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结构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刘 锐[①]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占全国农村多数的中西部一般农村，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对象。该类农村大多无资源和区位优势，农业具有强就业保障功能。如果不了解一般农村产业现状，不首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却强力推动其对接大市场，将带来诸多社会经济矛盾。当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乡村振兴方案，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沿海发达农村，不是将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放在首位，而是将发展农业保障小农就业作为核心，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村社集体整合细碎化土地的空间，加强土地流转和专业化市场建设，逐步引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民就业与农业产业的相互促进，就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现。

关键词：一般农村  产业结构   乡村振兴  村社本位   实施路径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对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从学界和政策部门发表的评论看，当前有关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意见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深化改革”说。该类观点认为，乡村落后源于体制机制不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抓住“人、地、钱”。具体说来，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引导社会资本回流，将资源向“三农”倾斜，保障农村优先发展。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发展农业和农村，需要推动农村人口转移进城[[1]][[2]]。

第二种是“农民合作“说。该类观点认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针对5亿多中产阶级，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扶持，使农民对接市场和国家，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长远来看，农村资源价值化及业态多元化，将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社会基础，国家应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做出进一步改进，增强农民合作及组织主体性，防范”精英俘获“和“部门寻租”[[3]][[4]]。

第三种是“村庄建设”说。该类观点认为，既无区位优势又无资源优势的普通农村，相较占比不大的沿海发达农村更值得关注。该类农村土地既是底线保障又是就业手段，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进城困难的背景下，保障农民的耕作权、提高耕作方便度，应成为乡村振兴方案的重点。政府应加强组织建设、引导社会建设，回应在村户诉求[[5]][[6]]。

要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农村现状有了解。“深化改革”说立足资源优化配置，意在推动资本下乡和产业融合，对农村不均衡状况缺乏认识。“农民合作说”从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积极方面，探讨农民对接市场的可能路径，意在挖掘土地潜力发展新产业，带有理想色彩的建议适宜大都市周围。比较而言，“村庄建设”说立足普通农村产业结构，从社会稳定角度讨农村发展保守路径，既有政策眼光又有学术纵深。“村庄建设”说的不足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延伸农业产业链，为何不具可行性？以农民城镇化为依托，引导诸产业聚集发展，为何没有现实意义？

从城乡经济关系看，当中心城市越发达，辐射能力越强，辐射范围越广，都圈内农村越有发展二三产业条件，反之，距离都市圈较远的农村，多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一类农村占全国农村30%左右，是主流研究关注的重点。第二类农村占全国农村70%左右，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却缺乏应有讨论[②]。本研究关注后一类乡村，试图以农民家计模式为主线，探讨产业结构调整诸问题，强调集体组织的基础作用。

二、农村产业的复杂变迁

农村产业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横向来看，不同区域农村区位不同，三大产业呈现不同的分布态势。纵向来看，三大产业分布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第二、三产业在第二类农村难成功，该类农村大致对应中西部一般农村。笔者借鉴贺雪峰的农村分类方法[[7]]，在此探讨中西部一般农村产业结构变迁。

1、产业调整的若干尝试

家庭联产承包政策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人地紧张的国情却使农民种粮食很难增产增收。杜润生一再强调，“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农业就不会有出路“[[8]]。1980年代以来，为了农民快速增收，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如国务院1992年发布《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提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央精神对下级政府是有影响的，各地纷纷掀起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热潮。

先来看乡村工业。分田到户后的一段时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场景，在各地农村有密集地表现。由于乡村工业迅猛发展，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少研究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不过，乡村工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沿海农村距离大城市较近，乡村企业起步早发展快，很快便占得市场先机。1990年代后，城乡统一的市场快速形成，商品供过于求带来买房市场，中西部乡村企业生产的产品，要面对城市及沿海企业的冲击。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乡村企业在竞争中胜出，中西部乡村企业步履维艰。

从宏观条件看，中西部乡村企业要实行产业升级，既不可能走温州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又不可能走苏南的乡镇主导型模式，更不可能走珠三角的“三来一补”模式。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拥有各类非农乡镇企业139.8万家，其中，分布在县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占5.6%，乡、镇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③]。既然中西部乡村企业无法创造辉煌，又因遍地开花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主流研究又认为，农民兼业化的就业方式，易带来农业粗放经营，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那么，通过政策调整和行政手段重新布局乡村企业，使其产生聚集效应以持续发力，就成为乡村企业的改革方向。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试图以小城镇建设为突破口，实现工业和农业空间分离。

尽管学界关于“小城镇”是建制镇，还是县级城关镇争论不休，从中西部乡村现状看，却是大量乡村企业倒闭，少数乡村企业顺利进城。当第一产业成为支柱产业，落实中央的发展战略，演变为转移农业人口。我们调查的鄂中阳镇，政府为搞活乡镇经济增加人气，于1998-2005年实施“马路经济”。政府在国道两边规划宅基地，以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建房。鉴于自发搬来者寥寥，乡镇给村组织下发指标。阳镇属于普通农业镇，乡镇工业几乎倒闭完，搬来的村民要维持家计，又离老房子和土地远，于是从事餐饮住宿业。刚开始，有十多户从事该行业，生意总体还算红火。随着移居人数增加，开业的旅馆增加，多时有上百家开业。当国道上跑运输的师傅增加缓慢，开旅馆的数量越多越难赚钱。终于，不少迁入者关门歇业，回村种地或南下打工。

第二、三产业发展不成功，能否做第一产业的文章？土地作物分为大田和经济作物，政府深知要激活农村经济，简便办法是调整种植结构，动员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横向来看，1990年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获成功者当属寿光蔬菜。寿光蔬菜的崛起路径，与沿海农村工业类似，即“把握时机、占领先机”。寿光蔬菜的成功引起各地注意，到寿光学习的各级政府不计其数。但是，市场上不再有第二个“寿光”，主要原因是蔬菜不耐储藏，不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蔬菜价格受市场影响大。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蔬菜供需关系稳定，当需求变化弱，生产供给过多，就会出现激烈竞争，最后是资本愈雄厚，愈早占领市场者，愈可能胜出，反之，就会亏本[[9]]。与之类似的是养猪产业，1990年代以来，大量资本进入养猪业，市价出现剧烈波动。那些养殖规模较大，能承受降价压力者，逐渐占领市场，散户逐渐退出。

借助政府的信息、关系等优势，能否发掘“人无我有”的产业？且看豫南河镇“逼民致富”案例。河镇1983年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早期种植红麻因技术不达标失败，后来种桑养蚕因管理不当引发各类问题，历时最长政府投入最多的，当属1987-2003年的种烟叶。该运动由县政府主导，乡镇政府负责收储，由镇到村到村民小组，层层划分种烟指标。具体操作是，农民种植收割烟叶，政府派专人指导烤烟。河镇将烟叶分为十七等，各等级成色不同收购价不同。收购的烟叶是要出售的，即使县乡政府积极作为，依然难挡市场瞬息变化。当农民烤烟技术不成熟，或遭遇市价剧烈波动，会连成本都保不住。农民逐渐拒绝种植，甚至与政府对抗。终于在2003年，全县停止推广。

2、农民流动与粮食种植

2000年以前，人口流动限制没完全放开，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低。据农业部估计，1993年农民流动数量为6200万，2000年增加到7500万[[10]]。大量农业劳动力聚集于村，一方面带来农业劳动投入的内卷化，一方面有效克服土地细碎化问题。2000年以来，随着税费改革及城市化战略实施，城乡二元经济藩篱被打破，农民逐渐从农村-城镇-城市的逐级流动，演变为农村-大城市的季节性、可逆性流动。农民每年按40%流动比例增长，终于产生2008年的2亿农民工。

大量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往返，造成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据2013年的监测数据，全国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4025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5.2%，家庭经营性收入3793元，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占3.3%、8.9%[[11]]，它表明务工和务农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该就业结构产生两类家计模式，第一类是老人种地年轻夫妇务工，第二类是妇女务农男人打工。我们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分析农民的粮食种植情况。

25岁以下是接受教育阶段，如果有机会考上好大学，后面就可能找到好工作。但是，面向市场的大学教育，带来不确定就业前景，是否脱离半工半耕模式，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升学顺利进城者，在农村家庭中占多数。如果不能继续深造，多数人会外出务工。该阶段父母年富力强，对子女赚钱不很期待，重点考虑其结婚成家。

25-40岁，多数人会结婚生子。一方面，多年的城市打工和生活经历，使他们逐渐习惯便利的公共服务条件，一方面，老家的公共服务投入不均衡，网络、教育、交通等设施不足。另外，当小孩到了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成为年轻父母思考的重点。大城市虽然不错，无奈房价太高，只有少数成功人士买得起房，多数会选择在县城或中心镇买房。中西部多数地区，县城的房价在3000元/平米左右，中心镇房价在2000元/平米左右。依靠年轻夫妻的务工收入，难以支付买房和装修费，及小孩成长的各类开支。不过，因为父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能在生产生活上适当帮衬，不仅支持子女买房，帮助他们代为照顾小孩，还拿粮、蔬菜食补贴子女，年轻家庭尽管有压力，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

40-60岁，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一方面，他们要为子女发展操劳，家庭开支随子女成长增大，另一方面，他们逐渐感觉到体力不支，城市不少领域拒绝其进入。多数人会从工厂、公司等稍微体面的行业，转入低报酬、无福利的非正规领域。另外，该阶段他们的父母年老体衰，不仅劳动力下降而且容易得病，两地相隔使他们时常担心父母。当他们倍感城市生活不易，就会在城乡长期徘徊。该徘徊期持续时间长，大部分经过5-10年，才会决定是否要回去。返乡后他们种植土地，同时想办法增加收入。2003年以来，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力度，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进、科学种田技术的推广、农业技能培训的增加，要种好田并不是难事。以鄂中56岁杨某为例，他1998年到广州打工。十年后，妻子累倒、母亲住院，他只能返乡。当时大批农民抛荒，他流转别人田种。他说，“田靠三分种、七分管，插秧收割就几天“。2011年政府平整土地，他的流转田被串起来，收种完全靠农业机械，种田的方便使他渴望多种些。

60岁以上，子女人到中年，生活支出增大，老人的体力下降，难有余力再付出。为减轻子代负担，不讨子孙的嫌弃，他们多住回老屋。只要自己生活能自理，他们不主动麻烦子女。老人生计有三重来源，一是依靠劳力种些田地，二是养猪养鸡赚些钱，三是打些零工补贴生活。上述来源除打零工对劳力要求高，其他部分均可以“活到老、干到老”。 由于土地是生存来源，老人不仅用心种田，而且注意维持地力。

就调查情况看，依赖土地的农民人均年龄40岁往上，其中，60岁以上的人群远高于40-60岁的人群。我们依据家计来源差异，将种粮农民分为三类，分别是小农兼业户、半工半农户、村庄贫弱户。小农兼业户主要利益来自土地，他们能耕种20-50亩土地，对提高土地生产率有积极性，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有思考。该群体有两个盼望，一是渴望土地连片，使用机械化生产，二是渴望外部条件支持，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半工半农户的主要利益来自务工，不如小农兼业户重视土地产出。不过，因条件限制留守在村，又无其他的就业增收渠道，他们还是会种好田地。村庄贫弱者多年老体衰，土地是其生存唯一来源，他们渴望运用轻简便技术，不想自身劳力被完全替代。

要说明的是，除开前述三类群体，以户籍人口作标准，还有举家外出户及完全进城户。举家务工户在比较利益及“城市梦”驱动下全家外出务工，完全进城户因能力强、机遇好，或招考或参军顺利进城。当完全进城户和举家务工户增多，在村户流转土地能维持体面生活，小农兼业户就会增加，反之，半工半农户会增加。

三、乡村振兴的政策误区

如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缓解在村户种粮难题，就会有更多的农户顺利进城，更多的小农兼业户扩大经营规模，村庄贫弱者受益于土地流转，乡村振兴战略因此稳步实现。但当乡村振兴战略的对象定位于都市圈内农村，该类农村的农民早已进入二、三产业，以都市圈内农村产业为蓝本制定乡村振兴政策，就会背离一般农村产业结构带来实施困境。

1、粮食作物规模经营不经济

主流研究认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是解决“谁来种地”和“地怎么种好”[[12]][[13]]问题。“谁来种地”的立论基础是农田抛荒，农田抛荒是个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将一般农村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条件差的高寒山区，该类农村土地多是常年抛荒，主要是土壤贫瘠、劳动辛苦、产出较低。国家提出退耕还林计划，又推动异地扶贫搬迁，该类土地正好变为林地。

一类是自然条件好的丘陵地区，该类土地抛荒有两类情形。季节性抛荒即降低复种指数，原本该类土地可种两季的，因播种间距短农业收益低，不少农民选择只种一季。常年抛荒即土地常年不耕种，主要是农业设施瓦解，种田要肩挑背扛，亩产收益相对低。

“地怎么种好”的立论基础是，既有种田模式既无科学管理，又没有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因而无法顺利推动农业现代化。农业有两大基本命题，即如何实现与大市场对接，如何实现与大生产对接。

先看第一个命题，都市圈外的中西部一般农村，市场需求弱无法产生刺激，加上交通、信息、区位等条件差，小农户对大市场的不适应总体较弱。换个角度看，国家对粮食作物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购买农资还是销售产品，均能较轻易实现。农户出于“生存理性”的 考虑，多选择种植粮食作物。

再看第二个命题，中西部一般农村的农地现状，多源于1980年代分田到户。当时农业生产力较落后，村组织分田时出于公平考虑，依据土地肥瘦及远近不同，将土地分成等级再按户均分。后来村组织调地，仍遵循公平原则。1998年土地二轮延包政策，确立“生不增死不减”的规则，人均不过三亩、户均不过十亩、且分散地各个地方，成为农田利用的背景。

农业收益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播种收割阶段抓住时机，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只要遵循作物生长规律，真正农忙时间不太长。二是灌溉、植保等田间管理精细化，田间管理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农民需施肥防病虫照看庄稼，劳动不辛苦却较为费时，需要对种地有较强的责任心。就调查情况看，在村户中小农兼业户占10-20%，半工半农户中老人占70%左右。当土地成为基本的生存来源，在村户会想方设法提高产出。随着种植规模增大，小农兼业户要请工，不过，小农兼业户请工次数少，请的工又多是亲戚朋友，帮工一般会认真帮其完成。我们在各地调查发现，土地自发流转的上限为50亩，小农兼业户表示，若种田很便利，又依靠机械化，不大量请工操作，面积不过100亩。100亩以下基本能实现全员投劳，劳动生产率低但土地生产率高。

主流研究建构的思路，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其实，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拉力增强，完全进城户和务工户的增多，人地分离自然催生土地流转。只不过，该类流转是非正式、小规模的，与以获取利润为导向的，大规模、正规化流转，存在较大的差异。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但对家庭农场的应有规模没做规定。各地政府在落实“适度规模”实践中，多将经营面积定为100亩以上。我们简单算笔账，上海市包括种菜种花各类耕地共计300万亩，按松江区定义的100-150亩经营规模，上海市只需要3万农户足矣。如果全国经营规模到100亩，只需要1800万种地农户，同时向城市转移出2亿农户[[14]]，问题是，政府能否承担类转移的后果。

突破100亩需要雇工，新型经营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家庭农场，规模为100-500亩，一般在200亩左右，一类是工商企业，规模在500亩以上，先看家庭农场效率。农户间的自发流转受村庄社会关系影响，流转费普遍不高甚至是零费用。100亩以上的经营规模，流转费普遍高出自发流转。我们调查的皖北高镇，家庭农场兴起前，流转费为100-200元/亩，家庭农场兴起后，流转费为500元/亩。

家庭农场崛起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市务工收入和待遇没增加，二是每年粮食价格上涨加上地方政府的诱导，三是家庭农场主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当种地与务工收益大致均衡，家庭农场主就会快速崛起。家庭农场的典型特征是“自雇”为主，有些家庭农场主考虑到耕种面积大，会购买部分机械替代部分劳动。不同村庄地理条件不同，土地集中程度会有差异，加上农业设施配套问题，农场主很难不雇工经营。常见现象是，农场主根据农业种植的情况，在耕种、收割阶段时常雇工，在田间管理阶段偶尔雇工。问题是，因雇佣关系超出人情范围，雇工磨洋工在家庭农场中较常见。另外，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些人力工作机械无法替代，加上使用自家机械会有折旧，经济效率不如购买服务。换言之，家庭农场主尽管能获得土地规模收益，相较小农种植的高土地生产率却要差不少。

工商企业与家庭农场有本质不同。家庭农场的兴起，表面源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实际源于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只要基层组织搭建好流转平台，增强土地连片种植便利程度，部分积累一定资金的农户，有动力从事规模经营。农场主以自身投劳为基础，扩张土地规模具有一定的边界，多将农业收益用于非农业领域，而非变为流动资本继续投资[④]。工商企业种地有四大特点：一是资本积累达到较高规模，流转土地达到一定规模，购置大、中、小各类农业机械；二是不投劳而是完全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为增加利润而非有闲；三是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效益，投入包括劳力、资本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四是基本不在种植环节获利，多在农业上下游获利[[15]]。我们以鄂中郑某为例，说明企业种地问题。

郑某是当地很有实力的老板，在政府盛邀下流转3000亩，成立农业合作社，用1500亩土地经营。合作社雇60-70个工人，任命队长管理工人，实行土地分片管理。原来农户种田亩产2000-2200斤，合作社的亩产少数达到1800斤。郑某最头疼的是田间管理，有些田里长满杂草，工人不主动去清除，有些存在机械化死角，工人宁愿空着而不想办法，至于打药、放水等环节，工人不仅不负责，甚至损公私肥。三年里郑某引进多项技术，直接损失却达600元/亩[⑤]。郑某按原有流转费转包，大户种植面积在20-100亩。调查某50亩大户，下秧时请10人，平时自己管田，除去高额流转费，每年要赚3万元。

比较而言，小农兼业户主导的农业，可以全员投劳，实现产出最大化，加上土地流转费极低，能承担老人养老成本，如果土地耕种变得便利，将具有强经济社会效益。但是，小农兼业户运用新技术的动力，对其他种地户的带动作用，均不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盈利依靠规模效益，如果土地流转市场相对完善，农场主与小农户关系会有序，如果以政策刺激家庭农场发展，会带来农场主与小农户冲突。工商企业虽有使用新技术的动力，但要承担高管理和流转成本，种植环节会长期亏损。

2、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产业兴旺的核心是一二三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提法源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是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载体是制定 “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目标是“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我们以各地的调查经验为例，说明一般农村产业融合路径。

从劳力、机械等要素投入-产出看，企业种植粮食作物大多亏本。现在要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就要在产前、产后用力。从学理层面讲，企业向农户购买农产品，变为将农产品整合进企业内部，实际是将外生交易费用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工商企业为供给市场短缺产品，延伸企业生产链条，必要时进入农业领域，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一般说来，在都市经济的辐射范围内，尤其是城郊及沿海农村，只要农村具有特色的资源，工商企业均有进入动力。一般农村既无区位又无优势资源，企业绕过市场规律进入该领域，大多与政策诱导和政府推动有关。

先看企业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现状。我们调查发现，少数企业从事特色苗木种植，苗木生长期为5-10年，企业需要做长线投入，苗木越大值钱。但是，市场行情不同、关系渠道不同，能否最终获益，并不好判断。相较而言，种植经济作物并进行初级加工，不仅资金回笼快且政府支持，企业多会进入政府期许的领域。

以皖北阳县李某为例。李某开始流转几十亩土地，虽辛苦能获得不错的收益。政府动员他规模经营，承诺给予相关的补贴。李某扩展土地规模到800亩，无论如何管理每年亏本，他就拿出200亩地种蔬菜。蔬菜经营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常情况下3人能种6亩蔬菜。李某以3人为一队，做工的时候分片，信息员监管协调。种菜有较强的季节性，打药、锄草等需要请工，忙时要请20-30个工。雇工遭遇监管困境，200-300亩的大棚，每个月需要800个工。雇工不用心做事，信息员要督促，相较自雇从事生产，需多100-150个工。李某开始种莴笋，一年种一季，能产100万斤，但是，市场供过于求，本地难以卖掉。他汲取单一种植教训，种8-10个蔬菜品种，却丰产不丰收。李某经营蔬菜四年，除有一年盈利40多万，其他均不同程度亏损。李某抱怨说，明明觉得会赚钱，不少人跟风种植，市场保有率有限……

类似情况出现在龙头企业王某身上。王某在阳县所在市做名酒代理，后被政府动员流转5000亩地种菜，很快成为阳县所在省的龙头企业。王某自己有完备物流渠道，尝试绕过大宗蔬菜批发市场，以订单农业从事小区配套。王某经营接近4年，价格比市场高5%，只有40-50万斤订单。他解释说，建立品牌要时间，消费者不太认可。王某尝试进入超市，销售量迟迟上不去。尝试用基地种植有机菜，集中精力配送却卖不出。他解释说，主要是本地市场有限，有能力消费的顾客不多，卖不掉的菜没地方贮存，进入批发市场没有优势。王某从两方面进行突破：一是针对订单农业的客户，有计划地组织参观体验，经营几次效果有限。二是以基地做保障，进行简单的产品加工，相较一般的产品并无优势，深加工因产品成本高卖不出。

从经营情况看，李某、王某多数年份一直亏损。阳县的农业发展源于政府动员，一定时期市场需求结构稳定，规模化种菜产生大量供应，必然带来蔬菜市场的剧烈波动，加上阳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需求单一短期内难以改变，无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培育，还是初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均难在短期见到效益。再者，农业领域的投入具有专用性，在无盈利前需要一直投入。举例说来，建大棚每个花费1万元，若卖大棚只有1000元，还面临无人买的困境。李某和王某的不同在于，李某没有被评为省龙头企业，银行评估其风险不予贷款，李某就到处借款甚至卖房。王某资金雄厚是龙头企业，前后得到免息贷款1亿元，除开亏本种植和销售供政府参观，他将贷款在内的资金投入其他高回报的行业。

再看企业经营粮食作物。A公司所在县是国家级产粮大县，县政府要争取每年3亿元的奖励金，必须响应政策有农业亮点。A与政府合作流转3万亩土地，种植的粮食作物3年每年都有亏损。A就实行公司+大户+农户模式，从产中领域脱身专注产前、产后。具体操作是，A将流转来的土地，按原价转包给大户，每户规模100-200亩，公司为大户提供必须的“套餐服务”，包括农资如农药、种子、化肥，服务如机插、机收、机耕，大户将收获的稻谷卖给公司，扣除套餐后是其所得。公司盈利有三个来源：一是“套餐”价高于市场价，公司建立烘干中心，大户要支付烘干费；二是在县政府支持下，公司租赁和自建粮库，先大规模收储粮食，行情好时高价卖出；三是公司获得规模化补贴，包括农资和农机补贴，政府各类农业项目补贴[[16]]。我们统计A产前产后直接盈利260元/亩，不包括政府倾斜的人力、财政、土地等。问题是，A规模流转的土地，原来都有人种；A提供的套餐服务，无论农资还是机械，原来都有经营者。以行政强力推动规模经营，实施中自然遭遇农民反抗；A转包土地延伸产业链，社会积累怨恨情绪；政府对A的倚重和投入，农业自主性受影响。

纵向一体化推动农业发展的问题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如何？我们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农村调查发现，不少村镇热衷发展特色旅游。就市场前景看，城市有钱有闲的居民众多，有能力有愿意享受青山绿水，到农村“养胃”体验农业乐趣，只要资本嗅到商机，做些牵线搭桥工作，就可获得源源收益。美中不足的是，开农家乐或发展采摘业，可能要改变居住条件，甚至是占用部分耕地，需要相关政策配套。不过，城市周边工商业起步早，不少耕地被占用变为建设用地。政府只需以美化城乡环境名义，对部分乱搭乱建的设施拆除，对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村社集体用该类土地建设乡村酒店、会议中心，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保证了成员分红不过，将该发展思路用于一般农村，不仅难实现经济社会效益，而且会引发其他问题。

以前述郑某为例。郑某无论经营经济还是粮食作物，均难以削减成本打开销售市场，5年时间里年年亏损。他到各地考察后决定发展旅游，拓展农业功能开发新盈利点。郑某向我们介绍“产观经济”模式，农业既生产又可以参观。为让不同层次的客人来，郑某不仅规划建农家乐、高端养老院，还规划建会务中心、豪华别墅，不仅设置观光、美食、采摘等常规区域，还设置钓鱼、健身、拓展训练等特别区域。郑某的理念超前，对资金需求量大，尽管前期投入1.5亿元，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他要求抵押土地贷款。抵押地主要有两块，一是流转的土地及基础设施，包括平整后的土地、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设施等，二是迁村腾地节余的土地，包括727亩建设用地、727亩建设用地指标、无偿建的生活设施。银行不接受土地抵押贷款，领导做工作也不同意。银行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用途管制制度要求农地农用，农业产业弱质增值过程缓慢；二是郑某所在农村区位条件差，土地在短期内难有升值的空间，三是郑某流转的是农民土地，抵押生存保障的风险较大[[17]]。按照增减挂钩政策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收益，郑某所在市县不到5万/亩，且只能消化极小的一部分。我们5年后回访，产业已停滞，游客仍然少。

其实，无论是农业结构调整，还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抑或是拓展农业功能，之所以在一般农村遭遇各类问题，根本原因是当地市县经济欠发达，一般农村既无资源又无区位优势，加上相关主体对农业产业有认知误区，使得本来由市场规律调节的问题，一旦被地方行政强力干预即会带来各类问题。

四、乡村振兴的保守路径

当70%的农户是半工半农户，农业具有就业保障功能，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淘汰留守农业和小农农业，试图使农民进城不可逆，就会带来灾难而非福祉。鉴于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产业结构特征，我们以为，该类农村的乡村振兴重点应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种植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农户稳健有序对接市场。

1、提高小农耕作的便利程度

从人口流动角度看，在村户大多无务工优势，要保证家庭生活的体面，简单办法是根据身体承受力，及村庄即有土地状况种植。如果解决种地的难题，他们会认真种好田。

首先看农业设施。2000年以前，农民外出打工的规模小，他们会过密化投劳、。2000年以后，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在村户多是中老年人，对土地依赖度强，渴望种地轻简便化。税费改革后“两工”制度瓦解，原有农业设施常年失修，丘陵地区抛荒情况扩大。比如，小农户因小水利体系瓦解，被迫掏钱打井自己灌溉，打井成本高收成不稳定，农民就将农田改成鱼池，或挖成堰塘保障灌溉，水田面积因此减少。有农民不想花钱，就直接弃而不种，土地便逐渐抛荒。再如，机耕道本是方便机械化的，但是，有农户为了私利挖毁机耕道，使农业机械无法正常服务，当农民种田还需要肩挑背扛，中老年人便不堪劳累弃田。2003年以来国家大力实施惠农工程，加强对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政府重视技术治理能建设大型工程，无法解决农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以致出现硬化的渠塞满秸杆，修好的毛渠没过多久就渗漏问题。如果政府响应在村户的种田难题，加强村组织建设推动设施落地，可以种植的耕地将会被精心种植。以湖北孝感某村为例，村组织争取国家资金改善土地，水利、道路等农业设施条件，整理出的800亩地有200多户抢种，理由是种田不累年纪大也能种，种田既有收入又有成就感[[18]]。

再来看农业服务。早在集体化时期，我国即建立完备的涉农部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农业服务机构不断改革，涉农部门提供的农业服务逐渐异化。以农技部门为例，先是1990年代，农技部门忙于收农业税费，无暇在农技推广方面有作为，2006年实施的乡镇体制改革，有些省市政府实施”以钱养事“改革，要求农技部门“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走向市场的农技部门能力不足，农技推广因队伍散、设备落后，难以将农业科技成果有效转化。2008年，中央提出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求多个涉农部门加强合作积极服务农业，各个涉农部门于是将分流人员返聘。问题是，各部门间不能有效协调，难以满足农业主体要求，多部门竞争上级项目提供服务，又出现水、电、路设施不衔接问题。上级政府发文要求强化服务水平，农技部门就将原有的经营业务正常化，进行业务培训时搭车售卖农资，通过村干部宣传销售产品，以举办半公益讲座为噱头推介产品。行政与经营职能的相互强化，带来假技术假农资泛滥。冯小搜集的某县3个乡镇512份户问卷分析结果，发现约92%的农户买农资有上当吃亏经历[[19]]。在政府力推规模经营的地方，农技部门对新型主体一对一服务，小农户因规模小、分布散被忽略。

如果政府正视小农在保护粮食安全上的作用，立足小农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小农户的强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最大化发挥，农业产出及地力涵养就会达较优状态。当前的问题是，在村户数量大，种地规模小，有一定分化，政府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会面临与分散小农的对接问题。如果加强集体组织建设，依托组织整合小农户利益，就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治理精准，而且能平衡农业经济社会效益。

2、实施村社本位的土地整合

以小农为主体建立支农体系，只能解决解决小农户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破解农业种植难题，适应农业生产力变迁，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实现该目标的障碍是土地细碎化，土地细碎化既与土地制度变迁有关，又与农民流动带来的人地分离有关。

先来看农地制度。农村土地细碎化格局，源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组织依据土地肥力、位置、地形、灌溉等因素，以“增人增地、减人减地”为规则调地，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不高，难以克服自然因素影响，平分土地思路以公平为基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组织只需要发挥统筹功能，解决单家独户办不好的事。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将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而非集体组织发包农户承包的债权。2014年国家提出承包经营权确权，均分带来的土地细碎化格局因此被固定。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土地细碎化有一定正功能，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出现农业生产的去过密化，土地细碎化就存在负功能。比如，机械难以为细碎化土地服务，普通村民种田辛苦且收益低。即使国家面向农业加大服务供给力度，同样因土地细碎化缺乏协调手段。

再来看人地关系。我国早期实行“退人退地”的土地制度。当作为承包方的农户，因招工或者考学进城，不仅户籍要迁出去，承包地也要被收回。集体组织再实施调地，将土地分配给集体成员。调地模式在农业税时期实施大致不错，既保障农户利益又提高种地效率。2000年以来，随着户籍制度变迁及农地制度改革，原有“进城退地”变为“进城不退地”。因保留土地可以享受补贴，流转土地能获得收益，闲置土地能留住“乡愁”，完全进城户会保留土地，外出务工户同样保留土地。农地生产具有外部性，以稻作区农业为例，如果上游损毁水渠，放水就不可能完成，如果邻近农田一直不放水，即使自家的田里有水，同样渗漏到他田里；农民播种、施肥、打药等，若差异较大会相互影响。现在因土地格局固定，耕种户无法实行土地连片种植，农民分化及种田方式的差异，可能产生负外部性降低效率。

如果通过集体治理克服土地细碎问题，实施土地调整扩大农业正外部性，就可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但是，税费改革及乡村体制改革，使集体组织丧失治理能力，加上前述的土地制度变迁，使集体组织不能再调地。不过，通过集体自主治理促进土地连片耕种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有政府就依据现行制度创新土地确权。以湖北沙洋县农村为例，政府从《土地承包法》第40条规定出发，提出承包方之间若有方便耕种需求，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经营权。政府保障集体组织的治理边界，集体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换地，先推动“按户连片”再进行土地确权，不仅受到群众拥护，农业效率得到快速提高，还被相关部委肯定，作为先进经验推广[[20]]。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放活经营权发挥市场基础作用，面临自发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如果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发包、调整、收回等权能，以集体组织为中介整合地权对外流转，就可以在“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基础上，稳步实现土地流转和经营的效率。

3、强化政府服务促进农业转型

在村户中的中年人群体较复杂。小农兼业户除种几十亩地，还会养鸡养猪、在周边打零工。其他中年人经营土地规模小，却围绕土地发展相关产业。如有农户自购拖拉机、插秧机，在服务自身的同时出售农业服务，有农户从事小型加工如开打米厂，有农户从事商贸业如开农资店。随着城市经济的变迁，中年人群体不断分化，部分农户不甘于农业“增产不增收“，将大量的非农收益投入农业领域，以对接市场扩大农业产业化收入。随着资金投入数量的增多，对要素的吸纳能力增强，农业就进入资本化轨道。

先来看承包地投入。如果说在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就业机会较充分，农业不再是劳动力蓄水池，只要调整生产方式，可助推农业现代化，在中西部一般农村，农民顺利进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业在农民家庭收益中不占主导，但依然是家庭再生产构成部分。在完全进城户占比不超过10%，不完全进城户占多数条件下，在村户流转一定规模的土地，且流转的大部分土地不稳定，就具有阶段合理性。当城市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在城市就业能获得不错的收入，完全进城户的有序增多，将使土地流转越发稳定。不同农村人地关系状况不同，有些地方出现去过密化的态势，在村户就扩大流转模持续投资。前述小农农业变为家庭农场，根本原因是继续流转土地，边际效益递减但是不为负。尽管有部分进城户回来要地，城乡经济结构决定耕种规模，家庭农场主因此购买机械，将可耕种的土地复垦出来，并逐渐产生对接大市场的诉求。只要政府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搭建平台完善交通、信息等设施建设，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素质，降低企业对接农户的成本，公司+农户、订单农业等形式的发展，就会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就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再来看非承包地投入。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农村不是封闭的，农民根据能力和机遇选择务工或者务农，城市资本根据市场变化选择是否进村。资本进入农村有两种方式，投入承包地和投入非承包地。根据1990年代的“四荒拍卖”政策，2003年的林业产权改革制度， 2010年后的林权抵押贷款意见，四荒地、林地可按照市场原则，不再区分主体是否为村庄集体成员，进行长时段正规化的流转。由于四荒地、林地开发困难，有些村要偿还债务或从事公共建设，政府又有推动流转的动力，不少地方就实施低价流转。有研究认为，林业是绿色银行，每年都会不断增长，是资本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21]]。最近10年，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对园林绿化建设的需求快速提高，不少资本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型乡镇建立苗木市场，与四荒地、林地经营户对接。资本利用市场优势和信息优势，引导农户种植广玉兰、桂花等。苗木种类不同，市场需求不同，利润和风险有差异。那些愿意承受市场风险的农户，就多流转土地种市价高的苗木，普通农户多种市价一般的苗木，更为保守的农户则是转出土地，在苗木市场打工获得稳定收入。苗木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及土地资源禀赋不同，务工和务农在一般农村的表现不同，但是，只要政府加强专业化市场建设，增强网络物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普及，降低农村市场化成本，就将促进农村小微产业的生根发展，包括苗木在内各类产业形态，就会引导不同层次农民渐次调整就业结构。尽管该类市场发展带来贫富分化，却不会因土地过度集中引发冲突。当农村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发展，有限度的阶层分化就会激发社会活力，农户就会逐步进入市场对接现代农业。

五、结语

林毅夫等人认为，遵循比较优势按照禀赋结构选择产业结构，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大、技术运用提升最迅速[[22]]。如果不了解一般农村产业的现状，不首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却以行政力量推动其对接大市场，将带来宝贵政策资源的浪费，制造出诸多的社会经济矛盾。

当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乡村振兴方案，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发达农村，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沿海发达农村，不是将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放在首位，而是将发展农业保障小农就业作为核心，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村社集体整合细碎化土地的空间，加强土地流转和专业市场建设步伐，逐步引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民就业调整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就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