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兼论青年研究视角的优势

夏柱智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大有可为，这是青年研究在新时代凸显的重要价值之一。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部分农村青年回流家乡，广泛分布在乡村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着构建乡村秩序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中坚青年”阶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些中坚青年将在“五个振兴”路径中全面地、深入地发挥作用，是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下一步国家需要通过政治的、政策的和组织的方式激励和支持广大青年参与到乡村振兴实践中来。借此反思青年研究视角，发现青年研究视角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和可操作的经验研究这两种优势，这可能是很难纳入学科建制的青年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公众认可的重要理由。

关键词:农村青年;中坚青年;乡村振兴;乡村社会;青年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们普遍认识到，青年有担当，乡村振兴才更有希望。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有青年身影，若没有青年，乡村振兴战略将失去很多活力。理想应当和对现实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哪些青年将在乡村振兴中凸显出来?青年在其中可能发挥什么样的角色?需要经过社会学的分析。本文的问题意识即，研究农民流动背景下那些逆流回乡的青年的结构性位置及性质，及分析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本文提出正是在青年回流乡村、参与乡村振兴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回流农村青年被自身和外部力量共同型塑成为“中坚青年”。由于其注重经验研究的品格，“中坚青年”亦构成了理解当前乡村社会变迁和乡村振兴的一种理论视角。

一、文献综述

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青年研究始终追踪时代前沿。青年的婚姻家庭、就业创业、教育和社会流动、价值观变迁等等，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的共识是农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分化最剧烈的一个群体[1]，这主要反映在农村青年群体身上。农村青年的主要特征是流动性，而这种流动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层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文献梳理来看，青年流动是城乡双向的，包括早期单向度的“乡—城”流动，还包括最近十多年来的逆向回流。结合国家对青年创业的重视，后者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青年流动型塑了乡村社会变迁的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以外出青年为主体的务工潮。青年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民收入结构，把农民从贫困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进入更广阔的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中去。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典型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很多研究指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努力和国家政策扶持下积极融入城镇，完成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当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许多社会问题[2]。二是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创业潮。很多学者观察到进城务工青年的逆向回流，并认为他们并不是回流到传统农业，而是回到现代农业及相关的二、三产业[3]。这些青年创业者改变了乡村落后的面貌，缩小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同时乡村也被农民及社会公众重新认识，乡村被认为相对城市包含重大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是构成现代城乡融合关系的一环。

上述研究为系统地认识青年和乡村社会变迁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农村青年成为透视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反过来乡村社会变迁也成为农村青年研究展开的主要场域和背景。延续和拓展这一思路，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将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那么回应现实，追踪时代前沿的青年研究就需要探讨农村青年是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和构建自身的主体性的。需要注意的是农村青年并不限于回流创业青年，而是有着广泛的生计方式，包括在乡村一、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青年。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经济意义上的农村青年的外出务工或回流创业，而且要研究在广阔的农村社会中活跃的青年的境遇和态度;从主位的视角去追问“他们是谁”“他们的社会特征”“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何为”这些问题。

在概念框架中，本文从广泛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中坚青年”概念用于分析当代青年在乡村社会结构的位置，分析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中坚”是一个特色的政策词汇，也是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学界有“中坚农民”“中坚干部”“中坚力量”的相关概念表述[4][5][6]。“中坚青年”饱含国家和公众对农村青年的期待，也是对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青年角色的客观描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的重要观点。公众一般也认为青年很重要，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中的青年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来看，“青年群体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突击队。青年的力量不仅仅是未来，更是当下”[7]。文章的资料来源于近年来关于农村青年研究的全国调查，为了叙述方便，主要呈现中部地区C县Q乡的经验。C县是一个中部地区普通的农业县，人口大约为60万人，约有40万是农民，农村青年中有80%外出务工，是务工大县。大量的偏远乡村成为人财物全面流出的“空心村”，而从整个县来看，乡村社会仍然是相对完整的，有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设置及功能。随着交通日益便利、市场日益发达、国家政策的介入，农村青年越来越多地在县域社会内密集地发生经济社会关系，县域成为分析青年和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合适分析单位。对县域社会的分析的好处是尽可能展示乡村社会中的“青年在场”[8]，能够避免在个案村或乡镇中农村过于“空心化”造成的青年样本偏小的方法论困境。由此研究者才可能把握青年的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才能真正具有直面经验意义的青年本体。

1.“中坚青年”的含义

从自然的年龄序列角度分析，青年可以定义为一个特定年龄段的群体。不过社会学更为关注的是青年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一方面体现的是其作为“社会过渡群体”，青年作为社会的新成员，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是新生力量，在社会角色上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继承者和传递者[9];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青年所负载的社会期待，青年天然地扮演着“中坚”的角色。学界关注青年群体遭遇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所形成的社会问题的背后[10]，是全社会对青年群体成长成熟的期待。这是笔者建构农村“中坚青年”概念的背景。

中坚青年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民流动推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语境下定义的。当前的农村青年日益分化，从青年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已经市民化的进城青年，长期居住在城镇，不再和乡村有经济社会的关系;二类是还未市民化的打工青年，在城镇务工，周期性地返乡，和乡村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但是很少“身体在场”;第三类即是在乡生活的“中坚青年”，借鉴学界已有的对“中坚农民”的研究，本文把“中坚青年”(又称为青年“中坚农民”)定义为长期生产生活在乡村，主要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农村，依赖乡村又服务乡村，获得农村中等收入及以上的青年阶层群体。在体制身份上，中坚青年可能属于户籍意义上的农民，也可能是非农民，中坚青年的概念排除了户籍身份因素的传统标准，真正在城乡融合关系视野下观察农村青年的行为模式。在活动范围上，中坚青年不限于传统的乡镇和村，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以县域为单位—原因在于县域交通日益便利，小汽车日益普及，市场经济的网络愈益发达。县域社会成为理解乡村社会和青年行为及心理模式的理想单位。

2.“中坚青年”的类型和功能

从职业角度，农村中坚青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在村庄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获得中等收入的农民，这就是新兴“中农”，耕种土地是主导性的方式，其他还包括兼业养殖、农村经纪人、乡村小店主、乡村手艺人等等。第二类，从事乡村公共服务(或者公共管理)的青年群体，他们人数最多的是乡村青年教师，还包括乡村医生、村干部、乡村技术员等。第三类，从事大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或非农经营的青年群体，包括从事规模的现代种养业、农业企业的创办者或乡村特色资源的开发者等。相对于在乡村获得基本生计的青年，这一类青年属于返乡创业的经济精英。

案例1:从事传统农业的“中农”

LSM，1979年出生，高中文化，有承包地12亩，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原来外出做过建筑工，2010年回乡从事农业，曾经是村民小组组长。他为了耕种更多土地，一方面是通过土地自发流转，从亲戚朋友邻居那里获得土地;另一方面是自愿开发荒田。到2015年，耕种土地已经达到110亩左右，农业年收入达到5万元，属于当地的中等水平。

案例2:乡村青年教师

在基层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的老龄化程度是整个农村地区最低的地方，每年有大量的年轻教师补充进来。Q镇在职教师中55岁以上的34个，45~54岁的95个，35~44岁的50个，35岁以下的119个，45岁以上的教师所占比例57.7%。每年通过省考招聘到Q镇的年轻老师有10~15个，2014年招聘了12个，2015年招聘了10个，2016年招聘了12个。正是在国家支持下这些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国农村的孩子们才能获得基本的教育，为农村孩子向上的阶层跃升提供了基本的通道。

案例3:从事现代种养业的创业精英

SH是名牌大学毕业生，2004年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到华为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深圳和同事们一起创业，由于创业失败，2008年底决定返乡创业。SH目前已经在8个乡镇流转了5000亩土地，而且还要继续流转扩大规模，目的是打造农业产业化的基地。扩大耕种规模的基础上，他的规划是，以种植为基础，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服务，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机服务、收购、加工等。目前SH是全县乃至全省有名的青年创业者代表，获得了来自共青团组织、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对中坚青年类型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他们所处社会位置及功能的分析。正如上文分析，中坚青年广泛分布到各个职业类属和社会阶层中，也分布在县乡村各个区域。他们留在村庄里，同时也追随着时代的旋律。由于生活在家乡，他们抵御了城市里威胁着他们的失业危险，维护了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这有利于他们发挥青年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功能。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乡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农村青年的流入，乡村秩序才得以维持。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青年的“身体在场”构建了“中坚青年+‘三留守’(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也称为“386199部队”)”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乡村社会仍然可以保持基本规则和秩序。其社会功能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在经济层面充分利用农村农业资源，为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基础，这方面返乡青年创业者是引领者和主力军，耕种适度规模土地的“中农”则是更广泛的力量。在社会层面通过充当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主体”，通过广泛的人情交往互动，维持熟人社会秩序的机制，使得乡村社会在结构上和规范上比较完整。在政治层面，通过源源不断地充实基层党政、学校和医院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农民大规模流动和分化的背景下接应国家政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持了农村社会稳定。

3.“中坚青年”的形成条件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坚青年”的形成条件，包括乡村社会分化因素、乡村文化价值的因素、反哺型政策的因素。

第一，乡村社会分化和自由活动资源的增加。在2000年之后，大多数农村青年流出乡村，乡村逐渐“空心化”。在这个背景下乡村并不是“人去楼空”，全部是老弱病残。部分青年农民，留守农村或回流农村，成为“中坚青年”。这些青年在乡村生活下去的必要条件是足够的经济机会。乡村虽然没有城市那么多机会，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和国家资源下乡建设乡村的背景下，总是有一些机会的。如土地流转、乡村工商业发展、财政反哺背景下乡村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等提供的机会。从比例来看，在靠近大城市、处于交通要道及有丰富农业资源的地区，中坚青年可能占比20%以上，典型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反之在中西部，比例能降到10%以下。这些农村的“空心化”程度较高，一个二三十户的村民组可能就只能找到一个青年人口，甚至一个都没有。

第二，乡村文化价值和青年回归农村的“情怀”。在很多农村青年看来，农村不仅蕴含着经济机会，而且蕴含着社会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一代农村青年有丰富的外出经历之后。这些价值包括家庭的完整、社区的记忆、生态的价值、自我的实现等等[11]。就拿最后一点“自我实现”来说。很多回乡青年认为，相对于堙没在陌生的城市中，在熟悉的乡村能成就更出彩的人生。有返乡创业青年说，在城市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之所以要回乡创业是因为创业的“情怀”，是希望做事业，是带领家乡农民致富，是把家乡丰富农业资源开发带到市场上去。还有一些回乡服务的大学生教师、大学生村官等，他们回乡包含着对家乡人民的热爱，是希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更开阔的视野支持家乡社会发展。

第三，城乡融合背景下反哺型农村政策。农村在中国政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村曾经是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础，人民公社时期被组织起来的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在工业化进入中期、中国工业在全球获得剩余背景下，城乡关系迎来了转机。2003年之后，为了建设和振兴农村，国家开始推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城乡政策。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把支持“三农”发展作为优先的战略，乡村获得资源和机会将更多，乡村将更有吸引力。这包括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还包括很多其他类型的支持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政策，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教育和医疗、乡村产业、生态的全面发展。反哺型农村政策吸引了农村青年回流农村就业和创业，为形成中坚青年提供基本条件。

1.乡村振兴的“担纲者”

针对长期的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振兴战略被党的十九大列为基本战略之一，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内容。2018年是乡村振兴的元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新一代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乡村振兴作为一项改变落后乡村的大战略，也不例外是各方面的力量一起干出来的。那么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担纲者”是哪一个阶层?

在人口大规模流出乡村背景下，目前可能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有三个社会阶层:一是外来的社会资本，二是外来干部，三是乡村内部的“中坚青年”。从实地调查来看，资本下乡有可能形成“老板挤出老乡”的社会排斥效应[12]，乡村振兴偏离其本来的目标。行政干部(如第一书记)下乡带来财政资源和行政意志，短期内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其后果是加剧农村内部的“等、靠、要”思想，损害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在对农村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民、农村的长远利益来看，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应主要依靠“中坚青年”群体。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禀赋和发挥的社会秩序功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担纲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

第一，这一群体长期生产生活在农村，具有“身体在场”的社会优势。源于交互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他们是最接近农民、最理解农民和最了解乡村振兴需求的阶层群体，也是和外出农民工、留守老人等利益高度一致的阶层。第二，他们有较多的人力、经济社会资本，相对于老一辈农民，他们学历较高、视野开阔。相对于外出农民工，他们的经济收入不低。且由于他们长期在村，在积极的社会交往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内生型经济社会精英。第三，他们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是现有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受益者和支持者。相对于外出务工时所感受到的边缘感，这些农村青年回流后获得体面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保持了积极社会态度，他们对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评价最高，对乡村振兴的呼声也最高。

2.中坚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1)产业振兴中的青年参与

产业振兴的主要任务包括农业现代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等。这些政策深受农村“中坚青年”欢迎。本来这些农村青年就是各类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他们的经营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也促进了农业嵌入到整个城乡互动的市场经济体系。长期形成的经营管理经验、资金积累和技术，也使得他们有承接这些政策实施的基础。如相对于种植承包地、种植口粮田的老人，青年农民创建的“家庭农场”有更大的积极性采用更先进的机械、种植技术和商业模式。一些嗅到互联网时代农业发展模式革命的农村青年已经自发地联合起来发展，在产前、产中、产后形成了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国家如果把产业扶持资金投入这些合作社，就可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案例4:抱团发展的创业青年

为了抱团发展，有4个年轻的创业者在2015年农村电商培训后创立了“×××生态农业公司”。这是一家农业电商，属于“互联网+农业”的典型，引领了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发起人为ZH，曾经跟随父亲在县城做生意，后到深圳创业失败，2009年回乡在农业领域创业。他流转土地400亩开发生态农业，栽种各类名贵药材，成立“李时珍生态农业园”。另外三人分别是:CZY，一直外出务工，2009年返乡创业，2013年他注册了“××家庭农场”，流转水田680亩，山地85亩，水面20亩，尝试生态农业种植模式。ZY，读过中专，曾经在乡镇食品所上班，后辞职去打工，2006年回乡创业，养鱼300亩，并成立养鸡场和兽医店，目前规模达到8万蛋鸡。HL，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化工厂打工，2012年回乡创业，承包荒山1500亩养牛，目前有80头牛，能繁母牛50头。

客观上，土生土长的他们了解乡村蕴含的市场机会并借助新技术把握住这些机会;主观上，他们对开发乡村建设乡村有浓厚的“情怀”。这些都是下乡资本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电商兴起的背景下，农村青年已经显性出场了，这是属于他们的新兴产业类型[13]。实践表明，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主要依靠内生的这些“中坚青年”力量，产业振兴的相关政策要呼应这些中坚青年的要求。

(2)人才振兴中的青年参与

人才振兴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措施包括积极培育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等。人才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方面的，而且包括服务农村方方面面的人才，主要包括乡村干部、教师和医生等公职人员。毫无疑问，在大多数青年流出乡村背景下，这些留在农村的“中坚青年”是最主要的人才，推动着如新型种养殖技术、新型经营管理模式的应用，推动着教育、医疗等现代公共服务深入乡村。他们包含了部分的回乡大学生、回乡能人，然而更不能忽视的是那些本土的技术能手和创业精英，他们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力军，是群众所认可的身边的“最可爱的人”。

案例5:一个青年妇女种田能手

仅仅读了初中的HLY，2000年就外出务工，2008年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回乡以种地为收入来源，种植了30亩土地。她虽然并不富裕，却对新生事物有非常强的欲望。2009年在国家补贴支持下购买了第一台插秧机，是C县最早使用插秧机的农民，她经营的农田也是该县最早一块机插秧示范田。当时HLY是才20多岁的小姑娘，很多农民对她使用机器插秧的效果持观望态度。通过实践积累、镇农技员指导和网上自学，她在很短时间内在机插秧的育秧、机插、田间管理等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回忆说当时为了学习，没日没夜地去镇上上网找相关资料。在实际操作时，仅仅是为了掌握插秧机方向，就耗费了长达2个小时)。随后几年就一直被聘请为县农机局的乡土农业技术推广员，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给广大的农民做机械插秧的技术培训。

一直以来，我们寄希望通过外部输入资本、输入人才来解决“三农”问题，忽视了乡土人才的作用，他们构成了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实际问题的一线人才。就如HLY没有受过很多教育，还是女青年，最终也能够通过自身不懈学习技术成为公认的“种田能手”，成为乡土农业技术推广员。这表明了80后的年轻人在面对农业时，有不同于老一辈农民的敢闯敢干的精神。

(3)文化振兴中的青年参与

文化振兴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等。现在农村“中坚青年”一代主要构成是80后，他们本来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成熟的。他们经历过市场经济的熏陶，经历过打工生活的磨炼，还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主动回流选择在农村生产生活，就表明了农村的重要价值。同时他们又是改造农村、把农村带入现代社会的第一代人。他们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弃农”的、“逃离乡村”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抛弃的只是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及观念，拥抱的是现代乡村。在文化振兴过程中，乡村学校和教师通过教育发挥的作用最大，下面是一个青年教师的例子。

案例6:青年教师带来的新教育

当一名小学教师，给家乡的孩子更好的教育是CW的梦想，也是支撑他的价值来源。CW在2014年从湖北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回Q县，安排回村小学教书，每月工资3000元。目前CW是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兼学校体育教师，负责足球教学(家乡水车河小学是省乡村示范足球学校)。他作为年轻教师，经常运用一些先进的教学管理方法来激励学生，建立小型图书馆就是例子。他利用学生自愿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组织购书，形成互助性质的小型图书馆，学生们可以登记后借阅，按时归还。CW老师经常启发孩子们在购买零食吃和出钱买书中选择，学生们一致同意购买书籍。小型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阅读量，体现了新颖的教育方法。

没有谁比这些青年们更想通过乡村振兴政策来改变乡村落后的文化面貌的了。振兴乡村文化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乡村教育，通过教育来促进乡风文明，影响乡村的孩子们。国家如何通过持续的扶持政策向乡村输入优秀青年教师是当前政策的当务之急。实地调查表明由于生活便利及价值性因素，本乡本土的青年最愿意长期留在本地乡村学校从教，而从外省外县市考入的教师大多数会选择离开。

(4)生态振兴中的青年参与

生态振兴的主要任务包括建设生态宜居的村庄，在开发利用农村自然资源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调查发现，“中坚青年”选择留在农村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重新发现了农村相对于城市的生态宜居价值。城市的空气是肮脏的，乡村的空气则是洁净的。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青年热情地支持政府通过“规划”“绿化”“美化”等步骤，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家园，这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美丽乡村”建设中最为明显。从经济的角度，也是80后的青年一代发现了农村良好生态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一些农村青年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注重呼应城市市民的农产品需求变动，引入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

案例7:合理利用农村生态资源

CYJ，2013年返乡做小生意，他充分利用家乡丰富的山林资源，选择了把农村树木做成盆景向外出售。目前他主要经营三大类品种，即松树、杜鹃和三尖杉。家族三代行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对山上的花草树木都很熟悉和了解。他敏锐地发现目前盆景市场很大，很多城里的新房子以及老板的公司里都会买各类盆景。而在农村有很多天然的树木的“盆景”价值没有被发现，有些人甚至将名贵的树木当柴火烧。

可见生态振兴政策只有抓住了农村青年，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顺利地自上而下地实施下去。生态振兴符合农村青年对宜居村庄的需要，经历过现代都市生活的他们再不能忍受散乱的、缺乏规划的、污水横流的村庄了;也符合当前农村青年在开发农村生态资源的需求，他们是把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一代人。

(5)组织振兴中的青年参与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任何战略与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有效落地都离不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工作，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强化村两委组织，培育优秀的带头人是组织振兴的主要任务。毫无疑问，组织振兴离不开中坚青年。当前基层乡村干部存在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这倒逼基层组织大量吸收在村的“中坚青年”进入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培养，他们往往成为基层村两委干部的人选或者后备人选。也只有本乡本土的他们才有意愿、有能力持久地服务农村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村庄，村庄秩序稳定对于他们而言十分重要。而他们进入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就如在经济上带动农民致富一样，也能够体现他们的服务家乡的人生价值。

案例8:从返乡青年到村两委干部

水车河的CZY，由于创业成功及在村庄群众中口碑很好，乡镇党委和村书记在2014年通过做工作，让其进入村两委，任村团支部书记，负责青年工作。在乡镇党委和村书记看来，CZY就是村支部书记的理想人选，有情怀、善经营、敢担当。水车河村有5个干部，还有两个干部是近年来入选的年轻干部:一是治保主任，40岁，在家里种田兼农业机械，2012年进入村两委。二是村会计ZDY，28岁，在家里种田并兼乡镇电工，一开始是村委会聘用的临时干部，主要负责文书资料，2016年经选举成为正式村干部。

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批老干部快速退出村政舞台，80后的青年开始作为村干部的主力，这有利于优化基层村干部的结构。相对于老一辈干部，这些农村青年干部，由于有更多的文化、更善于经营的头脑和对现代的法律和国家政策有更多的理解，有助于基层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3.调动中坚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策略

要充分调动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释放农村“中坚青年”的潜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党和政府要赋予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崇高使命。青年有奋斗的激情，也需要祖国的召唤，青年的价值体现为“与时代同步”过程中的奋斗人生[14]。1955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即大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发展影响深远。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实施的重大战略之一。一些农村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回乡就业创业参与乡村振兴，他们的共同点是“有情怀”。这种情怀经过进一步提升，就是服务于乡村振兴这个新时代国家战略的崇高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一旦内化于青年内心就会迸发出极大的动力，促使青年把个人职业的选择和国家的重大战略紧密联系起来。下一步应当进一步通过大力宣传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营造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激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二，构建有利于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现在青年返乡就业创业越来越普遍，成为和外出务工流入城市相并行的一股热潮。同时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一定要到位，才能够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青年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青年更有信心。这些政策体系包括完善土地、规划、金融、农业等一系列政策，使之有利于回乡就业创业青年的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要政府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城市不同的政策体系，比如说如何调节土地指标满足乡村产业发展是政策的重要方向。在公共服务方面，国家还继续加大对留在农村服务的青年教师、青年医生和青年干部的支持力度，提升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上升空间等。尤其是在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如何加大国家转移支付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激活县乡村三级组织体系，构建以县共青团组织为主体的，服务青年、联结青年的组织体系。团组织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走进青年、了解青年，才能够服务和联结青年。过去一段时间，共青团组织对农村青年的影响力不断减弱，缘于原有的组织体系没有发挥作用。应当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实施为契机，通过吸纳广大“中坚青年”作为共青团的乡村积极分子，激活乡村两级的共青团组织，推动团的基层组织更好联系服务青年，扩大团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战略。

“中坚青年”既是对在乡青年的结构位置的一种客观描述，也是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于青年在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村振兴发挥关键角色的一种期待。从实地调查来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是大有可为的，这赋予青年研究在新时代重要的价值。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些中坚青年将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在各个领域发挥“中坚”作用。

青年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独特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如“青年”那样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赞誉。然而，一直以来许多青年研究学者希望构建一个边界清晰的，有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独特的“青年学”学科[15][16][17]。而事实上青年研究很难形成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样的学科建制，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学术知识体系。其原因可能不在于青年研究的知识积累还很少，采用的方法还不够先进，而在于青年研究这个论域本身是寄希望打破现有碎片化的、学科分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这便是青年研究的视角优势。这种视角使得青年研究真正回到“人”本身，把青年和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从而“青年”是作为整体性的“社会事实”进入研究视野的。可从两个角度来阐释这个命题。

青年研究的重要优势是强烈的价值情怀，这是其他任何研究不能比拟的。青年研究者的共同目标是通过认识青年而影响青年，希望青年通过实践逐渐成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中坚力量”。这并不是说青年研究学者反对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因为研究必然是有价值的，研究要服务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研究过程则是“价值无涉”的，要尽量保持不偏不倚，客观地对待经验资料，不能人为地干预研究逻辑和结论。这是青年研究得到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重视的根本原因。青年研究的另一个优势非常注重“代”的概念[18]，通过把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形成可操作的经验研究，避免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宏大理论研究，从而把历时的研究和共时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每一代人都曾经是“青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处的已经给定的社会状况，它特别通过对社会变迁敏感的青年群体的经济处境及社会态度表达出来。同时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是，每一代的青年群体和整体社会密集互动，终将成为社会结构“中坚”力量，体现出“能动性”。

笔者对农村“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内在的关系的研究是这种青年研究视角优势的一个案例。只有在生动的乡村振兴实践中，研究者才能真正地接触到真实的青年，才能理解青年;反过来，只有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青年的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实现，青年真正成为“中坚青年”，个体和国家、和社会形成了辩证的统一。从根本上来看，青年的人生航向是时代赋予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提出新时代青年的总目标，“中国青年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实践中，青年分属不同职业和不同的阶层，有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生活内容，青年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基层一线去研究青年、理解青年所经历的这些生活，最终为党和国家影响青年和掌握青年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和政策的支撑。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项目“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渐进城镇化模式研究”(项目编号:41300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夏柱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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