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5  1村落家庭分工模式

在夫妻分工合作的家计模式下，一般夫妻只有一个外出务工，一个留守村庄务农和带孩子，所以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相较于中西部农村其他地区要少很多。在本地有三类例外情形下是夫妻一起出门打工的：（1）上无老，下无小，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妻关门闭户一起外出务工，一般是家里的老人已经去世，而小孩也已经长大成人，无后顾之忧的家庭，如表5中1村落有6户是这种类型。（2）父母是退休公职人员，如退休教师或工人，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无生活负担而且身体好，可以帮儿子带孩子，年轻夫妻可以专心一起外出务工，如表5中1村落有2户是这种类型。（3）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儿子娶的是外地媳妇，实在没有办法，父母不得不帮忙带孩子，儿子媳妇一起外出务工，如表5中1村落有1户是这种类型。另外11村落有1户媳妇是江苏徐州的，6村落有2户媳妇是河南的，也都是年轻夫妻外出务工，父母不得不帮忙带孩子，如案例2。

案例2  桂村6村落李发建，63岁，有一个儿子1980年生35岁，孙子6岁，媳妇1990年生25岁，河南邓州人，两个人在北京服装厂打工认识的，至今尚未领结婚证。孙子3个月大时，媳妇就把小孩放在家里和儿子一起出去打工。李发建和老伴也不想带孩子，但是他说：“外地的姑娘不一样，在村里山高林立，生活不方便，手里又没钱，不自由自在，夫妻不在一起会影响感情，儿子说个媳妇不容易，不帮他们带孩子有啥办法呢。”要是儿子娶的是本地媳妇，李发建也不会帮他们带孩子了。

第二，劳动力的利用不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一个劳动力经常一年只打工七八个月，甚至五六个月，最长的也就十个月，有很多劳动力闲置的时间。他们常说：“人这么拼命，也没得意思，干嘛这么辛苦。”前面讲过本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两个主要方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北京服装厂，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一般从事基建工程，主要是在东北、内蒙、西藏、云南、贵州等地挖隧道或修铁路工程，一个工程结束了就再寻找下一个。但是一般一个工程结束，一年过了大半时间，再寻找下一个工程，过年前又干不完，春节无法回家，而对当地人而言，过年一般都是要回去的，所以索性就不干了，回家陪妻子孩子算了。对于成家的人尚且如此，对于没有成家的光棍就更是如此了。11村落理事长的弟弟是光棍，一年外出务工五六个月，挣的钱够生活和人情开支的，就开始回村玩了。 

第三，根据人生任务接点或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应急性需求而选择性投入劳动力和外出务工。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2007），在农民的生命历程中，儿子娶媳妇建楼房是一次性花钱最多的大事。当地建楼房的一般模式为， “前五年攒钱，后五年还债”。很多家庭在建楼房前未外出务工，由于建房欠债而产生还债压力，建房后他们就开始外出务工挣钱。一旦还完了债，到了五十岁左右的年龄，觉得自己也老了，差不多也该退休了，就不再出去打工，在家种田养老就好。在家庭有子女处于要上大学或儿子结婚要建房需要大笔开支的人生接点时，他们对劳动力的投入就会更多，就会更加努力地挣钱。而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务，没有大笔支出的压力时，他们就会过得相当从容安逸。当问及他们为何不努力挣钱时，他们则会反问：“钱好还是人情好？”在他们看来：“孝敬老人、看管孩子、亲戚六邻为人好才是最重要的。想富裕，但更要家。人人有个家，人没得家，在社会上漂流有什么意思，终究还是要归根的。门一锁，回来还有啥意思。”所以他们对劳动力的投入具有弹性、阶段性和选择性。                                                                                                          

案例3  桂村1村落李明方53岁，女儿初中毕业已出嫁，儿子22岁初中毕业后在北京打工，现在已经谈好对象，尚未婚。2012年家里建楼房欠债后，李明方才开始外出务工，以前从未外出务工，现在债基本上已经还完，明年就不打算出去务工了。

案例4  桂村 8村落蔡文星36岁，29岁结婚，有一个儿子6岁，父母60多岁。2010年建楼房花了12万元，欠债5万元，尚未粉刷装修。为了还债，夫妻两个婚后都到北京打工，儿子放在岳父家照料，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在9万元左右，但是扣除两个人在北京的生活开支、孩子的学费以及在家的各种开支，一年的净剩余也只有1万多元。建房欠债5万元用4年时间才基本还完。无债一身轻，2016年蔡文星就不打算再外出务工了，在家里种柑橘脐橙，守着老婆、孩子和老人。但是若欠债未还完的话，他说过了年还会继续外出务                                                                                                                                                                                                                                                             工。

（二）家庭支出的即时性消费原则

“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第二个维度则表现为家庭支出的即时性消费原则，人生比较注重吃喝玩乐的物质性享受。在物质追求的基础上没有超越性价值的追求，所以就不会注重家庭的积累，奉行的是挣多少花多少、挣得多花得多、挣得少花得少的即时性消费原则。所以我们看到村内家庭之间虽有的不同档次的年收入，但其共通点在于扣除开支后存款都很少，到年终家庭收支相抵后存款1万以上的都很少。从案例5到案例7，家庭收入不等，生活质量都不低，却无存款。

案例5  桂村11村落一个72岁的王婆婆，老伴是个老党员，有一个儿子40岁光棍，腿有点残疾，家庭条件较差，还住土房。家里3口人杀2头年猪，访谈时笔者问：“你们吃得完吗？”她惊奇地说：“1个人还划不到一头猪，怎么会吃不完呢！”她喂了3头猪，杀了2头自家吃，卖了一头猪有点零花钱吃烟喝酒。她每天要喝1斤白酒，1个月3斤烟（20元/斤）。每个月国家养老金70元，买烟后还剩10元。喝的酒是当地8元/斤的粮食酒，钱不够就用玉米换酒。她说：“每天都有肉，要肥的有肥的，要瘦的有瘦的。”

案例6  桂村3村落理事长向祖成38岁，父亲67岁，母亲66岁，有两个女儿，大女儿14岁上初中，小女儿7岁上小学。父母住在靠近田地的老房子单独生活。向祖成家庭年收入在五六万元左右，在其村落算是中上等，但是一年到头存不到钱，今年不但未存一分钱，还负债。家里有2辆摩托车和1辆面包车，都是代步工具，面包车主要是用来接送孩子上学。家庭开支如下：一年人情往来费用2万多，两个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开支1.6万元，过年杀两头年猪7000元，面包车的油费和维护费1万元，加上其他生活开支若干，一年五六万也就花完了。

案例7  桂村1村落向先富60多岁，是退休教师，有退休金。儿子30多岁，在北京服装厂是技术工，一年收入高达10万元，他们家是1村落的首富。有一个孙子3岁，媳妇和儿子平时一起在北京，媳妇专职带孩子。年收入高达10万元，笔者以为这一年应该可以存不少钱，但是意外的是他说一年下来也就存了1万元，其余都花完了。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就高达6万元，过年回家给双方的父母买衣服就花了接近1万元。

当地人比较舍得吃喝穿用，有钱就要及时地享受。而对于那些不舍得吃喝，一味节俭存钱的人，当地社会舆论是一种负面评价，会被笑话为傻子。“吃穿都简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钱裹着，不会享受，不是傻子嘛！”“不舍得吃喝，存钱干嘛用？”当地过年每家每户都要杀猪宰羊，人口少的杀一头年猪，人口多的要杀两三头年猪，平均每天至少要半斤肉吃。即使家里没有喂猪的，也要花几千元买一两头年猪杀。11村落理事长刘必春2个女儿都出嫁，两个老人杀一头年猪，春节为招待两个女儿回来，专门花1200元买一只羊杀，1只羊腿一餐就可吃掉，这就是在城市中产家庭也未必这么舍得吃。刘必春的岳父岳母83岁，自己种玉米、喂了一头猪，过年两个老人也杀一头年猪吃。用当地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这里的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以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去审视（李猛，2010），不免会感叹当地人真是好吃懒做，太不理性而不知节制，缺乏社会竞争意识，甚至忍不住感叹贫困也是自找的。但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当地农民没有人生目标，只有生活目标，没有长期目标，只有短期目标。正是因为找不到追求家庭积累与家庭扩大再生产的意义，所以才会形成家庭收入非最大化和家庭支出即时性消费的行动逻辑，进而形成一套“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不低、弱家庭积累”的生活惯习。在传统相对封闭的地域社会下，当地社会形塑的的小农循环经济与家庭简单再生产模式，构成了一种地方性文化。而当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地方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后，竞争范围由地域转为面向全国时，此地便成了经济洼地与婚姻洼地，从而陷入一种“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

四、市场-村落-农民的三维关系：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的发生机制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背景下，本地为何在农民也已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文化资本并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仍会形成集中连片式贫困。其内在逻辑在于本地农民家庭积累动力不足，形塑的是家庭收入非追求最大化与家庭支出的即时性消费行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不充分与弹性化选择。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为，既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本地农民也外出务工参与市场竞争，和中西部一般农村地区一样都属于外向型经济，为何本地农民会陷入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

这涉及到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即全国性外部市场如何与农民个体发生关联。在以外出务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下，我们先看农民是如何进入现代市场的，以及如何与市场发生互动。由于与市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民进入市场的路径，一般是靠亲戚带亲戚、老乡介绍老乡的传帮带方式，获得工作机会或市场获利的信息。同样农民进入市场后，在城市务工生活，其平日里往来互动的关系圈子往往还是其老乡群体。而且，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城市以及当地市民并非其参照群体，城市只是挣取工资的场域；其生活的村落及其老乡群体才是其行为的参照系，也是其社会支持与意义生产的场域。那么，我们可以将现代市场视为外部系统，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村落共同体视为内部系统。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外向型经济情境下，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的内部系统其实是由进城和在村两端组成的，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由于互助往来的圈子还是原来的老乡群体，犹如把村落熟人社会的关系搬进城里，而到了春节时期，他们又集中流动回村。

研究发现，现代市场的价值力量不是直接传递和影响农民个体，而是要通过村落共同体作为媒介传播以影响农民的观念与行为。这里的村落共同体媒介，并非仅仅指具有特定地理边界的物理空间，更是指依托于村落物理空间而发育出的村落共同体关系，包括进城务工与在村留守两端人口。当村落内部系统的整合与自给自足程度比较高时，对外部系统的接受与依赖度就会比较低，现代性市场价值就不易影响当地农民。反之，当村落内部系统的整合与自给自足程度比较低时，对外部系统的接受与依赖度就会比较高，市场就相对容易影响该地农民。那么，由于村落共同体性质的差异，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就会呈现出区域差异。而武陵山区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呈现为“低分化、高依赖与弱竞争”特征，村落内部系统的整合度高，使得个体家庭积累的压力不足，对外部市场价值的接受与依赖度较低。因此，这便形塑了本地的“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具体逻辑如下所述。

武陵山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是山高、林密、人稀，人与自然的关系投射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交通非常不便，与市场的空间距离远，与外界的联系机会少。这使得一方面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形成只能依靠肩挑人扛的小农生产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难以从外部市场购买商品与社会化服务。那么，在生产生活中就存在很多单个家庭无法独立完成的事务，村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助需求度很高。同时，高寒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高风险性，进一步加强了人与人之间通过互助合作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山区人口密度低，社会关系的可选择性或替代性不足，这使得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依赖性。二是由于山高、林密、人稀的自然条件，一方面使得人地关系不紧张，只要家庭需要就可以去砍伐木材与开荒；另一方面农业产出低与农业剩余稀薄，只够维持一种糊口经济，无法支撑起高消耗的竞争性社会关系，发育出的是小农循环经济与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村落内每个家庭之间是相对均质化的。那么，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就呈现为低度分化、高度依赖与弱竞争的性质。

虽然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投入，本地的自然面貌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已得到极大改善，农民也已经外出务工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当地农民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发育形成的村落内部社会关系模式与生活惯习却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农村人与人之间在超越血缘关系之上建立社会关联是通过人情机制实现的。当地人与人之间的弱竞争性和高依赖性特征决定了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性。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因为市场理性的进入，传统的帮工互助体系已经瓦解，在农业生产中替之以市场化的雇工体系，甚至人情仪式上的互助也已经瓦解，替之以市场化的一条龙服务（贺雪峰，2011）。而本地至今在生产、生活、仪式上仍保留着完整的帮工互助体系，一户在摘柑橘脐橙销售时，有几十户来帮工、换工，劳动力强、人缘好的，前来帮工的甚至高达七八十户。当然他家有需要帮忙的，你也要积极去帮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守的是长期均衡互惠，而非短期理性计算。在红白喜事等人情仪式上也都是互助完成。白事抬棺不需要提前安排，能够形成一种自发自觉的互助秩序。过年杀了年猪就要请周围的四邻和亲戚过来吃肉，平日里大家经常串门聊天，冬天家家户户都会烤火，围着火堆边烤火边聊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是比较密集的。

此外，人情关系在当地村落社会中实质上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当地家庭年收入中的1/3至1/2都将用于人情支出，以维系社会关系。从客位的视角去看，也许会觉得当地的人情负担过重，使得农民家庭无财产的积累。然而，当地村民却会笑话那些把钱存到银行，而不会走人情和经营社会关系的人，认为存到银行的钱是“死钱”。因为在当地与市场的空间距离遥远的情形下，有钱也难以买到你所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反而高度依赖村落邻里之间的互助。即使你有钱，但如果你不走人情、不会为人处世，就可能被孤立而得不到邻里的帮助，无法在村落里生存。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的农民即使外出务工了，但是遇到村落里办红白喜事或其他集体活动，他们要经常回村参加，导致打工时间中断。

用市场理性去看，这种行为似乎显得不够理性，时间与经济成本都高昂，而且不利于职业技能的积累发展。然而，以主位的视角去看的话，则能理解当地人的行为逻辑，因为其社会支持与意义场域来源于村落共同体，如果他长期不参与村落内的人情往来，则可能被孤立而无法在村落社会立足。虽然回去参加人情仪式活动，不仅要支付人情费用，还会耽误务工，减少收入，但是人情关系的维持能够保证在他家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获得他人的帮助。而且在村落社会场域内，由于大家遵循的是相同的社会规范，家庭之间的财产积累与经济分化度低，也就没有社会竞争的压力，因此也就没有较强的家庭积累动力。

五、结论

纵览我国政府的反贫困战略，其重点还局限于解决物质的不足，兼顾能力的不足。但是当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遭遇贫困者的动力不足时，再多的国家资源输入也难以让其脱贫致富，还可能出现扶贫扶懒汉的社会后果。以武陵山区S县为代表的集中连片式贫困地区，历经30余年的国家扶贫开发投入，外部不利的结构与制度环境已大幅好转。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同为劳动力输出与打工经济的中西部农村，为什么还会形成以S县为代表的集中连片式贫困？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家庭积累动力不足是当地形成集中连片式贫困的内在机制，核心表现为家庭收入的非最大化和家庭支出的即时性消费两个方面。家庭积累动力的不足，进一步转化为家庭积累能力与发展能力的不足，特别是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相较于其他区域的农民而言，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就会不足。

然而，当地农民并不没有因为家庭财产积累的不足而形成很强的压力与焦虑感，这在不同地区的农民那里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村落共同体作为媒介发挥作用。因此，笔者提出“市场-村落-农民”的三维理论框架，去理解不同区域农民社会行为的逻辑，试图把握集中连片式贫困发生的内在机制。近期，中央也在不断调整精准扶的内容与方式，开始重视扶贫先扶志的政策导向，“市场-村落-农民”的三维理论框架也将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带来启发。要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首先在于要能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其次在于要能精准识别贫困成因。对于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个别性贫困而言，精准扶贫需要精准到人。而对于集中连片式贫困而言，国家扶贫扶志难以通过精准到人实现政策目标，而需要以村落共同体作为政策对接的治理单元，才能有效地设计精准扶贫的内容与方式。中央倡导的扶贫扶志，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形成的家庭积累动力不足型贫困而言，特别需要地方政府以村落为治理单元，实施广泛的宣传教育，激发当地农民家庭发展与家庭积累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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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t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and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Village-Farmers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Zhang Xuel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Unlike other rural areas in the Midwest where poverty is sporadic 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lack of family labor due to illness and disability, S Coun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ppears a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With 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the lack of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gradually becom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ocal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Particularly, such a mechanism reviews through family’s unwillingness to maximization of their household incomes through labor input but prefer an immediate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household expenditure. Proposing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rket-village-farmer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arket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insufficient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among local farmers. It will also provide som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management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Family Accumulation; Poverty Governanc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