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重构：“单向度”治理、阶层结构与底层抗争 

——基于浙北S村的经验分析

班涛

摘要：底层抗争的既有研究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行动与结构关系关注较少，文章从阶层关系结构角度分析底层抗争。在东部经济发达村庄阶层分化背景下，富人阶层成为村庄治理的单一主体且依照私人化逻辑开展治理，形成“单向度”治理格局，底层成为村庄治理中被动的他者，在村庄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富人阶层主导的治理秩序势必产生的结果即为利益分配的失衡，底层作为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不利一方，通过抗争行动调适利益分配秩序成为其合理选择。底层抗争实践包括正式行动与弱者的武器两种类型，然而底层抗争面临着被瓦解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即富人依托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双重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底层难以冲破这一结构之网。底层抗争的受阻以及底层在村庄社会生活的被区隔推动了阶层之气的积聚与升华，阶层间对抗行为几率增加。底层抗争从根本上得以缓解的路径在于重构村庄治理格局与阶层关系结构，重构上述结构主要依托外部国家力量，以最终实现村庄社会的和谐有序与良性运行。

关键词：阶层分化；底层抗争；“压制型”结构；阶层之气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与分配，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塑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造成各种抗争行动乃至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底层抗争行动的频繁发生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抗争政治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社会运动，查尔斯·蒂利等提出用“抗争政治”统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所谓抗争政治，指“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李连江和欧博文受到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依法抗争”的上访解释框架。^[]于建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组织抗争”和“以法抗争”，认为这一种“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动员组织其他农民，旨在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学术界既有的抗争政治研究以权利诉求为分析框架，从抗争行动的策略来看属于正式的有组织的制度性对抗，以上访、集体行动与群体事件等为形式。

斯科特对抗争理论的精英视角提出批评，认为底层群体的反抗有独特性，有着与公开政治不同的隐藏文本下的秘密政治，农民反抗的性质及合法性是一种“道义经济学”，农民反抗的形式和特点是“弱者的武器”，而“隐藏的文本”则是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不少研究者在斯科特底层政治理论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董海军提出“利用弱者的身份抗争”，即弱者这一身份成为维权者进行利益表达的优势。^[]折晓叶将弱者利用合作与非对抗性抵抗手段概括为“韧武器”，即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弱者面临的问题公开化，获得行动合法性。^[]罗亚娟在对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依情理抗争”，即农村依据习惯性的情理采取抗争行为，对相关法律几无了解，并具有寻求调解的偏好。^[]徐昕分析了农民工维权行动中的自杀行为，提出“以死抗争”，这一农民工以生命为赌注的抗争策略，为一种非到不得已时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底线救济。^[]

目前学术界关于底层抗争的研究，不论是“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还是“道义伦理—底层政治”的分析框架，从抗争策略上来看都偏重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论正式的有组织的抵抗还是利用弱者的武器都属于行动者理性选择的行为。既有研究忽略了行动者处于社会结构中，行动的选择受到结构的形塑，结构对个体的行动选择有着约制。吴毅指出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导因于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的“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阻隔，^[]何绍辉进一步提出农民利益表达受到日常生活理性与村庄生存规则等制约。^[]吴毅、何绍辉的研究注意到了场域对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选择与实践效果的影响，但他们讨论的场域仍为传统均质化的乡土社会，并未注意到村庄社会场域处于动态的变迁中，阶层分化这一变量未受到关注。

本文在浙北S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阶层分化背景下，富人阶层依托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实现对村庄权力的垄断，主导了利益分配秩序，底层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被排斥。利益受损的底层通过上访等正式抗争行动进行利益表达，但富人依托阶层间的经济关联吸纳了血缘、趣缘等关系，建构起庞大的“权力-关系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从而消解了底层的正式抗争。在制度性的抗争策略受阻情况下，底层寄希望于通过弱者的武器等软抵抗手段引起富人阶层的回应，但富人阶层主导了村庄公共空间与舆论，弱者的武器无法产生效用。底层正式与非正式抗争行动的无效使得底层仍处于被利益分配格局所排斥的境地，而且富人阶层在村庄社会依靠日常生活与仪式性人情的炫耀性消费的公开展示所对底层的压制与排斥，使得阶层之气不断蓄积，阶层之间出现对抗几率增加。为防止村庄社会失序，重构既有的村庄治理格局与阶层关系结构成为必然，这主要依托政府的积极介入，以实现村庄社会的和谐有序。

S村位于浙江省北部，与萧山、绍兴毗邻，浙赣铁路从镇西边穿过，浦阳江纵贯南北，水路、陆路交通发达。全村共有2925户，7823人，耕地面积2000余亩。S村为D镇政府所在地，D镇素有“五金之乡”之称，辖区内工业企业近4000余家，其中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有101家，大部分村民都在本地务工。D镇初步形成了以铜加工、汽车零部件、制冷配件、中央空调、新型管材管件、绢丝纺织、电线电缆等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集群格局，产生企业集群效应。

二、“单向度”村庄治理：底层抗争的形成背景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富人群体借助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相互转化，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的继替。笔者将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称之为“单向度”治理，具体而言操作为两个维度，一为治理主体的单一化，另一为治理逻辑的私人化，底层成为村庄治理中被动的他者，在失衡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

1.村庄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基于个体的资源禀赋、社会资本与把握市场机遇的差异必然形成村民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分化。约10%的村民依靠经营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年收入在50万以上，他们构成富人群体。富人的企业多在村里，他们生活面向于村庄，在村里建有住房，参与村庄的人情交往与公共事务。约30%村民依靠作为富人企业产业链的下游为其加工零部件或在大企业从事管理，年收入在15-50万，他们成为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在经济上对富人的依附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自主性。剩下60%的村民主要在富人企业里务工或从事农业，年收入在10万以下，一部分家庭因为劳动力缺乏年收入低于5万，他们成为村庄的底层。富人在获致经济地位后凭借经济动员与关系动员推高村庄政治的门槛，实现了村庄权力继替，底层则被排斥在外，富人治村在利益密集型地区成为普遍趋势。

S村村庄选举从2004年起变得异常激烈，这与经济发展对农村土地需求增加而引起频繁的征地拆迁时间高度契合。仅就2005-2008年S村就因建煤气站、粮食局仓库以及铁路被征去耕地近300亩。2004年以前村庄选举保持平稳，村干部当选的标准为有威信、办事公道公平，经济条件处于次要地位。2004年以后经济条件成为村干部选拔的首要标准，这从现在村两委成员经济条件可以清晰看出。S村现在有14名村两委成员，除了妇女主任之外，其他13位都属于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富人阶层，事实上妇女主任的收入也很接近富人阶层的标准，富人阶层实现了对村庄政治的主导。

富人治村格局的形成依托富人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建构通过平时的互动交往、资金与信息的提供等，这一部分主要为阶层地位相近的。对于一般关系的村民则需要经济手段，由于村干部身份附着的巨大经济社会收益，选票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起初一张选票只需要几十元，现已涨到一两千元。决定选举胜负的几张关键选票价格更是高的离谱，2012年S村村主任竞选一户村民7张要价8万元。每一竞选主职村干部的村民都有专门的选举团队，内部有着负责提意见、游说、计票等细致分工。现富人为竞选主职村干部花费的金额都在100万以上，2012年S村的邻村W村一村民为当上村主任花费了1100多万。村干部当选需要雄厚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这些恰是底层所缺乏的，富人通过推高村庄选举的门槛实现了对底层的排斥。富人阶层在当选后普遍以不领取工资，为村庄事务贴钱的经济付出策略换取道德资本，富人阶层借此积聚起丰厚的象征资本，由此富人阶层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道德资本于一身，且这些资本相互转化与强化，阶层结构趋于封闭与固化，底层受到全方位的排斥。

表1 2012年S村两委班子成员经济收入与阶层归属情况

    2．村庄治理逻辑的私人化

富人阶层之所以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参与村庄选举，在于村干部这一政治身份不仅能够收获面子与社会地位等象征资本，而且可以主导各种集体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格局，形成精英内部的分利秩序。随着工业发展以及城镇化推进城市对农村土地需求度提高，农村土地利益快速升值，村庄利益高度密集，村干部支配着集体土地资源开发以及宅基地指标分配等。S村隶属的宁县政府为了调动基层组织在征地拆迁中的积极性，实行“留地”政策，即按照征拆面积返还一定比例到村，返还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可用于工业与商业开发。依照政策S村享有30-40亩的“留地”，其具体用途以及收益管理都掌握在村干部手中。S村村干部大部分都办有企业，他们对土地需求大，土地资源最终流向他们手中。

农村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可用于建厂房或向外出租，城镇化的发展造成村民宅基地财产属性凸显，宅基地价值迅速升高，而宅基地指标的分配由村干部决定。上级政府为了推进城镇化，从2000年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变得严格，采取偏紧的供给政策以及严厉打击违建。2012年S村近3000户只有6个建房指标，宅基地供需失衡。村主任实行市场化的竞标手段分配宅基地指标，这看似符合形式正义，但一个宅基地指标被抬到了10-20万的高价，严重超出底层的经济承受能力，大部分宅基地指标流向富人。富人大多在村庄已有住房或在城里买房，他们获得宅基地指标是为了修建庭院等发展性需求，底层则是为儿子完成娶妻的人生任务，这属于底线的生存需求。

农村宅基地本身发挥着社会保障作用，“居者有其屋”为个体的基本生存权，但在农村宅基地财产化的背景下形式正义的宅基地分配政策实质上为不公平与非正义，底层与富人阶层在宅基地占有状况存在很大反差。村民陈国强，身体残疾，平时以开三轮车拉客为生，老婆在村里企业做一线工人，儿子高中毕业就在打零工，现一家三口居住在四五十平米的平房里。随着儿子接近婚龄，为儿子建房成为陈的首要工作，否则就娶不上媳妇。但一块宅基地指标近20万的价格，加上房屋以及装修，至少要花40万，远远超出陈的承受能力。村里像陈国强这样几代同堂的底层家庭很多，而村干部的宅基地动辄一两亩，村主任的宅基地达到了3亩，里面凉亭、假山、池塘等一应俱全。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的社会后果为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权利化与普通农户家庭再生产受阻。底层作为整体被排斥在村庄资源分配秩序之外，引发了底层对既有利益分配秩序的严重不满。

村干部不仅决定着村集体资源的分配，而且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包干制默认村干部一定的剩余利益索取权。上级政府在征地工作前会将青苗补偿款统一拨付到村里，由村干部负责核实农户青苗种类与面积，上级政府拨付金额往往高于村干部做工作的实际花费。S村由于靠近城镇，村民早已有之征地预期，因而耕地上多为种植花卉苗木，村干部对农户青苗补偿的评估依照私人化的差序格局进行利益分配，与村干部社会关系从密切到一般，分得的补偿数额随之递减，而与村干部关系近的多为村庄精英，广大的底层则被排斥在外。不仅如此，征地拆迁过程中村干部还可以通过承接工程获益，这些获利机会为村干部所垄断，底层则毫无机会。

从村庄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的阶层归属得知，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具有相当的契合性，经济资源越多的人，相应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也越丰富，反之亦然，这表明社会分层的封闭性正在凸显。^[]阶层结构解构了传统先赋性的血缘、地缘关系，个体凭借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而归属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边界清晰。固化的阶层结构是富人阶层有意形塑的结果，他们依托经济资源攫取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道德资本，且精英内部结盟以此与底层形成区隔，诱致底层形成我们（穷人）与他们（富人）的阶层区分。底层在富人主导的村庄秩序中处于相对剥夺地位，他们对富人阶层的怨恨与不满不断加深，因而底层对富人阶层主导的分利秩序的抗争以重塑利益分配格局背后体现的为阶层之间的冲突。

三、“压制型”阶层结构：底层抗争实践困境的原因呈现

富人阶层主导的权力格局将底层排斥在外，双方缺乏公共的利益协商对话的平台，底层在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甚至基本生存权遭到剥夺后，抗争就成为必然选择。底层抗争包括两种实践类型，正式的公力救济与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提出农民抗争实际上以弱者的武器为主且弱者的武器能够发挥效用，然而斯科特忽略了对农民抗争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探讨。

笔者实证调研发现底层抗争无论是正式抗争抑或弱者的武器都难以发挥底层的预期效用，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本文将这一结构操作化为权力关系网络与文化象征网络两个维度，一方面，富人阶层依托经济关联吸纳了传统的血缘、地缘、趣缘等关系，建构起笼罩性的权力关系网络，底层的上访行为因为无法冲破这一结构之网而受阻，另一方面，富人主导了村庄公共空间与社区舆论，底层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被定义为无正义的谋利行为，因此富人阶层对底层的软抵抗采取漠视与不在意的态度，弱者的武器同样处于失效境地。

1.底层抗争的两种实践类型：正式抗争与弱者的武器

上访作为底层在利益受到损害后援引国家权力进行公力救济的重要途径，在S村底层上访的主要事由为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村级账目混乱与土地征用中的违法等。67岁的村民金友根，以打零工与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两个儿子都在本地企业打工。金从2008年起开始上访，上访的事由为县粮食局在征S村土地建仓库时未将建围墙的几亩耕地算在征地范围以及村干部评估青苗时对蒋的3.5亩耕地补偿了2万多元，金认为补偿偏低。金先后去过街道、县信访局、国土局多次，还给国务院、国土部以及国家信访局写举报信。除了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宅基地分配不公在上访类型同样占据很大比重，例如53岁的上访户陈军，与老婆两人在菜市场卖蔬菜，大儿子24岁，小儿子21岁，都达到适婚年龄，一家四口现居住在80年代建的两间平房里，屡次向村里申请宅基地都没有批准，因而通过上访途径维护权益。虽然金友根与陈军上访的直接缘由为自身利益受损，但他们反映的诉求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为对既有阶层利益结构的反抗，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底层群体的利益有着高度一致性，他们成为底层利益的代表人。

除了正式的制度性抗争，底层在日常生活中援引弱者的武器以实现对富人阶层行为的软约束同样成为合理选择。弱者的武器具体包括偷盗与损坏村庄公共财物、私下的抱怨与谩骂等。S村村委会办公大楼的垃圾篓、洗手液、办公用品等物品经常丢失，为此村里于2011年装了摄像头，但仍无济于事。村委会外面广场的景观树经常被划伤、树皮被剥落以及花坛里的鲜花丢失。除此之外，村民虽然已经同意了村庄公共工程的兴建，但仍会在项目建设中进行暗中的阻拦与破坏。在村庄调查时经常见到一小拨村民聚在一起议论村委会办公大楼以及道路的工程质量差等，认为村干部肯定捞取利益而对村干部进行抱怨与指责。这些口舌之战构成了底层农民“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底层希望通过弱者的武器争夺村庄舆论与话语权等象征资本，为自身的抗争行动增添合法性，从而重塑既有阶层利益分配格局。

2.底层抗争困境的原因呈现——“压制型”阶层结构

无论是正式抗争抑或弱者的武器在实践中面临着被瓦解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富人阶层成为阶层结构的主导者，底层则成为被压制的另一方，具体而言可从富人阶层建构的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网络两个层面予以理解。

底层的上访抗争之所以受阻，主要在于富人阶层塑造的“权力-关系”网络将大部分底层直接或间接的笼罩于其中。杨华依据不同阶层在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将其分为关系主导阶层、关系自主阶层与关系依附阶层，并分析阶层间的互动模式。^[]S村隶属的D镇已形成密集的产业链，企业间存在横向与纵向的分工合作，经济高度关联导致富人阶层内部社会交往频繁。中间群体作为富人企业的下游或在富人企业从事管理，在经济上对富人阶层高度依附，底层也一定程度依赖富人阶层提供的经济机会，富人阶层凭借经济权力建构起超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村干部归属于富人阶层，这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村干部的治理资源。富人阶层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吸纳整合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与趣缘等关系，将大部分村民笼罩进来，使得底层的上访行动难以冲破这一结构之网。像上文的金友根在上访几次后，村支书得知金的大儿媳在村里一富人企业里当会计，村支书与这一老板为好朋友，老板以辞退金的大儿媳为威胁让其做通金的工作，金最终只得放弃上访。陈军在打算上访时村主任了解到陈与一远房堂兄关系最为亲近，陈的堂兄经营着五金加工的家庭作坊，平时对陈的帮助多，村主任通过陈的堂兄，让其做下陈的思想工作，陈军最终放弃上访。

不仅底层正式抗争处于被瓦解境地，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同样处于无效境地。原因即在于富人阶层不仅主导了利益分配秩序，而且主导了公共空间，在村庄意识形态争夺层面富人阶层占优，底层依然处于不利地位。在广场、老年人活动室以及小卖部等公共场所，富人阶层掌握话题的设置权，内容多围绕闲暇安排、日常消费以及村庄公共事务等，且富人的意见处于支配地位，富人阶层通过公共空间积攒起象征资本，而底层更多扮演被动的倾听者，他们被排斥于公共空间之外。“公共场合，穷人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富人都谈论最近去哪里旅游，谁家房子装修得好。”底层在公共空间受到排斥之后只能选择私下的交流或退守到家庭，他们对富人阶层的不满与怨恨只能以隐匿与私下途径展开。富人阶层在主导村庄话语与舆论格局后，将底层的抗争行动建构为“谋利”，希望通过这一负面标签消解底层抗争的合法性。富人阶层主导着村庄话语权使得底层无法通过弱者的武器积攒象征资本，从而调适既有利益分配秩序，相反富人阶层对村庄公共空间的主导强化着既有阶层利益分配秩序，阶层间边界更加清晰，阶层结构愈益固化。

富人阶层对村庄公共空间的主导使得底层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难以发挥应有效用，这一结论在与低度分化的传统乡土社会比较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斯科特在分析东南亚农民的抗争中指出底层更多运用弱者的武器对地主与政府施压，弱者的武器之所以发挥能发挥效用，在于双方认同的底层生存-道义伦理。^[]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传统乡土社会分化程度低，村民间的关系网络以先赋性的血缘、地缘为基础，社会流动低，村民之间在常期的互动交往中生发出熟悉与亲密感。村民间的亲密、信任关系通过仪式性事务与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得以维系与强化。村民对村庄生活有着稳定预期，社区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广大底层农民手中，另一方面底层塑造的地主阶层有着扶助底层的道义责任又获得了国家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地主阶层认同这一生存伦理规范。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村民间的经济收入出现巨大分化，富人阶层对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的追逐塑造了阶层间的清晰边界。村民之间在耐用消费品与仪式性人情的消费、居住空间、婚姻圈、闲暇活动等方面形成了以阶层为基础的圈层，富人阶层与底层之间有着全面的区隔。阶层关系消解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附着在此基础上的注重人情互惠的交往规则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为注重利益的理性算计的现代交往规则。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理性社会的转变，底层原有的以弱者的武器激活与积累象征资本从而调适利益分配秩序无法再发挥效用，富人阶层不仅不再认同传统伦理规范而且主导着象征资本的分配秩序，即由富人界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是非判断的价值标准。底层正式与非正式抗争的受阻塑造了底层多重的被剥夺感与被压迫感，使得底层形成了对富人阶层的结构性怨恨，这种情绪不断上升演化为“阶层之气”。

四、“气”的积聚升华：底层抗争的演化后果

从社会冲突视角看，底层的抗争行动不仅发挥着表达利益诉求的功能，更是宣泄对立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安全阀机制。应星认为集体行动中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惯有的强力打压引发了“气”的升华，使得抗争行动变成了为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应星分析的“气”为个体之气，即集体行动中的精英对于政府打压的反应。然而，阶层分化背景下底层抗争的无力与无效带来的结果为阶层之气的累积，底层在抗争行动中受阻感受到的为底层整体人格尊严与做人的价值受到剥夺，因此应该为了底层整体的生存而斗争。“现在富人不管穷人死活，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穷人应该与富人展开斗争。”“我们将为村民利益上访的视作英雄，他表达了底层的心声，因此我们支持他上访，做他的后盾，支持他与富人作斗争。”底层的话语中充满对富人阶层的不满，实质上反映了底层对富人阶层的结构性怨恨，“阶层之气”得以形成，这一情绪在底层抗争行动受阻后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气”。

底层阶层之气的产生与累积有两种途径，一为上文阐述的底层被排斥在富人阶层主导的利益分配秩序之外， 另一为富人阶层对村庄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的主导。富人阶层为了实现社会地位的阶层确认，^[]依托炫耀性人情的公开展示，不断推涨礼金数额、酒席规模与档次，从而将底层不断排斥出去。现在富人办酒席一桌不低于3000元，规模多的在50桌以上，随礼数额起步500。底层必须紧跟富人的标准，否则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负面评价，“办不起就不要办”，因而底层只能选择缩减人情规模，人情范围从趣缘收缩到地缘再到血缘，最后直到不办人情，底层的人情圈愈加狭窄，而富人则呈不断扩大趋势。人情往来作为村民间社会交往的基本内容，随着富人不断推涨人情消费，底层不再能办起人情，也没有能力进行人情交往，走人情使得底层面临承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底层逐渐被甩出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沦落为“说不起话、做不起人”的边缘群体。当村落社会中人情交往的“品味”被先富群体注入的财富不断升级，缔造社会纽带的礼物交换就越来越成为阶层排斥的手段。^[]除了借助人情实现阶层排斥，富人阶层在婚姻圈、居住空间与闲暇活动安排方面与底层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区隔。富人阶层闲暇活动的内容及场域与底层之间存在质的区别，村民间的社会交往以阶层位置为基础形成不同的圈子，富人阶层与底层间往来很少。个体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以及村庄舆论完全由富人掌握，经济收入水平为获致社会地位的首要条件，底层再难以收获面子与认同，他们对村庄生活的归属与意义感降低。村庄社会生活中富人的持续性与全方位的对底层的压制与排斥，使得底层变得消极与小心谨慎，村庄生活褪去了温情脉脉的一面而变得冷冰冰与陌生化，导致底层对富人阶层更加不满。富人阶层对村庄公共空间与舆论的主导，剥夺了底层作为社区成员的做人与人格的基本生存权，强化了底层将自身所处状况为富人阶层主导的结果的认知，导致底层愈加希望通过抗争重塑既有阶层关系格局，在抗争受阻后底层的“气”又不断累积，反过来又增加了底层抗争的决心，推动底层抗争的升级演化。

底层的“阶层之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处于隐匿状态，但随着底层对富人阶层不满与怨恨情绪的蓄积，底层与富人阶层的一个小摩擦就可能成为点燃阶层之气的导火索，由此阶层间出现剧烈对抗，村庄社会秩序陷入崩溃。阶层之气需要有情绪的宣泄机制，使得消极情绪得以释放，但在富人阶层对底层全面的压制与排斥情况下阶层之气的疏解渠道瓦解，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在S村调研时已经出现一部分底层村民将那些敢于为底层利益上访的村民看作为英雄以及为上访户提供资金与舆论支持，上访户也在积极动员更多的底层一起上访，底层内部联合趋向增强。目前底层虽然停留在自在阶段，尚未转化为自为阶层，但阶层对抗话语开始在村庄传递蔓延，并且随着底层之间社会交往与互助合作的增多，底层的阶层认同意识正在形成，阶层间的对立性增强。

五、重构与再造：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探讨

虽然当前村庄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序，但富人阶层主导的“压制型”阶层结构只是暂时将积攒的矛盾抑制下来，并未得以根本解决，从长远来看阶层间出现对抗行为几率大幅增加，因此探讨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成为必须。底层抗争的生成及实践困境与村庄治理格局、阶层关系结构紧密相关，对于上述结构的重构与再造需要外部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

1. 从“单向度”到多元化、公共化：村庄治理格局的重构

“单向度”村庄治理存在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治理逻辑的私人化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成为引发底层抗争的深层原因。为此村庄治理格局调适的方向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治理逻辑的公共化，首先村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的实现依托于政府对村庄选举的监督。当前富人群体依靠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动员成为村庄治理主体，无论是中间群体抑或底层皆被排斥在外。具体而言，政府应出台政策严厉打击贿选，实现村庄选举的公正，保障各个阶层成员有着均等机会参与村庄政治，提高底层的政治效能感与尊严感。其次，村庄治理逻辑的公共化需要政府设计村务公开与监督等制度，为各阶层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决策与监督提供渠道。在东部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的关键内容之一即为利益分配，公共化的村庄治理要求利益分配的方案为各阶层共同讨论与协商的结果，以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保证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共性，能够改善底层的生存处境，减轻他们的社会压力，减弱由于阶层分化带来的阶层对立，有利于从根源上真正缓解底层抗争。

地方政府对加强小微权力的监督有着很多制度创新，典型的如浙江宁海的“村级权力规范36条”。这一制度不仅列出了权力的清晰边界，而且规定了权力运行的具体程序。此外在制度设计中强化了三重监督以约制村级权力，即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同级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以及自上而下的县乡政府监督。通过清楚地界定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和广泛引入群众及政府部门的监督，推动村级权力走向法治化、透明化和服务化。浙江宁海的制度创新有助于理解外部国家如何介入到乡村治理秩序的塑造中，这一制度试图解决的问题即为通过对村干部权力进行制度化规范，恢复村庄权力运作的公共性，保障各阶层对村庄政治的参与。

2. 从“压制型”到平等型：阶层关系结构的再造

阶层关系结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压制型”阶层结构下富人阶层借助于权力关系网络与文化象征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使得底层抗争难以冲破结构之网。因此阶层关系结构再造的方向为平等型，首先需要培育与壮大中间阶层力量。中间阶层的力量壮大能够推动社会结构从当前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实现阶层间的关系粘合。中间阶层作为上层与下层的缓冲层，其与上层和下层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够为阶层间的利益协调与沟通提供平台，增强阶层间的社会关联。政府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金融与税收等政策方面对村民予以支持，为更多的村民提供经济机会，进而推动中间阶层成为村庄治理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与担纲者。

其次需要积极营造社区共同体。传统时期农民弱者的武器之所以对地主阶层产生约束与阶层间共享一套社区伦理紧密相关。当下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富人阶层主导了社区舆论，因此政府应引导村庄公共文化建设，再造社区共同体。具体而言，政府应倡导理性消费，开展如“好媳妇”与“和谐邻里”等公共活动，重塑阶层间互助合作的地方性规范，使得各阶层有着平等机会获得面子与认同。此外，政府应提倡移风易俗，约束异化的社会竞争，恢复仪式性人情原初的互助合作功能，推动村庄成为温情脉脉的认同与情感共同体，实现村民对村庄生活有着长久的稳定预期，在村庄中获得归属与意义感。

六、结语

     底层抗争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剧烈调整与重塑的背景下必然层出不穷，既有对底层抗争研究偏重于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且受到结构的形塑。在东部经济发达村庄，村民间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使得村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富人阶层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的继替，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可称之为“单向度治理”，包括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治理逻辑的私人化两个特征。底层在失衡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通过包括正式的上访与非正式的弱者的武器等行动进行抗争成为底层的合理选择。然而底层抗争实践面临被瓦解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压制型”阶层结构，富人阶层依托权力关系与文化象征网络将底层笼罩于其中，使得底层难以冲破结构之网。底层抗争的受阻与在村庄社会生活的被区隔使得底层的阶层之气不断积聚升华，阶层间出现对抗行为几率增加。

    虽然当下村庄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序，但“压制型”阶层结构只是使得阶层间积攒的矛盾处于隐性的潜伏状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从长远来看阶层间社会冲突发生几率大幅增加，因此探讨真正缓解底层抗争的路径成为必须。政府应积极介入到村庄治理格局与阶层结构的重构与再造中，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底层的政治参与权利以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培育与壮大中间阶层，营造社区共同体，引导村庄文化建设等策略应提上日程。

本文原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