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使命与农民生活秩序的重建

——读贺雪峰《最后一公里村庄》

李永萍

“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基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困扰基层干部的主要难题之一。贺雪峰新著《最后一公里村庄》（下文简称贺著）不仅深刻分析了作为基层治理难题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农民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作者在“导读”中所言，“最后一公里”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渗透于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但是，国家权力似乎触摸不到这些现象，即使触摸到了，又似乎缺少有效的介入方式。笔者以为，贺著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开拓基层治理的视野。同时，也为农民生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诸多启发。

乱象丛生：农民生活秩序的紊乱

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作者分别从社会、家庭、治理等层面展现了当前农村社会出现的诸多乱象，其中，农民生活秩序问题是该书论述的重要内容。在传统时期，农村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在村庄内生权威的引领下，乡村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能够得到很好地维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农村社会逐渐开放，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进入也在逐渐改变和瓦解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

结合贺著的内容来看，农民生活秩序的紊乱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家庭，二是村庄社会，二者都是农民日常生活展开的基本框架。首先，村庄社会秩序的紊乱挑战了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底线。例如，人情往来原本是熟人社会中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农民在此过程中相互走动、相互帮助，从而使个体在熟人社会中找到归属感和意义感。而近年来，人情异化在各地农村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在本书中提到，在江汉平原等原子化地区，人情异化主要表现为“无事酒”越来越多，“办酒”逐渐成为农民敛财的工具，人情礼金越来越高，人情项目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母猪产崽也办酒席”的乱象。农民都不堪重负，但却又不得不卷入其中。而在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情的异化主要表现为酒席档次越来越高，人情礼金也随之越来越高，在当地村庄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人情逐渐成为一种排斥机制，村庄“经济分层通过人情等机制形成社会排斥”。村庄内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因赶不起人情而逐渐被排斥出村庄主流，“越来与成为村庄中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人群”。可以看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异化状态，其共同特征在于，人情已经逐渐褪去其传统的公共性内核，人情往来作为熟人社会关系的基本维系机制已经渐趋失序。

其次，农民生活世界的失序还体现在家庭的失序，家庭内部的关系状态和相处之道发生变迁，这集中体现在代际关系的失衡。在现代性因素的刺激下，传统社会中“抚育—赡养”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代之以父代对子代无尽的付出和子代对父代有限的反馈，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延长。近年来，农村社会中出现的“天价彩礼”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在本书中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天价彩礼”的出现固然与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有关，但支撑其维系的动力还在于父代对子代厚重的代际支持。在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的压力之下，父代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子代结婚，否则不仅愧对祖先，更难以承受村庄舆论的压力。对于大多数父代而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额的彩礼为子代结婚，为此他们往往通过透支自己未来劳动力的方式，即借债来完成；而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则要面临还债的压力。因此，父代往往要“死奔一辈子”，等到其终于还清为子代结婚所欠下的债务之后，他们通常也就没能力再为自己积累养老资源，而此时子代对父代的反馈非常有限，只能维持父代“底线生存”的状态。因而，失衡的代际关系将父代卷入不断为子代付出的漩涡之中，家庭关系也面临失序的状态。

当然，由于自然、历史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中国农村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异，作者将中国农村分为南方宗族性村庄、北方小亲族村庄和中部原子化村庄。在区域差异的视角下，农民生活秩序也就具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形态。这进一步意味着，虽然同处于乡土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农民生活的失序在程度和层次上均可能存在差异。宗族性村庄内部结构相对完整，村庄内生组织能力较强，因而当村庄生活失序时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从而能够维持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各种失序现象因而表现的并不明显。而原子化村庄内部相对分散，在家庭之上缺乏统一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庄内生组织能力较弱，因而各种生活失序现象容易走向极端。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同样是面临人情异化的问题，宗族性村庄和原子化村庄就具有全然不同的应对能力和应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框架。要理解农民生活秩序生成与变异的复杂性，这是能够真正触摸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根本方法。

重建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

农民生活世界的失序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本书也潜藏着作者对于如何重建农民生活秩序的关切和讨论。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其发展的核心不在于将农村社会建设的多么繁华，而在于维持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底线，从而让农民在熟人社会中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因此，农民生活秩序重建的核心不在于经济建设，而在于文化建设。文化建设需要坚持农民本位和村庄本位，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明白农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建设？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建设？事实上，农村和农民需要的绝对不是阳春白雪式的、精英式的和消遣性的文化，而是与农民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文化。文化建设需要以村庄为载体和抓手，以农民为主体，唯有引入农民的广泛参与，才能调动村庄内部的资源，激发村庄的活力。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探索出一条真正触摸到农民日常生活的、低成本且易推广的文化建设路径，使农民真正参与其中，从而化解文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并重建农民生活秩序。这是村庄的应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