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婚致贫: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

摘要：因婚致贫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由于女性的梯度转移，贫困地区农村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洼地，农民原本脆弱的家庭经济结构难以支撑高额的婚嫁成本，迫使农民不得不通过借债、透支养老生活等手段帮助子代完成婚姻问题，而那些弱者则无力应对婚姻困境，不得不成为婚姻市场上的剩余人。异化的婚嫁成本不仅造成了农民家庭的持久性贫困，阻碍当前扶贫攻坚战役的进展，同时还给那些无法完成人生任务的农民带来巨大的精神摧残和价值崩塌。婚姻市场的经济决定论还带来了农民家庭矛盾纠纷增多，骗婚、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加。在社会失灵的背景下，政府移风易俗、重塑健康的社会秩序迫在眉睫!

关键词：贫困   彩礼   人生任务   光棍   婚姻市场   

为了实现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攻坚战，从医疗救助、产业扶贫、教育扶智、移民搬迁、民政兜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然而，在调研中发现，在当前婚姻市场上婚嫁成本越来越高，娶妻难度越来越大，由此伴生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因婚致贫，即由婚嫁成本过高给农民带来的娶妻难，家庭容易堕入贫困或者难以脱贫的现象成为了贫困治理中的难题。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专门指出，“有的地方文明法治意识淡薄……不少贫困群众沿袭陈规陋习，有病不就医靠信教、搞法事，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一婚十年穷’”^①。由婚嫁成本给农民带来的持续性贫困或者脱贫再返贫困境成为阻碍当前扶贫工作的主要绊脚石，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对于当前的扶贫工作来讲，将有巨大的推进意义。

2017年春节期间，河南安阳汤阴县某村27岁男子在新婚之夜与妻子因为彩礼发生争执而失手将新娘锤杀^②，而那名男子年近七十岁的父母不仅要面临着独子入狱的悲痛，还要偿还几十万元的债务。这件事情引爆了舆论关于婚嫁彩礼的大讨论，而从笔者所在团队大量调研及回乡观察样本数据来看，当前多数地区的农民娶妻成本已经到了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地步。尤其是在大多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越落后，娶妻难度就越大，所面临的婚姻成本就越高，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更是几乎被逼入绝境。因婚致贫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以及高额婚嫁成本给农民家庭再生产、贫困治理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借助农民人生任务这一视角进行了相关探讨。

一、农民的人生任务——价值与危机

对于中国农民来讲，即便经历了一系列社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理性的不断觉醒，家庭仍然具有浓厚的价值意义。钱穆说过，“中国人的家，实即中国人的教堂”^[1]，许烺光曾经描绘了一幅中国农民活在“祖荫下”的生活图景，农民对“祖先”的敬畏以及强烈的“续香火”的观念^[2]。求偶、结婚、抚育这一套活动体系所构成的“生育制度”的基础正是超越个人的种族与家族的延续^[3]。

传宗接代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根本价值，不只是男子才有，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根本价值，构成了中国社会运作的基础^[4]。在这套早已内化于心的规范中，子代的娶亲完配被农民视为理所当然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他们的生命轨迹以及日常生活的开展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此来展开。正如陈辉在关中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常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过日子就是过孩子”^[5]。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农村，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很强，农民不仅要实现自身传宗接代的任务，还把子代传宗接代的任务视为自己份内的重要事情。

中国的家庭伦理将个体的生命意义放入到一个长久的家族谱系中，正是在其中农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实现和延续。即使经历了现代思想的启蒙，个体理性不断地觉醒，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家庭再生产仍旧是农民的终极人生目标，也是其积蓄、奋斗的动力。任何苦难、不幸与贫困，相对于此都是短暂的，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子代能够顺利成长，家庭就有上升的希望。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都有着较为强烈的规划意识，生命历程被分为一个个结点，每一个结点都有一个关键性的目标，目标达成就可以向下一个节点努力，直至完成所有的目标，人生就会圆满。笔者在关中农村调研时访谈过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孙子都已经长大，他说“我现在可以放心去死了”。这种对死亡无所畏惧的态度给予了笔者极大的震撼。在湖北秭归调研，当地一位五十岁的村干部儿子刚结婚生子，他和妻子就已经准备好了棺材，觉得任务已经完成，剩下时间可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即便死也无憾了。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在完成了他们看来必须完成的任务之后，都有一种完满感和解脱感，对于死亡也就没有了恐惧。陈靖研究发现，“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生命绵延感与死后世界的想象，获得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6]。

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人生任务：自己成家—生子—抚育子代—子代成家、赡养父母—辅助子代家庭、为父母送终……中国家庭有着浓厚的责任伦理，父代将抚育子代、帮助子代结婚等当做自己的人生任务，并为之不断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即使背负了高额的债务也大都是心甘情愿，并不会过多计较个人得失。父代人生任务的完成和其经济能力、责任链条(人生任务轴)的长短息息相关。一般理想类型如图 1所示。

然而，农民当前这套早已内化于心的伦理性价值与人生任务体系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于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子代娶亲完配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而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们在传宗接代任务影响下，为了应对计划生育而人为干预生育性别所带来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严重苦果。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20岁~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①。李树茁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从2000年以后出现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2015—2045年间将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7]。

在总体适龄婚配女性稀缺的大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有了更多的主导权和选择权。因此呈现出梯度流动的趋势——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从偏远到中心，结果使得那些处在偏远地区农村的男性成为了婚姻市场上最为劣势的群体。更为残酷的是，身处贫困线边缘以下的农民家庭还面临着子代终身成为光棍的危机，而一旦失去了婚配机会，那么家庭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即便是政府能够给予再完善的扶贫措施，也难以唤起农民发展的动力，绝望比贫困更可怕。在当前既有的贫困治理对策中，对于农民因婚致贫的关注以及治理手段显然是缺位的，这种缺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彩礼的性质比较特殊，其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婚配问题，不同于贫困户由于疾病所带来的家庭经济困难等可以通过大病医疗救助等手段来进行解决，彩礼问题只能由农民自己去承担；二是在全国婚姻市场背景下，任何措施都难以解决男女性别比极度失衡这一既成事实带来的社会后果，除非引入国际市场来弥补这一问题，显然又不现实。

二、高额婚嫁成本——农民人生任务不能承受之重

农民的婚配难题正在遭遇着两种结构困境的冲击：一是受传宗接代意愿强弱的影响，那些生男偏好强烈的地区，在计生政策的影响下，由于选择性生育等造成人口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调，而那些出生在计生政策严格时期的男性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婚配阶段，适龄女性稀缺；二是随着打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的均衡，处于偏远落后农村地区的女性有着更强的向外出嫁的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男性则面临着本地女性大量外流的困境，适龄婚配女性稀缺。而那些同时遭遇这两种结构困境夹击的地方，男性娶妻的压力则会更大，而这些地区往往又是贫困治理的核心地区。

如媒体曾报道过的甘肃省庆阳市焦村镇的“人市”，即春节期间繁忙的相亲市场，媒人通过掌握到的男女青年信息赚取媒钱。在“人市”中，女性充分掌握了彩礼要价权，“像皇后一样”检阅前来相亲的男性，彩礼钱也像房价一样年年攀升，农民辛苦一年赚的钱有时候还抵不上彩礼一年上涨的幅度^①。当地人为此还专门编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这种异化的婚姻样态，“庆阳姑娘太值钱，想要媳妇先攒钱；好不容易攒点钱，娶个媳妇全抖完；一次花了几十万，还有媒人没算上；酸甜苦辣真难言，外债不知何时还……”^②而这仅仅是众多娶妻困难农村中的一个缩影。

“一婚穷十年”是农民关于因婚致贫的经典说法，主要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结婚的成本实在太高——彩礼不断上涨，多数地区都是在十万以上；要在村里建房或者城市买房的投入就更像无底洞，少则十多万，多则无法估计；置办首饰、酒席等标准都在节节攀升，即使比较节俭，也需要三四万元。也就是说，给一个儿子娶媳妇至少需要花费三十万元。按照一对中年夫妇每年打工净存三万元来计算，至少需要十年。

彩礼，源于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六礼”，《礼记·昏义》规定“婚”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从议婚至完婚共有六种礼节，彩礼就是纳征，送聘礼。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送彩礼是婚姻礼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于当时的社会秩序普遍遵循着“既嫁从夫”的规则，彩礼既是表示明媒正娶的礼节，也是对女方父母抚育女儿的补偿。而在当前，彩礼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地位，她们不再是家庭中的依附者，《婚姻法》也从法律形式上彻底废止了传统时期婚姻买卖的形式，倡导自由恋爱、结婚。彩礼并未在民间消失，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存在，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转一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八十年代的四大件儿(冰箱、电视、洗衣机、录音机)；现在的三金(金首饰)，一动不动(汽车、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至少一张50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的标准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今天人人谈之色变的地步。

从在各地调研的结果来看，彩礼暴涨、异化严重发生在近十年，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进入了高速上涨期。在赣南宁都县调查，七十年代彩礼是五百元左右，八十年代彩礼上涨到千元以上，2000年彩礼是六七千元，2005年达到了一万元以上，2010年达到了十万左右，现在彩礼价格达到了十五到二十万。在2005年之后，女方家庭不仅对彩礼有要求，对于住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彩礼在暴涨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的社会功能：通过彩礼这道门槛，女方父母都希望让女儿嫁个好人家，以后生活能够好过一些。因此，彩礼价格既是一种门当户对的甄别机制，也是家庭财产的分割调控机制。在独生子女较为普遍的地区，如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以及东北三省，传宗接代的观念不是很强，男女相对平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比较严格，农民的生育观念转变迅速，因此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对均衡。在这些区域，虽然部分地区也要彩礼，但是女方父母为了女儿更好地生活，往往会把彩礼转移给小家庭，有的还会贴上一笔费用。而在华南宗族以及华北、西北农村，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很强，尤其是现在已经步入婚配期的80后和90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比严重失调，造成现在的婚配难题。面对男方多子家庭，女方父母往往通过多要彩礼来提前实现家庭财富的转移。因此，这个地区的彩礼流向有两种：一些家庭会把女儿的彩礼返还给女儿的小家庭，也有一些家庭会将大部分钱留下来给儿子娶媳妇。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全国大多数地区结婚的成本都比较高，需要支付彩礼的地区占到了绝大多数，但是受到区域性经济发展水平、子女数量以及彩礼流向等多因素的影响，父代在帮助子代结婚方面的任务和压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前的趋势是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高于城市，偏远地区农村的彩礼高于普通农村。因此，婚姻成本对于那些注重传宗接代的偏远农村压力会更大，对于这些地区的贫困治理影响也更大。

三、因婚致贫——绝望比贫困更可怕

对于贫困地区来讲，由于区域发展滞后，农民家庭经济相对薄弱；观念保守，重男轻女思想依然盛行；而由于选择性生育所带来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恶果已经显现。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日益增强的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打破了区域性婚姻市场的平衡。落后的条件使本地姑娘越来越多选择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活，而男性又被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束缚在家中，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地区。随着女性梯度转移而带来的婚姻挤压使得当地娶妻成本和压力越来越大。

(一) 彩礼异化让婚姻更像交易

由于女性稀缺，形成了婚姻市场上以彩礼价格决定婚姻成败的主导因素。在婚姻市场上，媒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中介作用，女性被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出售”的资源，众多男性家庭是买家群体。由于资源稀缺，媒人就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坐地起价，而在“卖方市场”中，女方父母通过高额彩礼来获取收益，以至于在介绍婚姻的时候，双方讨价还价，充满了交易的味道。而伴随着便捷的交通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发展，媒人之间互通信息的机制越来越便捷，从而使得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配置能力更充分，那些在婚姻市场上经济能力较弱的农民家庭就被排斥在外。如赣南ND县LC镇，全镇六万多人口，有二十多个职业媒人，而这些职业媒人之间互相合作，掌握到的信息可以覆盖到整个ND县及周边地区。每介绍成一单婚姻，提供信息的媒人都可以得到一两千元的媒钱。当地彩礼均价是十五万元左右，即便是身体残缺的女性，也差不多需要这么多彩礼，这使得很多贫困户中身体健康的男性根本无法完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而在以彩礼价格为主导因素的婚姻中，男女双方经由媒人牵线坐在一起协商，初次见面不过个把小时，基本上就决定了两个人是否要步入婚姻殿堂。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谈判的焦点也不过是彩礼多少、仪式如何等，无关年轻男女的感情。

当前，多数农村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脆弱的家庭经济模式难以支撑高额的婚姻成本。即便是在中部地区农村，农民依靠人均一亩的土地以及外出打工收入，要想积攒三四十万元也得全家努力至少十年，更别提在深度贫困地区。如前文提到的“西海固”地区，彩礼普遍价格已经飙升到了十多万。而当地的基本条件却是生态脆弱，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无法使用机械，不仅耗费大量劳动力，收成还得不到保证；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缺乏工业支撑，吸纳劳动力非常有限；本地农民外出打工还受到农业生产的限制，不能走得太远，农忙时还要随时回家帮忙。在这种家庭经济结构之下，多数农民家庭很难有积蓄，每年能够有一两万元存款都算很不错。高额的婚姻成本让当地农民尝到了重男轻女的苦果，帮助一个儿子结婚都能使家庭达到一贫如洗的地步。

(二) 无法完成的人生任务：绝望比贫困更可怕

村庄内那些较为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支撑起子代结婚的成本，以至于子代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成为光棍。而在注重传宗接代的地区来讲，无疑使支撑农民奋斗的生活价值坍塌，在焦灼和忧虑中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从过日子变成了混日子，有一日算一日。以至于在贫困地区存在大量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身体健康，就是因为无法支付婚姻成本而成为光棍，在那里调研常听到农民讲这样一句话，“有本事拐一个，没本事干受着”。虽然这些地区是当前扶贫的重点区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进行产业帮扶、移民搬迁、教育扶智、医疗救助等，但是农民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任务能否实现，儿子能否娶得上媳妇。政府提供再完善的扶贫政策，也难以抹平农民心中的那种伤痛。

绝望比贫困更可怕。家，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正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轨迹安排中，农民通过一系列规划和努力完成家庭再生产，从而达到了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生命意义的完满，而任何阻碍其完成人生任务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农民生活价值的迷失，以至于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刘燕舞在农民自杀研究中很形象地阐释了“奔头”这一口语化、本土化概念，他发现“奔头”就是“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是支撑人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而归宿、齐家、生活是支撑其活着的重要动力机制，农民自杀行为的发生主要是这些动力机制的失调^[8]。如李艳等在河南调查时，一位母亲谈起儿子的婚事就哭诉，“想起儿子的事就愁得不得了。恁娘要是有钱, 憨子孩(也能娶亲), 恁娘白里(白天)躺那不好受, 黑里(晚上)躺那也不好受, 别人好看不起。俺的孩成个家, 俺死了也心甘”^[9]。在注重传宗接代的农村地区，无后带给农民的摧残是巨大的，不仅使得农民在村庄中做人都无法抬起头，吵架时都会受到别人的奚落，同时还会让其内心充满焦灼和不安。父母如果不能帮着儿子找到媳妇，他们的人生任务就无法完满，尤其是儿子到了三十多岁以后，找到媳妇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整个家庭都会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没了奔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绝望比贫困更可怕。

(三) 因婚致贫的社会后果

一是以彩礼要价为主导的婚姻形成了婚姻市场上的经济决定论，即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被简化成了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决定一切的社会强结构。在强结构的影响下，农民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家不要高彩礼，那么儿子结婚的彩礼怎么办，别人又不会不要；自己家的女儿又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彩礼比别人少；自己家不要彩礼，难保女婿的兄弟结婚时对方也不要彩礼。即便身处其中的男女青年是自由恋爱，但是受强结构的影响也要支付彩礼，很多自由恋爱的男女青年都是最后谈婚论嫁的关头因为彩礼问题而被迫分手。同时，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在父母、媒人主导下的以彩礼价格为标准的婚配过程，忽视了男女青年的感情基础，闪婚、闪离现象日益突出。在女性稀缺的背景下，离婚的女性很容易再婚，并且还能获得和初婚差不多的彩礼，而离了婚的男性则很难再婚，其父母已经为了儿子的婚姻问题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难以再次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不仅掌握了婚姻市场上的要价权，也充分掌握了婚后家庭生活的支配权，由于担心离婚，男方家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在这种婚姻结构下形成的家庭内部矛盾日益增多，诸如上述安阳男子失手杀妻的事件并非个案。

二是高额婚嫁成本进一步压缩了老人的养老空间，使得老年贫困的现象更加突出。在高额的婚姻成本下，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都是倾尽一生积蓄才能够帮儿子娶上媳妇，那些多子家庭以及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其完成人生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调查中发现，多数家庭在帮助儿子结婚后都要背负沉重的债务，在女性占据婚后家庭生活支配权的背景下，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在结婚后就已经完成了家庭经济关系的切割，多数小家庭都是不承担家庭债务，这些债最终都是由父代自己去承担。而他们在帮助子代完婚之后，经济能力就已经大幅下滑，还要背负高额的债务，只能不断地通过劳动去完成还债的过程，进一步压缩了自身的养老空间。正如安阳汤阴县年轻男子杀妻案中儿子结婚后留下的几十万债务都是由六十多岁的父母承担。这种“哺育”和“反馈”的代际关系失衡^[10]，资源在家庭内部向子代集中，造成父代生活贫困的过程被概括为贫困的代际逆传递^[11]。而父代之所以甘愿通过自我剥削的方式来完成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核心动力在于超越个体的价值信仰——家庭的“续后”^[12]。老人贫困的根源在于子代通过代际剥削的形式将父代的养老责任推向社会。在国家扶贫的背景下，这些老人的确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其困难的根源在于子代完成了与父代家庭经济关系的切割，不愿意承担养老责任，或者只承担低度的养老责任——死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照料和情感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三是高额的婚嫁成本进一步刺激了社会上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农村中由于女性稀缺、结婚难度大所带来的骗婚行为屡见不鲜，这些人通过假结婚迅速席卷了农民家庭辛苦积攒的财富，使得农民人财两空，不得不堕入贫困。类似的新闻报道，更是层出不穷，而骗婚现象发生的集中地主要在农村高彩礼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如江西抚州地区彩礼很高，“据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3月，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骗婚案件37件78人，受理案件数、人数分别占同期诈骗案件总数的22.3%和37%，涉案金额135万多元。另外因使用化名或假名而无法查找的涉案人员还有近30人，被骗群众近百人” ^①。与此同时，由于本地婚姻市场上女性彩礼要价过高，一些人贩子将目光转向了外地，拐卖妇女行为时有发生，即便国家不断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由于有暴利可图，一些人就铤而走险，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农村中光棍的增多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难题，一些光棍成为了村庄场域中的不稳定因素，有的搞一些小破坏，有的则充当破坏别人家庭的角色，还有的因为自暴自弃而走上犯罪道路。

因婚致贫，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村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洼地，农民原本脆弱的家庭经济结构难以支撑高额的婚嫁成本，使得农民不得不通过借债、透支养老生活等手段帮助子代完成婚姻问题，而那些弱者则无力应对婚姻困境，不得不成为婚姻市场上的剩余人——光棍。这对于早已将传宗接代内化于心的农民来讲，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摧残和价值崩塌。与此同时，由高额的婚嫁成本所带来的家庭矛盾纠纷、拐卖妇女、骗婚等行为值得警惕。最难以应对的困局是在总体上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光棍危机在贫困地区集中爆发，而这个问题又近乎无解，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无能为力。

当前高额的婚嫁成本已经彻底异化，背离了其本来的宗旨，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那么由此形成的陋习就会像黑洞一样，吞噬着农民的财富、吞噬着国家的扶贫资源、吞噬着人心。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源投入固然重要，但是在基层社会塑造良好、积极、奋进的社会风气比输入资源更为重要，否则再多的国家资源投入都无法堵住陋习所带来的资源消耗黑洞。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移风易俗势在必行。虽然说婚嫁彩礼等属于民间社会风俗，国家无法通过强制性指令进行干涉，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不管。当社会失灵，没有形成有效秩序时，就需要国家积极介入，进行适当干预，重塑良好的社会风气。如笔者在赣南调查的时候，当地的村干部和村民多次呼吁国家能够介入婚嫁习俗中管一管，其中一位村书记说道：“男婚女嫁，国家早就该管一管，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讨价还价，像买卖猪牛一样，男的到了二十四五岁肯定要结婚，但是现在任人宰割，有人愿意出高价，没有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本来《婚姻法》就规定婚姻不能买卖，政府如果出面管管，老表都会很拥护的。”可见，在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秩序时，农民对于政府干预有着强烈的诉求。2016年，在号称“贫瘠天下”的“西海固”西吉县，政府专门发出倡议，号召婚事从简，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13]。2016年底，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门召开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17年初，河南台前县专门出台了彩礼指导价，规定彩礼不得超过六万元^①。在当前的这场扶贫攻坚战役中，政府和广大人民认识到了异化的婚嫁彩礼给脱贫攻坚所带来的挑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需要警惕的是，当前社会中存在一些诸如国家不应该干涉社会习俗等看似站在人民立场的话语，民间彩礼的失控已经充分表明了社会自治的失效，政府择机介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