了“出气”^[19]。2015年7月，笔者对浙东平镇西村展开了20天的实地调研，西村村民“仇富仇官”，甚至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出气”，村民的这种情绪直接指向村庄的富人阶层和村干部。那么，“气”是如何累积、聚焦和释放？又何以产生？本研究将以西村为个案，通过呈现农村阶层之间冲突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基层治理中交融汇合，探析村庄熟人社会里“气”的生产与释放，进而在理论分析层面进一步透视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生活与政治的密切关联。

二、 “气”的累积：经济分层与社会压力

西村位于浙东平镇北部。全村村域面积1.58平方公里，耕地1107亩，河道14000余方，现有村民小组4个，村民733户，本村户籍人口2202人，外来人口2560人。该地区工业发达，西村自80年代以来在纺织、印染行业获得快速发展，目前共有个体私营企业60家，其中纺织、印染类企业共29家，占48%。201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8亿元、销售7.8亿，利税8000万元，村级可支配收入280万，农民人均纯收入21903元。1980年代以来，西村经济社会已发生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为个体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农民自身的主观感知差异。综合以上多重因素，村庄大致可划分为四大阶层：富裕阶层、中等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见表1）。富裕阶层，主要是大企业家，约占村庄的5%，有车子、有存款（100万以上）、有房子（新房，且在当地多为一套小别墅，价值在100万元以上）。中等阶层，约20%，有车、有房、没存款。这些家庭通常夫妻二人办个小厂、开个小店，或者是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年收入20-30万/户。普通阶层，约占65%，有房、没车、没存款。这些家庭夫妻俩通常以打工为生，家庭年收入6-10万。贫困阶层，约占10%，没房、没车、没存款。贫弱家庭中，夫妻俩也以打工为生，年收入6万以下，家庭劳动力稀缺且又子女在上学，家庭开支较大。其他少部分孤寡老人、残疾人家庭、有疾病患者家庭也落入贫困家庭。

表1  西村经济分层状况

在韦伯看来，经济分层的主要标准是财富，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是声望，二者之间相对独立又能相互转化。当前，家庭经济水平成为主导农村分层的主要标准，通过经济分化转化为社会分层的现象日益凸显，并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熟人社会内部形成阶层之间的社会区隔与社会排斥。

首先，阶层之间存在住房区隔，形成别墅区、农民公寓和老房子三块明显的区域。在西村统一规划了两期整齐划一的别墅群，共计约50户，每栋别墅面积大约500平米，未算装修，其基本造价大约70万元。别墅群前后道路宽敞，河道、亭阁环绕。在村头正在兴建的农民公寓，犹如城市的商品套房，共计90户，其中套房面积大约200平米，毛坯房价格约

20万元。而早年已经建好的老房子，楼间距很小，前后道路狭窄，汽车通行十分不便，目前主要是一些贫困家庭或者老人居住。房子的外观差异直接展现的是“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差别。

    其次，阶层之间形成人情排斥，表现为办奢宴、不得不办的酒宴与不办酒宴三种不同标准。在西村，酒席一桌平均花费四、五千元，酒宴的菜品二、三十个，主打高级海鲜，主要包括鲍鱼、海蟹、海龙虾，其中海龙虾一只约为400-500元，烟酒也较为高档，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还为到场的客人分发一包软中华香烟，一桌酒席的香烟花费达700元。西村酒宴不仅规格高，而且规模大。多数家庭儿子结婚需要办席二十多桌，一些老板和村干部至少需要办六、七十桌。因此，普通家庭的酒宴花销约10多万元，老板和村干部最低也得花费20-30万元。由于无力承受酒席的巨额花费，一些村民只好“能不办就不办，能少办就少办”。但是少办酒宴或不办酒宴，不仅不够“场面”，遭人议论，而且朋友越来越少，社会关系日趋淡薄。如此一来，原本具有互助和维持社会关系功能的人情却产生了明显地社会排斥效应。

再则，富裕阶层以炫耀性消费强化社会分层，典型表现为豪车、标配与无车的分化。在西村，汽车消费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基本开支。西村总共722户人家，小车就有300多台。村民形象地说，“我们村里的小汽车可以办一个车展，各大品牌、各个档次应有尽有，包括宾利、路虎、劳斯莱斯等名车”。 汽车消费最早由处于上层的企业老板带动，一些老板为了拓展生意，购买豪车撑门面，以便在商业市场中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另外，通过购买豪车的“炫耀性消费”^[20]能够凸显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当然，普通家庭无力购买豪车，他们一般购15 -25万元之间的经济型汽车。村民估算，如果家里有小孩上大学，还要养一台车，家庭年收入至少应达15万元，才能保证收支的基本平衡。普通家庭一般收入在6-10万元，供养汽车十分吃力，而那些尚未买车的家庭便成为穷人的标志。

最后，阶层分化产生婚嫁流动差异，典型表现为本地媳妇与外地媳妇的分类。在西村，通婚圈主要本镇范围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成为子代婚姻缔结的主要形式。然而，作为婚姻缔结重要条件之一的“彩礼”却日益攀高，2007年，当地彩礼上涨到10万元，2010年彩礼上涨到18.8万元。村民估算，不包括建新房、买车这些前提条件，娶个本地媳妇，彩礼、金银首饰加酒席至少也得花费30-40万元。对普通家庭而言，建新房、买车主要也是为了子代能够娶上媳妇，以便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高昂的婚姻成本使得一部分家庭无法承受，最终只能娶外地媳妇来解决。外地媳妇的彩礼通常很低，一般只要2-3万元，房子、车子也并非必需的前提条件。不过，在当地村民眼里，娶外地媳妇却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只有没钱才会娶外地媳妇”成为村民的共识。

由上可知，村庄阶层之间不断通过消费形态、消费数量凸显差异。在西村，富人阶层不断抬高消费标准或设定新的消费规则，中下阶层则在“水涨船高”的消费洪流中被裹挟。下层群体卷入激烈的社会性竞争，在微观心理机制上可视作上层群体“求异于人”的心理与下层群体“求同于人”心理耦合的结果。人的主观心理追求通常与经济基础相匹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将为此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与精神负担，但阶层之间促发的面子竞争与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而且关乎农村家庭的延续和农民的生活伦理。买房、买车、办酒席、彩礼除了作为社会竞争的一种手段，其更为核心的目的在于要为子代获得有利的婚嫁条件。当富人阶层将婚嫁成本不断抬高并且制定和引领新的消费规则，父母不建新房、不买车、不办酒席、不给高彩礼，便可能导致其难以为子代娶妻，进而无法完成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富裕阶层对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社会排斥，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底层村民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社会压力不断累积，便在内心转化成“气”。

当然，在市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村民的“气”并非完全指向外部，而且指向自己，表现为闷声“受气”、自怨自艾，或者心有不甘，在隐忍中继续挣扎并找寻一些自我调整的路径。这些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村民对外十分讲究“场面”，但是自家生活却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二是家庭的社会竞争压力层层向上进行代际转移，形成代际剥削，导致下层家庭中的老年人境遇较差，甚至陷入无人供养的处境。三是在村庄社会中形成发达的民间借贷，包括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借贷（通常也有一定利息）以及“高利贷”（二分、三分利）。四是寻求信仰慰藉，通过信佛或者基督教信仰获得支持性的力量和精神慰藉。总之，对底层家庭来说，这些自我调整路径可暂时缓解他们的一些危机，避免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以及在社会竞争中快速被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但是，这些路径很难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反而产生新的负效应，比如内紧外松使得底层群体长期处于心理紧张的状态，代际剥削则使其陷入“不孝”的舆论漩涡，民间借贷的高利息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一旦这些自我调整的路径仍无法弥合阶层之间的社会排斥，“气”的宣泄主体便从自身转向外部。

三、 “气”的聚焦：阶层利益冲突与政治排斥 

在日常生活中，贫富分化的阶层若未存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累积的“气”则仅为涌动的“暗流”，通过自我内部消化的形式获得部分释放，保持乡村社会的表面平静。但是，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村民之间不仅存在交织的关联利益，村社也是他们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场所。如此一来，利益博弈、政治诉求与情绪表达便会交汇、聚焦。

（一）资源分配的阶层失衡引发利益冲突

在村庄共同体中，土地是村社最主要的资源，也是稀缺资源。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尤为紧张。集体建设用地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民用宅基地，一是工业用地。两种土地资源的稀缺导致村社成员竞相争夺。

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换言之，村庄每户家庭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在符合村庄规划及“一户一宅”的条件下，农村宅基地是一种福利性质的分配。在西村，1990年代中期之前，村民的宅基地由村集体无偿分配。随着村庄的工业发展以及国家对土地指标的管控，村庄建设用地日益减少。住房作为经济分层的重要衡量指标，居住的空间位置、房屋质量、装修情况等能够体现居住者的权力、身位与职业^[21]。因此，村民的经济分化加剧了对稀有宅基地资源的争夺，并催生出宅基地价格市场。

 2003年，西村规划第一期别墅区，共27户，每户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宅基地以10万元价格向村民出售。最终，在获得宅基地的农户中，有19位村民是村庄中的较大企业家，家庭资产一般都在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6位村民则是年收入在20-30万元的中间阶层，以做生意为生。另有2位则是村庄中的下层家庭成员，年收入在4-5万元，主要担心孩子无房而无法成家，通过民间借贷将房子的外壳建立起来，花费大约40万元，房屋内部至今尚未装修。 2005-2006年，村里规划二期别墅建设，共26户。2007年，宅基地政策完全收紧，村民已无法获得新宅基地建房指标。为解决住房问题，西村获批5亩地用于建造农民公寓。由于村民的建房需求与农民公寓提供的住房数量相差较大，很多村民仍无法获得购买资格。一些村民为此向村主任行贿，由此引发较大的干群矛盾。这些渠道仍无法获得住房需求的村民，只能选择在旧有宅基地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或私下流转邻居的老宅基地进行扩建。总之，原本具有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性质的宅基地^[22]，其均衡模式伴随村庄经济分化和宅基地资源稀缺而被打破，“住房地位群体”所隐含的空间隔离和阶层利益冲突逐渐扩大^[23]。

除了宅基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工业建设用地是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村集体正是通过出租土地或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厂房获得租金收入。2013年后，村庄集体土地的出租价格是8000元/亩，西村每年的土地租金和厂房租金大约250万元。土地和厂房出租给谁决定了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也引发较大争议。尤其是出租的土地如若并非直接用于自家企业的生产，村集体本应收回并自建厂房再行出租，以增加租金收益。毕竟纯粹的土地租金收入远远低于厂房出租的收入。但一些拥有资金或拥有权力的群体仍在地利分配中占据优势，李昌便是典型的例子。

    李昌是现任村支书李志的弟弟，父亲是村里的老书记。李昌出租了村集体土地12亩，将其建造厂房。自2006年起，李昌自家的企业己不再经营，而是将厂房出租给村里的其他企业主，每年的产房租金收入300多万元。这种状况虽然不仅仅包括李昌，但他却是出租土地规模和建造厂房规模最大的一家。村民认为，从村集体中出租的土地如若并非自己经营，应由村集体回收并自行建造厂房后再出租，这可以大大增加村集体的收入，提高村民的公共福利。

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分化使缺乏资金、人脉的下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而权贵与资本的结合则导致村庄的公共资源分配出现进一步失衡，这种失衡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也影响村民的基本生活，并破坏村庄社会的基本公平感。这种经济利益遭到相对剥夺的不公平感从嫉妒发展到怨恨，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并经过转化，可能成为一个逐渐脱离原因、不随原因而消失的体验和心理定势^[24]。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从阶层分化转向阶层对立。

（二）政治参与阻塞导致底层群体的政治失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公共话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新的突破点（徐勇，1997）。不过，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20余年之后，需要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践效果进行实地的检验与反思，直面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1980年代建立在均平化这一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正在遭遇阶层分化的重大挑战。

在经济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出现已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25]。在平镇，12个村居委会的72个村干部中，有自己的企业或工厂的村干部占40-50个。5个村的书记是大企业家，其中2个是镇里最大的企业家，企业销售额上亿元。以西村为例，村干部的家庭情况如下(见表2)：

表2 西村村干部的基本情况

西村主要村干部基本都处于富裕阶层，多为本村或当地的企业家，或家人正在经营企业。与一些地区激烈的选举竞争相比，平镇的村干部相对稳定，这是地方政府有意型塑村庄政治的结果。地方政府通过选定村书记，并令其兼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使得村书记在政、财两方面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力，进而架空了村主任的权力。本应是村民民主自治主要代表的村主任成为书记组阁的一员，既无实权也无代表性，如此一来，西村的选举便形同虚设。村民反映，大部分年轻人都不去参与选举，老年人则拿着一家的选票去换钱。同时，这一设置则大大提高乡镇通过党支部来增强对村级组织的领导能力。与村干部选举类似，村民代表也成为“富人”的代表，主要包含企业家，企业老板的妻子，老干部。而且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也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多数党员和村民代表因其与富人村干部存有较多的利益关联，少有对村两委提出异议。村民代表沈昌反映，“一年少有的几次村民代表大会，村支书并未给予其他村民发表意见的机会，通常自己讲完就散会了”。村民代表会议本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26]，但在书记权力绝对集中的政治架构下却徒具形式。

村庄的事务由村书记主导，其他村干部负责执行，形成高度集权的村治模式。村支书即便能够受到上级政府的一定制约，但底层的民主监督完全丧失。在既有的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下，村民的民意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表达、宣泄。这也导致富人阶层的权力固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失语，普通村民受到政治排斥，基层民主萎缩^[27-30]。村民不仅产生政治冷漠，而且郁积大量的民怨之“气”。遭遇政治排斥的村民，内心无法宣泄的“气”不断叠加累积，便在村庄中形成强大的“气场”。

（三）政治、经济精英联盟形成对底层的压制

政治精英在村庄中高度集权，村民怨声载道，但村委会班子却极其稳定，村级治理总体上有条不紊，这确是一个悖论。地方政府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控制村支书，进而控制村委班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但是，在利益密集的农村，政治精英独立掌控利益纷杂、矛盾重重的乡村社会仍较为困难。失去底层这一群众基础的政治精英，与村庄经济精英联盟形成对底层的压制以维持乡村秩序的基本稳定。

在西村，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原生关系看，部分精英之间本就存在血缘上的联结。村庄政治精英或其家属多为企业家，与其他经济精英也多有业缘往来。更重要的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依托两个渠道形成精英联盟，一是通过将这些老板或者老板的家人纳为村民代表，一是通过商会联结所有的精英。这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结合，使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保持紧密的互动。尤其是商会，不仅成为村庄精英的商业联结纽带，而且成为村干部摆平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比如，在公共建设中遇到“钉子户”的高要价，村干部如若满足他的需求，便会产生扩散效应，而商会老板以私人名义“掏腰包”来摆平钉子户，不仅解决问题，而且为村干部有效规避了风险与责任。另外，村庄中70%的村民都在本村的企业务工，商会老板与村民之间存有隐形的雇佣关系，使村民既碍于面子，也受制于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威胁”而被迫妥协。

村庄政治精英不仅依赖于高度集中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而且依赖与经济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结盟，通过威信、金钱、就业等多种方式摆平底层群体的纠纷与反抗，由富人阶层联盟主导的分利秩序也因此形成^[31]。当然，依托村庄政治精英，村庄经济精英也得以从村庄优先获得稀缺资源，比如土地、厂房的租赁等。此外，企业的生产与发展通常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在污染排放、偷税漏税等方面多少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可能成为上级相关部门整肃的对象。村庄经济精英有赖于村庄政治精英，以及乡镇干部事先获得的相关信息，维护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西村李书记坦言，村庄的企业老板每天都竞相邀请他聚餐，足见村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紧密关系。

综上所述，在村庄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中，上层精英的阶层化意识较其他阶层更为突出^[32]，并形成了如孙立平所言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 ^[33]的社会形态，同时决定了绝大多数普通村民无法依靠个人力量与上层精英进行斗争或博弈。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渠道，且难以通过正面反抗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释放的情绪便在底层群体中不断汇集、聚焦成为“气场”。

四、 “气”的释放：底层政治的另类表达

普通村民与村庄精英的力量悬殊，导致村庄底层群体政治失语，但政治失语并非“政治无语”。利益的直接冲突与村庄政治、经济精英的不断压制，却会成为引燃“气场”的导火索。在滋贺秀三看来，这种“气”是一种“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这种“衡平感”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种顾及人的全部与整体的观念，而非就事说事的观念，即“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目标孤立起来而将对立的双方，有时进而涉及到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而且中国人还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侧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失和痛苦中找出均衡点来，等等”^[34]。底层群体郁积的“气”最终以间接或直接的形式迸发。

（一）多数人的隐蔽反抗：弱者的武器

对多数底层群体来说，在“前台”对抗成本极大，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会引来麻烦，甚至影响自己的生计。不过，“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 ^[35]。“弱者的武器”是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最广泛采用且最为安全的反抗方式，而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多数底层群体来说过于奢侈，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在西村，村民内心的“怨气”便化作林林总总的日常抵抗。

     一是谣言四起。由于缺乏参与村庄政治的正式渠道，底层村民缺乏对村干部的信任，认为村两委公开的关于村庄集体经济收支的数据造假，并臆测“村干部卖了多少地，贪污了多少钱，收受了多少贿赂”。这些臆测在三五成群的闲谈中，一传十、十传百，形成底层民众的坊间控诉。这种“讲不清、道不明”的议论，虽无法成为指控村干部行为不端的证据，却能将村干部置于“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舆论漩涡中。

    二是谨慎反抗。底层群体缺乏正面反抗的力量，村民与村干部表面上仍是和气交往，表现为公开的遵从，但在“后台”，除口舌之战外，还给村干部制造了不少麻烦。当前，浙江省正在创建“美丽乡村”，并成为新时期乡村干部的中心工作，上级部门每周都委托专家到村庄进行拍照、考核、排名。然而，西村却接连发生令村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十分头疼的事情。村庄中种植的绿化树经常被扒皮，陷入“栽了死，死了再栽”的循环中；环境卫生整治中，村庄每隔一段公路便会放置一个垃圾桶，但是垃圾桶经常被人偷偷打翻；私营企业偷偷排放污水屡遭举报……类似扒树皮、倒垃圾等行为本身对村民并无益处，但当阶层之间的“气”累积到一定阶段，村民以这种方式进行消极反抗，并非一定存有具体的利益诉求，却是作为一种发泄心中愤懑、怒气的渠道。

与公开的、有组织的反抗不同，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日常反抗，匿名且分散，低成本且安全。但是，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隐蔽的、顽固反抗形式或许正代表了真正持久的弱者的武器，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农民的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35]。正如一些村民所言：“我们要在暗处做点小动作很容易，每次卫生环境遭致破坏，企业遭到举报，村干部和老板们的脸上写满愤怒与郁闷，我们感觉是出了一口‘恶气’，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换言之，底层群体反抗的过程是隐蔽的，反抗的结果却是公开的，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独立而且统一的，构成隐藏的文本，从而避开掌权者的监视^[36]。这种反抗可能在短期内无法触及根本，但却对精英阶层起到了警告的作用，至少起到情绪发泄的作用。

（二）边缘人的公开反抗：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多数群体“沉默”并选择隐蔽的细碎反抗，除了考虑安全进行自我保护以防遭受报复以外，还与中国人在熟人社会中讲究“人情”、“关系”、“面子”有关。公开反抗意味不讲情面、撕破脸皮，虽可能令村庄政治精英难堪陷入舆论漩涡，但也可能令反抗的村民尊严尽失，被村庄精英视为“刁民”。不过，一些在村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已经跌入底层的边缘人，却敢于撕破脸皮，成为赖皮户、钉子户或上访户。边缘人与村庄精英的互动呈现另一种底层政治的形态——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公开反抗，这种反抗不仅未把自身的尊严作为主要考量对象，相反，它成为武器，充分主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原则，以无底线、无尊严的方式进行抗争，从而获得与政治精英的谈判空间。

在西村，有一个人数超过十人的小群体，在经济上属于村庄的下层，却游手好闲，成为村庄政治精英最为头疼的群体。他们不在乎村民的评价，也不惧怕村干部的打压。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边缘人的身份直接向村干部索要金钱、工作、项目。一旦村干部无法满足其需求，便会堵住村委会大门，或者经常到村委办公室纠缠，甚至坐在办公桌上，指着村干部的鼻子进行数落和谩骂。他们掌握村干部的部分底细，义正言辞，仿佛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以53岁的李林为例，他曾于1990年代在公共场所和其他人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判刑11年。出狱后，他天天到村委会闹事，要求村里给予照顾、分田并为其找工作。村干部表示无法解决，他就天天在村办缠着村干部，使村干部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村里便安排他负责河道清理，修机耕路。但是，李林拿到钱后便通过喝酒、赌钱、玩女人等方式进行挥霍。村里有个平整土地的工程项目，书记让他监工，他竟偷偷卖掉材料，私吞了三、四十万元，但村里也并未进一步的追究。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不顾及尊严，也无工作，甚至没有成家的边缘群体成为村干部的一大心病。

边缘人的反抗尽管仍是碎片化的、无组织的个体化行为，但他们纠缠的手段敢于突破底线，而且了解村干部的部分底细，致使村庄政治精英十分恼怒，仍百般示好，并以给予补贴、安排工作、承包工程等方式进行摆平。“赖皮户”的逻辑也在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一些互动中开始蔓延，尤其在征地中，少数“钉子户”尽管已经获得相对合理的补偿，仍然“殊死反抗”，最后村干部只能通过商会来满足其额外的利益。少数上访户尽管并未掌握足够的证据，但是经常到上级政府上访，村干部也不得不以“给点好处”的方式进行摆平。阶层分化引发愈来愈多的矛盾和冲突，阶层政治成为理解农民上访逻辑的重要解释框架^[37-38]。边缘群体以无赖的手段谋取私利，也被普通村民视为“赖皮户”，但这些群体主要对村干部进行纠缠，未与村民交恶，反令村民感觉也是为他们“出气”，并产生“自己人”的阶层意识。

边缘群体的政治逻辑，虽非以公民社会的手段进行政治参与，但他们运用弱者的身份，通过要求诸如生计、土地等作为生存权利资格，这与当代权力统治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家的治理化”相契合，这一统治方式之所以获得合法性，不是通过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宣称为军民提供幸福生活^[39]。如此一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便形成一个策略政治平衡的谈判空间，也即形成一个不同于精英主导的“政治社会”。

由此观之，底层群体既可能遵循斯科特意义上的弱者武器进行隐藏的弱者反抗，也可能遵循印度底层研究意义上的以弱者身份进行公开反抗，二者以不同的“反抗”方式共同书写“底层政治”。底层内部本身是分裂的，但这些碎片化的公开反抗仍有深厚的阶层基础作为支撑，共同被分化的社会结构所型塑。正是如此，个体之“气”才能演化为阶层之“气”。换言之，“气”以不同形式进行释放。底层群体的反抗行动是碎片化的，但其阶层意识恰在公开或隐蔽的反抗中相互激发并进一步加强。

五、农村阶层分化的“生活政治”

“气”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的表达，构成农民行动的内心驱动力，但“气”的产生不仅仅是强势一方的打压而型塑的“抗争政治”，本研究表明，“气”的累积、聚焦和释放受到农村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的型塑。

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分化并未出现韦伯意义上的财富、权力与声望的多元分层，相反，经济分化日益转化并主导村庄的政治分化与社会分化，形成较强的社会排斥。由于在利益关系和阶层意识上具有较强的亲和性、甚至一致性，村庄上层精英的阶级化得以可能。上层精英的联合塑造了村庄的阶层政治，在村庄正式权力方面，几乎垄断了村干部、村民代表的选任，使得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受阻，并在公共领域形成对底层群体的利益排斥。此外，为了实现权力精英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意志，村庄权力精英依托经济精英采用面子、额外经济补偿等非政治手段，甚至以雇佣关系相威胁，使得阶层的政治排斥延伸到经济、生活层面。这种政治生活化实已“泛政治化”，在公私领域全面形成对底层群体的社会区隔与排斥，产生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矛盾，从而在村庄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

受资源有限性的束缚，底层群体高度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在村庄的公共治理领域，底层群体为了自我保护总体表现为表面的公开服从，并以造谣、倒垃圾、剥树皮、举报等等弱者的武器进行隐蔽的反抗，通过大量的、细碎的、匿名化的不合作行为显示其政治参与感，宣泄内心的“恶气”，并对上层精英发出警告。此外，一些已经被完全甩出当前社会结构村庄边缘人，以弱者身份为武器，无底线、无尊严地与村庄权力精英“耍赖”，通过要求如生计、土地等作为生存权利资格，开展“底层政治”的抗争。底层群体在抗争手段上呈现差异化、匿名化、碎片化、无组织化，但底层群体的阶层意识恰在公开或隐蔽的反抗中相互激发并进一步加强。在阶层分化的熟人社会中，底层群体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只能利用弱者的武器或者以弱者为武器将生活转为政治，进行“气”的释放，其也表现为一种“泛政治化”的形态。因此，底层群体虽未成为“自为的阶级”，但在“出气”中可能逐渐形成“自在的阶级”。在社会变迁和利益斗争加剧的情况下，阶层结构位置与集体行动可能发生紧密的关联^[40]。

当前村庄形成的经济分层、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较为全面地笼罩农民的日常生活，上层精英对底层群体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致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增强，诱发其产生“仇官”又“仇富”的“气”。村庄“气”的生产与释放凸显阶层分化背景下生活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亦可称为中国式的“生活政治”。这种“生活政治”并非吉登斯原初概念意义上的指向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而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范式。它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41]。无论是上层精英的政治生活化，还是底层群体的生活政治化，阶层的“生活政治”将贫与富、公与私的矛盾混杂在一起，并未达成问题的实质解决。相反，这一“泛政治化”的解决方式可能进一步让问题滑向“强者压制”与“弱者反抗”的对立与冲突。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不仅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对立^[42]，而且表现为社会心理层面的情绪对立，这为当前的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与权力的异化一直在单向度的扩展，由阶层贫富分化引发的反向的社会反抗才刚刚开启，“气”的强弱则是这一过程的晴雨表。上层的阶级化与底层的碎片化在一定时间内仍能维持村庄的基本秩序，底层群体虽然可能形成一定的阶层意识，仍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层抗争。但是，阶层之间的利益、权力与地位愈发对立，一旦突破底线，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将可能井喷式地爆发。因此，面对阶层分化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注重源头治理，从根本上重构阶层关系结构与村庄治理格局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43-44]。具体而言，如何在阶层之间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打破阶层对立的社会结构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

在阶层研究中，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被许多学者在理论上赋予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将有助于促进阶层之间的社会整合。相关经验研究也显示，在中西部地区农村，一些中间阶层在村级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首先赖于村庄存在占据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来看，贫富分化并未形成一个占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普通阶层仍占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中间阶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趋向于依附富裕阶层，从而消解其在基层治理中应有的“中间价值”。鉴于此，笔者以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在经济分化与政治分化较为重合的地区，依托中间阶层进行社会整合仍难以实现。目前，在社会整合层面，首先弱化甚至打破在村庄公共生活领域以的消费异化。比如，村庄可以建立红白喜事理事会、乡贤会，建立人情消费、彩礼等基本标准，改变不断攀比的社会风气，进而降低底层群体的生活压力。在政治整合层面，原本建立均平化社会结构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应在社会分化的形势下做出适应性调整。一方面，要增强政治开放与基层民主，不仅要以依托政治民主，而且要大力推行经济民主，尤其要保障普通村民甚至弱势群体能够分享政治权力，主动吸纳普通阶层甚至弱势群体成为村民代表、村干部，扩大党和政府的阶层基础，防止基层民主寡头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保护底层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并让不同阶层均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维持阶层之间利益平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村庄的个案研究，从阶层的“生活政治”透视“气”的生产与释放，意在提出一种新的视角透视政治与生活、利益与情绪之间的复杂关联。在既有的“抗争政治”视域中，其关注的核心是农民对公权力的对抗。在阶层的“生活政治”中，虽也蕴含民众的抗争，但其主要遵循底层政治的逻辑并旨在突破权力与资本联合所形成的总体性支配。此外，阶层的“生活政治”包含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双重属性，包含上层精英的“政治生活化”和底层群体的“生活政治化”，二者相互型塑但又遵循不同的逻辑。

参考文献：

[1]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M］//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141-169．

[2]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2）:49-55.

[3]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21-45.

[4] 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J].社会学研究，2010（5）:111-129.

[5]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曹卫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8 。

[6] 张凤阳.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怨恨[J].学海，2014（2）:69-75.

[7] 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J].开放时代，2007（6） :106-120.

[8] 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J].开放时代，2007（6）:121-134.

[9] 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J].社会学研究》，2012(2)：1-19.

[10] 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M].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3.

[11] 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转型时期农民的阶层分化——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4）:137-151.

[12] 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综述[J].社会主义研究，1991（1）:59-64.

[13] 邹农俭.论农民的阶层分化[J].甘肃社会科学，2004（4）：41-43,36.

[14]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J].社会，2007（2）：26-51.

[15] 杨华.农村阶层研究的范式论纲:实体论与关系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17.

[16]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社会，2016（4）:23-42.

[17]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J].社会学研究，2008（5）：203-228.

[18]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

[19] 陈锋，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J].战略与管理，2010（3）：23-33.

[2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1] 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J].社会学研究，2005（3）：82-98,243.

[22] 林辉煌，贺雪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10.

[23] 刘锐，刘小峰.农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J].人文杂志，2014（5）：118-124.

[24] 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的一个侧面[J].理论参考，2012（1）:33-35.

[25] 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1）：52-66.

[26] 黄俊尧.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J].浙江学刊，2009（2）:163-168.

[27] 桂华，刘燕舞.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一个视角[J].中国研究，2010年春季刊.

[28]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2）：111-119.

[29] 林辉煌.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浙东个案考察[J].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2）：63-88.

[30] 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

[31]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95-120.

[32]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M]//李友梅等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4]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的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M] //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5]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36] Scott，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37] 罗兴佐.阶层分化、社会压力与农民上访——基于浙江D镇的调查[J].思想战线，2015（4）：93-99.

[38] 田先红.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5（6）：98-109.

[39] 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M].田力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

[40] Grusky，DB. & Sørensen, JB，“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 103（5）.

[41] 朱承.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J].探索与争鸣，2014（10）：90-93.

[42]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J]，天津社会科学，2007（5）：56-61.

[43] 景天魁.源头治理——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6+20.

[44] 班涛. 失衡与重构:“单向度”治理、阶层结构与底层抗争——基于浙北S村的经验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48-56+157.

 本文原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