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此文为2019年4月15日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演讲的整理稿）

       2018年，我在广东农村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期间，去年10至11月，我随同行深入广东粤东西北以及珠三角11个市县的20多个村庄，就广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等进行了一次调研。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次调研的一些情况，今天只谈调研发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取得的成效及启示我在《广东实施乡村振兴：以“三清三拆’促‘四变四活”》一文中进行了总结，该拙文发上网后，引起了广东网民的关注，在“今日头条”一周阅读量超12万、点赞2000多个、评论350多条。从评论内容看，有对广东开展这项工作的肯定和期待，但指出存在的问题更多，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这些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实际状况和真实民意。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对广东意义不大，这是我今天要在这里做这个分享的主要原因。希望我的分享能让大家对广东正在进行之中的乡村振兴工作有所了解，了解广东在一定程度上就了解中国。当然，我更大的希望是我的努力能够成为推动广东实施乡村振兴的一种力量。为广东的三农事业鼓与呼，曾是我自踏上广东那块热土后就在心里立下的一个誓言……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基本省情和突出短板。历届广东省委省政府都致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收效不大。2014年可以看作是广东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从这年开始广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省级财政连续三年每年投入14亿元用于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此后投入逐年增加，2018年达到266亿元。2017年广东省又出台《关于227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广东对这些贫困村，每个村平均安排省级财政补助1500万元，并从2018年开始对粤东粤西地区每个行政村平均安排补助1000万元。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有了一定的改观，各类示范村整治效果明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种种原因，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从总体上看，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还没有全域推开、攻坚战的势头尚未形成。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工作进展不平衡，实现目标面临挑战。2018年，广东出台的《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19年年底，全省村庄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环境整治任务，并用3年时间完成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用10年时间将全省农村全面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但从落实情况看，工作开展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示范村，广东示范村主要是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示范村和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共2525个村，大约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13%。实际上，一个市县倾力打造的就是两三个样板村，省市县大量资源都集中投放在这些样板村，少则几千万，多则一两个亿，这些样板村无疑多数都是省市县一些重要领导和重要部门的帮扶点。我们调研的村庄大多数也属于此类，像韶关市的灵潭村、河源市的坪围村、肇庆市的社播村等。尤其是肇庆市高要区乐城镇的社播村，是市区两级政府联合打造的样板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开始创建到基本建成仅用了4个月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奇迹，但却凸显了一些地方乡村振兴“样板化”的倾向。这种用重金打造样板村的做法，显然脱离了当地经济发展实际，也脱离了群众需求实际，因而很难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事实上，占村庄总数80%的所谓面上村，却由于享受不到示范村的政策待遇，缺乏必要的资金等原因，大多数行动缓慢甚至没有行动，仍然处在等待观望之中，村庄面貌改变不大，不少村庄“脏乱差”现象依旧，有的甚至连出行的路都没有。

（二）“三清三拆三整治”持续推进难度大。“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在广东已推行了几年，广东各地积极探索 ,创造了许多经验和做法，如清远市在全省率先推行“四不补”、 梅州市发放清拆“地票”等。2018年上半年，广东在全省农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据官方统计，广东全省共有108841个自然村启动了“三清三拆三整治”村庄环境整治，占总数76.4%。2277个省定贫困村18996个自然村全部启动村庄整治工作，其中17875个自然村已基本完成整治，占总数94.11%。不过，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水分的。运动式治理是把“双刃剑”，如果没有长效机制，其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2018年下半年，广东“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推进力度大为减弱。据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反映，“三清三拆”工作韶关市县支持每村5万元，从农田保护资金中拿出60%，镇里支持一部分、村里自筹一部分，而拆一个平方米最少要25元（含清运费），资金缺囗大。该镇板岭下村2017年欠下20多万元的清拆资金至今无力付清，其它村因资金无着落工作不敢推进（靠乡贤捐助和村民集资满足不了需要）。除了资金缺口外，这项工作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乡村组织工作手段有限，危旧房能不能顺利拆掉，完全取决于村民的自觉配合；二是电力电视通信线路的整改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三是后续长效机制建立不力，有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拆旧建新”，对于危旧房拆除后怎么建设没有系统谋划，不少村庄拆除后的地皮长满杂草，造成资源浪费和村民抵触。

（三）垃圾处理模式不合理、体系不健全。广东和全国一样，农村垃圾处理基本上是套用城市的垃圾处理模式。经过多年努力，广东已基本完成了“一县一场、一镇一站、一村一点”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基本上形成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从运行情况看，这种垃圾处理模式效果是有的，但运行成本太高。如肇庆市怀集县全县一年的委托垃圾转运费用是500 万元；垃圾运到县填埋场后，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每年处理费用也大约 500 万元；县里实行“以奖代补”，每年给各镇的奖励共 715 万元，加上其他费用，一年县里在垃圾处理投入不少于 3000 万。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反映，目前该镇垃圾处理费是每年县里补助100万元，但从2019年开始，县里将取消这笔补助，而该镇每年财政收入只有300多万元，常年缺口130多万元。台山、开平市反映，一些经济条件差的村庄未按要求配备保洁员，保洁员工资太低，每月只有四五百元，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配保洁员，保洁工作由村干部兼做。一些地方四道（国、省、县、村道）沿线垃圾露天堆放，未及时清运。一些庄村村民对收取垃圾费存在抵触情绪，还有村民认为交了保洁费，就事不关已，不配合村庄保洁工作。绝大多数村庄都没有开展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成本高、实用性差。广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开展得比较晚，在村庄较大规模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还是近几年的事，污水处理模式大多是从浙江等地移植过来的，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有动力、微动力和无动力几种。2018年广东省全面启动了粤东西北和惠州、江门、肇庆15个共27个县（市、区）整县推进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这项工作问题最突出、基层干部群众意见最大，主要是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建一个污水处理池造价多在三四十万元，如果加上配套管网建设总投资高达两三百万元，还有后期运行维护成本。投资大不是主要问题，因为采取PPP模式，不用村里掏钱，主要问题是没有效果。我们在兴宁市郊区调研了三个村庄，在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两个村，村书记直言不讳地说，建成一年多的污水处理设施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最多三年污水处理管网肯定会被阻塞掉。该村书记介绍说，这两个村的污水处理池设计收集污水量为80吨，但实际不到20吨。在另一个已规划建污水池但尚未开工的村庄，该村书记明确表示，建这种污水处理设施没有用，纯粹是为了考核而建。三位村书记的看法得到了在场市镇干部的认同。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种照搬城市的污水处理模式，不适合丘陵山区农村。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村庄，不少村庄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成了摆设，只是上面领导来考察才用一下。2017年，惠州市环保局一项调查显示，全市约有25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的负荷率不足50%，镇级尚且如此更何况村级？还有，目前普遍采用的PPP模式，由县里统一打包给污水处理公司的做法，以及污水处理池建设选址和用地审批等都存在不少问题，各方意见很大。比如，台山市由于受当地风俗习惯、外出村民意见不一、超出合同外不合理要求等，该市 432个农村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选址难于落实。

（五）美丽乡村建设的城市化和旅游化取向。过去几十年城市取向的发展，慢慢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一切向城市看齐的思维方式。广东近十多年来的农村建设，不论是农民自己盖房子还是政府主导的示范村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城市化，即“建城里一样的房子，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很多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都是照搬城市小区建设模式，而且追求“高大上洋”，像建大牌坊、大村标、大公园、大广场等，还有过度硬质化、园林化等，而且千村一面。另一个特点是旅游化，就是乡乡搞旅游，村村建景点。绝大多数示范村尤其政府重金打造的样板村，不管条件具不具备，都把乡村旅游作为发展新产业的首选。我们调研的20多个村庄大多数都是这个发展思路。去年省里搞了一个活动，全省各地一下申报了310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线路长度6024.16公里，覆盖1782个行政村。乡村旅游的开发方式大多是模仿其他景区，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不少旅游项目都存在抄袭模仿、粗制滥造、平庸低俗等问题。一些村庄搞红色旅游，但设计花俏庸俗，墙上到处是红色图画，定人眼花缭乱，完全背离了红色旅游的本质与魂灵。这些经过精心打造的村庄已越来越没有了乡村的味道，更难让人“记得住乡愁”。这样的村庄凭什么吸引游客？旅游搞不成有多少资源被浪费？事实上，这些年广东很多村庄投入大量资源搞休闲农业和发展乡村旅游，刚开始几年通过各种活动还能勉强拉来一些游客，但几年后就撑不下去了。比如梅州市龙田镇打造的田园综合体（千亩韭菜花基地观景平台、瓜果长廊、环基地观光绿道等）便是一例。广东真正需要的是汇集各方面力量，打造若干像浙江乌镇那样的大型乡村旅游项目，以此提升广东乡村旅游在全国的地位。

（六）规划编制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现象。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东农村“脏乱差”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过去缺乏长期发展规划，更缺乏农村规划建设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导致农民违章建房、村庄景观杂乱、居住环境恶化、有新房无新村,消防安全隐患大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广东把县（市、区）作为推进村庄规划编制的责任主体，要求确保实现2018年年底前，村庄规划基本全覆盖。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村庄都有做规划的需求，事实上早年新农村建设也做了一大堆规划，但基本上没派上用途。更重要的是规划编制方法存在问题，在一次调研座谈会上，一位当地领导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规划出了问题，他说了一个现象：上面督办要求限期完成村庄规划，规划公司派来两个大学生，带着电脑到村里调研一两天，然后按照统一模板复制粘贴形成一本千篇一律的规划文本，图文并茂，很漂亮，颇能让乡村干部眼前一亮，15万规划费拿走了，但到了实际根本用不了，完全是废材料，还得由当地干部群众自己摸索。一些规划公司到处找关系，拉来很多项目，自己又做不过来，就到处找在校学生来做。这样的规划有什么作用？什么人受益？规划编制成本高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肇庆市怀集县计划拿出7000万、德庆县计划拿出1600万资金来做规划，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保了做规划的钱就少了做其他建设的钱。

（七）体制机制不顺，基层积极性受挫。我们在基层调研，感受最大的还是基层干部对现行体制机制不顺的抱怨，每次调研座谈会，都有基层干部提出这个问题，并举出许多现实的例了。很多基层干部认为，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如何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为此做好的准备，政策措施没有应时而变。因此，当基层干部群众按照省里要求大干快上的时候，却时常遭遇现行体制机制的掣肘，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比如给贫困户盖房子，需要众多部门审批，盖个厕所也要招投标，农民自家门口的活自己却干不了（广东出台的《支持村级组织和农民工匠承接农村小型工程项目指导意见》解决了部分问题），一个古村修复总共拨款300万元，走流程就花掉60万元。对于招投标制度存在的问题，广东省长发了脾气，并发话100万以下工程不走招投标程序，但无奈下面不见红头文件不敢妄动。还有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足、项目资金拨付难等问题。一方面基层叫穷没有钱，另一方面省里下拨资金却用不出去，这是发生在广东的奇特现象。2018年7月，广东省政府召开了一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会”，会上通报截至6月底，广东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省级财政下达资金165.51亿元，实际支出8.1亿元，仅占5%。这个现象凸显了广东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一些乡镇领导认为，广东乡村振兴工作顶层设计不够完善而且比较慢，有的虽然出台了政策,但政策存在不确定、不连续、不合理等问题，有的工作已经开展了较长时间，但正式文件迟迟没有出台，导致乡村干部工作方向不明、无所适从，尤其是对于资金使用，担心对文件理解有误，小心谨慎、顾虑重重，生怕出错被问责，因此导致工作进展缓慢。江门市反映不少投资者希望到农村投资民宿等，但却迟迟等不到上面的支持政策。河源市某村书记反映，上面给该村安排了一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是村里并不需要，村里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部分在耕农田干旱问题，但买酱油的钱是不能买醋的。

（八）村庄内生动力不足，政府包办现象普遍。广东不少地方基层干部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政府在干、农民在看”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把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看成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上面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对于涉农项目20%的资金由村民投工投劳来解决的规定，很多村民也不理解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认为政府给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我们投工投劳？有些村庄办什么事都要讲钱，开村民代表会议也要给钱。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随着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日益严重，村庄没有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些村庄大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难以承担新农村建设的重担。政府自身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过度干预，建设主体错位化，不愿意给基层放权，省里给每个村补助1500万，但这1500万如何使用，当地干部群众说了不算，一切由上面作主，多数项目都是上面直接“带帽”下来。在调研中，很多村书记抱怨现在村里一点权都没有，所有项目都是上面定的，村里连项目建设质量监督权都没有。政府社会动员能力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疏于对农民的教育和管理，公共舆论导向出现偏差、政府职能出现某些异化等。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广东三农工作在全国处于落后的地位，中央三农文件少有来自广东的元素，这与广东经济老大和改革领头羊的地位不相称，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是广东干部的一个痛点。不过，分析落后的原因，有些广东干部认为除了客观上广东三农工作做得不够好外，还与广东人不善于总结和宣传有关，广东不少东西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分析广东三农工作落后以及上面所列问题产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轻农思想比较严重。在广东待的时间长，与广东干部接触多了，你就会明显感受到广东干部的轻农思想，因为他们对三农工作兴趣不大，他们的兴趣在工业、贸易和城市建设上。地方政府上传达贯彻中央和省里三农工作会议精神，大多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实际行动不多。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些干部认为，乡村振兴点多线长面广，历史问题、治理问题，土地问题交织，规划乱，建设乱，欠帐多，原来乱了，一下抓不出成效。一些干部认为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压力都比较大，搞招商引资、抓产业项目和城市建设是当务之急，抓农业短期难见效。还有干部认为乡村衰退势不可挡，比如空心村问题，乡村连人都没有，做那么多项目意义不大。一些地方党政组织对乡村振兴工作重安排轻落实，简单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不少地方看上去每项工作都在推进，但就是“蜻蜓点水”，造几个“盆景”，满足于对上有个交待。

2、顶层设计比较落后。广东号称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但在三农工作方面却缺乏应有的改革创新意识，顶层设计比较落后。我在广东待了大半年，接触了不少广东不同层级的干部，深感在广东官场上，唯上唯书的气氛很浓，在这点上甚至不亚于江西等内陆省份。分析广东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首先是不想改革，总是依赖中央、省里或者其它地区提供现成的样本，然后“依葫芦画瓢”；其次是不敢改革，总怕改错了担责受罚，吃力不讨好；其三是不愿改革，满足于现状，不去学习外省甚至是中西部地区经验，不主动适应走在全国全省前列的新要求，满足于老套路、老方法、老思维。

3、有些领导急于求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我党干部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这是优点但把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我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地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地方政府闻风而动，恨不得马上就能拿出看得见的成果，但乡村振兴是“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在与广东省里一些接近省领导的中层干部交谈，他们都不约而同谈到一个感觉，那就是有些领导太急了，多少年积累的问题想几年就解决掉。比如在财政资金下拨方面，省定2277个贫困村，计划三年共投入313亿，但第一年就下达了219个亿，这也是造成财政下拨资金使用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对于规划编制，广东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要求在2018年年底前，村庄规划基本全覆盖。

4、政策多变和总体发展指导思想不明确。广西大学周游等学者在广东调查后认为，近十几年来，广东省市两级政府的政策和整治工程都缺乏一个长远而明晰的目标，都是问题导向、被动反应式的。农村干部抱怨的不是政府忽视农村工作、缺少投入，而是目标与政策多变、政府投入与达标要求不一致等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稳定的规划，整治工程的主要问题是分散投入、重复建设和低效使用。尤其是政府换届，换了一任领导，领导思路不一样，结果是不停地折腾。

5、用城市思维解决农村问题。用城市思维解决农村问题体现在诸多方面，套用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便是其中之一，但城市本身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城市与农村有天壤之别，城市的环境卫生是属于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农村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受农耕文明影响。农耕文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在传统乡村社会是没有废物的，所有的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现在把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单独拎出来，只讲末端治理忽视前端治理/源头治理（自然和环境教育、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把垃圾污水处理与农民生产生活割裂开来，这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歧途。我们在兴宁市农村看到农妇从化粪池里取水浇菜，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我常想，农村地域辽阔，边远山区离县城上百公里，把那里的菜叶子等厨余垃圾拉到几百里外的县城统一处理并填埋，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但却有媒体为这种农村垃圾处理“城市化”叫好。 

6、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不良风气主要是指上面某些领导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这些不良风气给农村带来的影响，我们在基层做调研，可以说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得到，基层干部群众对此非常反感，但早已习以为常。前面说的那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些不良风气造成的。下面弄虚作假、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做违背政策法律的事，也与这些不良风气高度相关。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基层干部说出了“逼良为娼”的话。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是比较容易产生这些不良风气的，我党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与这些不良风气作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的胜利与否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过去是这样，今天亦如此。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从目前情况看，广东要实现《实施方案》提出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而要让广东乡村振兴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广东模式”、形成“广东经验”则面临更大挑战。但只要广东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发扬广东革命和改革开放精神，拿出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就一定能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攻坚战，为广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广东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树立赶超浙江的决心和信心。浙江农村的发展比广东好得多，一些广东人甚至认为周边江西广西农村的发展也比广东好。浙江农村发展有很多值得广东学习的地方，比如“千万工程”、“五千万精神”等。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持续16年推进“千万工程”，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绝大多数村庄都完成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成了一批美丽乡村示范县、示范乡镇和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当然，浙江农村有许多优势，比如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地理位置优越以及浙商文化影响比较深等。广东要树立赶超浙江的目标，对标赶超、急起直追，逐渐缩小与浙江农村的差距并最终赶上浙江。实事上这些年广东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浙江学习，很多工作也是拿浙江做参照，只是目标不够明确，缺乏赶超计划，措施不够、力度不大等。

二是把改革创新当作牵牛鼻子的工作。广东乡村振兴要实现赶超浙江和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动力来自哪里？关键还是靠改革，以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改革的目标是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首先是要在乡村振兴综合改革方面有新突破，加快农村“三块地”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资本下乡、市民下乡、人才下乡创造条件，推动农村“三变改革”。其次是完善乡村振兴扶持政策体系。包括健全乡村振兴稳定投入保障机制、提高乡村振兴用地保障、完善人才流向乡村保障政策、创新乡村振兴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方式等。其三是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统一协调的工作平台，协调政府各个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相关组织和企业，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其五是给基层组织放权，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基层组织的权责不匹配，被条条框框梱住手脚，工作缺乏自主性等问题。有识之士呼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吧，分权放权，解放基层干部，让基层干部从问题入手，实事求是放手干吧！

三是坚持正确的发展思路和方法不动摇。这些年广东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积极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了一些符合广东农村实际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方法。比如“三清三拆三整治”、连片连线整治开发、在自然村建立理事会、“四不补”原则和“地票”制度等。尤其是“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是广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主要抓手，已经成为广东的特色工作，而且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广东这几年实践看，一个村庄“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做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村庄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对于这些符合广东农村实际的发展路子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要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坚持抓下去,抓出实效,干出名堂。

四是把握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解决其中的突出问题，从当前广东大部分农村地区看,人居环境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垃圾污水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脏乱差”问题。抓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同时，广东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示范村与面上村之间，即局部受益与普遍受益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当中，尽可能让更多的农民受益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今后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着力点，应当是在坚持抓好示范村建设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来，把示范村的经验更多地复制到面上村，同时把给示范村的政策也尽量给面上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全省大多数村庄完成人居环境整治任务，达到省里规定的干净整治村标准，这才是广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根本目的。 

五是创新垃圾和污水处理的思路和模式。广东农村目前这种垃圾处理模式继续运行存在很大压力，因此，探索适合广东农村实际、合理健全的垃圾处理模式势在必行。建议广东在这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探索的方向是从传统农耕文明中挖掘潜力，激发农民搞好环境卫生的内生动力，着力点是把工作重点从垃圾处理的末端转移到前端和源头，在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上下功夫，减量、减量、再减量。污水处理模式必须动大手术，如果广东有一半的村庄建成现在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其投资总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如果几年后这些设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完全就是摆设，其造成的损失将是触目惊心的，这种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其对广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因此，建议广东暂停在粤东西北丘陵山区建设明显不符合农村实际的污水处理设施。2018年9月29日，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把标准制定权下放给了省、市，这给了广东解决问题的机会。广东应当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专家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智慧，共同研究制定切合广东农村实际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及工艺。在粤东西北丘陵山区，总体上应坚持“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原则，降低生活污水处理成本，提高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是为基层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上级领导和部门应多为基层着想，为基层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首先是顶层设计要早、巧、好，强化制度供给，及时出台相关操作性强的政策文件，切实为基层解决“人、地、钱”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是组织业务培训，吃透上级政策，尤其要加强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使用的专项业务指导，以打消基层同志的思想顾虑。其三是监督关口前移，从纪检、财政、审计、国土、建设、交通、水务、农业等部门抽调相关专业人员提前介入，进行事中监督，确保建设项目实施规范和资金安全使用。其四是汇编乡村振兴工作手册或指南，用于指导基层开展工作。其五是财政收入分配向乡镇倾斜，确保乡镇有足够的工作经费，包括用于表彰和奖励的经费，这对调动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同时还要适当提高贫困地区乡村干部的待遇。其六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给想干事的干部吃一颗“定心丸”。

七是吸取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韩国新村运动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并把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但是，新村运动的成果掩盖不了农民的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的衰退。从本质上讲，新村运动并不能扭转或减缓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城市化、融入城市化，必将被城市化吞噬。韩国在新村运动后期总结了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其有两条特别值得广东各级干部认真吸取：一是政府过于干预，农民过于依赖政府，抑制了农民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政府干预难免滋生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矫正起来成本与代价很高，有些社会效应是不可逆的,因而无法挽救和补救,损失也比较大。单一、单向的政府计划、政府行为导致和加剧了政府“实绩主导”和“办公室预案”的倾向和后果，外观上显眼的政绩多，对农民没有多大帮助的工程项目也不少，浪费了国家的人财物。二是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未能及时发现和反思运动中期政府的过度干预，因而未能及时提出解决对策和措施，进而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