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央在今年发出连续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央如此重视三农问题，可见三农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从2004年中央发出新世纪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至今，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三农”问题得到了解决，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新问题是在新时期必然要产生的，并且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情怀，更需要智慧。

新时期的重要特征是中国进入了高速城市化时期。贺雪峰表示，城市化意味着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化首先是农村精英进城，农村人财物进城，农村因此出现了空心化。2004年，中央发布新时期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当时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到了现阶段，农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并且越来越多农民全家进城买房，完成了从农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历史性进程。

如何看待农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民家庭全家进城，以及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贺雪峰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农村人口减少，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是历史必然规律。2004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1.76%，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0%，短短15年时间，城镇化率增加近20个百分点，城镇化已由每年量的积累达到现在的质变，2004年的“三农”问题与当前的“三农”问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当前“三农”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人财物大量流出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农村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贺雪峰认为，从生产秩序来讲，大量农民全家进城，他们是农村土地的承包者，但是不再种地。而种地农户仅靠自家承包地无法获得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存在“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面积”的需求。当农村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分离时，采取何种农地政策，国家财政如何支农，就与之前存在完全不同的内涵。从生活秩序上讲，过去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有内生秩序的能力。现在农民发生巨大分化，农民收入也多元化了，传统的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已无法维系，农民盼望地方政府介入，比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移风易俗仅靠社会内部力量是不够的，没有政府倡导，没有政策支撑，没有群众基层组织的参与，农民辛辛苦苦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就会被浪费性的攀比消耗掉。

贺雪峰表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不断依据农村实际调整政策，采取对策，给予“三农”工作大力支持。无论是过去中央提倡的乡村建设，还是现在中央提倡的乡村振兴，都是要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每年都有变化，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当前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和2亿多农民工，占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农民需要依托农村和农业来维系自己“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也仍然在城市缺少体面的安居条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农村是进城农民工的最后退路，也是他们的基本保障。正是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应对经济周期的巨大能力。农村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三农”问题是全局性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绝非一日之功。解决“三农”问题，最忌讳只喊口号和急功近利。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来完成历史性的任务，在一个阶段就做好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央连续16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耐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