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98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的那些年，每逢缴纳公粮的时候，我常常在家门口看到村民挑着一担担金灿灿的稻谷去粮站，距离粮站路途较远的村民，往往几家合租一辆拖拉机，拖着那装满了稻谷、层层堆积的麻袋去交公粮。那时有句话：“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句通俗的话，却精准地概括了农民交粮交款积极性的制度性根源。然而，从1990年开始，拖欠农业税、拒交统筹款的村民一年比一年多，到了1996年，农业税、统筹款很难收上来了。算起来，从1982年村民踊跃交粮纳税到1996年农业税、统筹款征收困难，仅仅历时15年。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农民的行为就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变化呢？

除了学者与媒体指责的“农民负担过重”之外，还有哪些外界不太了解的深层次原因呢？

此外，从1990年至2005年，乡镇干部是怎样向农民收农业税、统筹款的？饱受学界、媒体非议的“撮谷子”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乡镇干部为什么要用这种粗暴的工作方法来征收农业税、统筹款？村民又是用怎样的办法来对付乡镇干部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农业税、统筹款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征收工作显现出来的一些经验教训依然存在于现在的乡镇工作中；另一方面，深深植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村民生存法则、人生信条、行动逻辑等依然存在于现在的村民脑海中。掌握这些规律规则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甚至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值得乡村治理学者研究、乡村主政者深思！

下面，是我根据自己在1990年～2005年这16年间记下一些的日记及经历，写下的文章。 

一、可以“撮谷子”的时代：1996年之前

1984年～1995年，乡镇政府征收农业税、统筹款是以“撮谷子”等强制力量作为后盾的，对拒交农业税、统筹款的“钉子户”往往采取“撮谷子”的手段，从而确保整个征收工作的顺利开展。

1.征收背景，税款不好收

    与外界通常看到的农民负担过重导致农业税、统筹款收不起的文章不一样，在1990年，农民负担不重的时候，征收农业税、统筹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1982年承包到户之初，农民缴粮纳税的积极性确实很高，但一项好制度所能带来积极效应也是有时效性的，到了1990年，农民上缴积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收粮收款的工作已经不好做了。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数据：

《C县1990年12月份各乡镇财政收入情况统计表》：全县一共26个乡镇，只有15个乡镇的农业税完成100﹪，有10个乡镇没有完成。笔者所在的乡才完成65﹪农业税的任务。屠宰税任务7000元，完成2800元，仅仅完成40﹪。1991年，笔者所在的乡农业税完成67﹪。这时候的数据非常真实，村民缴纳多少就是多少。1996年之后，不少地方的农业税先由乡镇财政垫交上去，收不上来的，乡镇自己贴。所以这时候的数据已经看不出真实情况了。

1990年，我们从收割中稻的9月份，全乡干部职工就开始收粮收款，一直收到春节前。工作力度也大——使用了“撮谷子”的强制手段，农民负担也不重，统筹款1元／人（1990年）、2元／人（1991年），但效果依然不好。

        农民上缴积极性下降的一个表现是村民不愿意主动送公粮到粮站了。

1990年10月，笔者所在乡的公粮收缴进展缓慢。通公路的樟木村、月亮村的村民要求乡政府租车下村去收公粮。

《农业税条例》第二十六条：纳税人有运送他们应交纳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义务运送的里程，一般以当日能够往返为原则。从樟木村步行到乡粮站不过40分钟，月亮村要1个多小时，无疑是属于义务运送的里程，但是村民不愿意主动来交了，乡政府要想完成任务，就得自己租车去收。

    1990年之前，这两个村的公粮是农民自己交到粮站去的。乡里的老干部说：那时，村民一收割完毕，立即就交公粮。连村里的哑巴都自己挑着粮食交到粮站去。乡干部用大拇指做个表扬的手势，他就很高兴了。而到了1990年，表扬对普通村民不起作用了。有的村民说：“表扬不过是一句话”，言下之意没有实际利益。仅仅靠表扬已经无法激励村民了，这也表明村民的经济意识上涨，更注重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了。而当时乡村干部与村民都没有想到：村民不愿意主动送公粮到粮站的做法实际上是后来村民普遍拒交农业税、统筹款的预兆。

这里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看看1950年～1953年农民交公粮的情况。

下面是我对父母及村子一位老人的访谈：

打赤脚走8～10个小时的山路交公粮

 2013年元月15日晚上

我问：“1950年～1953年公粮要交到哪里去？”

父亲（87岁）说：“要送到城里马家坪粮站，我只挑得动50～60斤稻谷，农会秘书孙英雄有力气，挑100多斤”。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路程太远，平时挑100斤担子的人，往往只挑50～60斤。

“要走多少时间？”

“往返要走8～10个小时。天一亮，吃了饭就走，走得快，回来还可以做点事。走得慢，到家就天黑了”。

“老人家交公粮，不准多休息，休息一、二次，就要挑到城里，我们还不是咬牙挺住，一直跟着走。”

母亲（78岁）说：“从家里走的时候是早晨5:00多钟，到城里的粮站11点多钟。你二舅母挑50～60斤稻谷都挑不动，还要我二哥来接她。”

“休息几次？”

“要休息4～5次”。

 孙伯母说：“五几年交公粮，都是打赤脚，哪里有鞋穿？”

没有鞋穿——打赤脚，挑上几十上百斤的粮食，走这么远山路交公粮，不容易呀！

真是时过境迁、时移俗易了。

 下村收粮食很累。1990年10月26～30日，我们连续在樟木村、月亮村收了5天公粮。粮站的一个职工负责过秤，我们几名年轻干部负责把装满稻谷的麻袋装到卡车上去。两个干部在车上，两名干部在车下，我们一人站在一边，两只手分别抓住麻袋的两只角，口里喊着“1、2、3”的号子，把这麻袋稻谷抛上车去。因为年轻干部少，我们几个年轻干部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做着，一天下来，手掌又焦又痛。之后的几天里，看到麻袋，我心里就发毛。村民就在边上，没有人过来帮一下。

2.村民的武器：拖欠、耍赖、拒交

  虽然相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办法对付政府。通过多年的农业税、统筹款征收工作，我发现农民对付交农业税、统筹款也是有办法的。村民的武器有三种：一是拖欠；二是耍赖；三是拒交。

这三种办法村民不仅仅在农业税、统筹款收缴工作中使用，在其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村民使用这三种武器很有效果，给乡镇干部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难度。这三种办法直到现在还是村民的常用武器。

一是拖欠。

农民怎样“拖欠”呢？我们去收粮收款，他就说粮食自家还不够吃，也没有钱。下次去，又说过一段时间交。乡镇干部来的次数多了，就先交农业税，统筹款以后再交。乡镇干部还有其他的事情，最多来十次八次，就到年底了，也就拖过去了。

在村民看来，拖着不交还有一个好处，看看其他村民是不是都交了，尤其是看看村里那几个总是拖欠农业税款的人交不交，都交了，就交。有人没交，说明乡镇干部没办法全收来，也就跟着不交。免得先交吃亏上当。

拖欠的另一个原因是村民故意为难乡镇干部，一位村民告诉我：“其实我们有钱，就是要让你们多来几次才交，为难你们一下。”

二是耍赖。

耍赖是一种软对抗的方法。比如有的条件好的村民故意说没有钱交，有的村民提出种种苛刻条件，满足他的条件，才会交。有些条件乡镇干部无法办到的。比如他儿子要当兵，要乡政府照顾……你做不到，我就不交。

三是拒交。

拒交就是直接对抗乡镇政府的权威，拒绝缴纳农业税、统筹款。1988年起，就有少数“钉子户”拒交。那时采用“撮谷子”的强制手段对付“钉子户”。1996年起，因为上级不准乡镇干部采取强制手段，不少村民开始采取拒交的方法了。对于农业税，多数村民还是讲不出不交的正当理由，以没钱为借口拒交。对于统筹款则是直接拒交，理由是：统筹款是你们乡镇干部自己收上来用的，凭什么要我们养你们乡镇干部？

村民之所以采用这种“武器”对付我们，因为他们掌握了我们收粮收款的规律：首先收当年的农业税、统筹款，然后再收去年的。至于前几年的欠款，谁也不会去收了。一来前几年的欠款，不是乡镇政府考核驻村干部的指标了，大家不会再去收；二来驻村干部也是经常换的，以前的事情谁去管？三是也没有时间去收，本年度的收款任务都完不成，谁还有心思去收以前的？

只要拖过一、二年没交，就不会再有人来催缴了，村民也就赚到了。

对于村民来说，这些办法是很有效果的，不少人就这样拖着拖着，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就这样不交了。

村民对付村提留款也是这样。

 村提留是什么呢？

 主要用于村组干部补贴，村里的日常管理费用。

 1990年，茶村的提留人均3元，比起全乡人均1.4元的标准是高一些。但这个村是个小村，不收这么高难以维持必要的开支。全村462人，合计一年提留收入才1386元，而且这还是理论上的数据，哪一年能够全部收上来呢？

村里的开支呢？

村支书、村主任、村文书、村妇女主任的补贴共需650元（1990年，乡政府每年只补助村支书、村主任、村文书三个主要干部270元∕人，其余的村里补贴），组干部补贴320元（8个村民小组，组长一年的补贴为40元∕人）、赤脚医生补贴48元，除去这些开支，剩下的不过368元，包括全年的办公等费用。

至于乡干部下来的招待费，就我知道的情况，没有在里面开支，一般都是在村干部家里吃饭，费用私人负担。

但1990年茶村的村提留就收不上来了。

1990年10月，我与村干部到村民家收款时，村民就不肯交村提留了。

村民说“今天没有钱，先交农业税，这个以后再交”。说以后交，那不过是句客气话而已，以后根本不会再交。原因很简单，农民不交村提留，村里也没有强制的权力让村民交。于是交与不交，全凭村民自愿。当然收不上了。

1991年，村干部再也不去收村提留了。因为村提留收不上，一些穷村，办公用的纸笔墨水都是村干部私人掏钱买。有点门路的人都外出打工经商，不愿意在家当这受气受穷的村干部。

多数地方，村提留一直延续到了2001年农业税费改革的时候。

3.“走破脚皮，磨破嘴皮”的征收方法

  因为征收工作难做，所以担子主要压在乡镇干部身上，村干部协助。每年征收工作开始时，驻村的乡镇干部到财政所领农业税、统筹款的票据和清册。村干部的作用是带着我们家家户户上门收款。认识的村民，我们就自己去收，免得耽误村干部的劳动时间。组长收入少，不会花时间陪我们做这得罪人的工作。

乡镇干部怎样做征收工作呢？

一下子收不上，只有多花时间去收。群众基础好，工作好做的村，你去几次后，有四分之一的村民会交。后面的村民就靠慢慢“磨”了。一户人家，往往要去5～6次，每次都得讲上1～2个小时，村民才会挤牙膏似的，今天交一部分农业税，下次再交统筹款。好收的村，一个乡镇没几个，大家都想驻点这些工作好做的村。

工作难做的村就别说了，半数以上的村民拖着不交，从今年收到明年，明年收到后年，猴年马月都收不上。如果集中乡镇干部搞突击“撮谷子”，还有收上来的可能。但1996年之后，不准“撮谷子”了，也就只有靠驻村干部去“磨”了。“走破脚皮，磨破嘴皮”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收农业税、统筹款的情况。

1990年～2005年，每年从9月一直到过年前我们都在收农业税、统筹款。即便到了寒冬腊月那种寒风飒飒的日子，此时连农民都不出去做事了，在家烤火、准备年货了。可我们乡镇干部还得下村收农业税、统筹款。因为此时容易碰到村民。尽管这样努力，可还是收不上。

下半年没完成的，只有第二年再收，这种没有收上来的农业税、统筹款叫“尾欠”。由于年年有“尾欠”，“尾欠”一二年没收上来，也就没人过问了。

也有少数村庄，村组干部工作积极，承担了收粮收款的主要任务，那里乡镇干部的担子就轻多了。1990年，我在邻县的表姐家，就看到村干部和组长一起来她家收款。后来表姐告诉我，他们那里从来不需要乡镇干部下来收粮收款。我们当乡镇干部的，就羡慕到那样群众基础好的乡镇去工作。

4.村民的逻辑：先解决问题，后交农业税

  在笔者参与的1990年～2005年收缴农业税、统筹款的这些年中，多次出现村民要求乡镇政府先解决问题，后交农业税、统筹款的现象。既有村民个人提出，也有一个组、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村民集体提出。理由多种多样，如要求清理村级财务、救济物资分配公平、受了灾少交一点等等。村民要求正当，我们乡镇干部会解决农民提出的问题，来换取农民缴纳农业税、统筹款。农业税、统筹款成为农民与乡镇干部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

对于个人提出来的要求，我们一般当场给予解决。

最常见如村民提出稻田因为受水灾，损毁了一部分，要求这部分免交。按规定自然是不行，但为了收上这一户村民的款子，我们便会含含糊糊地答应他，少交一点，总比不交好；有的村民说今年女儿出嫁了，要求少交一个人的统筹款，本来是统筹款是以上一年的人口数据为基数计算的，但有的村民想占点便宜，你不同意，他就不交。我们通常的方式是同意村民少交一个人的统筹款，回去找乡财政所的干部，说明一下，减少一个人的任务，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还有那贫困的村民，要求解决一点钱或者棉衣、棉被，我会马上答应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以换取他缴纳农业税、统筹款。

对于一些村民提出的难以办到或者无理的要求，我们则耐心开导，让他发泄怨气，从而交粮交款。比如有的党员抱怨，每逢收粮收款、计划生育工作，就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但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享受。这样的要求，驻村干部自然无法办到，只有耐心听对方倾诉，当这名党员发泄完怨气，心态就平和了，也就愿意交了。收粮收款的季节，也是乡镇干部与村民交流、沟通最多的时候。

村民集体要求先解决问题后交农业税、统筹款，往往是事关多数村民利益的事情。

下面是1991年11月我处理的一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村民集体行动的逻辑：

先解决电，再交农业税、统筹款

1991年11月，一些村子的农业税、统筹款收不上来。我们这些计生专业队的乡干部也被分下去收农业税、统筹款。我负责东壁村。我与一起去的一名财政所干部召开全组村民会议，动员大家交粮交款。

   “东壁村是台湾吗？”

“晚上看到对面的村庄灯火辉煌，而我们这里星灯瞎火，东壁村是台湾吗？”这是我在东壁村召开村民大会时，一个村民的发言。

“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没有电灯，好不方便。”一些带孩子的妇女在抱怨。

听了这些话，我很想为村民办好这件事，于是慷慨陈词：“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非常体会你们的苦楚。要恢复供电，电费要交，农业税、统筹款也要交……”

我以为问题不难解决。第二天，我找到分管电站的副乡长，把情况向他汇报，请他解决这个问题。谁知副乡长说：

“他们村子偷电的现象严重，欠1000多元电费，怎么送电？”

“这个问题你不要找我，我解决不了”。

他这样说，我一下子也没有办法，决定先收农业税，有问题到时再说。

逃避矛盾，组长出去打工了

      第二天，当我去找组长老段与我一起去收费，他老婆说他出去打工去了，要年底才能回来。

他的父母则对我讲了真话，他家势力本来就弱，家里又穷，在村民中讲话不响。电的问题没有解决，带我去收农业税，村民会骂他。

难怪前天晚上召开组上的村民会，他与我一起去通知村民开会时，很多村民的家他都不敢进。只站在门口，告诉我这是谁的家，我自己进去通知这户人家晚上开会。

他老婆说：原来在娘家做姑娘时与她玩得好的一个女人，两人同时嫁到这个村庄，那个女人嫁的人的家庭比她经济状况好一些，势力也强一些，现在都有点看不起她，来往都少了。

在农村，人弱、穷，别人看不起，很难当得下村组干部。

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去收。一天下来，收了9户人家的农业税、上缴款。据村团支书说：这9户人家是他们村里30户人家中最老实、最好讲话的人。

果然，第二天、第三天，无论我怎样做思想工作，却再也没有一户农民交了。他们的说法惊人的一致：只要你帮我们解决电的事，农业税、统筹款一分钱都不少你的。不然，就不要白费心思。

“你不要只收了我们这些老实人的，别人的就不收了。”那些交了的人觉得吃亏了。

“你们放心，只要有一家人的农业税、统筹款收不起，我就全部退给你们”。我发誓说。

灯亮了，农业税收上来了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只有解决送电的问题，再去收了。虽然我不管电站，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村民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眼里，我是乡干部，代表政府去做工作的，所以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直接去找电站的站长。站长很给面子，安排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组长出去打工了，我于是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人出面与电站来的人协商。那些因为部分村民偷电损失的电费，事实上已经无法收上来了。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所欠的电费组里用公款交一些，电站也减免一部分。问题协商好时，天已经黑了，但是为了当晚就来电，我陪着电站的人到电站拿来绝缘棒，当天晚上就把电送到村子里。

村民也很守信用，再也没有人讲不交农业税、统筹款了。只是有些人说没有钱，得等一段时间。之后一段时间里，农业税、统筹款陆陆续续收上来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们放心，只要有一家人的农业税、统筹款收不起，我就全部退给你们”。

5.“钉子户”是怎样的人？ 

什么是“钉子户”？

“钉子户”指无正当理由拖欠、拒交农业税、统筹款的村民。

这个名称既可以在乡镇干部的口语中听到，也可以在县政府的文件中看到。C县政府征收农业税的相关文件：

 把税法宣传与表彰自觉纳税、护法、协税、征税先进集体与打击偷税、抗税的“钉子户”结合起来。

  县政府还是能面对客观现实，承认农村中确实存在“钉子户”现象。

   村民对这种人的称呼更形象——“黄鸭牯”。

“黄鸭牯”是我们这里河中一种常见的鱼，全身金黄色，肉味鲜美。背鳍和胸鳍均具发达的硬刺，捉它的时候，很容易被刺着手，被刺的地方又胀又痛。“钉子户”都比较强势，与他们打交道，不仅乡镇干部觉得困难，村民更觉得发愁。农村俗语说“人恶三分理”，普通村民与这些人发生矛盾纠纷，往往是要吃亏的。因此村民把这些人称之为“黄鸭牯”。

“钉子户”有何负面作用？

 不少普通村民看“钉子户”的行动，他们交了，其他村民跟着交。“钉子户”不交，一些村民也就跟着不交。

因此，能否把这些“钉子户”的税款收上来，非常关键。如果乡镇干部有办法把“钉子户”的税款收上来，那些等待与观望的村民，也就自觉地交上来了。

如果不采取硬措施把“钉子户”的农业税收上来，第二年就又会有更多的村民效仿他们。毫无疑问，“钉子户”的行动是具有“负面榜样”效应的，可以扩散的。

对付“钉子户”的手段有两种：

一种是与“钉子户”交朋友，有些“钉子户”是能够被感化的，驻村干部一般很注意与这些人交朋友，我那时下村时就常去“钉子户”家坐一坐，拉拉家常，为他帮点忙，联络感情。人都是有感情的，交往久了，也就不为难你了。

下面是曾任乡武装部长老罗的讲述：

“我感化了一个钉子户”

2008年10月23日

“2002年，我在茶村老曾家收农业税。他有110元的农业税，他不肯交。他提出的理由是：农电改造时没有架三相电源到他住的那个地方去。他家有一个碾米机，两相电就碾不起米，只能照明用。因此他不愿交。实际上这个地方只有他一户人家住。当然不会架设三相电源过去，其实这不过是他一个借口而已。从1990年来，他一直拒交农业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李家的关系一向不好（李家的人一直出任村里的支书、主任等村干部），所以唱‘对台戏’。”

“我对李支书说：你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收，我与这位兄弟聊一下。我一个人留下来与他聊天、做思想工作”。

“我们从家庭聊到其他事情，很聊得来。他觉得我很亲和，留我吃饭。特意杀了一只鸡做下酒菜。几杯酒下肚，他的兴趣也来了。豪爽地说：‘兄弟，你没有一点架子，我佩服你，这个钱我交了’。”

“为了推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收他这110元钱。老曾不交，其他的群众就会跟着不交。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喝醉了。也许喝的是劣质酒，我头痛了一个星期，吃药都差不多用了一百多元。”

“以后他来赶圩，到乡政府来办事，我留他坐一下，抽根烟，他很感激。”

第二种办法：“撮谷子”，且看下文解说。

6.“撮谷子”是咋回事？

①“撮谷子”——乡镇干部的无奈之举

    1996年之前，“撮谷子”是对付“钉子户”一种常用办法。

1996年之后，上级不准用“撮谷子”的硬手段来收农业税、统筹款了。乡镇干部集中突击“撮谷子”的事就少了。

       “撮谷子”怎样做？

具体的做法是：我们七八个或者十几个乡镇干部来到一户“钉子户”家，第一步是做思想工作，从不同的角度来与“钉子户”讲道理。与“钉子户”交流一、二个小时后，老干部与女干部继续给“钉子户”做思想工作，同时防止出现“钉子户”拿刀动粗等突发事件。中青年干部上楼去“撮谷子”，把装满谷子的箩筐从楼上放下来，楼下的干部接住。然后，当着主人家的面过秤，按要交的农业税、统筹款所需要的稻谷数量缴纳。乡镇干部一上楼，“钉子户”就吵闹了，这时候，我们会把村干部请来，村干部一来，一面要我们停止行动，一面劝“钉子户”把农业税、统筹款交上。此时，“钉子户”一般都会借坡下驴，把农业税、统筹款交上，我们的行动达到效果。

只有极少数“钉子户”在“撮谷子”之后，还不愿意交，那我们只有把稻谷挑走。

“撮谷子”当然得罪人，乡镇干部与村民都熟悉，如果做思想工作能够解决问题，哪个愿意“撮谷子”呢？这也是乡镇干部的一种无奈之举。

②“撮谷子”要集合全体干部突击

 “撮谷子”要集合全体干部去，也称为搞“突击”。

与计划生育突击不同的是，计划生育常会分成若干个小组行动。而收粮、收款则会集中在一个村突击。因为要做工作的村民太多了，分开的话，做不过来。一个村哪怕只有一个计划生育对象，如果做思想工作不下，都会去突击。而收粮、收款至少要有1∕3村民不愿交，才会集中干部突击。至于少数人不交的村，那是不会去突击的，由驻村干部自己慢慢去做思想工作。

③撮谁家的谷子有讲究

    撮谁家的谷，是有讲究的。一是由村干部确定名单。“神仙下凡问土地”，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村干部地支持。他们说的一般都是与自己、与多数村民关系不好，平常为人刁蛮，评价也不太好的人。这样的人，你撮他家的谷，没有村民会帮他；二是临时性的“撮谷子”。有时候，在那种交得起农业税、统筹款的村民家里，做思想工作2～3个小时，或者从上午做到下午，思想还不通。去的乡镇干部又多，有的乡镇干部一气之下，也会动手“撮谷子”。

④被撮谷的村民最大损失是“面子”

从经济上来讲，被撮谷者并没有损失什么。

我们撮谷是按农业税、统筹款清册，交多少就撮多少。而且当着他自己的面过秤。另外，我们还得自己挑着谷子走十几里山路。这样算起来被撮谷的村民还节省了人工费用。

但被撮谷的村民却觉得很不合算，为什么？

主要是丢了面子，让其他村民看了笑话。乡村是熟人社会，“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这个面子丢不起。所以，一撮谷子，一些“钉子户”马上就会交。其他不愿交的村民见“钉子户”都交了，也会跟着交。

⑤贫困户不交农业税，也不会“撮谷子”

     “撮谷子”是要看对方具体情况的。如果家境确实很困难，即使不交，我们也不会采取强制措施的。

 下面是我参与的一个事例：

1990年10月30日，乡政府租了一辆货车到月亮村收公粮。

上午都是村民自己来交，下午，对一些不愿交公粮的“钉子户”撮谷。

 傍晚，我们几个干部来一户没有交公粮的农家，说了几句，那个农民很凶，说：“不交”，与我们争吵起来。

在争吵的时候，一个满脸病容的中年妇女出来了。

“我们自己吃的都不够，哪里有稻谷交公粮？”她的声音有气无力。

突然，那男人拿出一把砍竹子用的刀威胁我们，喊道：“谁要我交，我就与他拼了”。

我们都看着带队的彭副乡长，等他发话。因为“撮谷子”得由带队领导表态才行，他要负领导责任的。

可平常敢于空手对付持刀村民、常常第一个上楼撮谷的彭副乡长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冲上去夺这个村民的刀，而是冷静地对我们说：“回去，以后再收。”就带着我们几名干部走了。

在回乡政府的路上，我想：他这样用刀威胁我们一下，我们就不收了,在村民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如果村民以后都拿出刀来，我们就退却，这工作还做得下吗?

晚上，我来到彭副乡长的宿舍，他正在灯下看《史记》，真没有想到他一个村支书出身的乡干部还这么爱学习。

“为什么不撮他的谷？是怕他吗?”我提出自己的疑问。

“不是怕他。而是看到他那个家庭，我不忍心。你看，他老婆有病，房子那么破旧，家里连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希望本来就不大。如果我们去撮他的谷，他就更觉得没有生活的希望了，说不定会真的与我们拼命。”彭副乡长的声音很低沉。

“那些家庭条件好，公粮、统筹款很容易交上，就是不爱交的人，你撮他的谷，他也不会怎么样。”

彭副乡长当过多年的村支书，对农民的心理非常了解，搞突击，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⑥被撮谷的村民恨不恨我们呢？

   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一些村民，村民说：“那是政策，不怪你们”。其实当时还是恨我们，但是不会太久，因为农业税、统筹款本来是村民应该交的，“撮谷子”对村民的生活影响是暂时的，也不大，所以他也不会恨多久。一个乡武装部长说：“如果撮了几家没交款的村民的谷，剩下的就不搞了，没做公平，那样村民就会恨我们。”

但计划生育工作就不一样了，有的对象因为计划生育没生出男孩，会一辈子恨落实手术的干部。

二、不准“撮谷子”的时代：1996年之后

    “政策松一寸，农民松一尺”。这句话的意思是政策执行力度放松一点，农民就不会遵守政策了。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不准乡镇干部使用“撮谷子”的强制手段，本意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并不是允许农民连农业税、统筹款等合理负担都不交。但有些村民不这样理解，以“钉子户”为首的一些村民对待政策的方法是钻政策的“空子”：只取政策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乡镇政府没有使用强制手段的权力了，就不交了，因为乡镇干部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其他村民也是比较现实的，“钉子户”怎样做，他们也怎样做。谁不想留着钱自己用，留着粮食自己吃呢?

从1996年起，农业税、统筹款开始出现普遍征收不上来的局面。

7.税款之难收，难于上青天

① 领导不敢承担责任

     上级不准使用“撮谷子”的强制方法收取农业税、统筹款之后，乡镇主官十分为难：不“撮谷子”，农业税、统筹款收不上；“撮谷子”，如果引发干群冲突，那会影响自己的“乌纱帽”。能够当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很不容易的，所以宁可收不上，也不想去担这个责任。于是采用批评、责骂、扣发工资等方法，把担子全部压在驻村干部身上。

下面是某个副乡长2000年的一次会议记录，可以看出主要领导将责任下移的方法：

乡长：

①将一切工作停下来，驻村干部要住到村里面去。

②村干部要集中精力收上缴。

③乡干部时间要保证。

④要注意方法，以免激化矛盾。

乡党委书记：不搞大规模突击，要点面结合，99%的农户要求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啃”下来……

那时候，乡镇政府虽然也集中干部搞突击，但问题是，就连原来势力弱小的村民，也敢单枪匹马的拿刀威胁乡镇干部。因为村民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政策。即使干部吃了亏，乡镇主官也不会挑担子，为干部挽回面子。一次、二次在村民面前失去面子之后，再敢做的副职也不敢“撮谷子”了。

下面是我1997征收工作中的一段经历，可以看出在上级不准“撮谷子”之后，村民怎样对付“撮谷子”的乡镇干部以及乡镇干部的无奈：

被村民威胁的副乡长靠个人资源摆平矛盾

“砍死你这个胖子。”一名青年村民手持砍柴用的刀，叫嚷着冲过来，他的哥哥拖住他。双方对峙着。

1997年秋季，为了推动农业税征收工作。笔者所在的乡政府组织干部突击。在黄花村收款的时候，村民都不肯交。在村干部地指点下，我们从一户“钉子户”开始，做一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这个村民就是不愿交。一个胖胖的副乡长火了，爬上楼撮了一担谷。挑出门口不远，这个村民的弟弟就持刀追上来了。

“搞起他，打击一下这股歪风吧？”副乡长向一起来的乡人大主席说，乡人大主席不表态。我们只有放下装着稻谷的箩筐，垂头丧气地回乡政府了。

乡党政联席会研究此事的时候，乡党委书记也只是好言好语安抚了这位副乡长几句，并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乡党委书记的想法是宁愿干部吃亏，也要息事宁人。因为“撮谷子”的方法是不符合政策的。

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副乡长哪里还有脸面下村去做工作呢？

他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他的外婆家就在邻近的村，这个村的村民，是这一带的“土霸王”，周边村民很害怕他们。副乡长的几个亲戚听到此事，立即表示要为他挽回面子。托人传话给那个村民，要他向副乡长赔礼道歉，不然，就会对他不客气。不客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打人。那个村民吓得不得了，赶紧到这个副乡长家，认错道歉，请求原谅。结果一起因为公事引发的问题，最后靠个人力量摆平。

当乡政府不能保证乡干部的人身安全与尊严时，谁还敢放手做事？于是乡干部的积极性大减，在收农业税、统筹款时，大家连稍重一点的话都不愿说了，谁都注意明哲保身，突击活动草草收兵。

那么，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如何收取农业税、统筹款呢？

一是靠人情关系：“我与您儿子是同学，您总得支持一下工作，把农业税交了吧”、“我们是亲戚，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乡镇干部口水说干，村民也不愿意交。

农民是最现实的，除了实在是欠了人情之外，有几个人会用自己的辛苦钱来支持你的工作？

有时村民还会羞辱我们：“我有钱，就在口袋里，我就不交，你来抢吧！”这是1998年在征收工作中，一位村民对我们几个乡干部说的话。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很气愤，但又毫无办法。

二是靠给村民解决矛盾纠纷等办法来换取村民交农业税、统筹款。用一切治理资源来收农业税、统筹款。如村民当兵、办结婚证、批地建房、领取民政救济款等，都得先交农业税、统筹款。可是这些方法毕竟有限，一个乡镇一年婚姻登记的不过50～100对，征兵指标只有几个，建房不过几户到十几户人家。民政救济款也不多。这样少得可怜的治理资源，对于整个征收工作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时候，哪个乡镇领导敢于担责任，带头去“撮谷子”，会被乡村干部视为有魄力、敢于担当的好领导。只要领导干部敢说：“撮谷子”，一般干部马上就会动手。问题是没几个乡镇领导敢去做这种事情了。

这样，农业税、统筹款征收工作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②收农业税、统筹款的场景

    没有强制力量作后盾之后，原来那种“走破脚皮，磨破嘴皮”的方法用处不大了。我们一天走4～5个小时的山路，有时候一天一分钱都收不到。这时候常常想，如果我们这些干部去打工，一天也能挣个十几、二十元钱。有时收到几十上百元，就开心极了，觉得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总算值得。

下面是我的日记，原汁原味地反映当时乡镇干部收农业税、统筹款的具体场景：

1999年1月21日

今天乡党委书记带队收农业税、统筹款。

上午，到亭子自然村收款，那里妇女的最大理由就是男人不在家，自己赚不来钱，做不得主。要等男人回来才交，这种什么事都依赖男人的情况在这里多次碰到。

11点钟到枫树山自然村收款，村民不肯交。中午在组长家吃饭。组长提出了村里的财务要搞清：一是该返回给村民的农业税应直接返给村民。不要由村干部代领，这样，往往到不了村民手中；二是村电站每年收入7万多元，为何村电站职工发不出工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村民对此很有意见，因此就不上交，要求乡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吃了中饭以后，组长出面做工作，有几户人家交了。

1999年元月25日  阴

      今天我们六名乡干部到菊花村收上交，共收到1000元，大家高兴极了。

现在农业税、乡统筹款、屠宰税真是好难收呀。很多村民把平常没能处理好或者暂时不具备条件处理的问题，作为不上交的理由。这其中固然有不少合理的要求，却也有不少是故意拖延或者抗交的借口。合理的如王某提出的村里选举没有发票给他，剥夺了他的选举权，所以不交。这反映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了。不合理的如杨某认为自己是老党员、老支书，没有物质上的享受，反而事事要带头，认为吃亏，所以不愿交。

1999年元月20日  阴雨

今天和陈副乡长等4人去突击收款，收了一天，才收到154元。154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户四口之家的农业税就有152元农业税。此外还有120元的统筹款与教育附加款。也就是说我们忙了一天，就只收到一户四口之家的农业税。

8.收不上的原因：乡镇政府与村民的因素

    农业税、统筹款收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面既有乡镇政府的因素，也有农民方面的因素。先来看看我的日记记录的原因，也许能看到当时乡镇干部的思维方式。

1999年元月28日

到茶村突击收上交。茶村今年（1998年）仅仅完成上交任务的20﹪。负担不算太重，除农业税以外，人均统筹款18元，户平屠宰税18元。

收不上的原因如下：

1.工作不平衡、不彻底。农村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前几年农业税、统筹款、屠宰税收得不彻底，老实的人交了，胆大的人不交。那些不交的人，乡政府也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交了的人感到吃亏，也索性不交了。这样一来，不愿交的人越来越多，就更加收不上来了。

2.穷。碰到几户村民，如黄某,30多岁的人，还没有讨到老婆，就是因为穷，地方条件差。一年就是靠养2头猪，采野猪草和淘米水、洗碗水煮猪潲，用“稀汤灌大肚”的老式方法养猪，猪长得很慢。平常在家编织几个箩筐卖钱。但我们去了，他主动交米185斤抵他家的农业税。黄老支书的老婆1991年喝农药自杀以后，缺劳力，日子过得很艰难。一个17岁的女儿辍学在家料理生活，一个儿子在外读书，患了肾炎，花了医药费700多元，家里粮食也不多。我们撮了他的米后，才拿出80元交农业税。统筹款、教育附加没有交。他的弟弟倒是很爽快，见我们这么多人搞突击，把106元的农业税马上交了，统筹款这一块没有钱交。因为他老婆长期有病，家里生活顾不过来。

今年农村经济确实紧张。有很多村民原来抽1元／包的烟，现在只能是买5元／斤的烟丝抽了。村支书原来一直抽0.8元／包的烟，从1998年11月起，改用烟丝卷喇叭筒烟抽。

 3.部分村干部下台不当了，即成为阻碍工作的顽固分子。他们心怀不满，说乡政府的怪话，煽动村民不交款。因为他们熟悉情况，说怪话村民相信。这里有一种怪现象，有的人当村干部时没有威信，老百姓不相信他的话，工作做不好。而一旦下台之后，说村里和乡政府的怪话，相信的人却不少。例如杨梅村的老支书，当了大半辈子的村支书，工作没有能力，说的话没有人听，可下台后，讲怪话就有不少人信。他再次当村干部的时候，他的话又没有村民相信了。

4.乡镇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少，乡镇主要领导与村民交往少。有部分党员对村干部有意见，党费都不交，村支书只好自己垫交。前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采用一些的粗暴方法，对部分群众感情损伤较大，影响了干群关系。

5.对老干部、老党员，只强调其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要求带头，生活上、政治上却并不关心他们，个别党员感到心寒，不愿带头了。

除了上面日记中讲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原因，下面我现在的分析：

乡镇政府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农民负担增长过快过猛。

这里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乡1998年与1990年收费项目、标准对比：

一是农业税：农业税相对稳定，负担没有增加。

1998年，该乡亩均上交18公斤稻谷作为农业税。1990年，农业税也是亩均18公斤稻谷。数量没有变化，只是每年因为公粮收购价不同，折成现金金额有所变化而已。

二是统筹款：1998年，18元∕人。1990年的1元∕人，1991年，乡统筹款增加到了2元∕人。1996年，增加到18元∕人。以后一直维持在18元∕人的标准。从1996年之后，该乡统筹款的标准没有再提高，现有的标准都收不上，增加有什么用呢？

不断提高的统筹款收费标准，是导致村民交不起或者拒交、抗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教育附加与建校集资：建校集资是新增加的临时性收费项目。

1996年～1998年，乡建校集资是15元／人，这三年村民要多负担45元／人。

除了乡建校集资之外，各村还有数量不等的村建校集资。例如黄泥村，1997年村小学建教学楼，村民集资80元／人。

当时，“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孩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贴满村村乡乡，县乡村领导建校热情高涨，逢会必提建校，似乎只有建新学校才是重视教育。在这股建校“大跃进”的热潮中，各村都得建新学校，村民也就都得集资投劳。可是谁也不认真研究，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学生读书。仅仅几年后，上面又提出“一乡一校”的教育改革，村小大部分撤销，集中到乡镇中心学校就读。于是村办学校的房子空置。

不讲科学，盲目决策对乡村的损害是很大的。为什么上级制定政策的智囊总是想当然呢？

教育附加是一项长期征收的项目，当时的口号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1999年～2001年，该乡教育附加12元∕人。

四是屠宰税：1998年，12元／头，户均1～1.5头；1990年屠宰税6元／头；1982年，3元／头。

1984年～1993年，屠宰税由村秘书代收。实际操作上，村干部放的很宽，杀两头猪也就收一头的税而已，但这样还是收不上。1994年，为了完成任务，村干部想了一个办法：把屠宰税任务按人口分到各农户。或者一半按人口、一半按田亩把屠宰税均分到各农户，这样，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乡镇干部收农业税、统筹款时一起收。任务落到了乡镇干部身上。

但这个办法也有个矛盾，一些不养猪的农户不愿交。最后，屠宰税还是收不上来。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八个禁止”，第一条就是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从此，乡镇不再用摊派的方法收屠宰税。

五是农田灌溉水费：宣传过，但没有收过。当水利员与我谈起这个收费名目时，我觉得奇怪，村民用河里的水浇灌稻田，怎么要收费呢？如果是用水库的水，或者是用电从河里抽上来的水灌溉稻田收费还可以理解。

七是村提留：该乡1991年就没有向村民收村提留了。多数地方在收这一项目。

      负担年年加，击垮了村民上缴的信念，不少村民不愿意交了。

      第二个因素是村民怀疑乡镇统筹款的真实用途。1996年以来，乡镇主要领导用于招待费、购买小车等费用大增，使村民不再相信乡镇统筹款的正当用途，而不愿意交。1999年，我们长达半年不发工资，但乡里还买了一台新的小车，下去收款的时候，有一些看得到问题的村民对我们说：你们工资发不出，领导还买小车，收起这款是给他们大吃大喝吧？村民的话，乡干部听了之后，都没有心思收款了。这种情况，自然收不上。

第三个因素是丧失了行政强制执行力。

1996年之后，上级政府不允许乡镇干部再用强制手段收上交。村民有服从暴力的传统。农村谚语：“三句好话当不得一棒槌”，意思是与少数不懂理的村民说再多的好话都没用，一采用强制措施，他马上就服从了。“撮谷子”的强制权力一旦取消，村民就不愿意交了，因为不交农业税、统筹款也不会受到惩罚了。

农民方面的因素：

一是“钉子户”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具有负面导向作用。既然乡镇政府没有办法对付“钉子户”，那么大家都当“钉子户”，不愿交了。

二是外出打工的农户难以收上来。

从1990年以来，外出打工的村民逐年增多，有的是全家外出，其中一部分外出户很难找到人。农业税、统筹款收缴工作没办法落实。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户不交款的行为，对在家村民的交款也有影响。

三是乡村缺乏内生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

当村支部、村委会等官方组织在收粮收款的工作上逐渐丧失对村民的影响力的时候，村庄缺乏内生的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而在历史上，宗族组织一直协助政府做缴粮纳税的工作。本地光绪年间编修的《谢氏族谱》上就载有：完钱粮以省催科。而建国之后，乡村宗族皆被打压，后来虽然农村宗族组织复兴，但并没有获得国家明文肯定，自然也不能参与协助缴粮纳税的工作，缺乏乡村内生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意识自然也淡漠。

      四是外界思潮的影响。

1996年以后，村民普遍外出打工，他们从闭塞的环境来到开放的地方，思想意识有了很大变化。外地的一些拒交农业税、统筹款的信息，也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拨村民不交农业税、统筹款。在我们下去征收时，就有村民对我们说：“某某地方早就不交农业税、统筹款了，你们还收？”于是也跟着不交。这种思潮是1996年后村民普遍不愿意交农业税、统筹款的思想因素。

9.取消农业税也有弊端？

2006年，农业税取消。这无疑是一个大仁政。

取消农业税，得到实惠最大的当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体，一些强悍的村民不再为一点农业税与乡镇干部对抗，那些家境不好的村民从此不再为交农业税、统筹款、村提留发愁。

直接受惠的第二大群体就是我们乡镇干部了。从此，我们乡镇干部不再为收粮收款使用强制手段得罪村民，或者低三下四当孙子求村民交款，也不再为收不上农业税、统筹款被扣发工资而苦恼。说真的，我在乡镇政府工作这么多年，最发愁的工作就是向村民收粮收款。当我听到取消农业税时，立即觉得一身轻松了。

取消农业税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效果非常好。不少村民对中央农村政策的评价非常高：“原来农村一户人家要收几百元，现在还要发钱，现在政策非常好！”

不过，取消农业税也并非没有弊端，最大弊端是乡镇干部缺少了与普通村民打交道的媒介，乡镇干部从此与多数村民不再熟悉。

农业税时代，不少村干部不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收农业税，统筹款，只是起带路作用，带着乡镇干部家家户户上门。乡镇干部在做工作时，也就有机会与村民坐在一起谈谈心，听听村民的心里话。互相也就了解了。一句话，因为收款收粮的关系，乡镇干部得与全体村民打交道，双方互相熟悉。

另外，乡镇干部与多数村民的关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不好，而是恰恰相反。为了顺利地把农业税、统筹款收上来，乡镇干部非常注重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获得村民在秋冬季交款纳粮时地支持，干群双方自然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认识村民，与部分村民有良好的交情是乡镇干部的重要治理资源，也是上级党委政府无法赋予的权威。别小看这些，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时，乡镇干部去做工作，那些闹得凶的村民，只要乡镇干部喊得出他的名字，他会平静很多。那些有交情的村民不仅会告诉乡镇干部真实的情况，还会帮助做些正面的工作，在这个时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有感情就有面子。

取消农业税后，各种补助直接通过存折发放。一些惠农政策，如修路架桥这些可以获得利益与赢得名声的好事，村干部抢着做，哪里还轮得到乡镇干部？

从此，乡镇干部缺乏与普通村民打交道的机会，由此不熟悉村民了。乡镇政府一切工作都得依靠村干部。尤其是发生群体性事件，不认识村民，与村民没有交情的乡镇干部只好完全求助于村干部。问题是，不少村干部借着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乡镇政府因为要借助村干部的力量完成工作，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村干部对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另一个弊端是，一些农民多年拖欠的农业税、统筹款，也就无法再收。相比之下，那些年年交清的老实农民感觉吃亏上当了。一些村民认为：按政策做的人吃亏，还是“钉子户”好。这种心理直接影响村民在面对政策、乡镇政府工作时的行动选择。

     注：本文系李万忠著《乡镇干部手记——中国乡村治理中鲜为人知的实况（1990～2017）》第二章，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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