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

李永萍

摘要：现代性进村触发了农民家庭转型，并极大地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境遇。既有研究试图以伦理危机对家庭转型中的养老危机进行定性。但是，对老年人危机生成逻辑的理解需要回到家庭转型的具体实践中，家庭再生产过程是透视家庭转型实践的微观窗口。在家庭转型过程中，面对家庭内部资源转移的失控和权力让渡的失范，家庭伦理通过适应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而重构，具体表现为父代本体性价值的扩张、社会性价值的收缩和基础性价值的转换。家庭伦理的重构强化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动力，并反馈到家庭内部资源转移和权力让渡的实践过程。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家庭转型过程中父代担负并践行着几乎没有止境的伦理责任，父代深深陷入“伦理陷阱”，因此，父代的“老化”过程也是其危机状态生成并逐渐锁定的过程。

关键词：家庭转型  伦理陷阱  老年人危机  现代性  发展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中国目前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并造成老年人照顾缺乏、养老缺位等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在融入市场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然而，相对于农民家庭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机会的增多，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家庭养老面临重重困境（靳小怡，2002）。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父代对子代的物质投入越来越多，父代人生任务链条无限延长，而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则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只能维持低度消费甚至“零消费”的生活状态。传统的“反馈模式”（费孝通，1982）趋于解体。

针对“反馈模式”的变异及其带来的农村老年人危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从转型时期农民价值体系和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变化的角度予以解释（陈柏峰，2007；郭于华，2001）。在此视角下，老年人问题被归结为“伦理危机”或“孝道衰落”（申端锋，2007）。在市场化、现代化力量的影响下，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个体化、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冲击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孝道伦理（阎云翔，2006）。伦理危机视角的研究试图揭示老年人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并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当前老年人危机的时代意涵。

但是，伦理危机的视角也存在简化之嫌，即以抽象的价值分析和变迁分析替代对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具体分析，进而以家庭伦理变迁这一变量化约了其余变量之于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复杂影响，遮蔽了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复杂机制。鉴于此，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伦理危机的视角，认为伦理危机不足以解释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杨善华、贺常梅（2004）的研究注意到，责任伦理是家庭养老的基础，虽然相对于父代对子代的付出与投入，子代对父代的反馈极少，但父代却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子代的态度。伦理危机显然难以解释父代的包容性态度。对此，另有学者认为，代际失衡的现象是社会发展和阶层分化的结构性压力在家庭中的呈现，即老年人危机来自于青年人普遍面临的社会压力向父母的转嫁（刘汶蓉，2012；杨华、欧阳静，2013）。因此，如果进入代际关系的内在结构，老年人危机并不是源于家庭伦理的沦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伦理的转向，即代际资源分配呈现出从“上位优先型”向“下位优先型”的转变（狄金华、郑丹丹，2016）。

围绕伦理危机的争论展现了伦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这一争论本身促使笔者重新思考家庭转型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在农民家庭生活中，伦理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律令。伦理发轫于日常生活，并反馈到日常生活之中。因此，若要透彻深入地理解转型时期家庭伦理的运作机制，则需将伦理放置到具体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在代际互动的具体过程和内容中理解家庭伦理的实践形态，进而理解老年人危机内在的伦理意蕴。

总体而言，无论是赞成伦理危机视角的研究者还是对此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者，其共同的不足在于没有把握转型期中国家庭伦理的实践机制。本文将引入实践的视角，基于家庭伦理的运作机制揭示中国家庭转型的伦理之维。实际上，在中国家庭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家庭结构在形式上趋于核心化（王跃生，2007），但家庭伦理却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弱化，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老年人危机上升为伦理危机。本文基于河南、山东、陕西等北方地区农村的家庭转型过程，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进村背景下中国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伦理的变迁机制和重构，并以此来理解和阐释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北方农村具有明显的共性。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北方农村的家庭转型表现出剧烈性和鲜明性的特点。因此，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家庭转型和家庭伦理变迁的复杂机制，北方农村就具有了典型意义。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访谈资料，这是本文资料呈现的主体。笔者访谈了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各个年龄段的农民以及部分乡镇干部，力图从多个视角把握转型时期当地农村居民的代际关系和老年人生活状况。第二，参与式观察所得资料。第三，现成文字材料，主要包括乡镇和行政村一级的文件资料和档案资料。本文调研所在的四个村庄都是普通的农业型村庄，年轻人基本以外出务工为主，中老年人以在家务农为主，村民收入包括务工和务农两部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相似，村庄内部经济分化不大。

二、家庭伦理的价值结构与现实基础

（一）家庭伦理的价值结构

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转型机制最终体现在家庭再生产的具体过程之中。家庭社会学一般将家庭再生产视为家庭结构的再生产，并且在微观分析中突出分家事件之于家庭再生产的意义（麻国庆，1999）。然而，如果进入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就会发现，分家只是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焦点性事件，仅仅局限于分家行为本身，就难以展现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丰富意涵。

农民家庭是生产单位、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的统一体（吴飞，2009）。因此，家庭再生产是一个同时在资源、权力和价值等维度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母子家庭之间持续进行着以家产转移、权力让渡和伦理延续为内容的代际互动，从而塑造并决定了父代“老化”的脉络。家庭转型的复杂机制植根于家庭再生产的微观过程。在家庭再生产的要素结构中，家庭伦理实践以特定的资源和权力的互动网络为基础，同时，伦理又作为家庭再生产的根本动力反馈到家庭再生产中资源转移和权力让渡的实践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透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重要窗口。

在本文中，家庭伦理是一个实践问题。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价值实现的动力和归宿。同时，农民价值包含基础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三个维度，三者分别深入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不同层次。因此，本文试图从家庭再生产出发，阐释家庭转型的伦理脉络和价值基础。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基于家庭伦理的价值结构和现实基础，引出家庭转型的伦理面向；然后论述家庭转型的伦理动力，强调发展主义与家庭本位对于家庭伦理的塑造；最后进入家庭伦理的价值结构，阐释家庭伦理变迁的复杂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家庭伦理并非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嵌入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现实过程，且展现了丰富的实践意涵。伦理的实践性主要包含两重意义：第一，家庭伦理交织在家庭资源配置与权力互动的生动实践中，资源与权力的运作是家庭伦理的现实基础；第二，家庭伦理既规定了农民价值实现的路径，同时又是农民价值实现逻辑变迁的产物，家庭伦理因而随家庭转型过程而沉浮。为了应对家庭发展压力，家庭伦理卷入了家庭资源、权力的复杂实践，并凝结为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为了引出对转型时期家庭伦理实践的分析，笔者将首先呈现转型时期家庭资源配置和权力让渡的实践逻辑，它们将家庭伦理逼迫到了一个困窘的处境，并带来了老年人在物质上的底线生存和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资源与权力的“现实逼迫”启发了理解家庭转型的伦理视域。

（二）资源转移和老年人的底线生存

家产是维系家庭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家庭再生产首先是家产的代际传递和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托于“打工经济”，现代性压力冲击了农民原有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和过程，并引发了家产转移过程和方式的变化。婚姻是现代性和市场机制渗入农民家庭的切入点。随着婚姻市场上男女性别比的失衡，男性面临的婚姻压力剧增（桂华、余练，2010）。男性的婚姻压力既表现为婚姻成本的上升，也表现为婚姻难度的提高。而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婚姻谈判中掌控主动权，从而出现年轻媳妇以索要高额彩礼的方式提前分割男方父代的家产（阎云翔，2006）、结婚后立即分家等诸多新现象。并且，在当前农村，分家并不意味着父代向子代输送资源的终结，反之，现代性的进入改变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周期。农民家庭再生产不仅要完成父代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还要实现家庭发展和流动的目标，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上升、难度增加，使得父代在分家之后仍然要源源不断地向子代家庭输送资源，直到自己不能劳动为止。在此过程中，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通过与子代家庭合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贺雪峰，2013）的家计模式为子代家庭做贡献，而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则通过不断压缩自身开支的方式减轻子代家庭的养老压力。因此，在转型时期，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拓展，父代无尽地为子代家庭付出，缺乏为自己积攒“养老钱”的空间，使得老年父代普遍依靠子代的有限反馈维持“底线生存”的状态。

（三）权力让渡和老年人的边缘地位

在农民的生活语境中，家庭权力以“当家权”的方式得以表达，当家权是家庭权力的本质（陈辉，2016）。传统社会中一般是父代当家，但在家庭伦理的规制下，家长的权力并非其固有的、绝对的权力，而是家庭的“代理权”（俞江，2006）。家庭再生产必然包含当家权的代际流动和自然更替，同时，“家庭政治”（吴飞，2009）贯穿其中，构成当家权转移的动力。在本文中，家庭政治指的是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围绕家庭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权力游戏，并往往以家庭冲突或家庭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家庭政治始于亲密关系，且以亲密关系为根本目的（吴飞，2009）。然而，家庭政治并不仅是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力斗争问题（杜鹏，2010），它虽然表现为家庭矛盾或家庭冲突的形式，却以伦理性和正义性为内核，是“过日子”不可或缺的内容。

然而，现代性进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代际权力交接的自然过程。男性面临的高额婚姻成本和婚姻压力催生了妇女的“婚姻主导权”（李永萍、杜鹏，2016），推动当家权由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转移。子代家庭对当家权的主动争夺改变了当家权的属性和家庭政治格局。当家权蜕变为以子代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绝对性权力。父代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逐渐退出家庭内部的“权力游戏”，家庭政治日益退缩到子代核心家庭内部。家庭政治从“相对均衡”走向“相对失衡”。为了避免家庭政治的破裂，保障家庭再生产的持续，父代在忍让和妥协中趋向于沉默和“失语”。

（四）“资源—权力”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家庭再生产的“资源—权力”实践奠定了家庭伦理运作的现实基础。以上分别从资源和权力的角度勾勒了转型时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配置逻辑和权力互动模式。显然，转型时期家庭的资源和权力配置模式具有“去正义”的特征。按照桂华（2014）关于农民家庭理想类型的建构，“圣凡一体”揭示了伦理性家庭的本质要素：伦理是理解中国家庭的核心变量。同时，神圣的伦理之维与“凡俗”的“资源—权力”之维相互交织。那么，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资源、权力如何与家庭伦理价值关联和互动？应该如何理解这套失衡的家庭再生产结构存续的动力？接下来，笔者将紧紧围绕转型时期农民家庭的伦理实践，阐释家庭伦理适应的路径和伦理重塑之于家庭转型的意义，从而揭示家庭转型过程中的“伦理陷阱”以及老年人危机产生的家庭脉络。

三、家庭转型的伦理动力

传统家庭模式中，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本体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的核心（贺雪峰，2008）。传宗接代任务的完成足以安顿父代的人生和慰藉祖先，不仅可以使父代获得村庄社会的承认，而且能够使父代安然享受子孙供养。这种家庭生活过程虽然免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波澜不惊，却总体平和。然而，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口渗透进农民家庭，塑造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系统。父代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还要扶持子代家庭过上美好生活。从子代准备结婚开始，现代性的外部压力与农民家庭的内在动力捆绑在一起，塑造了父代通往危机的“老化”路径。

（一）发展主义目标的嵌入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主要在于实现家庭继替和家庭延续。然而，现代性进村改变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家庭再生产不仅要通过传宗接代完成家庭继替，还要实现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在本文中，发展主义的目标是指农民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还要追求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家庭的跨越式发展，从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本体性价值具有超越性与绵延性的特征，而发展主义的价值系统更具有世俗性、短期性与工具性的特征。

发展主义主要通过婚姻进入农民家庭，并直接表现为高额的婚姻成本。在当前北方农村，婚姻不仅是“成人”的重要仪式，而且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由父代承担的高额婚姻成本通过彩礼转化为子代家庭发展的初始资本积累。当前北方农村男方的婚姻成本主要包括：彩礼、建房或买房、买车、婚礼酒席开支等。其中，彩礼和房子花费最大。根据笔者调查，河南安阳农村2016年的彩礼金额已经上涨至10万元以上，而山东和陕西农村当前的彩礼金额也在8万元左右。而且普遍的情况是，男方家庭兄弟越多或家庭条件越差，女方越倾向于索要高额彩礼。此外，女方对住房的要求对男方家庭产生了更大压力。在河南安阳农村，婚前建一栋新楼房是女方对男方家庭提出的最低要求，按当地2016年的物价水平这至少要花费15万～20万元，而且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开始向男方提出到县城或市区买房的要求，很多女方甚至明确提出“不买房就不结婚”。高额彩礼和婚房进城日益成为农村婚姻市场的基本内容。

总之，村庄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加剧以及婚姻市场的失衡，强化了女方以“婚姻”为契机来为自己的核心小家庭争取更多利益的动力，而且女方的这种想法往往受到其未来丈夫的支持。基于这种“共谋”，年轻一代试图通过婚姻尽可能从父代那里获取更多资源。问题在于，父代为什么一定要为子代持续付出？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得更为理性，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这就涉及发展主义目标进入农民家庭的路径，即发展主义目标与农民传统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家庭本位的动力支撑

发展主义固然改变了农民家庭生活的目标，但并非是对农民传统价值体系的直接取代。发展主义的目标深深地嵌入农民的传统价值体系之中，子代家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父代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绑定在一起，使得父代无怨无悔地为子代付出。父代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就必须要完成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否则就不能为儿子娶上媳妇，也就不能完成人生任务。可见，“家庭本位”的观念构成了农民家庭应对发展压力的伦理支撑。

家庭是中国人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载体（桂华，2014），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是传统农民家庭的动力来源。它以家庭成员认同和践行家庭伦理为前提，并指向家庭的整体利益。农民家庭本位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变迁而消逝，而是表现出与发展主义高度的亲和性。发展主义目标正是通过嵌入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才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在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互动明显失衡的情况下，父代也并没有由此变得更为理性，他们仍然在不断为子代付出。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父代将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子代。扶持子代成家立业仍然是其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同时也是支撑其不断奋斗的深沉动力。

但是，转型时期家庭本位观念具有与传统时期相当不同的内涵。在传统时期，家庭本位不仅具有伦理意涵，同时还能在现实层面指导家庭成员的具体行为。因此，父代为子代的付出过程并没有消解其自身价值实现的空间，父代在获得伦理性价值体验的同时达成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满足。转型时期家庭本位仅成为父代的一种价值诉求，即父代为了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和家庭发展目标，难以借助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去整合与动员家庭资源，而只能依靠自身的不断奋斗与付出。可见，转型时期家庭本位实际上主要针对父代，是父代不断付出的动力源泉。在家庭本位的动力支撑下，父代所承受的压力稀释并升华为其完成人生任务的自觉。父代的这种伦理自觉是发展主义目标能够嵌入农民家庭并获得实现可能性的根源，但同时也将父代卷入为子代不断付出的漩涡之中。

（三）从“操心”到“操劳”：发展主义与父代伦理责任重塑

发展主义目标的嵌入与家庭本位的动力支撑提供了理解传统家庭伦理与农民家庭现代价值目标融合的视角。在发展主义的压力下，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不断延长，从而改变了父代为子代“操心”的实现形态和价值内涵，从“操心”向“操劳”的转变正在成为农民普遍的生活心态和行为逻辑。在农民的生活语境中，“操心”指的是父母对子女具有哺育和抚养的责任，它反映了父代与子代之间基本的关系模式，体现了父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子代的婚姻大事对于父母而言固然是一种责任，但父母只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尽力为之即可，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并不是通过自身向子代支持力度的大小和资源转移的厚薄来决定和体现，即操心的责任并不意味着父代一直需要亲力亲为，而更多地是通过当家权来动员家庭成员共同为之努力。然而，为了回应发展主义的家庭目标，父代对子代伦理责任的表达日益归结为他们向子代和孙代转移资源的数量。在家庭生活的实践层面，父代必须不断为子代付出，否则就会被村庄舆论评论为“不会做父母”“不会做老人”。为子代付出成为对父代的刚性要求，很多父母因而不得不透支自己未来的劳动力，通过借债的方式支持儿子顺利结婚，最终落下一身债务。因此，在转型时期，发展主义目标的嵌入使得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由“操心”逐渐演变为“操劳”。

“操劳”意味着父代过度卷入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且将各种家庭责任内化到自己身上，形成对自身的充分动员。当然，当家权的下移也使得父代丧失了动员子代的能力，基于对子代的理解和关怀，父代自觉地免去了子代对家庭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操劳”将父代的人生任务无限延长，并以资源付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其背后则是以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为动力。北方农民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和“死奔一辈子”这两句话来形容当前父代所面临的任务与压力。父代为子代的无尽操劳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父代进而从这种操劳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父代的价值观念并没有与传统断裂，而是表现出一种颇具实用性和策略性的延续。可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既没有快速走向个体化的“无根”状态，也没有彻底走向理性化。家庭转型并没有带来家庭伦理的弱化，与之相反，传统家庭伦理在转型过程中得以延续和重构。

四、家庭转型中的伦理重构

家庭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家庭伦理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区分在于，新家庭伦理肯定了家庭的发展主义目标，强调了父代为子代无限付出的伦理意涵，从而将“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彻底化。并且，新家庭伦理承认和尊重子代家庭发展的优先性，并极大地解放了子代家庭“向上”的伦理责任，从而赋予失衡的代际关系以合乎转型时期家庭绵延的正当性。因此，在转型时期，家庭伦理仍然或隐或现地存在，只是这些家庭伦理和价值在发展主义的目标下经历了重构。

贺雪峰（2008）认为，农民的价值体系包括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三个层次。对于中国农民而言，理想和完满的价值实现过程是建立在个体层面的基础性价值、社会层面的社会性价值和伦理层面的本体性价值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即只有当社会和家庭能够为个体提供满足以上三种价值的空间，并且三者之间形成稳定均衡的体系时，农民才真正获得价值体验，“圣凡一体”的交融性状态才能达成。在传统时期，家庭再生产过程既是农民本体性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也为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空间。本体性价值并未形成对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压制效应。

然而，家庭转型改变了农民的价值实现过程和价值实现方式。在发展主义的家庭目标面前，父代对子代的伦理性价值进一步扩张，并具体表现为父代人生任务的不断绵延与拓展。在此过程中，农民价值体系的内在均衡被打破，形成了“价值实现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父代本体性价值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父代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极度压缩。父代本体性价值的扩张固然能够使得父代获得一定程度的伦理性满足，但这种伦理性满足与父代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极度压缩之间形成了张力，因而并不能赋予父代以厚重的、完全的和立体的价值满足感。

（一）伦理性价值的扩张

伦理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也被称为“本体性价值”，它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贺雪峰，2008）。在当前北方农村，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伦理性价值仍然被父代所认同。这一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背景下被过度利用，使得其原有的价值内涵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表现出很强的功能性特征。在转型时期，父代既面临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的压力，而且面临诸如家庭向上流动的“城市梦”等具有发展性特征的任务和目标。

当前父代的人生任务不仅包括要花费高额的婚姻成本为儿子娶媳妇，还包括帮助子代带小孩，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不断向子代家庭输送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完成自养。父代人生任务的不断拓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而，子代结婚和分家都不再构成父代人生任务的终点，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都会不断奋斗，以尽可能多地资助子代家庭。并且，父代的不断付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心甘情愿的主动行为。在调研过程中，中老年父代常说，“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能帮一把是一把”。父代不断付出的行为不仅会体现在对子代的资助上，甚至还会延伸到对孙代的支持上。很多老年父代不仅会操心孙代的婚姻问题，还会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虽然这种物质支持在当前高额的婚姻成本面前不值得一提，但这却是老年父代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例如，河南安阳南村一位73岁的老人，夫妻俩一年的收入将近4000元，但由于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好，每天都需要吃药，因此，这些收入其实并不够两人开销，每年到了下半年他们都会向邻居借几百元周转，等到年底时儿子给了养老钱或是卖了粮食之后再还。尽管如此，夫妻俩在2016年孙子结婚买房时还是资助了1000元。老人说，“这（1000元）钱是给孙子娶媳妇的，孙子娶媳妇，我们也有责任，不买房人家就不愿意来。我们把自己粮食卖了给他钱，自己就少吃一点，节省一点，饭吃稀一点，不吃面条，就吃面疙瘩汤。这些都是平时卖粮食慢慢攒下来的钱……”。这位老人的经历绝非个案。在调研中发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往往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从有劳动能力时不断付出，到丧失劳动能力后通过压缩自身需求来减轻子代负担，父代对于人生任务的践行一直到其去世那一刻才终止。“儿子也不容易”成为当前父代对于自身不断付出行为的通用解释，但在子代“不容易”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念仍然被当前北方农村的父代所认同；二是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再生产难度提升。正是这二者相互缠绕，使得父代的伦理性价值被进一步扩张和利用，父代被卷入无休无止为子代付出的过程之中。

然而，伦理性价值的扩张并不必然会带来父代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圆满感。事实上，父代人生任务不断拓展这一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父代伦理性价值的扩张并不是农民传统价值体系的回归，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异化状态。发展主义正是利用了父代对于子代的伦理性价值，并且将后者尽可能地扩张和壮大，以完成家庭发展和家庭流动的目标。父代在此过程中看似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获得了伦理上的满足，但当其伦理上的满足是要以压缩其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为代价时，这种伦理性价值又能支撑多久呢？因此，当前北方农村所呈现出的父代伦理性价值的扩张只是一种暂时的“狂欢”，这种暂时的价值体验并不能构成父代安身立命的基础。

（二）社会性价值的收缩

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贺雪峰，2008）。社会性价值涉及农民与村庄进而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过日子”的世俗生活过程既需要本体性价值作为其动力支撑，同时也需要得到熟人社会的监督与承认。因此，社会性价值对于农民而言非常重要，它涉及个体及其家庭在村落社会中的声誉。对于农民而言，社会性价值的获得即个体通过“做人”的实践在熟人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王德福，2014）。然而，在现代化带来的发展主义压力之下，从父代“老化”的过程来看，相对于本体性价值的扩张，其社会性价值则逐渐收缩，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了应对现代性带来的压力，集聚有限的家庭资源以实现发展主义的目标，父代越来越无暇顾及村庄社会关系的维系和拓展。在发展主义的目标面前，村庄社会关系的维系越来越成为家庭发展的负担和拖累，从而弱化了父代村庄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这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对于村庄共同体本身的认同。其显著的表现是，农民越来越不重视村庄日常生活中“面子”积累的缓慢过程，传统习俗、人情、仪式等规矩迅速简化，逐渐淡出农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农民的闲暇本来具有社会性价值生产的意义（王会，2013），但如今，“闲暇”也日益让位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需要，闲暇的正当性日益弱化。因此，父代将所有精力和资源都集聚到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上，从而弱化了村庄社会关系的维系。

第二，社会性价值收缩的复杂性在于价值层面的收缩与仪式层面的释放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人情与交往的仪式逐渐脱嵌于村庄日常生活：一方面，父代出于家庭本位的逻辑而彻底转向家庭本身的再生产，因此往往会尽量减少和限制村庄社会层面的人情交往和面子竞争，将有限的家庭资源用于家庭发展；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父代农民又难以真正脱离村庄，在一定时间内仍然不得不面对富有竞争性的村庄社会关系。这导致村庄竞争行为的短期化和面子竞争的异化，从而既满足了新形势下的村庄面子竞争，也避免过多地耗损家庭资源，以保证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村庄社会的主体，父代家庭因为聚焦于家庭再生产的目标，相对淡化了村庄社会交往的价值性意义。在流动的现代性场域中，村庄日常性交往中的面子不再能够支撑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相反，子代的出人头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随着父代农民社会性价值的收缩，原有的地方性规范逐渐失去效力，从而为各种短期行为和仪式化现象的盛行提供了动力和空间。这构成了转型期村庄社会竞争异化的深层动力学机制。剥离了人情与价值内涵的社会交往本质上是缺乏深度参与的仪式表演，因而参与者难以在其中获得价值体验和价值满足感。

第三，在村庄社会交往日益单薄和仪式交往机会越来越匮乏的情况下，父代在村庄社会中的公共参与，例如人情随礼，也主要是代替子代家庭完成的。当家权异化意味着当家权较早地转移到子代，但父代却未能从当家的责任中脱离出来。这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父代在社会性价值上对子代家庭的依附。父代社会性价值的实现过程变成了支持子代家庭成长和维系子代村庄社会认同的过程。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年轻人平常基本在外务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主要靠在村的父代来负责，但在人情礼单上无一例外都是写儿子的名字。因此，虽然父代继续参与村庄人情往来，但他不是作为一个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主体来参与，而是代替儿子参与，父代在此过程中并不能获得圆满的价值体验。

由此可见，现代性进村的过程将农民置入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加波动的生活世界之中。农民家庭与村庄的结构性嵌入关系逐渐松动，进而使得父代社会性价值实现的根基逐渐松动。在发展主义的压力下，如何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才是最为核心的目标，原有的以村庄社会作为媒介的社会性价值，就在相当程度上被工具化了。社会性价值的工具化，意味着它成为了可以选择和干预的对象，因此，父代在社会性价值上可以选择部分地退出，或者部分地形式化。社会性价值本质上依附于子代家庭，父代在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上不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

（三）基础性价值的转换

基础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层次，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当然是吃穿住等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这属于个体消费层面。适当的消费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保证。但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向来具有勤俭节约的传统，重视家庭资源的积累。因此，如何维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平衡，进而保障家庭再生产顺利进行，就成为衡量一个农民是否懂得过日子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人贪图吃喝享乐，在熟人社会中必然少不了他人的闲言碎语。在这个意义上，对基础性价值本身的追逐在农民家庭生活中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事实上，就传统农民家庭再生产中价值实现的过程而言，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往往优先于个体基础性价值的满足。在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支撑下，基础性价值的实现才能逐渐解除伦理的束缚和限制，获得独立的表达空间。因此，随着家庭再生产的展开，基础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逐渐汇合，共同构成农民晚年生活的价值支撑。

但是，父代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特定的家庭资源为基础，这些资源或者来自于父代自身的积累，或者来自于子代甚至孙代的反馈。在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再生产进程中家庭资源和家庭权力配置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父代农民基础性价值的实现条件。现代性激发了农民的消费主义欲望，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席卷农村的普遍趋势。但是，在消费主义面前，基础性价值在家庭内部的扩张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消费主义观念主要集中于青年一代农民身上，他们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随。而中老年农民仍然延续着相对传统的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的“生计型模式”。前文已经述及，父代对子代的无尽投入和劳动力透支，致使他们进入老年后缺乏基本的资源。因此，作为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层次，基础性价值始终不具有价值释放的空间与基础。伴随着父代的“老化”，其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并非依赖于父代自身需求的满足，而是依赖于其对家庭资源的供给能力，因而以主体需求为导向的基础性价值实现被转化为以主体创造为导向的价值实现过程。可见，发展主义的家庭再生产目标触发了父代基础性价值的转换，即由主观性价值向客观性价值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农民从价值实现的主体变为价值衡量的对象。基础性价值因而不再是农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而是取决于农民作为家庭再生产的功能性要素，到底为家庭经济和家庭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在此意义上，父代对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贡献能力决定了其价值的大小。

基础性价值的转换为父代持续的劳动和付出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与合法性，进而导致了父代对自我的无尽剥夺和基础性价值的压缩。基础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基础层次和价值实现过程的最后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父代基础性价值的转换，意味着农民价值体系的基础之变，它必然引起农民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改变。农民价值实现过程中三种价值相对均衡的分布逐渐演变为偏重于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的扩张不仅压缩了基础性价值的空间，而且改变了基础性价值的内容，如此一来，父代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就成为其自我需求不断抑制的过程。 

五、“伦理陷阱”与老年人危机的锁定

伦理本位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家庭区别于西方家庭的基石（梁漱溟，2014），并赋予中国农民家庭超越于个体的实体性，使得家庭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因此，“个人—家庭—社会”的三层框架是理解中国家庭转型的现实基础。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过程不是农民个体与现代性直接遭遇的过程。即使农民以个体劳动力的方式参与现代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他们背后也存在着一个超越个体层次的家庭，构成了农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器。实际上，转型时期农村家庭仍然延续、利用和改造着传统家庭伦理，父代陷入“伦理陷阱”，进而锁定了通往危机之路。

（一）中国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关于中国家庭伦理的研究，一般都设定传统家庭作为分析对象，强调伦理的规范性和规制性，并由此塑造出“圣凡一体”的农民价值实现路径和教化式的家庭权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伦理对家庭的影响，例如，桂华（2014）提出“礼”这一概念，认为“礼是一种如何使家庭生活具有价值的原则”，并且塑造了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但既有研究对于伦理如何影响家庭则关注不足。因此，不仅要从规范性的视角研究伦理，而且要进入家庭伦理实践的具体经验，通过机制分析的方式研究伦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生活实践中，伦理不是抽象的，伦理的实现需要依托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路径。从本文论述的逻辑来看，家庭伦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家庭资源配置和权力互动等来表达和体现。因此，家庭再生产虽然以资源积累为基础，但同时也依赖于家庭权力再生产和伦理再生产的过程。这一逐级深化的过程展现了老年人危机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农村老年人危机非“伦理危机”一词即可概括。将老年人危机归结为子代的孝道衰落，实际上是将有待解释的问题道德化。如果将“伦理”放置在转型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实践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老年人的处境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来自于他们的伦理自觉。父代之所以将子代家庭的命运纳入自己的人生任务之中，正是源于父代仍然着眼于纵向家庭结构的绵延。第二，子代对父代的低度伦理反馈并不能抹杀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伦理责任实践。事实上，子代也终会以父代的身份投入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当然，随着时间的持续，子代的家庭再生产过程将接替其父代的家庭再生产过程。

所谓的“孝道衰落”或伦理危机主要是从父代与子代的片段性代际互动框架中理解子代的行为逻辑，强调子代向父代的低度反馈。然而，仅仅从子代对父代的低度反馈即得出伦理危机的结论，则忽视了父代对子代的厚重投入，它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相互嵌套的代际互动链条中。今日受惠于父代厚重支持的子代终将转变成操劳一生继续支持子代的父代。家庭伦理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却也导致父代深深地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如果家庭内部真的已经处于伦理危机的状态，那么，父代与子代都会变得更加理性，父代或许反而能从不断为子代付出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可见，老年人危机在更深的层次上，恰恰源于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父代家庭伦理的延续和重构。

在现代化背景之下，伦理的运作方位发生了改变，即伦理从双向逐渐变为单向，并且存留于父代对子代这个向度。同时，父代伦理责任实践的价值不能在自身上得以满足，伦理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家庭功能的最大化发挥和发展主义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子代的“孝心”反而成为父代的伦理负担，所谓“（子代）越孝顺，（父代）越内疚”。家庭伦理逐渐成为父代单向度的实践，由于失去了子代的伦理反馈，农村家庭转型的过程就成为了父代逐渐卷入“伦理陷阱”的过程。所谓的“伦理陷阱”是指，在家庭转型的过程中，家庭伦理并没有完全弱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续，并且赋予农民家庭转型以深沉的动力，但同时也使父代陷入不断为子代付出的漩涡之中，改变了父代“老化”的路径，并最终带来老年人危机。因此，老年人危机成为当前中国家庭转型的附属产物。

（二）老年人危机的内在结构

老年人是家庭成员之一，对老年人危机的理解一定要将其放置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物质上的底线生存、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和价值实现中的依附状态。但是，老年人危机并非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层次逐级深化，从而使得老年人危机以更为隐蔽、更为深沉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下将具体分析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老年人危机的内在结构。

第一，物质上的“底线生存”是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基础层面。老年人的底线生存状态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也与子代家庭较为优质的物质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力量之下，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项收入。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当前农民家庭的收入明显增加。然而，相对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显著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相应提高，而是普遍呈现出“底线生存”的状态。老年人的清贫生活与年轻子代的生活质量往往形成鲜明反差。因此，老年人的“底线生存”在根源上并不是由于家庭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在现代性的压力面前更加理性地分配家庭资源的结果。传统社会中家庭资源的分配是依据个体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和身份而定的，老年人往往享有资源分配的优先权。现代性压力改变了农民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方式，家庭资源分配主要依据个体对家庭的贡献。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因劳动能力退化而难以继续为家庭创造物质财富，因而往往被视为家庭发展的负担，在资源分配中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第二，如果说“底线生存”构成了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底色，那么，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边缘和权力丧失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底线生存的处境。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强化了子代家庭的地位，且导致了家庭资源和风险的代际不均衡配置。随着家庭权力重心从父代下移到子代，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日趋边缘化，只能默默接受“底线生存”和相对边缘的生活状态，即使对这种状态有任何的不满，他们也不会释放到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老年人隐忍、退让与妥协的态度默认并强化了家产转移中父代的不利地位，家庭关系因而呈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温情并不代表家庭中没有矛盾，事实上，家庭内部的诸多矛盾都被老年人的妥协与退让暂时掩盖了。因此，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缺失和在家庭政治中的失语，进一步固化了其在家庭资源分配上的弱势地位。

第三，如果说家庭地位的边缘和权力的缺失使得老年人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从而不敢反抗，只能维持底线生存的状态，那么，老年人在价值上的依附状态则赋予其底线生存和权力缺失以正当性，消解了他们对这套不利于自身的家庭秩序的抗争动力。子代的发展被父代理解为家庭的整体发展，父代的价值实现则转换为子代发展性目标的实现。老年人危机因而被进一步锁定在家庭领域。从“不敢反抗”到“不愿反抗”，体现出老年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这一套对自身不利的家庭秩序，并将之内化为走向依附的价值实现路径。在此，价值依附有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父代对子代的家庭伦理责任继续存在，这是由父代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所决定的；其二，父代的价值实现过程导致父代主体性价值的最终丧失，传宗接代任务的完成并不能赋予父代价值实现的完满感，相反，父代的价值实现完全依附于子代家庭，子代家庭的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父代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父代必须要“死奔一辈子”，且父代无论多大程度的付出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可理解的。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之下，农民家庭的再生产面临着成本和风险的双重增加，然而，正是父代对子代单向度的家庭伦理及其价值依附状态，使得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在家庭中“内部化”，而父代在传宗接代的压力面前，显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压力。因此，父代对子代的价值依附状态赋予老年人危机以正当性，它一方面使得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认同和接受了老年人底线生存和权力缺失的状态；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再生产“失衡”的代际关系。

由此可见，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相互强化：物质上的底线生存构成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层次，家庭权力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的底线生存状态，而价值依附则赋予老年人危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这就使得老年人危机被锁定在家庭领域，并以一种“常态”的姿态出现。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难以被察觉，老年人危机往往被等同于“养老危机”，即物质资源的匮乏，“养老危机”的视角因而忽视了老年人在权力和价值层面的不利处境。二是老年人危机被锁定在家庭领域，难以溢出家庭而外化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如果以社会问题的视角来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则会认为当前农村老年人都过得不错，至少比传统时期在物质上更为丰裕；然而，如果从家庭内部的视角去分析，就会看到老年人处于深沉的危机之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并不是指老年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是指老年人在家庭资源分配、家庭权力配置以及伦理价值实现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边缘和依附的状态。因此，必须以家庭转型的具体实践为切入点，才能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形成逻辑。

六、进一步的讨论：老年人危机与“学会做老人”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涵。目前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现代性带来的流动、分化、发展与风险，农民家庭积极地调整和适应，老年人危机也正是在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果脱离了家庭转型的时代背景，关于老年人危机的研究便难以从个体性和偶然性的生命遭遇和人生际遇中抽离和超越，也就难以洞察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

自古以来，“老了”就意味着思想和身体的过时，但在传统社会中，“老了”也意味着父代可以坐享天伦之乐，虽然在物质普遍匮乏的时期老年人在物质上也难以达到满足的状态，但他们在心理上总是坦然的。而在当前农村，“老了”不仅意味着思想和身体的出局，而且老年人也难以保持坦然的心态。

本文立足于家庭再生产的框架展现转型时期父代“老化”的能动性过程，由此揭示了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变异的“老化”路径。在传统时期，父代“老化”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过程；而在转型时期，父代“老化”的过程则是其逐渐走向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过程。转型时期家庭再生产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长和发展为核心，家庭再生产重心的转换意味着父代“老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成为其“学会做老人”的过程。所谓“学会做老人”，意味着现代性进村和家庭发展主义目标消解了老年人传统行为规范的正当性，“老年人”的身份和行为逻辑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目标而调整。“学会做老人”反映了现代性进村背景下老年人的基本处境：老年状态不再是一种自然和坦然的状态；相反，现代性进村的过程也是老年人持续、主动但又颇有些无奈地重塑自身的过程。

虽然老年不再是一个值得预期和充满希望的人生阶段，它变得富有挑战，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在代际之间深度整合（以代际失衡为基础）中，老年人对子代乃至孙代家庭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感同身受，并不断地将其转化为“学会做老人”的动力，进而认同这套对自身不利的家庭生活新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农村老年人是以能动主体的身份再生产了其自身在当前时期的艰难处境，这便是“学会做老人”的吊诡之处。并且，正是这一点也展现了老年人危机的辩证性：作为能动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在“老化”的过程中抽离了自身的主体性价值，却也因此成为当前农民家庭转型的重要支点。

老年人危机的家庭伦理脉络也蕴含了老年人危机介入与政策干预的路径和方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意味着老年人危机干预必须要触及“人心”。当然，对“人心”的干预，不仅指向老年人本身，而且指向村庄社会的成员。在这个意义上，老年人危机干预的根本出路是通过将老年人组织起来，重构老年人的主体性。例如，以老年人协会为组织载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就是缓解老年人危机和重构老年人主体性的重要途径（杜鹏，2016）。通过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守护老年人的精神家园，重构老年人回归村庄公共生活的空间，是老年人跳出“伦理陷阱”并建构良性家庭再生产秩序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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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Trap” In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 Interpretation Path For the Current Elderly Crisis In Rural Areas

Li Yongping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village has trigg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asant’s family, and greatly changed the life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attempts to define the pension crisis in family transformation as “ethical crisis”.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elderly crisis needs to go back to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family reproduction is the microscopic window to perspective the practic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facing the domestic resources transfer out of control and the anomie of power conveyance, the family ethics has achieved the refactoring by adapting to the goal of family developmentalism, which specific expression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ontological value, the contraction of the social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c valu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ethics has strengthened the impetus for farmers'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feedback to the practice of internal resources transfer and power transf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ean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the parents almost carry and practice endles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which causes the parents to fall into the “ethical trap” deeply.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aging” of parents is also the process to generate and lock the crisis gradually.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Ethical Trap; elderly Crisis; Modernity; Developmen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