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返乡创业研究：嵌入乡村社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对H镇38例返乡创业者的深描

夏柱智[①]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摘要]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个案乡镇进行深描基础上，本文从创业动机形成、创业资源获得和创业模式转型三个角度展现返乡创业农民工和乡村社会的互动机制。创业动机可归结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家庭生计，两种驱动因素相互交织；创业资源包括创业机会、资金和劳动力等三方面，其获得机制具有“小微创业”的特征。当前农村创业新模式的新趋势是“组织化创业”，创业精英正在利用这种模式推动农村创业融入城市市场经济体系。

[关键词] 农民工  返乡创业  组织化创业  

一  问题的提出

正如大规模农民外出务工推动社会转型一样，新世纪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在从另一维度推动社会转型，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许多学者意识到回乡创业代表农民工新的发展路径，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和双向就业的新局面^[1-2]。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估计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扩大农民工就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且未来二十年每年新增劳动力仍然达到600万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完全依赖城镇吸纳新增劳动力有巨大的压力。新一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期望创业能带动就业。2015年国办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了巨大肯定：“农民工等返乡创业可以促就业，增收入，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并从财税、金融、农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支持，把返乡创业提到战略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趋势作的宏观趋势研究。白南生在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虽然很多外出者增加有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3]。韩俊在2006年等调查则认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潮正在兴起。根据他对301个村的调查，回流农民工3.7万多人，占外出农民工的23%，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回流农民工的16.06%，1990 年以前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只占4%，1990 ~1999年回乡创业的占30.6 %，2000年之后回乡创业的占 65.4 %。韩俊的调查表明与1990年代形势不同，当前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兴起^[4]。二是对创业原因、条件、类型和意义进行研究，共识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自身动力和外界推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有两个命题：一是“打工是创业的孵化器”。韩俊等调查发现“没有打工就没有创业，打工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企业、市场是培养人的大学校”^[5]，王西玉等认为“回乡创业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派生物”^[6]；唐有财认为“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是作为生产工具出卖劳动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积累资金、提升技术和能力，建立和扩展各类社会资本，重新确立职业理想和目标的过程” ^[7]。二是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相关学者引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创业看作是更能表达社会地位的行为。林斐认为“失望理论”把劳动力的回流解释为一种失败行为，无法解释中国农民工从城市返乡创业这种主动性的选择^[8]，江立华认为外出打工难以满足农民工社会地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社会地位的认同还需另寻途径^[9]。 

已有研究探讨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一般背景和发生学，谁在创业、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为理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在研究框架上，学界对宏观环境和创业者的个体特征进行了一般的分析，却对创业者和乡土社会及互动过程缺少经验机制的分析^[10]。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定量研究，缺乏对一个范围相对小的乡村区域内创业者的深度个案解读，因此难以对创业者所处的经济情境及态度作出语境化理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把农村创业理解为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行为，“将创业活动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着重于创业主体、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11],探讨农民工群体究竟是如何返乡创业的，个体因素及所在的环境因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以中部一个乡镇6村全部38例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深度访谈为基础，以创业实践在乡村社会具体展开和变迁过程为线索，展现农民工返乡创业和乡村社会互动的机制。下面分四节依次展现。

二  田野工作和农村创业概况描述

（一） 田野工作  

在当地共青团组织指导下，本文调查点是中部某省某县H镇。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人口大镇，耕地资源贫瘠、县乡工商业不发达、农村经济贫困。在1980年代初就有农民就近外出务工，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外出务工潮，目前户均有1-2人在外务工，形成半工半耕的典型生计模式^[12]。农民外出务工30多年来彻底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目前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的80%以上，年纯收入达到3-5万元。在打工经济高潮持续10多年后，进城农民工的反向流动也随之兴起，尤其是2005年农村税费取消，国家惠农政策陆续出台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回流农民工开始密集创业。

我们在H镇随机选择了6个村调查，调查了全部38个返乡创业者。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按照一个创业者1-3小时访谈，然后整理资料编号。这种调查方式有利于研究者掌握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的深入资料。相对于量化的、脱离时空的碎片化资料或者对个别案例的描述，这种调查方式提供了一个具体地域的完整资料，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描述和解释创业者的经济处境和社会态度。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创业”是一种区别于受雇就业，也不同于回到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可以按照王西玉的定义，创业是回乡民工创办工商企业或开发农业的经济行为^[13]。创业有二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种形式的自主经营，“自己给自己当老板”，二是能够依赖农村农业资源带来体面的收入，类似于老人农业这样的过小以至于仅仅是糊口经营不能算是创业。

（二） 调查样本

本调查的样本是H镇6村38个创业者（创业实体），他们既是农民，又有进城务工经商经历，目前在农村创业。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共包括四项：一是创业者年龄，二是创业时间，三是创业领域，四是创业者年收入。如下表。

表一：H镇6村38个创业者概况

创业者年龄和创业时间。调查表明70后和80后是当前农村青年创业者的主要构成部分，80后开始成为农村青年创业者的主流。H镇6村38个创业者年龄最小的创业者是25岁，最大的是57岁，他们平均年龄是38.3岁，年龄段集中在26-45岁之间。他们创业的时间最早的是1991年，最晚的是2015年，尤其集中在2000年后，2006年后更为集中。这说明了农村青年是返乡创业的主力军，外出打工是返乡创业的必要前提。当代农村青年作为“创业的一代”是当之无愧的^[14]。他们在迅速占领了2000年之后农民外出和城市化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催生的市场机会。

创业领域及收入分层。按照一二三产业来区分，各领域的创业者分别有14个、3个和21个，可见农村创业领域较多的是是生产生活服务业，其次是规模种养殖业，再其次是乡村工业。这反映了转型期乡村经济结构的特征，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市场化催生了农村个体工商业，土地流转及农业商品化则推动形成了规模性的种养殖业。在城市工商业主导背景下，乡村工业则日益衰落，只保存有少数原材料加工业。创业者的年收入有一定的分层，但是收入差距不大：所有创业者的收入平均值为13.4万元，中位数是10万元，最高是50万元，最低是2万元。小于等于5万元的有10户，5-10万元的农村中上等收入水平的有13户，处于上等收入水平10万元以上的有15户。按照H镇一个家庭中等收入是5万元计，则大多数返乡创业者收入处于农村中上层。

三  创业动机：自我实现和家庭生计的交织

创业动机指的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对返乡意愿的分析的文献相当多，一些量化的研究设想许多变量作用于农民返乡创业意愿，例如分析性别、年龄和学历等个体因素^[15-16]，可能这些因素和农民工意愿相关，但这些抽象的相关分析难以揭示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最直接的动机因素。根据我们与38位创业者的访谈，发现返乡创业动机可归结为双重的动机因素，和乡村社会结构特征相关。概括为两类动机：引发主动回乡创业的因素可称之为“自我实现”，部分农民工对自主择业有强烈偏好；引发被动回乡创业的因素可称之为“家庭生计”，由于返乡农民工是家庭经济的中坚角色，他们被动创业获得收入。

（一）自我实现：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创业”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获得多少收入一开始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自雇就业的方式本身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前返乡创业者主要是农村青年，他们有部分人认为“不能一辈子打工，要有自己的事业”。在城市创业成本过高背景下，农村吸引他们他们回乡创业。青石岭村的CF就是其中的一员。

 28岁的CF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深圳IT公司工作。他回乡创业的缘由是“因为打工没意思，再熬下去青春都荒废了”。2014年夏天，他决然放弃了在别人看来待遇还不错的工作机会，回家创业，利用自建的房屋在集镇上建立一个家具店。

尤其是有致富愿望的农民工，他们意识到为老板打工永远富不起来。青石岭外出农民工可分为普工和技术工：普工一个月工资大约3000元，技术工则达到5000元。回乡创业被农民普遍认为是突破务工收入瓶颈、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策略，张河咀村的ZLW创业时间较长，他较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点。

ZLW,44岁，1987年开始做木工学徒，1993年开始外出务工。在2003年非典期间，ZLW返乡决定创业。他意识到“打工永远是给老板挣钱，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想要比别人富裕很难。”经过十多年发展，他已经有三家家具店，资产上百万元。

（二）家庭生计：创业作为一种生计模式

几乎所有创业者都向我们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为子女的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为父母的要照顾年幼的子女，为丈夫的要照顾妻子，而为妻子的要照顾丈夫。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履行基本的家庭义务是农民基本的价值追求。很多农民返乡的直接原因就是照料家人，如张河咀村的养牛户ZXC。

ZXC在1985年就外出务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08年，他的老婆病了，同时老人身体也不好，他就放弃外面5000元/月的工资回家，这样能够照顾家里。他开始回来时选择种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2013年他开始和同村农民合伙投资8万元养牛。

农民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家庭伦理关系中，农民不仅要尽力去追求财富，这是实现家庭幸福的基础，然而同时有一些价值是不能用经济来替代的，比如家庭生活。正如王西玉等学者调查发现36%的返乡创业者是“为了照顾家庭”才返回家乡^[17]，这表明返乡创业者并不总是理性地为了创业本身而返乡的，他们把创业作为追求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目标的手段。市场经济尽管对农民价值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然而农民人生的基本价值依然在于以家庭为基础的自我实现，非常牢固和坚韧。有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影响下，农民的打工模式显示出强烈的“家本位”特征^[18]p278，这就解释了农民结婚后家庭的因素在农民择业的过程开始发挥重要影响的原因。这对于妇女尤其如此，有了子女，形成上有老、下有老的家庭结构，妇女一般承担着优先照料家庭的义务。一个回家种田的年轻妇女说：“打工是为了家庭，返乡也是为了家庭。”家里的男人也是如此，家本位的价值是他们返乡主要因素之一。不过作为家庭经济的中坚，在回家乡后，为了获得不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维持农村生活的体面地位，他必须想办法寻找新的生计，创业是一种被动选择。

以上2个分类是理想类型意义的，实践中两类创业动机是混合的。创业者既有主动创业的成份，“那个农民不想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又有被动的家庭本位价值的考虑，“为了老人、孩子回家的，十个有九个是这样的。”即使是为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创业者，他们回乡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顺便照料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而一开始是为家庭生计所迫的“被动创业”，在经历了多年创业实践后，也习惯于从创业实践中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满足，农民认为自主创业优于外出务工，形成“主动创业”。

四  创业资源：小微创业成长的实践

创业资源指的是创业者获得市场机会及投入生产的各类生产要素。学界普遍认识到打工对创业的影响，这仅是一个方面，创业要获得成功还需要多种创业资源，包括如何捕获创业机会，获得启动和周转资金及获得劳动力资源。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村创业具有农民家庭经营的特征，虽然已经超越小农经济，却仍然具有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称之为“小微创业”。这种性质决定了农村创业嵌入乡村地方市场和社会网络的特征。

（一）创业机会的捕获

在农村，创业机会取决于农村资源禀赋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创业者一般具有开拓者的精神，他们不断发现和捕获新的市场机会，并迅速抓住它。

农村传统的创业领域主要是围绕农民建房形成的运输、建材、装潢等生产生活服务业。农民外出务工把工资收入主要带回家乡消费，主要的消费品是住房，八十年代以来，农村住房经历了三次更新，消耗了农民主要的储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最近10年土地流转和农业商品化推动了规模种养殖业的发展。规模种植业主要是粮食种植，创业机会主要来自随着务工潮、人口外流而兴起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到2015年，H镇全镇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6000亩，正式注册的耕种超过50亩面积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有37家。规模养殖业的发展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包括传统的养猪业、养鸡业和最近5年开始兴起的养牛业。养殖业大发展的背景主要是黄宗智所指出的隐性农业革命：随着人民收入提高，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人们更多地食用肉禽蛋奶，增加了对养殖业的需求，而这刺激农村规模养殖业的形成^[19]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速，传统生产生活服务业已经饱和，城市消费方式不断向农村延伸，新的服务业又新崛起了。一些善于发现和抓住机会的年轻创业者把一些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入农村。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分别是农村快递业和农村盆景业。

望天畈村的CKX在2010年返乡建立快递分公司。他观察到随着电脑网络虽很快在农村普及，但是物流网络在农村市场并不发达。他迅速联系并与几家知名快递服务商的合作，获得了在自己乡镇的代理权。花桥村的CYJ2013年返乡开始谋划农村盆景生意。他发现目前盆景市场很大，很多城里的新房子以及公司里都会买各类盆景。而农村的很多天然盆景树木没有被发现，绝大多数农村人不懂这些，有些人甚至将名贵的树木当柴火烧。

（二）创业资金的来源

相对于小农生产，创业需要较大额的资金投入，从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调查发现创业者的资金来源主要可分为二类：一是打工积累及家庭经济支持，二是社会网络支持，包括亲缘性网络和乡村市场网络。

    打工积累所得的资金是农民工创业资金主要来源。外出打工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孵化器”，其主要的方面是农民打工积蓄为他们返乡创业准备了“第一桶金”。依托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是保守的，小农经济的剩余及其有限，用于创业的启动资金缺乏。而在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下，多年的农民外出务工带回了超出家庭基本生存所需的资金，这是当前农村创业潮的重要背景。一个成功的返乡创业者一般也是一个成功的进城务工者，经历了十多年务工，他积累了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资金。

当然打工能储蓄资金和家庭父母支持高度相关，这种支持虽然是间接的却是相当重要的。例如从人生任务的角度，老一代农民工为年轻子女提供了结婚和住房费用，年轻子女没有经济压力，他们就可以把务工收入纯粹作为储蓄，用于回乡创业。另外一种支持是父母提供的“隔代抚养”，父母不仅尚未年老，无需子女赡养，同时能够为孙子女的抚养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这增加了年轻农民工收入中用于储蓄的份额。

乡村社会网络是农村创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对社会网络在创业过程中的功能，已经有社会学者进行出色的分析，边燕杰等分析了社会网络在创业过程的三个功能，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获得创业资金^[20]。本文亦应用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村创业者获得创业资金的过程和方式进行分析。在乡土社会中，缺乏发达的小额贷款的制度体系，社会网络对创业者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亲缘网络的短期借贷，二是乡村市场中的短期借贷。

从亲戚朋友借款的优势是能随时筹款和借款，不需要正规繁琐的手续，降低了资金借贷的交易成本。在农村，最亲近的亲戚朋友往往负有借款的义务，当然创业者对他们也不会没有任何回报，他们主动通过回赠礼物或通过支付一定的利息表达感谢。这源于借款的目的不是用于人生任务，而是用于创业致富。按照乡村礼俗，亲戚朋友应当分享创业利润。下面是张河咀村HYX的案例。

HYX2003年回乡创业，目前年养殖600头猪，还承包了50亩鱼塘养鱼，他经常向亲戚朋友借款十几万元用于资金周转。他说：“实在没钱了就向亲戚朋友借，一个借两到四万块，借兄弟姐妹的钱时我也给点利息，因为我是用于经营，各有各的生活，他们把钱放银行1万元1年也有200多元的利息”  

此外乡村社会市场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利于降低创业者周转资金压力的机制，指的是上游（生产资料）供应商和直接经营者长期互动形成的“代垫”行为。它像亲戚朋友借贷一样通过农村非正式机制降低创业者的借贷成本。 

种植140亩土地的望天畈村CSA并没有感受到周转资金压力，因除每亩80元的油费不能赊账，其它生产投入均是可以赊账的。化肥、农药和种子可以赊账，一开始只需要付50%就可以了，剩下的在收获后结账。地租和人工费也可以在稻谷收割后结账，因此农业生产比较容易维持下去。

乡村市场内部形成上述短期借贷秩序的原因是规模经营者种植上百亩土地，相当于数十户小农户，这为供应商带来更稳定的、多得多的利润。市场经济竞争改变了相互的权力关系，供应商如要与经营者形成稳定的市场关系，需要有超出市场的社会关系建构。比如供应商通过请客吃饭的方式形成人情亏欠关系，以换取经营者对他们的忠诚，这是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敏锐地指出这种代垫行为蕴含着基层社会与市场之间的“适应性调整”，是传统社会的坚守和市场经济冲击共同形成的合理秩序^[21]。

（三）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力利用

H镇38个创业者中大多数创业者使用家庭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创业绝大部分是“夫妻店”，是典型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微创业”模式。从农民的角度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劳动力利用有三个理由：一是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二是责任心问题，三家庭劳动力的兼业经营的灵活性。

农民认为农村创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长期雇佣劳动力就让钱被别人赚了。一个做小生意的妇女说“生意是不能请人做的，必须自己做，全靠自家人的劳动，不然不划算”。在农户的经济实践中，必须要靠勤劳和节俭，农村创业者一般采取耕种承包地的方式满足农副产品，而依赖额外的创业获得家庭大额开支所需的纯收入，他们叫做“副业”。

其次使用家庭劳动力还涉及一个责任心问题。所有的经营一旦雇佣工人，就会涉及到道德风险问题。涉及到生命这一有机过程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更是如此。上文提及到养殖户HYX就提及“亲力亲为”的重要性。

请的一般劳动力缺乏经验，观察不出疫情，也缺乏这个责任心，如果自己喂就能看出来疫情，然后对症下药。比如猪栏是否干燥对疫情有重要影响，熟悉养殖的人自己亲自经营，不熟悉的人是观察不出来的。

再次家庭经营的好处还在于可利用兼业经营的方式充分而灵活地利用劳动力。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分散，技术创新性较差，同时这也为农民兼业经营提供了可能，少数人无法垄断市场机会。调查发现农户大量的兼业行为：一个养猪户同时经销饲料店；一个养牛户承包了山林种植苗木，他同时希望在山林里养殖牛，由于养牛周期长，周转资金需求大，农户采取养殖鸡鸭的方式满足日常资金的需求。从调查来看，样本中一共有13个创业者兼业经营，有的多达五六种经营类型，比如花桥村的WLK。

WLK在2007年返乡创业，从事装潢建材生意，随着农村建房高潮退却、同类竞争对手的增加，利润开始下降。他从2013年就谋划了多种经营：开日用百货店面、添置一台麻将机（一台麻将机一天能够收入20-40元）；做纯净水生意；积极联系代理邮政存取款服务，收取2元一笔的服务费用等。

五  创业模式转型：组织化创业的新趋势

随着农村创业外部条件不断变动，固守传统经营的农村创业者容易失败，这迫使希望发展壮大的返乡创业者不断转换生产领域和生产方式，推动农村创业模式的转型。对于主要由中小创业者构成的农村，一个必然选择是组织化创业。组织的领导者则是具有“创业者精神”的创业精英，创业精英主导形成创业者之间的合作，形成不同连结方式的创业团队，推动农村从主流的“小微创业”向规模性的现代企业转型。

（一）创业精英主导的组织化创业

根据对38个创业者的调查，H镇的团队式创业组织有2个，分别以CZY和SL为中心，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却均通过建立创业团队的方式进行组织化。

CZY等组织形成某生态农业公司，是农村新兴“互联网+农业”的代表企业。该公司目前有10个股东，均是有梦想有实力的农村创业者，“这么多人抱团比一个人厉害”。这家公司依托共青团组织的农村致富带头会协会整合各类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整体面向市场，目前数量已达到22家农场、53家合作社。

SL创立的某农机合作社（企业），目前有(注资)股东13人，社员38人（参与）。他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没有成功，2009年他决定回乡从事农业创业。到2015年，其合作社经营规模达5000亩。他通过“合作社—分包管理”的现代管理模式解决大规模种植后的雇工经营问题。有了稳定的生产基地后，SL计划通过政府及银行支持收购一家国有粮食加工厂，把产业向下游延伸。

小微创业的一个缺点是，由于创业者资金不多，规模过小，与大市场难以对接，抗风险能力弱。对于缺乏雄厚资金能力的农村创业者来说，增加创业资本、分散风险的重要办法是，把个体家庭资金和劳动投入为基础的创业资源进行整合。在实践中，这又是通过创业精英的组织完成。创业者精英是是农村经济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较高的组织能力及较广泛的人际关系，他们调用这些经济和社会资源形成组织化创业，扩大经营规模，低成本地与外部市场对接。创业组织经营相对于个体的优势，它有强大的资源支配能力，能统一调配农副产品，建立加工厂进行深加工，贴上公司的牌子直接推向市场。有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农村创业从分散走向组织化的趋势，主要的方式是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22]，这是正在发生的农村创业实践。

（二）创业者精神及实践

这些创业精英不仅有较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有突出的具有多元特征的“创业者精神”。 深入创业者的创业过程，就会发现农村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那么安分。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精神特质包括“有梦想”、“自信”、“善学习”、“会计划”、“勤劳”。这样我们对农村创业的考察，就不仅关注物质性的生产要素，又关注精神性的生产要素。这主要是受到重视人的素质本身的“人力资本”理论影响。经济学家舒尔茨启发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在于受教育的、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的人本身^[23]p148。CZY的创业经历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特征及行为模式。他尽管是普通农民出身，但他在打工和创业过程中形成创业者精英的行为模式。

 CZY外出十多年打工并不成功，打工十年才存了2万元。2008年他返乡之后，快速抓住农机市场的扩张，借钱购入新农机，他不分白天黑夜为农户服务，第1年就完成850亩，盈利5万元。2013年他开始流入土地家庭农场，并联合农村致富带头人协会的多个创业者向“互联网+农业”进军。他自称是“开着小车种田，穿着皮鞋插秧”的新型农民，充满了自豪。他的工作方式也完全不同于一般农户，他说“以前晚上八九点就要睡觉，现在晚上忙到十一二点，白天管理生产，晚上学习，处理短信、微信。”

像CZY这样的创业精英在长期实践中感受到接受新事物的重要性，他逐渐形成的一套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式，是在创业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性学习获得的。比如传统的种植模式是人工劳动，现在则广泛应用机械，这就要求经营者学习农业机械。在H镇，他几乎不落下任何一场农业技术培训，并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加以摸索。没有创业者精神，这是不可想象的。

创业者管理企业的方式也不断在更新，在以往耕作规模小的时候，可以使用家庭经营的方式，耕作规模扩大后，家庭经营已经不能满足，那么就需要引入新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管理技术与生产技术不同，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使用，创业者更需要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因地制宜地创造，最能体现创业者突破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能动性。花桥村的规模养牛户ZGJ就善于创新，形成了创业者和普通农户互惠的关系。

花桥村的规模养牛户ZGJ为了解决牛冬天草料缺乏的问题，与农民形成新颖的利益连结方式。他看到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多，很多田抛荒，便约定他免费为农民提供农机服务，村民把收获的稻草送给他，并同意他在收完稻子后利用这些田地，在秋冬种反季节草。他说：“土地荒在那里也是浪费，种（反季节）草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农民都很乐意。”如此一来，牛冬天的草料补给问题解决了，也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六  结论

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返乡回流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现代转型的动力。从趋势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将一直持续的重要经济社会现象，展现了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活力，应当与农民进城务工一样得到应有的关注。目前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把创业实践和乡村社会变迁联结起来考察。

本文抛砖引玉，通过对中部一个代表性乡镇6村38个创业者的深入访谈，对农民工创业动机、创业资源获得和创业模式转型等的经验分析，展现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和乡村社会紧密互动的初步机制。农村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创业资源获得过程或创业模式的转型，是嵌入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返乡创业和乡村社会相互作用。创业在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发生，具有强烈的嵌入性特征。反过来创业又在日益改造农村社会结构，推动农村融入城市市场经济体系，构造着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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