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以在富士康郑州厂区的调研为例

作者：宋丽娜，河南农业大学

摘要: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为主体实践，在主体权和自由权的演绎下，爱情挣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发展出了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成为被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便是“爱情快餐”。新生代农民工“爱情快餐”情势正在快速崛起。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具有短期化、物质化、套路化、祛魅化四个特征;它既挣脱了农村民间制度对于婚恋行为的限制，也失去了民间制度对于婚恋行为的保护;同时，它模仿了城市中自由恋爱的形式，却又难以支付起自由恋爱的社会成本。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使得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中处境更加尴尬，也引发了婚恋层面的诸多困境。

关键词:爱情快餐;恋爱套路;性别互动;婚恋困境

一、导论

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大农民参与到城市中的工业生产以来，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就与工厂、城市建立了割舍不断的关联。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务工，必然会伴随着恋爱与婚姻的发生。只是，由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旧需要回归到农村来缔结婚姻，因而，农村的婚姻市场在打工经济之后随即呈现剧烈变迁之势。农民的婚姻恋爱问题构成了其私人生活领域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的考察也就构成了理解农民私人生活变革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关注私人生活的变革在学术界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界的关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代性和民主政治的视角，典型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一种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避孕技术的普及使得男女之间可以建构“纯粹关系”，这是一种类比于公共领域中民主政治的性别民主，性革命由此发生[1]。通过性革命的作用，吉登斯致力于建构亲密关系中的民主问题，他认为情感在很多方面成为生活-政治问题[2]。德国社会学家鲍曼用“流动”来比喻现代社会中亲密关系的变动不居和人类纽带的脆弱性。我国学者吴小英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婚姻的“祛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3]。她认为，“当婚姻变成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碰撞和相互欣赏，而首先是两个个体以及所依赖的家庭之间一种精致的谋划和博弈，婚姻的祛魅实质上已经完成”。另一个是性别的视角，女权主义者则试图以女性的视角来追求“解放”“独立”“民主”等历史使命，以此建构“性别平等”，从而重塑亲密关系模式。波伏瓦以自己的终生不婚来宣扬她所谓“解放女人”和“独立女人”的意涵[4]。现代性和女性主义构成了理解当今农村私人社会变革的基本理论背景。

近年来对于中国农民私人生活实践的研究，最典型的是阎云翔。阎云翔以东北的下岬村为例研究了农民私人生活的变革，他发现，农民的婚姻家庭生活并不像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家庭，没有爱情”，中国的农村年轻人已经懂得了追求爱情、独立自主、表达欲望等，私人生活中的“个人”在成长[5]。而且，择偶标准更加注重个人特质，婚前性关系变得普遍，爱情的语言和姿势更加丰富，阎云翔将这种择偶时期的变革称为“浪漫革命”。青年人的个体自主性在成长，尤其体现在情感、欲望、消费等私人生活方面，因而阎云翔认为年轻一代个性的发展并不全面;而私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并没有带动年轻人的公共责任增长，于是这种个性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总结起来，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观念，阎云翔将其归结为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社会主义国家促成了这种私人生活的转型。

阎云翔的研究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第一，阎云翔经验研究的时间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层面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而事实上，世纪之交正是农村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经过20年的变迁，农村社区的性质改变了，而农民也已经日益挣脱了时空的束缚。这种背景下，农民的私人生活变革不断深化，需要我们重新理解。第二，阎云翔研究的经验基础发生于一个农村社区，并且在农村社会的场域中来解释，他剔除了社会流动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将其变革归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而今日的农民已经完全不同于20年前，流动性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命底色，不理解农民的流动也就无法理解今日农民生活的变革;在流动中，城市文化以更加具体的样态渗入到了农民工的行为逻辑中。

国内同仁对于农民工私人生活和婚恋的研究多是以打工经济为背景展开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打工经济的影响已经日益向纵深扩展。在农村，打工经济带来了“婚恋革命”，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婚恋现象，以及各种婚恋问题。风笑天曾提醒学界，要重视对打工青年婚恋行为的研究，并且赋予此研究话题以重要的社会意义[6]。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以问题为取向，不少学者对于典型婚恋行为进行解析，石人炳[7]、田先红[8]、尹子文[9]、吴新慧[10]、陶自祥和邢成举[11]等都从不同侧面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进行阐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典型婚恋模式进行探析，如对于跨省婚姻和闪婚的研究。以上的研究[12][13][14][15]都以农村社会为背景，虽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打工经济的影响，但是只是把打工经济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变量来论述，而农民工流动生活到底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婚恋行为和观念，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关注。从农村主位的视角来看[16]，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多呈现出“问题化”的一面，然而，仅仅发现问题显然不够。我们需要转变视角，从农村主位转向农民工主位，在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中来理解转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第一，我们需要重视社会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模式的影响。打工经济前期，流动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由此带来的婚恋自由具有婚恋解放的意义;而今，流动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常态，婚恋自由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意义。第二，我们也需要重视城市文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的形塑，尤其是穿梭于城乡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体验。城市打工场域中的恋爱自由与乡村场域中的婚姻生活形成了文化上的张力，这构成了他们重要的婚恋困境。第三，我们需要建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研究视角，社会流动是塑造他们主体性的核心要素。然而，作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与客体化的婚恋场景也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逃避不了的结构性困境。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在富士康郑州厂区所做的社会学调研。郑州云工社社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服务于农民工的民营组织，长期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触。笔者曾经受邀参与了此公司举办的一个农民工问题研讨会，并且借此机会与云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于云工社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积累的社会资源和服务项目，笔者于2016年8月19—28日在富士康郑州厂区进行了为期10天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调研，我们主要的调研方式为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其间我们对约40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于5~6位从事一线农民工服务的云工社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而获得了对于打工地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的基本认识。

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发生在工厂的环境，这是一个集聚大量年轻人却空间密闭又流动性极强的环境。工厂恋情的发生情境很不同于农村生活场景，也与城市生活场景有所区别，它造就了一些特殊的婚恋行为模式。自由恋爱的逻辑演绎，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快餐”情势正在快速崛起。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给予了我们一个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私人生活的新的视角。

二：婚恋主体权: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虽然由来已久，不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被广泛接受并且建立合法性的时间并不长。世纪之交，打工经济兴起，随之，自由恋爱在农村社会日渐形成主导之势，远离父母监控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实践自由恋爱的主体。与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村社会的自由恋爱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发生在特定的工厂环境，浸润在城市的休闲消费文化中，游离在城乡之间。打工经济之后的自由恋爱，是一种婚恋主体权的体现。

与乡村社会传统的相亲模式相比，自由恋爱建构了婚恋主体权意识。婚恋的主体从父母转移为子女，传统模式中家长对于子女的婚姻大事具有主导权;而在打工经济之后，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逃离了父母对于婚姻大事的干预基础，自由恋爱愈来愈普遍地发生，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自身婚恋生活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婚恋主体权是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恋爱发生的智力支持。我们将通过对富士康郑州厂区中若干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材料来展示自由恋爱的模式，以及其行为逻辑与观念哲学。

在我们的调研经验中，自由恋爱与城市文化关联在一起，其中充斥着恋爱技巧、物化的浪漫、付出与回报、爱情骗子、相亲游戏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爱情”。爱情祛魅化，爱情不再神圣，而不过是世俗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由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说是自由，可以是对感情的自由，也可以是对于物质(房子、车子)的自由。

远离家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青涩的年纪(15~17岁)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这时候的他们正是进行社会化的关键时刻，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强，几年的城市生活可以把年轻人拉入到城市人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体系中。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往往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步骤和项目。第一步是相识。男女双方的相识往往需要一定的契机，比如朋友聚会、老乡聚会、公共活动等。这些聚会和活动为陌生男女的相识搭建了很好的平台。通常情况下，男方若对女方有意，便会想办法(通过中间人)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第二步是联系与追求。有了联系方式之后，男方便试图与女方联系，当然他也可能会求助于中间人的帮助。当联系到一定程度之后，男方便会试图约会女孩，比如请客吃饭、看电影、公共娱乐活动、一起KTV、一起外出旅游等。第三步是建立恋爱关系。两人相处到一定阶段之后，男女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便水到渠成。通常情况下，男方先主动表白，女方给出回应。建立了恋爱关系的男女之间便各自进入了“男/女朋友”的角色。当然，以上的步骤是理想状态，很多情况下，男女之间并不能如此顺利地建构恋爱关系;而且几个步骤之间的时间间隔也有长有短。

在以上恋爱建构的过程中，有几个特点:第一，建构恋爱关系的场合总是发生于休闲娱乐场合，而与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关联不大，如共餐的场景、KTV、电影院、公共活动、旅游等。第二，建构恋爱关系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礼物”的流通。请客吃饭、去休闲娱乐场合，这些都需要消费，这是为爱情买单，而且追求的过程中礼物的馈赠也必不可少。第三，自由恋爱更容易在具有以下特征的年轻人中发生:长相较好、会穿衣打扮、能说会道、花钱大方、“有趣”等。男性具有以上特质便更容易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自由恋爱成功。而那些长相不佳、老实、木讷的男青年则不容易吸引女孩子。

相比于农村社会传统的相亲模式，自由恋爱的优点是具有婚恋主体权—更加讲究男女双方的感情以及感情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情投意合是自由恋爱必备的要素，同时，自由恋爱也少受传统规矩礼仪的束缚，是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然而，其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自由恋爱的发生场景决定着它一定要有经济基础，休闲消费和礼物馈赠都需要以金钱为基础，而自身相貌的修整、穿衣打扮的改进都需要金钱的投资，这可称之为自由恋爱的经济成本。其次，自由恋爱可能会有更多不可控的情况出现，比如欺骗、吹牛、始乱终弃、骗取钱财等，这是因为自由恋爱的双方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往往对彼此的背景缺乏深度了解，感情投入的过程又容易冲动，并且远离农村场景和父母的监控，这些都使得自由恋爱的道德风险急剧上升。

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以争取婚恋主体权为始，不过其后却愈来愈导向物质成本与感情自由。婚恋主体权与婚恋风险相伴而生，婚恋成本与感情自由相互匹配。

三、恋爱自由权:技能与套路

在自由恋爱中，男女双方各具主体性，双方关系的维系更多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互动质量。自由恋爱虽然也具有一些道德上的抽象教条(如社会上对于始乱终弃、第三者、心机女等的负面评价)来监控，不过却并没有像传统相亲模式一样有很具体的规则礼仪制约，因而自由恋爱的互动更具“自由”特性，并升华为一种恋爱自由权的意识。在恋爱自由权的逻辑演绎下，恋爱男女之间越来越发展出不少恋爱技能和恋爱套路。甚至从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恋爱技能和恋爱套路往往是影响自由恋爱质量的核心要素。

生活世界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同程度触摸到了“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不同的是，有人深谙这种技能与套路，有人则浅尝辄止;有人有玩“套路”的充分资本，而有人则玩不起;有人幸运地成功了，更多的人则是拿着青春做赌注。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总结出了调研对象提供的“泡妞神器”:溜冰，下载音乐，写文字，QQ空间，图片，动态图，下载电视剧，网游，微信红包，有趣的事，手机，看电影，吃饭，K歌，开房，逛街，旅游，搭讪等等。这些技能都是能够建构男女关系的常用方法，比如溜冰、下载音乐、QQ空间、下载电视剧等技能在10年前非常流行，即80后打工青年最常见的自由恋爱的载体;而微信红包、看电影、K歌、旅游等项目则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男女相处的手段。

单就这些电脑技能和文艺技艺来说，它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代表着科技的进步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可是运用这些技艺的人是能动的，当这些技艺被运用它们的人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它们在社会中的转变逻辑就变得异常有趣。第一，从时间线条上看，这些吸引女孩的技能经过了从含蓄到直白，从文艺到物质的转变。10多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日益摆脱羞涩的感情表达，感情表达更加直接和大胆;自由恋爱也从以往文人墨客的神圣色彩中蜕变出来，越来越成为由物质制造的“浪漫”、由金钱维系的“趣味”。第二，这些技能都发生在休闲娱乐场合，爱情也发生在休闲娱乐场合，这种场合必然伴随着消费。这与以往人们对于爱情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的“革命伴侣”和“精神伴侣”的认知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更多是与俗世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打交道。第三，这些技能背后的意涵是，“会玩”很重要，“会玩”意味着新鲜、时尚、创新、金钱、灵活等元素，这些元素是年轻人特有的，而附属在“会玩”基础之上的条件，如长相帅气、打扮时尚很重要，能说会道、有新玩法新点子也很重要。并且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会玩”的内容不断推陈出新，随之恋爱技能也不断推陈出新。

恋爱技能是自由恋爱的物质和技术层面，而恋爱套路则更多代表了自由恋爱中的心机与策略。当然，恋爱套路以恋爱技能的充分展演为基础，无固定模式，以恋爱实践中的“小惊喜”“小浪漫”等为主要表征。我们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讨论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的一般形式。

在我们的调研对象中，28岁的ZSL已婚4年，妻子是他在天津打工时候的工友，当时他们未婚先孕，他家条件差，由于妻子的坚持而走在一起。如今的ZSL依然感念妻子的坚持，他说自由恋爱中女孩子的态度很关键，往往是女孩子的努力决定着一段情感的走向。ZSL是幸运的，他在城市中的自由恋爱有了结果，这个结果是他们夫妻俩共同努力，尤其是女方努力的结果。而事实上，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兄弟并没有ZSL这样的好运气，在城市中恋爱往往并不能将他们推向婚姻。

26岁的SZY是个不善言谈的小伙子，目前单身，并且也没有谈过恋爱。问他的感情经历，他告诉我们，曾对女孩有过好感，也试图追求过一个，但失败了。之后，SZY就再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了，他说来郑州这两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愿意谈及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有了稳定的收入，有资产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吧!”并且他给自己设了100万元的奋斗目标。这是因为他太明白金钱意味着什么，他的所有都受制于金钱!试图追求感情无果，却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无法回溯SZY当初试图追求感情时候的心境，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刺激应该是巨大的。

28岁的CGL也是单身，他曾经也有过女友，小他6岁，分手了，原因是他受不了女朋友的“男闺蜜”，他不明白男女关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使他一度很迷惑，因为分手之后，前女友很快便与“男闺蜜”在一起了。让CGL有所感慨的不仅仅是自己曾经的这段恋情，还有自己宿舍的一个舍友。这个舍友20岁出头，老家有女友，已订婚。他长相帅气，会打扮，并且能说会道，只要他在宿舍，总是很“热闹”，这个舍友目前的苦恼是有很多女性向他示好，尤其是一个已婚女性一直纠缠他，因为此女与老公感情不好，就把感情寄托在CGL的室友身上。舍友经常很晚才回来，他还经常拉上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出去“玩”，有些时候夜不归宿，据说是被人约出去开房。还有一次，舍友约上几男几女一起出去玩，吃饭、唱歌、开房玩扑克，他们约定“谁输一局脱一件衣服”。这样的一个舍友让CGL感慨不已，他说，长相和说话是作为男性是否能够吸引女孩的关键，只有长相和说话过关了，女孩才会愿意进一步考察对方是否有前途，是否能挣钱等。

CGL的体验告诉我们，要吸引女孩子以下的几个条件很关键:长相帅气、会打扮、能说会道、会办事、会“玩”。这些条件可以很快地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在男女关系建构的过程中一步领先就步步领先。

以上的这些案例无论成功与否，当事人都从中体验到了一些所谓自由恋爱的“真相”，比如自由恋爱中女孩的态度很关键，金钱的重要性，男孩个人条件(长相、穿衣打扮、是否能说会道等)的重要性，“胆量”的重要性，等等。这些当事人在自身的感情经历中体验到的道理都是自由恋爱中“套路”的片段，当然个人的体验远远不是其全部，不同的人体验到了不同的片段。

自由恋爱从传统相亲模式的包裹中争取婚恋主体权之后，它愈来愈在“自由”的层面不断演绎，“恋爱自由权”充分发扬，以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为核心表达。显然，这样的自由恋爱不仅仅是婚恋主体权的转变，也是婚恋规则与爱情实质的变异。

四、“爱情快餐”的崛起

在恋爱自由权的演绎之下，爱情快餐被建构成型。所谓爱情快餐，是指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为主体实践，在自主权和自由权的演绎下，爱情挣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发展出了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成为被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爱情快餐有四个特质:短期化、物质化、套路化、祛魅化。“爱情快餐”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快速崛起。

短期化是指男女之间建构恋爱关系的过程越来越短、越来越直接。“认识三天就敢表白”，“追求一个月不回应就放弃”，这些言论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建构恋爱关系的共识。并且，已经建构恋爱关系的男女也不再那么谨慎，笔者曾在他文中论述了一个农民工小黄的故事[17]，小黄说自己谈过10多个女朋友，每次恋爱都不超过4个月，每次都由于志趣、生活方式、性情、经济压力等各种原因分手。建构恋爱关系很简单，分开也很简单，短期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恋爱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短期化的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恋爱预期的变化，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为了爱情而等待与付出，理由是他们害怕付出精力与时间之后仍旧一无所获。受制于客观的工作环境与家庭背景，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承受不起恋爱风险，其背后的理由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底层位置与他们整体上的自卑感，于是他们的恋爱选择和恋爱行为越来越直接化、短期化。

物质化是指自由恋爱中越来越凸显金钱和物质的重要性。自由恋爱讲究自由，既是对于感情的自由，也是对于物质的自由。问题在于，通过物质的方式来表达感情是最显而易见的。追求爱情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被“物质”所包裹。自由恋爱发生在休闲娱乐场所，必然伴随着消费;自由恋爱中的“小惊喜”“小浪漫”往往也由物质堆砌;日渐流行的“情人节”“纪念日”等也总少不了礼物的流动;这些都是自由恋爱要付出的物质成本。要想谈恋爱，首先要有经济基础，这已经成为一条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共识。

恋爱套路是最近几年兴起并被热烈讨论的大众话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影响很大。恋爱套路与恋爱技艺紧密相关，也就是人们所总结出来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和各式各样的恋爱技巧，所谓“撩妹”“撩汉”就是典型体现。恋爱套路注重形式和程序，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形式不断创新，程序也不断优化。恋爱套路一旦传播开来便失去了其本身追求新奇、惊喜、时尚、刺激的感觉，所以它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无往不胜，这更加剧了它形式化和程序化的特性。在恋爱套路吸引人眼球的同时，男女之间的真情实意被忽略了。产生爱情才能表达爱情，内容和形式最好能够匹配，可是人与人之间口才有高低、表达有深浅、条件有好坏，于是恋爱的成功与否并不一定与爱情的发生同步，现实中有太多“有缘无分”“相爱却没有在一起”的情况，由此，恋爱套路便成为不少人增加恋爱成功率的“法宝”。

在短期化、物质化、套路化的条件之下，爱情的祛魅化成为必然。自由恋爱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算计，难以维系爱情的天长地久;用物质堆砌起来的“小惊喜”“小浪漫”变成了消费的游戏，就缺失了爱情中该有的心心相印与彼此爱恋;过于注重形式和技巧的恋爱套路，增加了恋爱成功率，却日益失去爱情的神圣与光芒。爱情祛魅化意味着爱情不再神圣，不再与谨慎、忠贞、责任、禁忌和道德关联在一起，而只成为俗世中的一段生活形态而已。

在流水线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正在制造并经历着“爱情快餐”。他们的爱情短、平、快，有着标准化生产的路径与套路，也有着特定的物质标准。这种爱情快餐迅速崛起，日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亲密关系的主流形态。

五、“爱情快餐”的社会意涵

如果说21世纪的前10年，由于打工引发的自由恋爱成为潮流，那么在2010年之后，已经进入了“后自由恋爱”时代。打工背景下的自由恋爱引发了农村社会的婚恋革命，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造成了跨省婚姻的大量存在。最近几年，由打工经济兴起的自由恋爱的负面后果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母都在适时调整自家的婚恋策略，“后自由恋爱”时代已经初见雏形，其中“爱情快餐”就是其婚恋形态的典型表达。

延续了“自由恋爱”时代和“相亲”时代的特征，今日农村青年的婚恋已经不能简单说是传统还是现代了。自由恋爱的甜蜜很快过去，缔结婚姻的男女总要面对生活的琐碎和房子与金钱的考量。感情当然很重要，可是有质量的生活却是基础。如果因为婚恋，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一个层次，这自然是好，可是若因为婚恋，自己的生活质量需要降一个层次，这多少需要一些勇气和力量才能承受。在“后自由恋爱”时代，感情已经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因素，而金钱所代表的一切才是重点。并且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理性化的增长，都将恋爱男女置于一个充满风险的恋爱环境中，婚姻都不必然是一个靠谱的保障，更别说恋爱了。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小心翼翼地谈着一场说不定又说不清的恋爱，他们享受爱情快餐的同时，一方面要保卫自我，另一方面也在追求确定性，可是结果总是差强人意。

打工经济兴起前期的“自由恋爱”时代是80后年轻人的天下，而“后自由恋爱”时代则是90后的天下。80后打工青年是婚恋变革的第一代，他们远离了父母和家乡，在打工的异地建构了自由恋爱的合法性，这是一种浪漫革命，他们生活在关于爱情的幻想与神话中，他们的恋爱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文艺的成分，也带有一些理想化的信念。可是很快，“自由恋爱”时代带给这代年轻人的后果日渐呈现，少数幸运者享受到了自由恋爱的甜蜜和幸福，而不少人却承担了由于自由恋爱而带来的负面后果(如跨省婚姻后遗症、离婚、逃婚、光棍等问题)，并且仍旧有不少80后打工青年需要在父母的安排下按照传统的礼俗缔结婚姻。多数80后打工青年，要么在现实境况中逐渐被婚姻市场抛弃，要么妥协于传统礼俗。

紧随80后，90后打工青年很快便进入到了婚恋实践之中。在90后们的生活经验中，多地辗转打工已经成为常态。这种以流动为常态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已经渗透进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们对于90后打工青年婚恋行为的调研表明，他们正在享用着无固定时间和无固定情境的爱情快餐。备胎，蓝颜知己，女闺蜜，男闺蜜，聚会，暧昧，玩，搭讪，暖男等，这些词汇是90后们的流行语，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婚恋实践的特征。90后打工青年对于爱情的浪漫想象已经退却，取而代之的是恋爱技术和恋爱套路，发生在休闲娱乐场所的爱情，以物质为基础的浪漫，这些都是90后打工青年正在经历的爱情场景，这是一种婚恋技术主义。婚恋变革的第二代，生活在流动的爱情情境中，要么把玩爱情把玩自己，要么被物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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