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网络成瘾折射的是乡村教育环境的巨大变迁

雷望红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

【编者按】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的中涌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以及网络游戏原罪论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确理解、看待这些新问题，便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且不说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的说法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撑，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本身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把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罪于网络游戏，不仅有失偏颇，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数字生活已经成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视其为洪水猛兽、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废食。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妖魔化网游不理性》中认为，沉迷游戏的危害不在于“游戏”，而来自于“沉迷”。我们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网游。对于网游成瘾，严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社会、家庭、网游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尤其是尽快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正途。为了更好认识这一问题，2018年9月1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深度交流与研讨。现征得主办方同意，将专家们的发言精要刊发于此。

乡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的映射

网络游戏成瘾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但并未纳入到学术视野中来。今年两篇报道，引爆了关于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的讨论，一篇是韩飞的回乡记《乡村青少年的未来被“吃鸡农药”重重围困》，一篇是中青报刊文《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两篇文章均呈现出乡村青少年被手机游戏深深吸引的形象景象，“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也要“血战到底”。从调研来看，确实有一批乡村青少年深陷游戏不可自拔，尤其是乡村留守儿童，以至于一些家长断言“农村孩子正在被手机游戏废掉”（云南一农村家长语）。

两篇文章同样指出了乡村青少年痴迷于游戏的部分原因，一个孩子说“游戏好玩，平时也没别的有意思的事可做”，另一孩子说“不玩游戏干啥？”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活动、补习班，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乡村本来拥有充分的娱乐空间，但此时的乡村孩子“只能玩游戏”，尤以留守儿童深陷为重，这一必然与乡村教育环境变迁所形成的被压缩的乡村娱乐时空高度相关，留守儿童网络成瘾所映射的实际上是乡村儿童的娱乐教育问题。

乡村留守儿童娱乐时空变迁视角下的网络成瘾

乡村儿童的娱乐活动曾经并不作为一个专门的实践议题，玩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儿童在乡村中由村庄、学校和家庭在模糊化分工中形塑的完整统一的娱乐时空中实现自然的娱乐生活。在时间上，儿童可以在辅助劳动生产时玩耍、在学校音体美课堂上玩耍、在学习劳动结束后玩耍等等；在空间上，村庄中到处都是娱乐空间，家庭空间开放，学校空间亦是开放的；在责任上，老师、家长和村民不分时段不分地点，共同教会孩子如何娱乐，共同帮助儿童享受娱乐的快乐，但并不将之看作明确硬性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种自然行为的流露。2000年及其以后，乡村环境开始发生巨变，乡村儿童的娱乐时空被极度压缩，娱乐教育成为了家庭的私人责任，而留守儿童家庭因缺乏娱乐引导能力，从而给予了留守儿童自主与网络游戏亲和的机会，以及沉迷网络的可能。

（一）乡村社会弱化娱乐自给能力

1.娱乐主体从集中居住到分散居住

同辈群体是娱乐交往的主要主体，但由于计划生育的效应凸显和城市教育机会的相对开放，乡村儿童的玩伴缺乏规模聚集的可能。一方面，从1980年代左右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表现出明显的效应，乡村生育人数大幅下降，儿童的玩伴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打工群体聚集，留守儿童的消极呼声日隆，国家在解决随迁子女的政策上得以落实，逐步向进城子女开放城市教育机会，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乡村儿童分散到各处居住，有的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城市，有的孩子到城镇让家人陪读，有的孩子则寄居到亲戚家。原本儿童充沛聚集，到现在儿童稀疏分散，留在乡村的儿童玩伴越来越少，同辈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2.娱乐空间从私人空间公共化到公共空间私人化

过去，乡村空间缺乏公私之分，不仅公共空间可以随意使用，而且私人空间也具有对外开放性，具有私人空间公共化的特征。笔者孩提时代可以到任何一处空间中玩耍，甚至“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比如三五成群到池塘里钓鱼摸虾，到水稻田里捉泥鳅，到别人家的菜地里偷瓜果，玩游戏可以随便到哪家的门口，即使是躲迷藏也可以钻到任一家的谷仓或房间里。乡村社会能够为儿童供给充足的空间进行娱乐，娱乐成本极低，村社娱乐自给功能极强。

然而，乡村社会的娱乐供给能力随着公共空间私人化而下降。土地流转、池塘承包，都使得村庄中农业生产的公共空间逐步演化为私人的占用物，土地上的物品的市场价值凸显，一旦被侵占或被破坏都要受到呵斥和责罚，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在居住空间中，随着房屋新建，各家各户都将大门紧闭，生怕不注意卫生的孩子到处跑弄脏了自家的地板，甚至屋外的空间也倍加珍惜，如果有孩子弄脏了家门口也会被责骂，孩子们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受到影响，可娱乐的公共空间在不断减少。

村庄同辈群体与乡村公共空间是孩子们自给娱乐的基础，但是随着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同辈群体的减少与分离，孩子们在村庄中获得外在娱乐的可能性下降，此时乡村社会又未出现相应的娱乐供给以此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因此他们就会逐渐转向孤独的自我，沉浸在娱乐世界中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二）乡村教育丧失娱乐教育能力

1.从低标准下的充分供给到高标准下的低度供给

当出生和成长于乡村的80后、90后回忆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时，眼角应该都会泛起笑意。尽管当时学校校舍破败、设施陈旧，但不影响校园中孩子们欢声笑语。学生们一到下课，蜂拥着涌向操场，抢占乒乓球台或空地，希望能够在短暂的10分钟打打球、跳跳皮筋，抢占不到空间的孩子们也会拉在一起疯玩，跑跑闹闹，尽享游戏之乐。五音不全的兼课老师会在音乐课上教学生唱歌，从未学过美术的老师也会勉强教学生画画简笔画，还有会曲艺的老教师教学生吹拉弹唱。放学后，体育老师会邀着几个爱打篮球的学生在学校里打球，一群爱玩的孩子也会逗留在学校打乒乓球一比高下。

反观今天的校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少了，沉默的孩子变多了。在娱乐教育方面，由于国家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了学校办学标准，一方面强调教师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要求学校按照师生比和班师比配齐配足教师。然而，乡村学校由于教师招聘不足，师生比出现结构性失衡，即学校教师人数配备齐全，但由于学科结构不合理，主课老师多，副科老师少，尤其缺乏专业性的体音美教师，乡村学校开齐课程但上不了课。这些非专业的体音美老师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下也无心去上课，音乐课就是用收音机或一体机放放音乐、体育老师丢几个球给学生自己玩，美术老师同样如此。因此，在当前高标准要求下，乡村学校由于现实约束，不断弱化了自身娱乐教育能力。

2.从空间开放下的娱乐供给到安全约束下的娱乐限制

即使学校不能为学生提高娱乐教育，但学校作为公共空间，内部的娱乐设施应是开放的，学生利用课下课后时间可以自行玩耍。然而，在 “安全第一”的要求下，学校秉持“不出事”逻辑，划清校内校外空间，在校园内部一旦出了问题，家长可能会来找麻烦，因此，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将学校变成一个全面监控下的安全控件，通过安装监控、密集巡逻等方式，防范危机，划清责任界限和安全空间，不倡导甚至禁止学生在学校玩耍，学生一放学就让学生离开校园。此外，许多学校取消了运动会、郊游等大型活动。2018年，笔者在中部省份某乡村小学调研时发现，一堆小学生下课后就整齐地蹲坐在教学楼墙角，两眼无神地望着远方，他们既不追赶玩闹，也不去打球，完全丧失了小学生应有的活力。在南部省份某校调研时，发现学校规定学生必须要在放学十分中国内离开校园，否则按违纪处理。

学校本身具有培养学生健康娱乐活动的功能，学生如果在学校中接受了健康的娱乐活动，就会将之变成一种习惯。然而，当前乡村学校不仅不能提供健康的娱乐方式，而且无法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娱乐空间，学校娱乐教育的萎缩与娱乐空间的压缩，使得乡村学生的娱乐生活变得愈加单独和无趣。

（三）留守儿童家庭缺乏娱乐引导能力

村庄娱乐供给与学校娱乐供给的缺位，使得村庄-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娱乐责任共同体被瓦解，家庭成为乡村儿童娱乐供给的唯一主体。问题在于，对于留守儿童家庭儿童，其自身特点缺乏娱乐引导能力。一是由于家长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长期在外务工，缺乏娱乐教育时间；二是娱乐教育作为不但凸显的家庭责任，对于缺乏文化水平的农村家长而言，还未彻底激发他们形成娱乐教育意识；三是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在不能靠村庄、学校和家庭的情况下，家庭的经济能力也无法支撑儿童到城市购买娱乐活动。

家庭是儿童娱乐供给的最后一道门槛和防线，当家庭都无法有效的引导孩子参与娱乐生活时，就使得儿童享有了娱乐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在此情况下，网络游戏由于自身低门槛、趣味性、互动性和挑战性等特征，吸引了孤独空虚的留守儿童，给予了他们在自由时空中陷入虚拟世界不可自拔的可能。留守儿童若自身缺乏自制能力，且身边缺乏人员引导，他们必然会将游戏作为娱乐载体乃至精神载体。

多元主体合力建构健康娱乐网络力克游戏瘾

留守儿童沉迷于游戏成为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游戏瘾影响的不只是孩子的童年，而是孩子的命运，家庭的希望，乃至国家的未来。要解决游戏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多元主体通力合作，共同发力，所涉及到的主体包括游戏公司、乡村学校、学生家长和村庄社会。

一是游戏公司要加强技术控制。通过对未成年人设置技术门槛，限制游戏时间，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某些不适宜的游戏，降低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可能性和程度。游戏公司还可以改变游戏中的规则设定，正向鼓励未成年与现实社会多接触，传输现实中的正向能量和积极价值。

二是乡村学校要加强娱乐教育。一方面引导学生开展健康的游戏活动，提高体音美教育的质量，为学生提供基本的娱乐场所，增加学生在校娱乐的时间，培养孩子们健康娱乐的观念与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心态和奋斗观念，纠正他们不良的娱乐偏好，提升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积极性。学校还要针对家长进行教育，教会家长如何与学生沟通，如何引导、监督和教育孩子分配闲暇时间，如何开展健康有意义的娱乐活动。

三是孩子家长要合理引导教育。娱乐时间不是垃圾时间，善于利用可以将娱乐时间变作积极的休息时间和发展时间，家长要学会引导孩子玩耍，一方面教会他们规划娱乐时间，另一方面教会他们提高娱乐的质量。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关注度，在面对孩子沉迷于游戏时，家长要理性客观分析，耐心疏导，不可通过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解决，否则只会恶化关系，将孩子推向游戏深渊。

    四是村集体要积极发挥娱乐供给的功能。乡村孩子有大量的时间在村庄中度过，村庄场域是重要教育场所，村集体要主动回应孩子们的娱乐诉求，通过娱乐空间的再造和娱乐活动的开展，引导孩子们将娱乐时间变得更有价值。村庄中可以建设一些可供青少年活动的娱乐场所，比如篮球场、乒乓球台等，给予他们玩耍的空间。有条件的村庄也可以组织一些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游戏活动，比如暑期组织拔河比赛、歌唱大赛、特长培训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此分散他们的游戏时间。

村民闲暇时间的支配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随着大多数村庄基础设施的完善，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开始关注成年人的闲暇时间的支配，一些村庄通过政策引导和自发行动孕育出健康的娱乐方式，比如妇女跳广场舞、老人集体散步暴走等，但儿童的闲暇时间却被忽略，游戏不知不觉侵入他们的世界就成为了理所当然，因此，孩子们在放学后、寒暑假的闲暇如何健康度过，同样应该纳入到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考虑视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