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目标、代际责任与乡村教育效果研究

——区域差异比较的视角

张雪霖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在统一的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环境下，为什么乡村社会内部会出现教育效果的区域差异？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基于全国10余个省份的田野调查经验和机制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差异，将会形塑出不同的家庭资源配置策略与行为逻辑，进而影响到教育效果的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提炼出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四种类型及其内在机制，其参与全国性市场的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农村、中部农村、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这将为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深化改革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家庭目标；代际责任；乡村教育；区域差异

教育的发展不仅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还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在教育城镇化的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问题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除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外，乡村社会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义务教育效果也存在失衡。学界集中关注的是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本研究将基于农民主位的视角，呈现乡村教育效果的区域失衡，以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形成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成因与内在机制，并进行类型化提炼与比较，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提供启示。

一、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在乡村社会实施效果的失衡

2006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标志着全国开始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行，理论上将直接减轻农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负担，有助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全面普及。然而，在乡村社会调研时发现，有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青少年辍学现象仍比较严重。而有些农村地区家长参与教育竞争已近乎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家长陪读成风的现象。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效果存在区域失衡，即统一的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在乡村社会实施的效果却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学界关于国家义务教育的研究，主要是放置在教育公平的路径之下，集中探讨的是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教育发展失衡的问题 [[1]]。既有研究关于教育不公平和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解释，大致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基于宏观视角的制度-资源取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供给制度与资源分配导致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2]]。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学生在教育资源享受和教育权利保障上存在明显差距[[3]]。另一方面，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制度下[[4]]，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将教育资源投向城区学校，乡村学校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5]]。二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家庭资本能力取向，认为家庭资源的差异致使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具体而言，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6]]，影响了家庭对子代教育的投入，与子代获得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7]]。

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确实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构成对本文的启发。然而，乡村社会内部教育效果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家庭资本能力的视角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尚无法解释同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家庭资源禀赋差不多，但由于家庭资源的配置不同，导致乡村义务教育效果的差异。既有研究将我国农村笼统的视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主要强调的是外部制度与资源维度对乡村教育效果的影响，而忽视了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家庭资源的配置，进而才影响到教育效果。本文基于农民主位的视角，通过将家庭内部的代际责任细分为养育责任、婚姻责任与教育责任三个维度，来解释家庭资源的配置与乡村义务教育效果的区域差异。

研究将以在全国10余个省份的田野调查经验为基础，采取以个案为基础的机制分析方法，对不同区域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在不同乡村地区调研时，发现不同区域年轻一代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差异。浙东、苏南等东部农村的年轻一代大都接受了职高以上的教育水平；河南、安徽等北方农村至今还存在大量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辍学的现象；湖北、湖南等中部农村父母比较重视子代的教育，陪读显现比较普遍；而广西、云南等南方农村义务教育辍学率更高。以此问题意识为主线，在每个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民族志方法，一般先对当地农民家庭关系、小农经济、人情、留守儿童、乡村教育与乡村治理等问题做全息式了解，再围绕着乡村教育问题做专题调研。在对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机制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再进行一般化的提炼概括。

二、乡村教育效果的类型化与区域差异

费孝通对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与机制的解释已经成为经典，然而其笔下的中国农民与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整体[[8]]。贺雪峰基于农民认同单位形成的村庄社会结构差异，认为存在南方宗族性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和北方小亲族村庄三种区域类型[[9]]。龚为纲通过大数据验证了南、中、北方农村三个区域类型的划分，其中南方农村主要包括江西、福建、广西等地，中部农村主要包括长江流域、川西平原等地，北方农村主要包括河南、皖北等华北平原地区[[10]]。此外，由于东部地区实现了在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东部村庄出现阶层分化，那么依据村庄阶层分化的经济结构差异，还可以划分为东、中、西部农村类型。因不同区域农村的农民在代际关系、生育、人情等方面的行为逻辑不同，国家政策进入乡村社会后执行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11]]。同样，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乡村教育效果的类型化与明显的区域差异。下面将以河南省A县、浙江省B区、湖北省C县、广西省D县分别为北、东、中、南部农村的代表来呈现乡村教育效果的差异。

（一）北方农村：放任的乡村教育

在安徽、河南等北方农村调研均发现，当地适龄儿童青少年辍学现象较严重，辍学率较高，乡村教育效果令人堪忧，下面以河南省A县为例来说明。A县ZF镇有一所初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生辍学，辍学率一度高达25%以上，具体见下表1。一般从七年级就开始辍学，辍学学生每班有7-8个，最为严重的是八年级时，每班可达11-12个。后来由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遏制学生辍学的措施，辍学现象有所好转，现在七年级每年每班有1-2个学生辍学，八年级每年每班大约5-6个学生辍学[[12]]。此外，初中毕业进入职校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顺利完成学业，而是中途辍学。

    表1：ZF镇2016-2017级毕业生的辍学情况

面对子女初中未毕业即辍学出去打工，当地父母虽也感到痛心和无奈，但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其内在逻辑：一是因为不上学的话，父母就可以开始张罗给他娶媳妇的事了，早日实现为儿子娶媳妇和抱孙子的人生任务；二是乡村社会散布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他们看到有些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甚至还不如父辈外出打工的收入高，便觉得读书没用，还不如早点打工挣钱划算。北方农村的家长对子代的教育投入，不管是时间，还是资金上，其实都不算充分。总而言之，当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属于一种放任的态度，如果子女成绩好愿意上学，父母便会积极支持；但如果子女成绩差不想学，父母也不会想方设法积极引导和干预，而是任其发展。

（二）东部农村：家庭参与教育竞争的白热化

而在浙东、苏南等东部发达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家庭与北方农村相反，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教育竞争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下面以浙江省B区为例来说明。一方面，表现为家长对教学成绩的高度在乎。B区学生成绩竞争的压力非来源于教育部门，而是来源于家长的要求。当地的老师们表示教学压力大，因为经常有学生家长对老师提出要求，且家长之间的竞争会传导到老师那里。另一方面，表现为家长会力争让子女学习更多的才艺与技能，以在学校各种活动上争取展示表现的机会。

东部农村的家长非常重视子代的教育，除了增加自身对子女教育时间的投入外，还会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家委会工作，以为子女争取更多在学校众人面前表现的机会。而且，在接受学校教育之余，还舍得花钱从小为子女报各类培训辅导班。据不完全统计，B区的教育培训机构至少有200余家，包括文化类培训和艺术类培训，以前者为主。小学阶段以上艺术类培训为主，初高中则以文化课程培训为主了。培训时间以周末和寒暑假为主，根据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收费标准不一样。

（三）中部农村：家长陪读现象普遍

在长江流域等中部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年轻夫妻在子代年幼时一起外出务工，但当子代开始上小学或初中时，妻子一般就不出去打工了，开始在家带孩子，形成家长陪读的普遍现象。东部农村在地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式就业，不需要牺牲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换取家庭发展，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但中西部农民需要外出务工获取就业机会，便会出现亲子分离和留守儿童问题。北方农村的父母一起外出务工，将孩子放在家中由爷爷奶奶照顾，不会因为子代到了上学阶段而放弃打工。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中部农村出现的家长陪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这背后反映了当地家长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因为家长陪读意味着父母至少有一方要放弃外出务工，从短期来看将会减少家庭收入。

由于家庭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中部农村家庭在子代教育的投入上尚无法与东部农村相比。因此，中部农村地区还没有兴起教育培训市场，家长为子代报各种培训辅导班的还较少。家长陪读的目标主要是看守管教孩子别学坏和辅导督促孩子写作业，搞好学习成绩。因为爷爷奶奶年龄大了，而且受教育程度低，无法管教孩子学习。总体上，现在中部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辍学率很低，接受了职高或高中以上学历教育的比例较高，甚至部分村庄的85后、90后一代大都达到了大中专以上的教育程度，如湖北省C县的NM村。

（四）南方农村：放纵的乡村辍学

南方农村的教育情况与北方农村很相似，当地也盛行“读书无用论”，普遍认为“除非上名牌大学，上普通大学没啥用，工作了与村民打工的收入差不多”。在村庄社会舆论评价中，有钱人的声望较高，因为有钱人可以给父老乡亲们发点小福利，回馈家乡。对于当地人而言，“读书好坏与否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帮我忙”。当地的价值评判与舆论评价环境，会同时影响父母与青少年的教育行为，出现的结果是对教育的不重视与对辍学的放纵，下面以广西省D县为例来说明，详见表2。

表2：广西省D县2018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辍学情况

    和北方农村一样，南方农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辍学情况也比较普遍，广西省D县仅2018年辍学总数就高达198人，每个乡镇都有分布。面对子代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未满而辍学，当地父母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读书后挣的钱和打工差不多，还不如不读。D县ST镇的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苏静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她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她说：“妈妈不给我买书，说是浪费钱。”这与东部农村的父母对子代唯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便花重金为子代报各类教育培训辅导班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将会直接影响乡村教育效果的明显分化与差异。

三、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内在机制

下面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同为乡村社会，为什么教育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表象上来看与当地农民是否重视子代的教育有直接关联。从深层来看，实际上是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家庭资源配置策略与行为选择，进而影响了乡村教育效果。

    （一）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差异影响家庭资源配置的策略

家庭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包含了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与回应现代性发展的任务。我国自2000年左右打工经济兴起后，便开启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也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全国性婚姻市场，农民家庭的发展同样需要参与到全国性市场中去竞争。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时期，小农家庭的目标只是实现简单再生产，祖祖代代重复着“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故事。然而，在现代化大转型时期，农民的家庭目标不再只是简单再生产，还要追求发展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家庭的目标便包含家庭再生产、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两个维度，前者指的是帮助子代成婚以组建新的小家庭，后者指的是帮助子代实现阶层流动和提升家庭的社会位置。虽然全国都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但是现代化渗透程度不同，农民的家庭发展目标也不一，进而会影响到代际责任的差异。

所谓“代际责任”指的是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在传统相对封闭的小农社会，通婚半径与通婚圈比较小，属于地方性婚姻，加之在自然生育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对平衡，婚配成本与难度不大，父代对子代主要完成基础性抚育责任即可。但是，由于打工经济的兴起，地方边界被打破，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因此农民家庭要参与到全国性市场中竞争。由于不同区域适应现代化的快慢程度不同，形塑出不同的代际责任向度。研究进一步将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细分为养育责任、婚姻责任与教育责任三个维度。其中，养育责任是基础，即将子代健康的抚养成人，这是全国相同的，然而婚姻责任和教育责任则呈现出区域差异。教育责任是父代努力让子代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提升子代的文化资本与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婚姻责任则是父代帮助子代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这里的区域差异划分，并不是说有的地区父代不承担子代的婚姻或教育事务，主要指其是属于父代必须完成的人生“硬任务”，还是父代根据自身条件可以选择性支持的“软任务”。如果属于父代的“硬任务”，可称之为“强责任”；如果属于父代的“软任务”，称之为“软责任”。

（二）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内在逻辑与机制

    1、东部农村：强婚姻责任与强教育责任

因东部地区实现了在地工业化发展，绝大部分村庄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工业领域就业。劳动力收入的分化主要依据普工还是技工。而决定普工还是技工岗位的主要是以学历为基础的受教育水平与专业技术能力。普工的工资收入一般为5万/年左右，而技工的工资收入则在10万/年左右，如果是技工中管理岗的话，工资会更高些，高科技企业岗位自然会更高。因此，东部农村的家庭收入分层，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生得多，不如生得少，养得好”，便成为当地的价值观，父代对子代具有强教育责任。因此，东部农村的父母自孩子出生后就开始操心子女的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唯有让子代考上好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将来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才可能具备优势。而要想考上好大学，前提是要能考上好高中，教育竞争的压力逐级向下传导到中小学，便出现当地家长参与教育竞争近乎白热化的局面。

在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后，将会出现婚姻的区域挤压[[13]]。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农村的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为全国乡村社会的经济高地和婚姻高地。因此，东部农村年轻人婚配的难度较小，父母为子代成婚的压力不大。然而，由于东部农村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与社会排斥机制，处于不同阶层位置的家庭产生了高度竞争的焦虑，在努力争取向上流动的同时，还要防止阶层地位下滑的风险。因此，当地的婚配观比较强调“门当户对”，即要找与自己家庭所在的阶层地位相近的结婚对象，焦虑的是因下嫁或下娶而导致家庭地位的下滑。父代对子代除了在其成长过程中注重教育投入外，同时还对子代具有强婚姻责任。这使得东部农村家庭资源的积累集中向下配置，将有助于提升子代家庭的发展和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的能力。

2、北方农村：强婚姻责任与弱教育责任

在北方农村，如果儿子娶不到媳妇，村庄的舆论会一致指向父母无能。因此，生儿子和为儿子娶媳妇是当地父母必须完成的人生“硬任务”，父代对子代有强婚姻责任。然而，父代对子代的教育则属于可选择性支持的“软任务”。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的区域挤压，以及当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的严重失衡，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放大了当地父母的婚姻焦虑。问题是父代如何释放巨大的婚姻焦虑与压力？一方面，父代需要外出务工拼命挣钱，尽可能多的实现家庭资源积累，为儿子娶媳妇做准备；另一方面需要尽早托媒人为儿子介绍对象，增加相亲机会，以提高婚姻配对的成功率[[14]]。因为年轻人外出务工，只有春节时才会回家，也只有短暂的春节期间有机会相亲。当地男性如果到了二十三四岁还没有娶到媳妇，便有打光棍的风险。为防止“悲剧”的出现，父母就需要尽早着手准备。

具体而言，父代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面临四种可能的选择：其一，最优的结果是子代考上重点大学，便能预期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其二，子代学习成绩不够拔尖，无法考上重点大学，用本地话说只能上个“孬大学”。对于北方父母而言，选择上“孬大学”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低收益的事情。因为上一个孬大学就意味着需要一笔高额的投入（注：至少四年的学费+生活费），还存在机会成本（注：如果不上大学，不仅不花钱还可以外出务工挣钱）。不仅投资回报周期长，而且普通大学毕业生工资不高，甚至还没有父辈干体力活挣钱。而由于上了大学年龄增加，可能错过本地婚姻市场的最佳择偶期，对于父母而言这是高风险的事情。其三，成绩不好，初中毕业、甚至未毕业即辍学，便开始外出务工；同时，父母也开始张罗为儿子相亲娶媳妇，早日抱上孙子。其四，最差的结果便是，子代不仅学习成绩差，而且没有娶到媳妇成了光棍。这意味着父代为子代娶媳妇抱孙子的“硬任务”没有完成，父母会死不瞑目，这绝对是父代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一种最优结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少数幸运者家庭不会成为村庄主流大多数人效仿与竞争攀比的对象。而第二种选择需要父代的勇气与长远眼光方能做出，但保守性的小农是最怕风险的，特别是在村庄社会已经出现分化和高度竞争的情形下，进一步制约了绝大多数小农家庭能够突破自我局限，将眼光放向未来。那么，第三种次优而安全保险的结果便成了大多数父母的理性选择，虽然存在无法实现望子成龙的遗憾，但却规避了子代可能“绝后”的风险，完成了人生的“硬任务”，对祖宗、对自己、对村庄的舆论都有了交代，死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因此，在婚姻责任成为父母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和当前婚姻挤压带来的巨大婚姻焦虑情境下，北方父母为了释放压力便形塑了一种深层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和短期理性行动的策略选择。

3、中部农村：强教育责任与弱婚姻责任

中部原子化村庄，传统宗族结构发育最薄弱，现代性进入的最为彻底。当地家庭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生女都一样，血脉链条关心的比较短，秉持的是“一代只管一代”的价值观。与北方农村不同，结婚成家主要是子代自身的责任，父母有能力的话也会给予代际支持。但如果子代没娶到媳妇成了光棍，村庄舆论指向的是子代自身无能，而非指向父母，因此父母为子代成婚的压力较小。相较于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地区父代对子代负有弱婚姻责任。同时，中部农村与东部农村一样都认为“生得多，不如生得少，养得好”。“养得好”不仅指对子女的生活养育的好，而且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只注重生，不注重养的父母，在当地社会舆论中无法获得好评价。

而且，因中部农村的农民较早开始外出务工，接触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也较早，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教育改变家庭地位的道理。因此，中部农村父母在子代成长的过程中，便与东部农村一样舍得对子代的教育投入。有条件的家长为了子代能去城里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便在城里买房。还有些地区家长“陪读”成了一种风气，家庭劳动力配置向“半工半陪”转变[[15]]。虽然家庭少了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挣钱，家庭短期利益受损，但当地父母认为如果孩子没有看护好而误入歧途，挣再多钱也没有用。相较于北方农村普遍出现的早婚和辍学问题，中部农村年轻人初婚年龄较晚，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些。

4、南方农村：弱婚姻责任与弱教育责任

南方宗族性农村是传统社会结构最强盛的地区，至今仍具有很强的传宗接代观念。祖先-我-子孙的血脉绵延成为当地人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因此，南方农村家庭不生到儿子是不会罢休的，而且希望能生多个儿子，实现人丁兴旺与家族繁衍昌盛的理想。父代只要生了儿子，将子代健康抚育成人，在祖先-我-子孙的血脉链条中完成了人生任务，便无愧于祖先了。至于子代将来是否有出息，那要看个体自身是否有天赋以及是否努力奋斗，在村庄舆论中不会将其指向为父母的责任。而且由于本地重男轻女，认为女儿是要嫁出去的，地方社会舆论中往往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不利。如果谁家的女儿一直在上学，可能就会有亲戚四邻在其父母耳边吹风：“女孩子家家的，你供她上那么多学干嘛，早晚还不都是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

南方农村虽然与北方农村一样都要生儿子，但是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并不负担强婚姻责任，结婚主要是子代自身的责任。父母并不会像北方农村那样积极地给子代张罗相亲，而要靠自身去寻找对象谈恋爱，形成的是“自由式恋爱”，能否俘获爱情主要靠年轻人个体的能力与主动性[[16]]。能不能找得到，往往就要靠缘分了。南方宗族性村庄属于费孝通总结的“反哺模式”[[17]]，父代只要完成了对子代的生养任务，子代便要开始承担养老责任，以报父母生养之恩。因此，南方农村的父代对子代承担的教育责任和婚姻责任都较弱，完成基础的养育责任即完成了人生任务，属于一种重生不重养的自然逻辑。

四、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类型与机制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教育效果与不同区域家庭目标和代际责任的差异有关，因为不同的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将决定家庭资源配置的方向与行为策略。据此，可进一步将乡村教育效果的区域差异提炼为四种类型，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具体见表3。

表3：乡村教育效果区域差异的类型与机制比较

Ⅰ类的家庭目标为实现阶层竞争与流动，父代对子代的教育责任和婚姻责任为“双强型”，以东部农村为代表性区域。因东部农村较早实现了在地工业化，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与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较高，家庭资源禀赋条件较好。同时，由于东部村庄出现了阶层分化，主要依据父代的代际积累和家庭劳动力的质量而产生。村庄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社会竞争与排斥机制，弥散着阶层竞争的压力与焦虑，每一个家庭在争取向上流动的同时，还要防止阶层地位的下滑。因此，当地父母在优生优育的同时，还要为子代操心与把关“门当户对”的婚姻。此类区域的家庭资源禀赋不仅较好，而且由于父代对子代具有强教育责任与强婚姻责任，便会将家庭资源先投入到子代的教育上，再投入子代的婚姻上，家庭资源集中向下输送到子代。在强有力的代际支持下，东部农村的年轻一代不仅获得了优质教育，乡村教育效果总体较好，而且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家庭发展能力较强。

Ⅱ类的家庭目标为子代进城与向上流动，父代对子代为强教育责任、弱婚姻责任型，即父代将对子代的教育责任视为“硬任务”，而将婚姻责任视为“软任务”，以中部农村为代表性区域。此类型下的父母认为“生儿生女都一样”、“一代人只管一代”， 秉持的是现代社会的家庭观，传统的血脉传承与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经很弱。此地父母在自身有能力的前提下，也会帮助子代娶媳妇组建新的小家庭，但这并不是父代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主要是子代自己的责任。当地父母为儿子娶媳妇攒钱的压力较小，较重视优生优育，“只重生不重养”在村庄社会将获得负面评价。因此，当地父母会将家庭资源优先投入在子代的成长与教育上：一方面表现为“陪读”等父母的时间与人力的投入；另一方面表现为舍得花钱尽可能让子代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此类区域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比例高，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乡村教育效果仅次于东部农村。

Ⅲ类的家庭目标为家庭扩大再生产，父代对子代为弱教育责任、强婚姻责任型，以北方农村为代表性区域。此类型下的家庭强调生儿子，在村庄社会竞争的格局下，形塑了父代将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视为自己的“硬任务”。而父代对子代的教育责任则属于“软任务”，子代如果能够考上大学，那自然能光宗耀祖。但如果子代不想上学，那也无大碍，只要能给他娶了媳妇抱上孙子，父母也可以含笑九泉了。由于父代对子代负有强婚姻责任，父代便将有限的家庭资源优先用于支持子代参与婚姻市场竞争，帮助子代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而且，由于当地年轻人具有较强的进城动力，子代的婚姻与进城目标捆绑，为儿子娶媳妇开始需要在城里买房。子代家庭的再生产不再只是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实质上已转变为包含城市化在内的扩大再生产。父代为子代成婚的压力加大，将会加剧父母尽可能将家庭资源积累起来，优先用于子代的婚姻。因此，北方农村地区乡村教育效果总体偏弱。

Ⅳ类的家庭目标为家庭简单再生产，父代对子代的教育责任与婚姻责任为“双弱型”，父代的人生任务主要为将子代抚养成人，完成基础养育责任即可，以南方农村为代表性区域。南方农村为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追求的是在祖先-我-子孙的血脉绵延中实现对生命永恒的价值体验。在传统孝道的代际伦理下，父母只要完成对子代的养育责任，子代就要开始反哺父代。从区域比较的视野来看，南方农村子代属于放养式成长，父代对子代的抚育实质上是一种只重生不重养的自然逻辑，只要能完成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即可。因为南方农村的村民对村庄具有归属感，生活面向向内，进城的动力不足，父代没有帮助子代在城市买房娶媳妇的压力。相较而言，南方农村的父代对子代的教育与婚姻投入都比较低，代际支持力度最弱，乡村教育效果在四种理想类型中最弱。

布迪厄将单一的资本维度细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并认为不同资本形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18]]。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形成后，一旦父代重视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那么便可进一步转化为经济资本与婚姻资本，潜在地提高了其参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竞争的能力。届时，即使没有父代的代际支持，子代也较容易实现家庭再生产和阶层地位流动的家庭目标。为此，可以进一步对以上四种区域类型的整体竞争力进行排序，依次为Ⅰ、Ⅱ、Ⅲ、Ⅳ类。Ⅰ类和Ⅱ类由于对子代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的是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而Ⅲ和Ⅳ类对子代教育不够重视，子代的劳动力质量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只能从事低附加值行业。但由于Ⅲ类型的父母对子代有极强的婚姻责任，通过深度动员家庭劳动力，依托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参与市场机会的竞争，以帮助子代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而Ⅳ类型由于弱代际支持，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的区域挤压下，子代容易陷入光棍、跑婚等家庭再生产困境。

                                                           （正式发表时有稍微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