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转型视野下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李永萍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基于北方农村的田野调研，以现代性进村为背景，以家庭再生产为分析框架，揭示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双重路径。家庭再生产包括资源、权力和价值等三个要素。随着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逐渐演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权力互动和价值实现层面都发生巨大转变，并由此带来老年人在资源配置中的底线生存、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和价值上的依附状态。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因而其危机生成路径略有差异。具体而言，低龄老年人的危机状态主要源于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纵向的弱势积累，而高龄老年人的危机状态则主要来自于共时性在场的中青年人的压力传递。但二者都统一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反映了现代性压力下中国农村家庭强大的整合能力。

关键词：家庭转型；家庭再生产；老年人危机；弱势积累；压力传递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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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目前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背景之下，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老年人群体通过不同的“问题化”路径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情况来看，对农村老年人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问题化进路，即贫困问题、留守问题与伦理问题。

1、老年人的问题化路径：三种研究视角

第一，在贫困视角之下，老年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老年贫困问题。老年贫困可进一步区分为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前者强调老年人经济收入的缺乏，后者强调老年人“可行能力”的缺乏[1]。学界围绕老年贫困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宏观的层面上，有学者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和家庭层次的人口转变与老年人贫困之间的关系[2]。在中观的层次上，一些学者从农村老年贫困场域的生成切入，认为原生性形塑因素（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次生性建构因素（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的共同作用[3] [4]、宏观的社会背景与农村微观实践的共同形塑是贫困场域生成的结构性因素[5]。在微观的层次上，一些学者将老年贫困放置在个体的整体生命跨度内，认为老年贫困是个体生命历程中弱势积累的结果，或者源于个体的早期经历和事件[6]。

第二，留守视角认为，留守问题是城市化的产物，社会转型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两大背景构成农村留守老人出现的主要原因[7]。“留守”是相对于“流动”而言的，在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拆分为“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家庭原有生活轨迹发生变动，导致留守老人的问题化，留守老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时回应[8] [9]。通过“留守”的视角来分析当前农村老年人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老年人的生活缺乏稳定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状态令人堪忧。老年留守问题因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因此应该主要从转型时期农民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来予以分析。梁漱溟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伦理本位”的特性，“父子一体”和“兄弟一体”的伦理规范有效地保证了家庭的凝聚力[10]。家庭养老建立在代际伦理责任之上，赡养老人是子代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能够获得较好的保证。然而，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改造下，中国的家庭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并具体表现为家庭结构核心化[11]、家庭关系离散化和家庭伦理弱化等多个方面[12]。其中，伦理弱化被视为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伦理危机”是农村老年人危机的重要维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不过，伦理危机的视角也存在简化之嫌：通过价值系统的变迁分析替代了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具体分析，因而以家庭中的价值变迁化约了家庭再生产中其余变量对老年人危机的影响，忽视了价值系统所嵌入的家庭再生产结构。

2、文献述评：回到“家庭”

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反映了既有研究描述和解释老年人问题的三种视角，即经济视角、社会视角和价值视角，形成了老年人“问题化”的三条路径。在上述三种视角之下，老年人主要被视为养老的对象与客体。老年人问题因而在本质上转化为老年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物质支持和子代照顾的问题，因而，“赡养危机”成为当前老年人问题的一般表述，也成为学界理解老年人问题的主要框架。

赡养危机反映了家庭养老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这一认识植根于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比较。当子代照顾因为各种原因缺位，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则外化为社会问题，赡养危机自然被理解为家庭系统的“失灵”，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保障不足与社会救助缺失等问题。由此可见，由于忽视了家庭运行机制的自主性和家庭转型路径的独特性，基于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等形态的老年人问题被建构为一个宽泛的社会问题，其生成逻辑与化解之道均被归结为外部社会系统。然而，社会问题的视野冲淡了农村老年人的微观且具体的生活处境，遮蔽了老年人危机生成过程的复杂路径，因而也忽视了老年人危机背后的家庭机制。

“社会问题化”的分析进路根源于对中国农民家庭能动性的忽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轴，在农民个体与社会之间横亘着富有活力的“家庭”，从而形成了“个体——家庭——社会”的三层结构，并表现为“家庭本位”。家庭具有相对于个体和社会的自主性，且构成了农民与外部社会沟通和互动的媒介。老年人不仅是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而且也是家庭生活中的能动主体，最为重要的是，老年人之为老年人，正是来自于家庭再生产的形塑过程。家庭以及家庭再生产过程是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展开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因此，只有立足于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家庭脉络，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系统性与结构性。在此意义上，对老年人危机的理解要强调“家庭”的视角，而“回到家庭”的核心在于将农村老年人危机从社会问题转化为家庭转型中的问题，并且立足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理解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机制。

二、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

将老年人危机视为家庭再生产过程的产物，强调了老年阶段与其早期生命阶段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纵贯研究的过程视角与目前社会学领域中较为热门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比较类似。生命历程理论立足于个体层次，认为个体生命历程镶嵌在社会设置中，并且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开辟了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结合的理论路径。在生命历程理论范式下，老年人危机主要源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弱势积累效应”[13]。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侧重于从世代转换的视角来分析家庭成员的行为逻辑，忽视了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生命周期的重构。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的纵贯研究视角虽然有助于理解老年人危机，但是，由于这两种理论视角在本质上属于西方理论传统，忽视了农民家庭本身的能动性和适应性。

为了理解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家庭脉络，本文提出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这一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虽然最终体现为个体生命轨迹的转换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更替，但是，家庭再生产过程本身并不等同于年龄等级基础上个体与社会的交互过程以及核心家庭基础上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家庭再生产的独特性体现在，它不仅对时空要素具有开放性，而且具有独特的内容与运行机制，家庭再生产成为兼具包容性与厚重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从唯名论的家庭观转向唯实论的家庭观，找回家庭的实体性。中国家庭并非个体成员的聚合，而是伦理、结构与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家庭再生产因而是家庭结构裂变、家庭伦理延续和家庭功能实现的过程[14]。因此，家庭转型的核心是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从家庭转型的视角出发，家庭再生产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简单家庭再生产和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前者主要体现为子家庭通过复制和承继母家庭要素的方式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家庭继替，家庭再生产主要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然而，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继替的稳定轨迹因受到外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而发生变更，家庭再生产卷入“流动的现代性”[15]，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难度极大地提高。家庭再生产不仅要通过传宗接代完成家庭继替，而且还要实现家庭发展与流动的目标。

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实际上是农民家庭资源配置模式、权力互动模式和伦理价值形态的变迁。简单家庭再生产体现了农民家庭的代际循环，与之相对，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面临家庭再生产成本和难度的提升，而且，家庭面临的外部压力导致家庭资源的充分动员、家庭权力关系的高度整合以及家庭伦理的依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是农民家庭回应现代性压力的家庭实践形态[①]。一方面，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体现了家庭再生产逻辑的内外部条件的改变，另一方面，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一步改变了农民“老化”的路径。

家庭再生产为农民“老化”的生命历程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农民不仅内在于家庭再生产过程，而且也通过家庭深深地卷入乡村社会转型过程。因此，农民的“老化”过程不仅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切换和个体生命历程的演进，而且通过嵌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获得复杂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将转型时期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操作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而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权力和价值等不同层次展现了父代“老化”的不同维度，揭示了老年人危机生成的现实基础。同时，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并非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简单家庭再生产的替代过程，而是表现为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老化”路径的代际差异。

三、老年人危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差异

本文基于笔者在北方农村的田野调研经验[②]，将农村老年人危机放置到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来理解。中国的家庭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家庭不仅是一个财产单位和政治单位，同时还是农民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16]。因此，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是一个能动性的主体实践过程，财产、权力和价值等要素构成了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家庭再生产因而表现为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并具体落实为代际之间复杂的互动形式和互动内容。在现代化背景下，随着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逐渐演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权力互动和价值实现层面都发生巨大转变，并由此带来老年人在资源、权力和价值等方面的系统性危机。

在本文中，老年人危机指的是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父代家庭的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父代家庭逐渐陷入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状态。本文对老年人危机的定义，突出了老年人危机的过程性与系统性。过程性强调了老年人危机并非“老年”阶段内在的问题，而是“老化”脉络积累和汇聚的产物；系统性指的是，老年人危机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权力和价值层面。

1、老年人危机的表现

第一，在资源层面，老年人危机体现为老年人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底线生存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性因素的渗入形塑出农民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家庭再生产的难度增大、成本提升[③]，家庭再生产意味着不仅要完成家庭的继替，而且还要实现家庭的发展与流动。因此，老年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为了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老年人往往已经透支了自身的资源积累能力。“劳动至死”和“死奔一辈子”成为了当前北方农村父代家庭的常态生活，但老年人为子代家庭的持续付出却并没有换来子代厚重的物质反馈和父代享受老年生活的心安理得，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以自养为主，而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则通过不断压缩自身需求的方式来减轻子代家庭的负担，老年人的生活渐趋底线生存状态。在调研中发现，北方农村的老年人对于自身的需求压缩到了极致，老年人普遍都说自己没什么需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在当地老年人看来，只要子代能够“给口饭吃”就不会被认为是不孝。此外，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北方农村很多老年人都有向别人借钱的经历，部分老年人甚至每年都要通过向邻居借钱周转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从而在当地形成老年人“借钱过日子”的状态。

第二，在家庭权力层面，老年人危机表现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边缘地位，即权力上的缺失状态。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的进入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传统时期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受到挑战。随着子代权力的崛起和媳妇地位的提升，家庭权力重心逐渐由父代家庭下移到子代家庭。由子代所主导的家庭权力规则将老年人置于十分被动的位置，在子代掌握当家权的“潮流”中，老年人自觉地退出了与子代家庭的家庭政治互动，采取隐忍、妥协的姿态维系代际关联和家庭整合。例如，在婆媳关系方面，陕西关中豆村一位中年妇女用“十字颠倒颠，现在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这句话形象地刻画出当前的婆媳关系状态，并且，为了维系家庭关系的和谐，如今的婆婆事事都要忍让媳妇，“婆婆的委屈只能带到土里去”。因此，在外人看来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背后，实则是老年人地位的边缘和话语权的缺失。

第三，在价值层面，老年人危机表现为老年人对子代家庭的价值依附。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传宗接代构成其生命价值或本体性价值的核心[17]，而家庭则是其生命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因此，家庭对于中国人而言还具有宗教性和伦理性的一面。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因而传统时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在价值层面有效地安顿了老年人，从而使得老年人不仅能够获得相对于年轻人而言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还能在生活中体验满足感与价值感。而在现代性的压力和家庭的发展型目标面前，因为老年人几乎不再具有支持家庭发展的能力，且自己已经或者随时可能“拖累”家庭整体的发展，失去财富创造能力的老年人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老年人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并不能从过去的付出过程中获得自足感，反而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老年人的心理体验集中表现为“内疚”，“老人无用论”成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共识。在河南安阳南村调研时，当地农民直接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称之为“垃圾”，老年人自己也认为当“不会干活了，不能自己挣钱了，要靠儿子给养老钱了，就是垃圾年龄了”。由此可见，无限的家庭责任并不因为年老而停止，它进一步吞噬着父代晚年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是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三种状态的糅合。从资源、权力到价值，实际上是危机属性的深化和危机层次的强化。物质上的底线生存构成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层次，家庭权力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的底线生存状态，而价值依附则赋予老年人危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老年人危机因而被锁定在家庭领域。

2、老年人的代际差异

老年人危机锁定在家庭领域，意味着要揭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需要将农民“老化”的过程放置在家庭再生产过程和具体的代际互动模式之中，实现对老年人本身的精准定位。代际关系不仅是共时性的平面铺展，而且由于不同时代内容的卷入而表现出历时性的差异，进而塑造出不同类型的代际互动模式。因此，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外在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遮蔽老年人危机生成路径的代际差异。老年人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达到特定阶段的年龄群体。如果单纯着眼于年龄的角度，老年人一般被视为一个“同期群”^[④]。然而，在老年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代际差异。“代”的差异，不仅是年龄层次的差异，在本质上也是其社会历史过程的差异。家庭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很难将变迁的发生精确到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根据笔者在多地农村的调研，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代际差异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划分：一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任务^[⑤]的农民，这部分成为目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主体；另一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为人父母，完成人生任务，这部分人构成当前低龄老年人的主体。从分析的角度考虑，高龄老人与低龄老人可以70岁为分界点。这便可以打破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路径，而且也说明，即使“共时性存在”的、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其危机状态却导源于不同的路径。

笔者关于老年人内部代际差异的区分，不是为了刻意突出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年龄差异^[⑥]，而是为了强调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再生产过程，因此其当前所处的危机状态源于不同的生成路径和轨迹。简单来说，低龄老年人是已经卷入或正在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这一群体，因此他们的危机状态主要源于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历时性的弱势积累；而高龄老年人在其完成人生任务的阶段所经历的是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因此其当前的危机状态并非直接源于历时性的弱势积累，而更多是来自共时性和结构性的压力传递。由此可见，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主要有两种生成路径，分别为纵向的弱势积累和横向的压力传递。以下两部分将分别对之进行论述。

四、纵向的弱势积累：低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累积的优势与劣势”最早由默顿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被应用于老年化现象的研究，它指的是个体在某些既定特征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系统性分化。实际上，学界对于个体“弱势积累”这一现象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研究进路：一是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范式，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此视角下，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弱势状态源于其生命历程中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胡薇提出“累积的异质性”这一概念，并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去分析老年人的分化，指出个体在老年阶段的生活状态源于其生命历程中不同事件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6] 。二是代际传递的研究思路，即认为个体的弱势状态是源于上一代人的弱势传递。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贫困的代际传递”[18]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部分学者通过具体的数据或实证研究对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现象进行分析，并指出贫困家庭具有很明显的代际传递特征[19][20]。

但是，如果立足于现代性背景下农村家庭转型的现实经验就会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都存在其内在的局限：生命历程视角虽然关注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特定事件和因素的累积性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家庭再生产层次的“过程——机制”分析，就难以充分展现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一步步导致老年人弱势累积状态的形成；而代际传递的视角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复制，但却难以解释老年境遇的具体生成机制。本文对于当前农村低龄老年人弱势积累的分析范式与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有所不同。

1、弱势积累的内涵

1980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力量逐渐进入并改造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兴起，现代性力量开启了对乡村社会和农民家庭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渗透。现代性力量进入并影响农民家庭的方式多种多样，子代的婚姻是现代性力量影响农民家庭的最为重要的切口，且随着子代的成家和家庭的建立，农民家庭越来越深地卷入现代性的漩涡，并持续地受到现代性压力的刺激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展开过程就是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弱势积累过程。本文所谓的扩大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再生产所面临的目标的改变，在此背景下，父代将本来应该用于反馈自身的资源投入到了以向上社会流动为根本目标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子代家庭而言的资源积累过程，就成为了相对于父代而言的弱势积累过程，因而可以看到，在现代性进村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不仅是家庭内部特定时间节点的共时性配置，而且延伸到了家庭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在笔者看来，当前以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老年人危机是在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弱势积累的产物。然而，本文所指的弱势积累过程，既不是社会事件对个体冲击引发的创伤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印记和累积，也不是以“代”为单位的循环和再生产。现代性触发的家庭剧烈转型，深刻改变了家庭运行的节奏，打破了农民家庭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的代际循环节奏。具体而言，弱势积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时间过程中的弱势积累，在此意义上，父代的老化过程也就成为了其弱势积累的过程；第二，逻辑层次中的弱势强化，前文已述，老年人危机体现在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这三个层次，这三者并非相互独立和并列的因素，而是一个逐级强化的链条。资源上的底线生存构成了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底色，而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底线生存的处境，此外，老年人在价值上的依附状态赋予其底线生存和边缘地位以合法性，并消解了老年人抗争这套对自身不利的家庭秩序的动力。因此，老年人弱势积累的过程就不仅仅是各种不利条件和因素的自然叠加，而且表现出了内在的连续性和不可逆性。

2、弱势积累的路径

低龄老年人弱势积累的路径，主要是随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展开，并主要体现在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这三个层面。如上所述，沿着这三条路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低龄老年人的弱势积累不仅仅是事件性和弥散性的，而且是沿着特定的轨迹和层次而逐步强化的。

第一，从家产转移的路径来看，随着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逐渐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家庭资源积累和配置的模式发生改变，并且形成了父代向子代持续输入资源的格局。低龄老年人是这一家庭资源配置模式首当其冲的面对者和支持者。承担子代婚姻成本成为父代“老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在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中，低龄老年人的积蓄在子代结婚时就基本被消耗完毕，甚至其前期积蓄还远远不够支付其子代结婚和城市化的成本，因而不得不透支自己未来的劳动力，通过借钱的方式来努力帮助子代结婚和实现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还要面临还债的压力。除了债务的压力，父代还要持续支持子代家庭在流动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立足和发展。在家庭发展主义目标面前，只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父代就不能退出家庭生产领域，

案例1：河南安阳南村的LHQ（女）今年63岁，老伴今年67岁。儿子37岁，与父母分家，儿子儿媳妇现在都在河南焦作一个建筑公司上班。LHQ的儿子2013年在焦作买房，花费35万元，LHQ夫妻俩帮儿子出了14万元（其中4万元是自己的存款，另外10万元是LHQ向娘家的兄弟姐妹借的），借的10万元归LHQ夫妻俩偿还，她说，“我们不去借钱不行，儿子没那么多钱，借的钱我们可以慢慢还。要是我们老人没有债，儿子的债更多，那也会是我们的心病，害怕儿子过不好，作为父母，都是为了孩子过得好。（老人）光顾自己的生活不行，要是老人光顾自己的生活，别人也会说他，儿子需要你时你不管，以后儿子也不管你。老的，你现在行，你就帮帮儿子；以后老了，你让儿子帮你，儿子心里也舒服。我们舍不得买东西，菜都不买，都是自己种。（老人）辛苦、累，但也是应该的，都是为了子孙，也不觉得有多累，觉得有意义。我们（老人）天天吃饱饭、衣服穿差不多就行，也没什么需求”。（河南安阳南村，LHQ，女，63岁，20160616）

因此，低龄老年人在当前仍然在不断奋斗，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力地资助子代家庭，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发展与流动的目标。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之下，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实际上是持续地创造资源、积累资源并向子代输出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突破了家产代际配置和代际传递的均衡点，因为缺少自下而上的有力反馈，父代作为资源供给者和输出者的角色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被固化和锁定。

第二，从权力让渡的路径来看，由于资源是主体权力实践的重要基础，资源上的弱势地位为父代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处境奠定了基础。随着家庭资源的过度和过快转移，父代的当家权缺乏支撑并逐渐瓦解，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反转，以扩大家庭为单位的、由父代主导的当家权实践降落到了核心家庭层次，子代当家以及家庭政治的失衡剥夺了父代在家庭中的话语权[21]，父代在家庭政治中处于“权力失语”的状态。在调研过程中，当笔者问及当前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时，陕西关中金村一位81岁的老年人失落的说了以下一番话：

案例2：“老人还讲啥地位？人家（指子代）一天给你吃一点，把命救住就对了，你还要地位？现在能让你有吃的就不错了。老人在家里讲话没人听，现在时代都是这样了。有的儿子还把老人的养老金拿了不给老人。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儿子还好一点，媳妇没有好的，儿子想在老人跟前好，媳妇不同意，儿子没权，媳妇地位提高了。……老人还能发泄？还有发泄的机会？心里有气带到地狱里去。（老人）最好不要到外面去讲（儿子媳妇不好），讲了传到媳妇耳朵了，老人罪更大。老人只能自己受着，自己忍着”。（陕西关中豆村，YSW，男，81岁，20160715）

并且，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演化并不停止在父代的“沉默”状态。当父代还有劳动能力时，往往需要通过不断为子代付出的方式来获得子代的好感，以维持家庭关系的表面和谐；随着父代的老化，以至于丧失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之后，老年的父代在家庭权力格局中就处于绝对边缘的地位。

第三，从价值实现的路径来看，在现代性的压力面前，发展主义的价值系统逐渐渗透进农民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内部，从而改变了农民的价值体系及其实现方式。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入口渗入到农民家庭内部，从子代结婚开始，现代性所带来的家庭发展主义的压力与农民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绑定在一起，使得父代无怨无悔地为子代付出。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传统家庭中富有伦理意义的代际互动逐渐被父代单向度的伦理付出所取代，在新型家庭伦理的支撑下，父代对子代的持续付出被转化为父代的基本生活动力。家庭的发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了唯一的政治正确。因此，父代的本体性价值得以极大地扩张，但这同时也导致了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⑦]的收缩，父代在“老化”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足够和完满的价值体验。父代的自我实现被导入子代家庭发展的轨道，从而扭曲了父代的价值实现路径。

总而言之，弱势积累的三条路径，既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它们共同塑造了当前农村的低龄老年人危机。低龄老年人直接地参与了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其危机状态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直接产物。对于这些低龄老年人而言，由于其人生任务的完成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目标绑定在一起，使得其不得不“死奔一辈子”，并陷入无休无止地为子代付出的过程之中，其结果是，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家庭发展主义目标，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父代在资源、权力和价值层面的弱势积累效应。

五、横向的压力传递：高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所谓压力传递，突出了当前老年人危机根源的外生性和外在性，这些来自外部社会系统的压力通过特定的渠道和机制传导到了农村的老年人群体。一些学者从“压力传递”的角度来分析当前农村的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问题。例如，杨华、欧阳静运用阶层分析的视角对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进行阐释，认为“中国底层社会的绝大部分问题，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与资源积聚机制，转嫁给了农村。在农村内部，这些问题则通过阶层分化与竞争机制被分配到了农村的某些阶层……农村社会又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与剥削机制，将被分配到某些阶层的底层问题，转嫁到了这些阶层的老年人身上”，并指出这是近年来农村自杀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体的根源[22]。另有学者基于田野经验提出“新三代家庭”的概念，并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新三代家庭”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家庭城市化以及向上流动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压力传递而带来中年人的压力和老年人的危机[23]。压力传递视角的一个典型特点是，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分层，将农村老年人视为底层群体，因此压力传递的逻辑主要表现为压力向“低洼地带”的自然集聚。以上这些研究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但其不足在于，既缺乏对现代性压力背景下家庭再生产机制的细致分析，也缺乏对于农村老年人危机形成路径的差异化认识，因而淡化了家庭再生产作为压力积累的生产机制和压力传递的媒介机制的重要性。

根据前文的分析，纵向的弱势积累是现代性直接塑造农民“老化”的过程，它最为直接、深刻地体现了当前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展现了现代性进村浪潮中父代农民的行动逻辑和个体命运。相对于低龄老年人对弱势积累的直接参与和现实体验，农民家庭中高龄老年人的处境似乎并不能通过这一路径来获得解释。对于当前的高龄老年人而言，他们基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当时的家庭再生产基本维持在简单家庭再生产的阶段，家庭再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继替和香火延续，因此父代在经济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并且，按照原有的社会惯习和农民的思想观念，父代在子代结婚之后就可以逐渐退出家庭生产领域并开始进入养老状态，并不会像当前农村的父代那般为子代辛勤付出一辈子。不过，从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现实处境来看，高龄老年人的状态与低龄老年人的状态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虽然当前农村的高龄老年人没有直接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这一过程，但是，却未能免于家庭再生产方式转型的影响。

为了解释当前农村的高龄老年人危机，笔者借用了学界“压力传递”的概念。相对于弱势积累所体现的代内的纵向维度，压力传递体现了代际的横向维度。这就是说，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逐渐展开的历时性过程中，中年父代不仅与青年子代发生互动，而且也与其上一代的老年人发生互动。高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与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是一个并行的时间过程。因此，农民始终处于绵延不断的“代际更替”过程之中，中年父代不仅以“父”的身份与其子代互动，同时也以“子”的身份与其“父”互动。其中，对上的互动就主要表现为压力向上传递的过程，进而将外在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老一代人卷入了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漩涡之中。因此，高龄老年人的危机境遇并不是直接源于其在完成人生任务过程中的弱势积累，而是来自于共时性在场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带来的压力传递。这是理解高龄老年人危机生成路径的主要视角。

在压力传递的视角下，父代的行动逻辑就被放回到更为复杂的家庭情境和更为多元的家庭关系之中。具体而言，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代际互动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其中，笔者将中年父代与年轻子代的关系称之为“一阶”代际关系，将中年父代与其上的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称之为“二阶”代际关系。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导致了以中年父代为基础的弱势积累和压力累积，造成了“一阶”代际关系的逐渐失衡。而且，失衡的压力逐渐突破了一阶代际关系并进入到了二阶的代际关系之中，即高龄老年人也被卷入家庭发展的现代性压力之中。这样一来，中年父代家庭承受的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处境，通过次级的压力集聚和传递机制，在老年父代身上进一步集聚和放大。

由此可见，虽然当前的高龄老年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这一过程，然而，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于发展主义目标的追求，使得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要被整合和利用起来，从而形成“恩往下流”和“责往上移”的代际转移机制。具体而言，“恩往下流”是指为了应对家庭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的压力，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自上而下地向子代家庭集聚；而“责往上移”则是指家庭发展的压力和成本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中年父代家庭转移，父代因此陷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难以自拔，并且，在一层一层的代际关系中逐渐累加的压力最终传递到了代际链条的顶点，从而使高龄老年人也被卷入压力之中。

因此，压力传递的链条是自下而上并逐渐累积和放大的过程。在调研过程中，高龄老年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儿子也不容易，儿子也有负担”。高龄老年人对低龄老年人的压力感同身受，很多老年父代不仅会操心孙代的婚姻问题，而且还会在物质层面给予一定的支持，虽然这种物质支持在当前高额的婚姻成本面前不值一提，但这却是老年父代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以下一个案例在北方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3：河南安阳南村的王某，女，今年73岁，老伴今年72岁，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某的大孙子今年结婚时花费彩礼10万元，且婚前女方提出要在乡镇买房，王某说，“不买房不中，不买房就行不上（娶不上）媳妇，女方提出买房，我们这里地方不好，比较偏，（不买房）人家不愿意来”。买房总共花费20几万元，其中大部分的钱都是向亲友和银行借的。在大孙子买房时，王某夫妻俩出了1000元钱，这是夫妻俩平常省吃俭用再加上卖粮食的钱攒下来的。王某说，“这钱是给孙子娶媳妇的，孙子娶媳妇，我们也有责任，他们买房钱不够。不买房人家（女方）就不愿意来。我们把自己粮食卖了给他钱，自己就少吃一点，节省一点，饭吃稀一点，不吃面条，就吃面疙瘩汤。生病也不去看，自己受着（忍着）。这些都是平时卖粮食慢慢攒下来的钱……”。

事实上，王某夫妻俩一年的收入只有将近4000元，包括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300元的养老钱，国家每月78元的养老金（夫妻俩加起来将近2000元），此外就是每年卖粮食可以卖1000元左右。由于夫妻俩每天都要吃药，这些收入其实并不够两人开销，因而每年到了下半年都会向邻居借几百元周转，等到年底儿子给了养老钱或是卖了粮食之后再还。但尽管如此，夫妻俩还是为孙子买房资助了1000元。（河南安阳南村，王某，女，73岁，20160615）

王某的情况绝非个案，在调研中发现，父代对于子代的支持往往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的，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高龄老年人也会尽量劳动以减轻子代和孙代的压力。然而，当他们因为不能劳动而需要子代或者孙代的反馈时，往往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这种愧疚感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于子代养老的稳定预期。在一些地区的农村，甚至普遍形成“老人老了就该死”的观念话语和“老了就喝药（自杀）”的行为实践^[⑧]。此外，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还形成了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即个体在家庭中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由其对家庭的资源贡献能力决定的，因而，缺乏劳动创造能力的高龄老年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老人无用论”成为对他们的评价标签。在此，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压力传递在家庭中是如何可能的，进而，现代性的力量何以能够将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本来无直接关系的年龄群体）卷入到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机制之中？

很显然，以家庭再生产机制为基础，现代性带来的家庭发展主义目标转化为农民的价值性认同和地方性规范，由此重塑了地方性规范的核心内容，即肯定家庭发展的正当性，并弱化向上反馈的代际互动维度。当中年父代为了子代承受了如此之大的委屈、代价时，上一代的老年人必然改变对子代乃至孙代的预期，走向对自我的否定。当家庭发展与流动成为终极目标，而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横向的压力传递就被合理化和正当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家庭伦理被融入地方性共识，从而维系和不断再生产以剥削父代为核心的失衡的代际关系。实际上，前者主要强调压力传递所形成的客观背景，而后者则主要强调高龄老年人自身的“自觉”，在家庭发展主义目标面前，高龄老年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不能为家庭带来资源的增量，反而会消耗家庭有限的资源，因此他们会形成对子代家庭的愧疚感，正是这种愧疚感进一步强化了压力传递的正当性与持续性。因此，通过传导机制，高龄老年人被卷入家庭发展的压力中。通过将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进一步区分，能够更加清晰地将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丰富化、具体化，从而呈现出老年人危机的复杂性。

六、结语

家庭是村庄社会的基础，因而农民家庭转型是乡土社会转型的深层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城市化裹挟着现代性逐渐进入中国广袤的农村社会，成为影响和改造乡土社会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结构，现代性遭遇的并非孤立和松散的个体，而是仍然顽强的维持并不断再生产的农民家庭。面对现代性带来的流动、分化、发展与风险，农民家庭通过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方式回应了现代性压力。农民家庭在积极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也逐渐改变了家庭原有的农民“老化”路径和代际互动模式，从而孕育了老年人危机。如果脱离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实践逻辑，研究视野便难以从个体性和偶然性的生命遭遇或人生境遇的层次抽离出来，也就难以洞察在家庭转型时期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本文通过将共时性的老年人危机状态回溯至特定实践逻辑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从而展现了老年人危机生成路径的复杂性。

由此可见，在家庭再生产的视野中，老年人不仅是抽象的年龄等级群体，而且是家庭再生产的产物。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打破了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的代际循环，向家庭再生产过程注入了巨大的张力。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直接强化和延伸了父代农民的责任，压缩了父代生活的资源、权力和价值的基础，而且，父代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向上传递和转移。因此，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蕴含了两条理解老年人危机生成的脉络。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因而其危机生成路径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低龄老年人的危机状态主要源于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纵向的弱势积累，而高龄老年人的危机状态则主要来自于共时性在场的中青年人的压力传递。纵向的弱势积累反映了转型家庭直接迎接并承受现代性力量的过程，构造了父代“老化”的基本脉络。纵向的维度强调了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性，在这个过程中，今日的中年父代是未来的老年人，这些低龄老年人的行动逻辑和命运轨迹是对现代性压力的直接反馈。而横向的维度强调了家庭再生产的结构性，无论从哪个时间节点来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内部积累的压力和能量必然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释放到家庭所有成员中，从而将高龄老年人也席卷进入富有压力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链条。总体而言，横向的压力传递是建立在纵向的弱势积累基础之上，弱势积累则为压力传递和压力分配结构之维持提供了动力和方向，随着弱势积累的持续展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压力也越来越向上转移和扩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老年人危机表现的代际差异。

总而言之，现代性压力下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是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关键变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通过积极回应农民家庭的发展性目标，不仅直接塑造了纵向弱势积累的“老化”路径，而且以此为基础传递和扩散压力，实现两种路径的整合，从而共同促成了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复杂路径反映了转型期农民家庭强大的韧性。当然，随着农民家庭转型的最终完成，老年人可能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压力结构中逐渐解放，从而逐渐脱卸家庭的重负，走出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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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13164615546，电子邮箱：liyongping0420@163.com，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副五楼，邮编：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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