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群众联结关系视野下的村庄治理——以浙中Y村为例

朱静辉

温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空间变迁与重构研究"（18BSH057）

作者简介：朱静辉, 男, 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E-mail:zhujh@wmu.edu.cn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精英与群众的互动逻辑发生了多重变迁。对当代乡村内部治理而言，精英划分的关键不是体制内外、来源、职业，而是村庄中与群众关系的联结基础。依照与群众联结关系的强弱可以把精英划分为强关联基础的联结型精英与弱关联基础的原子化精英。联结型精英的联结纽带呈现多种结构模式，糅合了传统家族与现代组织的特征。而原子化精英虽无强联结关系网络，但是凭借其强资源影响着村庄治理。原子化精英与联结型精英在社会转型中都出现了自我主体性强化的形态，利益性策略代替共同体原则。如何重构精英与群众关系成为乡村治理的主题。

关键词：乡村治理   联结型精英   原子化精英   利益性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乡村治理精英群体的分析中，研究者一方面认为该群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治理精英长期稳定地占据村庄公权力位置；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村庄治理中新人、能人不断地代替村庄已有精英的位置，治理精英群体出现较大的变动性。如何解释两者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的现象，学界的研究对此做区别对待。持精英稳定论的观点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是乡土熟人社会^[1]，熟人社会中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稳定性关系与默契，村干部因为政策性的互动关系被全村村民所熟悉和认同，于是选举中选来选去就是这几个人^[2]；当然，现代国家政权下沉也造就了地方社会治理的稳定性，尤其是“政党下乡”之后^[3]，在基层建立党支部，成为村书记之前一般都有长期的村工作经历，凭借组织权威与个人关系，书记都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而持精英变动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基层政治的吸纳与地方社会力量的“贿选”导致了村庄精英群体的不稳定。新时期国家要求一些致富能人进入村庄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强调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双带方针使得各个地方积极吸引先富能人入党、参政^[4]。另一种解释村庄治理精英中的闯入者则是村民自治选举中的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精英通过“贿选”的方式成功进入村庄干部系列。近几年来，村民自治选举平台以及城镇化的进程激活了乡村精英参与治理的热情，一些原本游离于村庄政治之外的人物也纷纷回到村庄，出现了“富人治村”以及“贿选”等现象^[5]，有些研究者指出某些地区的村庄基层政治被一些灰黑势力所入侵与支配^[6]。

在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框架下，村庄治理精英的稳定性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纳为精英与群众之间联结关系的稳定性。精英与群众联结关系稳定则会增强村庄治理精英位置的牢固性，精英与群众之间关系松散，或者说村庄中个体具有非常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则会造成选举的不稳定性与治理层的变动。贺雪峰认为在一个强社会关联度的村庄中，村庄内部的互动频繁与关联度较高，治理精英一般也相应比较稳定；而在原子化或者低关联度的村庄中，则是村民以个人为中心，相互之间比较陌生，因此村庄中治理位置就会出现变动性比较大的情况^[7]。而较多的学者则是从村庄选举的角度剖析村庄中精英与村民的互动，仝志辉在村民选举的研究中，对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做出进一步的界定和丰富，他把社会关联划分为集体社会关联和群体社会关联，两者在资源流通和认同性质不同，接近、利用资源和认同的方式也不同。而精英在村治选举中的优势在于他们是社会关联中的支配者，他们具有调动社会关联和动员群众的能力^[8]。派系是村庄选举中村民与精英之间形成联结纽带的一个主要变量，贺雪峰把派系总结为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派系围绕核心人物运转，核心人物的竞选与退出直接触发派性。第二，派系内部所有人只与核心人物发生关系。孙琼欢认为村庄派系政治是乡村治理的隐蔽机制，派系是人们以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她总结了派系政治的几个特点：低烈度性、间歇性和地域性^[9]。卢福营则进一步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10]。吴思红从村庄派系的具体发生运作机制出发，认为现代利益关系为主导的多元派系格局正在形成，而派系力量的大小与其社会资本拥有量呈现正向关系，派系力量对比结构的均衡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性^[11]。

有关村民与精英之间互动的解释存在两种主要偏向：一种是村民中心论，从村民个体化与原子化着手，认为当前精英与村民的互动多以分散的、个体式互动为主，因此也衍生了村庄中精英与村民的个体利益交换；而另一种则偏重精英的动员与支配，群众被精英所控制并在行动中服从精英的指令，精英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演变为派系冲突。精英主导论与群众分散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有农村社会中群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是对已有的一些农村地区经验的总结。但是，两者都过于偏向一端，忽视了农村社会中群众与精英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尤其是通过长时段与详实细致的考察，可以看到农村社会中群众并不是纯粹的“马铃薯”化，或者说就是精英的木偶，他们或多或少会受到农村社会联结关系的制约，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也会因为联结关系而产生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通过浙江中部地区一个村庄中精英与群众互动关系的考察，阐述农村精英与群众存在着不同的联结范式，在下层是比较稳定的团结关系，而在上层则是具有松散型的交互关系。下层的联结渐趋于小型化，造成精英的多元性与分散性，但是小型的团结模式仍然是村庄政治行动的基本单元。村庄上层精英则开始凸显原子化，他们在村庄内的联结纽带较为薄弱，与群众的互动较少。但由于他们拥有较强的外部资源，可以通过资源输送的方式与村庄内联结型精英形成共治。

二、调研区域与村庄治理精英变动

(一) 调研区域

本文的资料来自笔者对浙江中西部地区一个行政村近20天的调研。Y村位于所在市区南面，与镇政府相距3公里左右。Y村在2005年由4个原先的自然村合并而成。4个自然村按照规模大小依次为王村、高村、姚村与方村。Y村村本部坐落在王村，王村人以王姓为主。Y村共下辖17个村民小组，733户，2125人，其中农业人口2057人，耕地面积1692.1亩，其中水田面积1355.3亩、旱地336.8亩、林地面积6975亩，2015年村集体收入107.71万元，劳动力总数1268人。

表 1 Y行政村概况

2005年Y村合村时，村干部并没有经过选举，而是上级镇政府任命过渡性班子。Y村书记由王村本部书记担任，村主任由高村原书记担任，其他两自然村的书记被暂时安排为大行政村的副书记，原村主任被安排为合村后的副主任。2006年Y村开始村民选举，书记和主任基本上由王村本部的人担任。按照一些村民的说法，王村本村的担任书记与主任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没办法的事情，小村选票肯定没有本村的人多”。梳理Y村在合村之后的历届村干部构成情况，除了2005年合村的特殊性之外, 以后历届书记与主任都基本固定在王村人身上。

表 2 Y村2005—2016年主职干部情况表

不仅村主职干部在近十几年内是由王村的人担任，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两委干部组成中绝大多数委员也来自王村。现任党支部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3人来自王村，村民自治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5人来自王村。这样的村庄治理人员结构，其实也是村庄内大自然村与小自然村对比的结果。

(二) 精英更替

相比较合村之后大自然村精英主导型优势，村庄治理精英群体也开始发生变动，新兴的村庄精英开始替代传统干部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在2009年Y村的村民自治选举中，在外经商多年的王华回到村里参加选举，并且竞选成功。而他的主要选举对手，则是一个任职长达20多年的村干部——王长文。2009年的选举，被村民普遍认为是老干部与新面孔之间的一次较量，为了拒绝这个新面孔的进入，村里的老干部抱成一团排斥新的精英，但是最终2009年的选举却是新的精英成为村委会主任，同时他的当选也让村委会组成人员发生了改变，已有的传统型精英治理格局正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冲击和瓦解。

2009年选举后的村干部组成结构中，以王华为代表的新一批精英力量开始逐渐形成。例如村妇女主任周云是某企业集团的经理，方某自己家在村里一直经营着一家织布机厂，而王建与其他人合伙在镇里与市里做一些承包工程。这3人都是村里之前从未当过干部的人，他们与王华一起在Y村的治理结构中形成一股新的精英力量。

在2013年Y村的村主任又面临新对手的挑战，这个对手不是出自已有村干部的队伍，而是一个完全与村庄治理并无多大联系的人。

王学富是王村三组的人，一直在外面做企业，在村庄内的熟悉度也仅限于自己小组内，但是在2013年村庄选举时，他却突然冒出来要参与村主任选举。据很多村民说，王学富出来参与选举，本来有很大的声势要盖过现任村主任王华，但是在选举的关键时刻，王学富出了事情，因为参与赌博输了几百万，这些消息在选举的时候迅速在村庄内流转，于是很多村民对他产生担忧与怀疑，因为赌博输了钱，会不会当选村主任之后变本加厉地想着捞钱。最终王学富的挑战并没有成功，王华确认与巩固了自己村主任的位置。

Y村两届的选举说明当前农村治理中正在酝酿和发酵治理精英群体变动。这部分新兴的精英群体进入村庄，或带有一些村庄内部自身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王华、王学富为代表的典型精英，则意味着村庄治理中并无联结基础的外向型、原子化精英冲击与影响着现有村庄的治理结构与形态。在Y村原子化精英与联结型精英既表现冲突的一面，又开始出现融合的共治性一面。传统的乡村治理精英或是借助于社会自身发育的权威，或是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的延伸；而在当代乡村社会，外向型原子化精英则是一种自主的群体占据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触点，他们很早就外出经商，在村庄中并无较强的联结基础，但他们迎合了国家转型期间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势，借助于自身的强资源优势可以贸然闯进村庄治理中，构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

从注重个人的阶级成分与政治忠诚向注重个人的致富能力转变，乡村治理中对村干部的考量标准已悄然发生变化。贺雪峰认为富人治村既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安排促成的结构^[12]。卢福营认为改革开放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改革开放后，社会自主性得到释放，随着社会分层与社会力量的兴起也导致了村庄的分化，而以经济能人为代表的治理精英则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实现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的有机结合^[13]。研究者过于关注精英的身份与职业差别，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关联机制。换句话说，当前乡村治理的关键性因素不是富人、能人、政治人等身份上的区别，而是精英与群众是否有联结基础，能否与群众形成一种结合性的关系。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精英可以摆脱联结关系的制约，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进入村庄治理序列。这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精英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进行具体分析。

三、联结型精英与原子化精英

在村庄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形成不同的联结类型。因血缘、亲缘关系扩展所形成的群众联结是基于初级关系扩展，初级关系中人们具有较强的情感联系，联系较为紧密^[14]，因此此类精英与群众的关系网络较为稳定，但是渐趋于小型化的趋势。而因党组织培养中所形成的普通党员与党组织干部之间的个人庇护和忠诚关系网，则是因为组织关系中特定的福利与分配体系而形成，同样也形成了精英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结关系。在村庄中因雇佣关系而形成的“资本—劳动”关系是典型的次级团体关系，村庄中个人之间的互动因雇佣而形成“精英—群众”的联结关系网络同样也构成村庄中部分群众的一致行动能力。

不同性质的联结会影响精英与群众之间的联结度，因初级关系所形成“精英—群众”网络关系较为固定和紧密，因此能够长期影响村庄的治理结构，但是这一关系网络随着家族的瓦解和个人主义的逻辑逐渐趋向于小型化。而以党员培养关系和企业雇佣关系所形成的次级关系则相对具有变动性和流动性，尤其是雇佣关系结合而成的联结随着企业聘用和雇佣本村人的情况而定。但是，无论是初级关系还是次级关系所形成的联结网络，利益交换已经开始嵌入互动中，导致精英与群众之间具有较强的工具主义倾向。

(一) 联结型精英类型

1. 家族依附型的家族精英

Y村姚村一位姚姓老人非常强调自然村内的势力关系，所谓的势力关系最主要的是亲戚关系。如他所说“现在村子里面亲戚关系挂头，房头关系不讲了”。姚村亲戚关系势力大的人家姓冯，冯国是这个家族势力的精英代表。冯国的势力大并不是说自己家门的势力大，而是来自姻亲关系结合的家族关系网。具体来说，冯国的势力来源于三个比较大的家门，冯国有4个兄弟，他的亲家有7个兄弟，而亲家的丈母娘家也有8个兄弟姐妹。这样由3个庞大家门所形成的家族关系网因为村内通婚而形成比较固定的联结基础。因此，在姚村，冯国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精英代表，姚村内部的事务必须冯国介入。

血缘、姻缘关系所形成的群团结合方式曾经左右了村庄政治结构与治理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文化仍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对象，无论是对家族文化的延续性研究^[15]，还是家族或者宗族性力量对乡村政治影响的研究^[16]，其实都说明家族政治在中国农村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不管如何，诸多研究者也承认现有的家族关系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中发生巨大的转变，宗族作为一种观念意义而存在，而群体行动单位的宗族或者家族性构成规模逐渐缩小，在Y村三代以内的认同比较强一些，超出三代以外则并不具有影响力。以房族为例，Y村的房族关系已经非常淡薄，村民很难对自己的房族关系有清晰的界定，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姓氏有多少个房。Y村中唯一对自己房头关系内家户非常清楚的，是因为这个房头只有10户左右人家。

家族性因素的衰退，造成了村庄政治中群体社会团结模式的多样化，也造成了村庄内部精英来源的多样化。在最基础的村庄底层结构中，以姚村冯氏形成的小家族关系是村庄小组中比较突出的联结单位，但是这种家族联结仅仅只是在自然村与小组内具有影响力，缺乏村庄整体性的影响。

2. 政治庇护联结型的党组织精英

政党下乡之后不可避免会遇到村庄中社会性因素的渗透。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虽然是自上而下建构，在组织体系培养中也衍生出一种依托党员培养、入党介绍而形成的上下级互惠关系联结。华尔德就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中领导与个人会结成关系网，“党的基层组织在忠诚的基本群众里发展出一套固定的关系网。这些基本群众以他们的忠诚与支持来换取职务上的提升以及其他方面的奖励，结果是一套高度制度化上下互惠关系网的产生”^[17]。Y村的高村自然村显然具有强庇护关系网所形成的精英联结网络。

高村章友长期担任高村的村主任兼书记，然而，章姓在高村其实只是一个小姓。高村有4个村民小组，共200多户，600多人，其中孙姓是第一大姓，共有150户人家，大概450多人，而章姓只有40来户，100多人。章友担任高村主职村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村村庄政治的历史延续，章姓长期担任高村党组织的负责人。表 3是合村之前高村自然村党支部书记的历届任期状况。

表 3 高村历届村主职干部

1970年以后，村书记一职基本上都是章姓担任。而唯一担任村书记的孙姓人氏也是章友的姑父。章姓通过党组织以及亲族、姻亲关系，最终在村庄政治中获得绝对优势，合村之后，章友作为村党委委员仍然是Y村的主要治理精英之一。章友的地位与他家庭长期占据基层党组织中心的位置相关，他哥哥担任高村书记达10年，去世之后，又由他担任高村村主任兼书记。高村党员的发展与培养，基本由章友决定。也正是在党员的吸纳与培养中，章友建立自己在高村内的绝对支配体系。基于党组织体系下的庇护—服从关系，章友在高村党组织体系中形成联结关系。章友在高村的地位在Y村看来是坚固与稳定的，也正是基于此，Y村的选举策略中赢得高村的选票，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章友形成合作关系。但是，除了章友的联结网络之外，孙姓家族的联结关系也同样存在，但是这样的家族式联结网络渐渐趋于小型化，无法撼动以章友为代表的党组织联结关系网络。村庄党组织培养体系会形成党组织负责人与普通党员之间的稳定联结关系，但是党组织关系体系同样会促成“各种个体化的利益主体暗地里相互勾结，形成跨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边界的利益共同体，即利益集团”^[18]。

3. 经济依附联结型的经济精英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与基层非常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Y村家庭小工业经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Y村村干部为了鼓励村民在村内办厂，提供了一些村庄建设用地。当时的T集团创始人王火就租用Y村王村的仓库作为厂房，开办服装加工厂。服装加工厂基本雇佣本村的劳动力，在发展高峰期吸纳了全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雇佣人员数量达到三四百，其中大部分为女性。随着服装业的扩展，T集团的产业发展也面临地理位置、劳动力就业的限制，后期就把集团总部搬到镇上。

以村庄为基地发展起来的本地型企业形成了特殊的企业内部关系，除了村庄本地人的地缘因素外，还融入现代企业组织中的资本—雇佣关系。在企业组织中，资本方有天然的优势，从而也导致了雇佣者—本村人与企业主之间产生经济上依附的联结关系。企业主在村庄治理中也会施加自身的意志，希望企业员工支持自己的意见。在Y村每次选举之前，T集团负责人就会在集团内部开一次员工大会，企业主在员工大会上施加自己的影响。毫无疑问，企业组织内的群体行动力因为雇佣关系而强化，在T集团工作的Y村人在企业主的授意下会一致选举某人。正是在资本—雇佣联结关系下，T集团的负责人始终在Y村的治理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

(二) 强资源的原子化精英

联结型精英是村庄在一定依托基础之上形成的精英，换句话说，他们在村庄是自带社会基础的。然而，在当代农村社会的市场转型中，精英的联结方式都趋向于小型化和部分化，也就是在农村社会中很难出现一种全村性依托或者是如传统时期宗族性关系笼罩的局面。精英与群众联结网络的小型化也为一些弱联结关系的强资源精英提供了可能。所谓的弱联结关系精英，主要指的是在村庄并没有依托基础，自己与村庄内部群众的联结关系非常薄弱，但是他们往往在外经商或者做实业非常成功，在外面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凭借其个人的成功在村庄建立一定的知名度。

弱联结基础的精英正是凭借自身的强资源能力进入村庄，同时也契合当前农村基层制度安排的需要。他们依托自身的资源与联结型精英互动，同时形成了与联结型精英上下层的不同关系结构，与村庄整体层面的联结型精英形成一种竞争与冲突，但是与小组内的联结型精英却形成交换与合作，这样不同的灵活策略使得他们能成功跻身村庄治理。

Y村村主任王华在2006年开始有意主动进入村庄治理，但是在那一年选举时他在村庄中并没有多大的熟悉度，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得到村庄中一些联结精英的支持，例如T集团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不支持。因此，2006年他虽有意参加选举，但是最终选择放弃。2009年他又一次参加选举，虽然也遭到村庄内已有治理精英的抵触，但是这一次他成功获得了村庄联结型精英的支持。国家力量的消退与市场力量的兴起，导致村庄内权威的失落，村庄内各种社会联结基础成为群众的主要行动依托。分散化的联结精英与外向型的原子化精英结合，促成原子化精英不用通过群众动员而是与联结型精英的合作方式获得村庄的治理权。因此，虽然许多村民对王华不熟悉，但是村民所在的家族、企业或者组织团体的联结型精英却可以为村民做决策。

村庄中联结型精英与原子化精英的联结基础与村庄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 4 精英类型与村庄关系

四、精英自我主体化与悬浮型治理

从联结型精英治理到原子化精英的村庄治理，背后是村庄精英作为中间群体的凸显，村庄精英主体自我化追求占据了村庄治理的主导型。张静曾经指出基层政权融合传统乡村权威和官方身份，构建一个离间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别集团群体，形成了相对自主的空间^[19]288。基层自主性的出现首要是精英主体的变革，在已有的乡村精英主体治理中，传统熟人社会(宗族、地缘网络、文化形态)和现代革命政体(阶级出身、宣传与动员)中精英依托于村庄基础，即使是革命年代的村干部队伍也是在革命组织的培养下依托村庄社会动员而建构的。因此，无论是社会性还是国家力量，前提基础都是精英依托于村庄。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化，精英主体独立性与脱离村庄社会的倾向愈加明显。

村庄上层精英可以摆脱村庄基础而以个人为中心，可以忽视与群众的多方面互动，在个体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小规模团结模式。熟人社会中团结方式的瓦解，使得村庄精英与群众的互动方式不再遵循原来的声望、权威等熟人社会的传统行动逻辑，而构建以自身群体为中心的利益治理格局。Y村近来所涌现的精英在村庄的熟悉度与认同度并不高，他们不可能花费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与群众进行接触与互动，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更多的是与群众的代表——联结型精英进行互动与利益交换，从而构建他们自上而下的动员结构。通过与联结型精英的交换与合作，他们省却与群众的互动，从而在短时间内可以在村庄内获得支持，进而通过选举进入村庄治理层。在调研过程中Y村村主任对自己与村民的利益交换并不清晰，村里很多居民也对他非常陌生，但是因为联结型精英的中介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上下合力的结果。原子化精英的确立与联结型精英的转型，说明了乡村社会中精英作为一种群体的自我主体化开始确立，并且当精英群体自身作为独立主体存在的时候，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多重变奏。

(一) 精英群体的自我主体化——在企业主与村干部的身份之间

Y村有11个主职干部，其中村党支委5名，村委委员6名。除了2个专职老干部之外，其他9个村干部基本都有自己事业。其中书记经营两家工程招标公司，除了坐班时间可以见到他本人之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公司，书记也对村干部日常坐班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村主任王华则是在外经商的商人，目前，与他人合伙承包了一家矿场，因为他是合伙人，所以还是有时间在村里坐班。其他的干部有的是自己经营饭店，有的是承包工程。多重身份促使村干部位置的工具化色彩，即有些人通过村干部的身份进入村庄决策层面，进而获得一些公共资源的决策与支配权力。

村干部的自我主体化导致村干部重心外移，首先带来村干部与村庄社会基础的脱离。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村干部以自身的事业为重心，甚至一些村干部自己本人的生活空间也脱离村庄，进入城镇。其次，生活空间的脱离，造成干部缺乏与群众较有深度的关联，村庄内的信息只能通过现代通信工具进行沟通，而缺失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逐渐导致一种熟人社会的空间距离。再次，村干部的多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利益权重取向上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缺失对群众与村庄整体公共层面的考虑。

(二) 自我主体化精英内部之间的冲突与协作

当村庄精英呈现自我主体化的逻辑时，村庄内部精英本身维持一种暂时性的利益结构格局。然而，新的原子化精英闯入，在治理精英内部自然会出现从分歧、冲突到共生的过程。Y村从原子化精英王华的进入到王华成为村主任事实的过程中，已有治理精英与原子化精英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张力，王华的到来冲击已有的治理路径——政治与行政培养体系下的治理精英产生逻辑，因此，让已老的村干部感觉到自身的危机。老干部对新的村主任并不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老治理精英之间无法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村干部内部分裂带来的后果是村庄内精英治理事务的拖延与虚与委蛇，在诸多事务的决策方面相互之间不能妥协决定。在执行上面的政策时，可以形成一定的行动能力，但是在村庄自主决策事务的时候，经常是开会讨论时争吵与分歧。村干部层面的分裂也带来了整个村庄自下而上的不满，例如在村庄有关村铅矿产承包的集体补偿款分发的问题，王村的各个小组长自行开会要求村里回复，因为村干部层面迟迟没有做出相应决定，导致王村自然村内部各个小组之间的不满。事实上，一些小组长也明白在村里很多层面上都不能决定事务，所以只能依靠他们小组长来决定或者对村干部进行施压。

当然，原子化精英具有很强的交际关系能力，他们进入村干部序列，面对内部的分裂也会采取一些非正式手段与已有联结型精英达成合作。在Y村，新当选的村主任就把村内事务的治理权让渡给已有老干部，村主任在村庄内部的事务处理以及一些财务问题上并不过问，都有一位村里专职老干部负责。而且，村主任在当选之后，也会利用周末不上班的时间以一起吃饭的方式缓和内部之间的分歧。

(三) 妥协性与技术性治理策略

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子化精英也只能在基层治理问题中越来越倾向于利益化的妥协摆平策略，对一些基层问题的考量并不是侧重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而是通过利益妥协的方式暂时维持稳定。在Y村修建一条村级公路过程中，因为遇到两家农户的阻挠，当时新当选的村主任王华并没有较强的群众基础，于是就自己出现金赔偿这两户人家因为修路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事实上，村主任自己出了5000块钱来赔偿的行为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两户人家至今仍为村里道路建设提出赔偿而进行上访。可以看到外向型精英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他们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存在一些简单化思维，由此也导致了村庄内部问题不断再生，而且在此过程中，由于治理精英内部之间的不合作与分歧，以及精英群体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使得当前精英治理只能采取一种利益输送的妥协方式。与原子化精英妥协性治理策略不同，联结型精英则更多基于一种熟人社会的技术性治理手段，即通过人情关系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化解村庄内部事务。如在该村的环境整治工作，虽然上面有强制性政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村民愿不愿意配合进行清理，政策并无对村民有实际的促动力，而只能通过村庄的联结型精英——村组长、老党员以及家族中带头人等去做工作才能奏效。

(四) 村庄悬浮型治理

原子化精英进入治理序列，产生了村庄治理的“悬浮”的特征。所谓悬浮，首先是精英自身重心的变革，税费改革后，精英不再注重与群众的互动关系，而是偏重于自我工作、自我利益需求，不在村村干部现象日益增多。其次，精英与村庄群众的脱嵌，精英与群众之间关系已经产生深刻的变化，原先的干部是从群众中来，与群众打成一片，治理精英是内生于村庄的社会基础，他们来自村庄，其本职工作就是联系群众、了解群众，及时解决群众所需。而在新时期，治理精英出现转向，更注重他们自身主体的利益，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更加关注于自身从村庄公共资源中所获得的分配，而进入村庄治理层面的原子化精英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利益输送方式；在具体的治理工作中，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耐心解决村庄内群众的冲突与矛盾，而是注重以利益输送方式暂时性地与群众达成妥协。村庄中的精英相当程度上都已经具有个体功利化的特征，他们相互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关系也主要来自利益关系的交互。

正是看到当代乡村治理中精英与群众的隔离，以及村庄治理精英的悬浮，国家政权为了强化村庄治理精英与群众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不同地区的农村实施村级干部坐班制。运用制度化的形式逼迫村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关系，然而村级组织的官僚化^[20]并不能真正实质意义上解决村干部的悬浮治理，如前文所述村干部来源的复杂化与多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多样化的面向，他们不可能一心一意在村委会办公室坐等群众的来访，他们还需要经营自己的企业、生意，这一内在冲突也造成了某些村经营企业的村干部甚至主动辞职的案例。

五、精英类型与相关问题分析

如果从精英类型治理角度审视当前一些农村地区的治理结构，那么，联结型精英与原子化精英的互构成为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构造。联结型精英与原子化精英在村庄治理中形成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政治结构，从而也使得村庄政治形成上层个体化与底层小型联结的格局。

(一) 原子化精英与强资源精英的分工治理

原子化精英与联结型精英的共治结构也给村庄治理带来了非常有趣的分工，即村庄治理形成原子化精英的资源引进与联结型精英的具体治理。村庄日常性事务的工作由联结型精英去具体实施，包括上面的一些任务，如村庄道路硬化、自然水管改造以及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这些工作因为需要村庄的一些具体性知识与长期的熟人互动关系，联结型精英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资源引进与争取工作中，往往是原子化精英的优势明显，他们甚至会把自己私人的资源转化成公共资源，自己投入一些资源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强资源能力的人也善于与乡镇和企业打交道，在争取乡镇项目资源下放中具有很强的优势。以Y村为例，虽然新的村主任并没有村庄社会基础，但是在他当村主任期间，却给村庄争取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从而获得村民的支持，包括道路硬化，其他几个自然村道路改造和乡村水电改造等等，这些项目不仅需要上级资金的扶持，也需要村庄自身的配套资金，还需要村庄进行一些资金募集工作。Y村的新主任，充分发挥生意人的优势，把村庄中一些在外做生意的人、担任干部的人发动起来，帮助村庄建设，每年的正月举办一次“乡贤”会，邀请村庄中在外的成功人士回来开一次茶话会。而在资源争取到之后，在具体的资源运作过程中，例如道路硬化工作涉及一些农户农田的补偿，这些工作往往要通过联结型精英才能做得通。

(二) 精英分层与派系政治

从精英与群众的团结角度分析村庄派系政治，就会发现派系政治并不能构成村庄政治的主体，村庄派系政治本质上是村庄精英分层的产物。原子化精英进入村庄治理激化了村庄内部的选举，从而导致派系政治凸显，但是仔细剖析就会发现，所谓的派系只是在选举中昙花一现。选举过后，村庄并不会产生大的裂痕，其原因就是派系政治只是村庄上层精英动员中的暂时性表现，有意于村庄干部身份的人通过相互之间的串联与互动形成选举交织的场面，引发村庄内部漩涡性冲突，给外来观察者、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选举之后，村庄不会因为派系冲突而产生裂痕，其原因是派系政治只是上层个体的精英因为位置争夺而产生的自上而下的人为分割，并不是底层内部长期的矛盾体现。村庄下层的联结型组织网络在长期的村庄社会互动中已经可以吸纳已有的冲突与矛盾，村庄下层之间的内部冲突与矛盾他们有自身解决的方式，而且在村庄的语境中，他们大多数时间是相互融合的。

在选举中，原子化精英与联结型精英的互动会产生派系的外现，但是在底层群众里面并不产生裂痕。在村庄中大多数小型联结网络的支持是通过上层精英给予的恩惠而形成倾向性的支持，并不是说因为支持谁就跟反对者形成绝对的水火不容。派系冲突只是上层精英个体之间在选举期间的一种暂时性效应，可能会造成少数村庄精英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但是很少会造成底层长期分裂，村庄群众之间因为日常的互动与村庄交往，往往在选举之后短时间内就会消除派系冲突带来的影响。而精英动员也使上层精英与联结型人物之间的互动色彩更加浓厚，也就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上层之间的动员，即精英动员联结型组织网络的支持，村庄上层精英与底层的互动则通过联结型精英串联。

六、结语与讨论

村庄中为什么有些传统治理精英能够长久维系自身的地位，而有些传统治理精英则消失在村庄治理的舞台上，一些从来没有做过村干部、主体生活在村庄之外的经济能人、富人为什么能够超越熟人互动逻辑而进入村庄的治理组织中。其关键是强资源的原子化精英不仅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且村庄本身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村庄中群体社会团结的单位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于是村庄中联结型组织网络的多样化，也导致已有治理精英位置的不稳定。在村庄社会基础与体制基础的双重变动下，强资源的原子化精英与多样化的联结型精英形成村庄共治的治理结构安排。但是，联结型精英与原子化精英的治理根基不在群众基础，而是“原子化精英—联结型精英—群众”式的利益流动过程，换句话说，现有的治理基础与治理技术都注重的是利益关系网络^[21]，以利益为村庄治理的基础。分利秩序注重利益交换关系^[22]，不可避免造成了治理周期的短期循环，导致了村庄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沿海地区的村庄选举经常会产生选举冲突或者村主任“一届一任”的现象。利益分利治理意味着现有乡土社会中乡村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乡村治理精英的脱嵌与悬浮，随着税费改革以及项目化治理的实施，乡镇基层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围绕上级制定的命令、政策为中心实施工作^[23]。然而，村庄内部的分化与性质变化说明村庄自身也开始进入一种精英脱嵌与底层利益追逐的相互叠加的变革期；其次，底层群众联结网络的一种功利性，在一些政治经济活动中，联结网络被用来作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正如阎云翔考察中国亲属关系变化得出的一个结论，亲属关系只有“在对村民们追求经济或政治活动中的个体利益有实际功用时才被唤起”^[24]。

与国家治理产生的后果不同，村庄内部所产生的治理精英形态更替以及村庄底层的联结形式变动将影响乡村长期的发展路径。村庄权力的运作出现了村庄精英与底层之间的脱离与隔断，上层治理精英可以是与村庄没有多少生活交互与交往度的绝对个体，即使是完全脱离村庄的人物，只要有经济资源和关系网络仍然可以成为村庄的治理精英，而底层则通过自身的联结方式进行隐蔽性的利益诉求。在村庄治理精英愈加趋向于个体化利益追求时，实质上也撬动了整个村庄社会关系的变动，无论村庄上层精英还是底层群众都面临着个体主义兴起、村庄生活共同体瓦解的困境。由此，底层群众初级联结纽带也因为原子化、个体化而开始出现松弛，一些研究也指出，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中，个体化已经是既成事实，甚至进而演化为“无公德的个人”^[25]。家族联姻形成的初级联结是在多子女家庭成长下形成的特殊结构，传统社会讲究大家庭，兄弟之间的关系和睦，就成为家族子女众多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地方姻亲关系的联结中被进一步强化。然而，当代农村独生子女以及他们生活重心的外向化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已有的家庭关系网络，也就是当长辈们逐渐老去之后，已有的关系网络就会随之淡化甚至瓦解。由党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庇护型关系网以及现代企业组织的次级群体，成为精英交互的工具性象征，他们因为联结型精英的强力支配而被胁迫，如被企业雇佣的村庄群众。

如此情境下，如何重构当前村庄基层权力结构将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主题。至少从目前村庄权力运作的逻辑来看，吸纳村庄中强资源精英依附于党组织与村庄的集体主义，保持村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性与一体性是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而底层群众如何摆脱旧有的联结网络构建新的以公民为本位的组织体系，即农民如何再组织化的问题将是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长久性难题。无论是新集体主义、合作社以及新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为实现底层群众的再组织化，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无论是新集体主义或者新型合作社都无法阻挡个体化利益时代的到来，问题的要害正如前文所述，即治理个体化的时代，带来无法妥协和治理的困境。如何促成农民的再组织化、精英与底层农民的有效互动关系，在村庄权力运作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新的团结方式产生，即在底层组织纽带中形成具有底层保护关系的联结型人物，通过他们的保护型经纪关系构建新的良好治理格局，这也是当前为什么重新呼唤“新乡贤”^[26]、“新乡绅”^[27]的内在逻辑。

致谢: 本文得益于笔者与吴秋菊、刘景琦、黄盼、李兰馨等人一起在浙江的调研，论文的问题思考与写作也得益于与他们的深度讨论，在此深表感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