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

冯  川[1]

摘要

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这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要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找到解释的可能理路。

关键词

扶贫，贫困研究，日本研究，比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彻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中央提出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18年是脱贫攻坚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攻坚、聚焦特殊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聚焦贫困群众脱贫最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改进帮扶政策举措，增加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并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在制定和实施扶贫、脱贫的政策方案之前，更为根本的工作，在于界定作为政策对象的贫困群体和贫困现象，厘清贫困的基准和贫困产生的机制，明确贫困救助本身的意义。

国内学界既有的对于贫困群体界定和贫困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内和欧美各国贫困概念及贫困线测量方法的梳理[2]，以及对扶贫政策实施和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治理问题的总结和反思[3]。然而，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而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则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本文将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这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出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

一、如何理解贫困的基准

理解贫困的基准，也就意味着理解对贫困的判断和规定方法，理解对非贫困的筛选和排除，乃至对“自力生存”与“救济生存”边界的社会划定。

对于此，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4]明确指出，由于内容的复杂性，如何测定生活水平，如何设定衡量基准，都是非常困难的课题。研究者们所要做的，只有尽可能多地设定衡量指标，并尽可能多地长期观察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该论文集以中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丹麦、俄罗斯、斯洛文尼亚为对象，从实质工资、消费构造、卡路里摄取量、人口动态（人口增减、平均余命、死亡率等）和平均身高等多个方面，收集了从16至20世纪的数据，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以中国为例，18世纪的中国生活水准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差，并且中国18世纪的生活水平，甚至有可能高于20世纪前叶。

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长期趋势来看，同一国内的生活水平也不一定一直处于上升的发展状态。研究近世日本生活水准的斋藤修则指出，1820年代以后，日本的实质工资下降了，然而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小农家庭生活水平的低下，因为小农的农业所得恰好增加了。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农村的带薪劳动者家庭与日本自耕农家庭的推定可支配所得，基本处于同一水平。[5]在前工业化时代，从GDP和人均实质工资上看，欧洲与亚洲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差距。然而，各自内部甚至同一国内的地域差别、同一社会内部的阶层差别则可能更为突显。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越多，就越会发现历史地设定最低生活和贫困线的基准是何其困难。

有一种“与过去比较论”认为，与过去比较，现在比过去好，因此现在的贫困算不了什么。然而，不论是21世纪的中国还是日本，都仍然有饿死在家中的事例见诸网络和报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贫穷，而我们的研究应该扩大历史的视野，对每个时代的贫穷状态进行有生活触感的比较。但在研究对象的甄别方面，学者们往往通过“阶层研究”的分类尺度发现“贫困”。

在对近世日本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持高”被作为发现“贫困”的指标。这样一来，没有所持石高[6]（无高），或所持石高为少者，就被划分为贫农。比如，高尾一彦在对摄津国住吉郡平野乡町（大阪市）的研究中，将无高的“半农半商的佃农”、“水呑小百姓”划分为“佃作贫农层”。[7]古岛敏雄在对庆长至明治期河内国若江郡下小坂村（大阪府东大阪市）的研究中，将持高五石以下的农民划分为“零细贫农层”。[8]山崎隆三则在对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摄津国村的研究中，也将持高五石以下的农民称为“零细农民”、“下层农民”，并规定为“贫农层”。[9]

然而，持高本身不能反映农户年收入的多少。由于村民有佃作和兼业的可能，持高相同的农户在米谷生产量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总收入上也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同样，总收入即使差不多，两个农户的持高也可能相差甚远。

同样，村民的总收入，也是无法仅仅用农地经营规模进行判断的。然而，不少日本的贫困研究，仍然依据实际耕作面积来发现“贫农”。

比如中村哲在对幕末和泉国农村的研究中，将“耕作面积越小、其中佃作地所占面积越大”作为判断的前提假设，从而认为包括佃作地在内的耕作面积在三反以下者，就是通过农外带薪劳动和营业勉强维持再生产的贫农、半无产层；而在佃作贫农中，从事五反未满、特别是三反未满的零细农业的经营者，属于贫农层。[10]庄司俊作在研究大正、昭和期农村时，将近畿等地经营耕地面积在五反以下、东北地区经营耕地面积在八反以下的农民，划分为贫农、半无产层。[11]坂根嘉弘在研究1920-30年代的京都府南桑田郡村时，认为在自耕与佃作同时进行的农民中，耕作面积五反未满层为贫农层；而在佃农层中，耕作面积八反未满者为贫农层。[12]此外，在1954年，日本厚生省也将耕地面积少于五反的专业农家，以及三反未满的第一种兼业农家，视为“低所得阶层”。[13]

不论是“持高主义”还是“耕地规模主义”，都忽视了对于近世和近现代的农民而言，兼业是非常重要的生计方式。早在13世纪，货币经济就已经开始渗透进日本社会。带薪劳动者并非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因为“农民层的分化”、资本主义大工厂的分工而出现，历史也并非“从自给经济走向货币经济”、“从小经营走向大工厂”这样单线条地发展。从13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给经济（小农经营）与货币经济（带薪劳动）在农家的生计结构中同时存在，只是两者的比重会时有调整。深谷克己从17世纪后半期农民生计的展开状况中得出结论，认为江户时代中下层农民正是由于将农耕与农耕外的务工相结合，才实现了“百姓成立”（农民能够维持具有再生产可能的经营水平）。[14]

野吕荣太郎以来的许多研究者所主张的“兼业观”和“小农经营观”都认为，农民因为仅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无法缴清年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兼业”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种立场，其实是基于一种认定村民就应该、或希望每时每刻都通过生产和贩卖农作物而让家计自立的固定观念，其本身的合理性无法得到实证。然而，就农民自身的立场来看，“兼业”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对市场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反映出一种战略性的、灵活的小农经营形象。农民为了寻求更安定、更好的生活，而拓宽生计方式，并且应社会状况的变化而灵活调整生计方式，在村内与村外之间往来。带薪劳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脱农化”，而可能仅仅是小农家庭经营中复合性生计的一环。生计方式复合性家庭经营，或对生计方式的取舍选择，在近世农民看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15]

    那么，“耕地荒废”是否是农民穷困的表征呢？一些持“农村荒废论”的研究者认为，农村人口减少，耕地大规模荒废，就意味着饥荒频发、农民流民化，当然表明农民已经陷入了贫困状态。比如长仓保对北关东常陆国和下野国各村落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中期以后，因破产农民的增加，村内人口减少，马数也减少，荒地、因人手不足而产生的耕作放弃地随之增加，各村落都显出“荒废、穷困、穷乏”的景象。这种景象并非北关东独有，而是属于在18世纪后半期遍及整个日本的“一般性穷乏”现象。[16]而在1740年代享保改革末期，在勘定奉行神尾春央的主导下，大和国幕领各村（奈良盆地农村）被施以严酷的年贡增收政策。研究者谷山正道根据当时农民请愿文书中记载的“由于高免（高税率）而致惣百姓（村内农民）穷困”、“因穷困而荒废田地”，以及所反映的破产农民增加导致户口减少的事理，判断当时“农民经营极端恶化”、“农村陷入疲敝”。此外，谷山运用“国诉”（一国规模的请愿运动）文书史料，以作物价格下落、经营成本（肥料费、奉公人工资）高腾、领主的掠夺、高利贷掠夺为原因，分析了1760-70年代（田沼期）、1780年代末（宽政改革期）及1800-20年代（化政期）农民破产、出奔，村中荒地、因人手不足而产生的耕作放弃地、由其他村民代为耕作的“村惣作地”增加的现象。[17]

这些研究都将农村的荒废作为农民穷困的表征，也将农村的荒废作为农民暴动的动因，使农民和农村的“贫困化论”与“民众运动史”研究发生了关联。然而，“荒地”背后农民的事实逻辑却未必如此。

平野哲也对18世纪下野国的研究发现，18世纪后期出现的大量荒地中，水田总是优先于旱地被农民优先放弃，而旱地中又是生产条件差的新田被更早放弃。由于当时米价长期低落，鱼肥（用鱼做的肥料）价格高腾，种植水稻在市场上不利，为了收入源的确保，农民更加愿意优先种植旱作物。

因此，“荒地的增加”毋宁说显示的是“农民的战略性耕作放弃”。农民并不是哭着放弃耕地，而是故意将不能产生收益的农地抛荒。进一步说，在各种生计方式的选项面前，下野农民的“离村现象”（由破产而产生的现象也包括在内）并不一定是由于“生活困难”而万不得已的结果，不如说这是农民“被城镇的挣钱和生活方式所吸引、为了得到稳定的收入”而做出的积极选择，或“有去村外生活的目标，确信在城镇能够享受丰裕的生活”而产生的行动。并且，即使是“举家离村”，也并不意味着与出身地农村的“绝缘”，因为他们会将所持田地的一部分和“百姓株”（作为村民的资格）交给亲戚或五人组保管，为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归村”留下了余地。[18]

也就是说，象征着农村荒废和穷困的荒地增加和离村现象（农村人口减少），也可以理解为因保持着主体性的小农积极摸索更有利的生计方式这一经济行为而导致的后果。

    此外，在不少贫困研究中，“丰足”的（非贫穷的）生活水平的标准，似乎已成为自明之理。比如在中国学者的贫困研究中，“吃肉多”、“穿名牌”、“住楼房”似乎成了“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的理所当然的标志。[19]而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也一样，对“贫困”的生活水平，不是过于模糊，就是过于体现学者个人的生活追求。

小学馆《全集日本的历史》系列，在关于近世后期至幕末的社会状况方面有这样的叙述：

“财富的不均衡状况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深刻。贫农极度贫穷，以‘改造社会’（世直し）为口号，期待国家的转变，为政治的变革预备了足够的政治情势。”

“贫农离村，进入杂业层，曾经强固的身份制社会的基础开始松动。”[20]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不到对“贫穷”、“贫农”的判断基准，也感受不到“极度贫困”的生活现实感。野吕荣太郎在论述1910年至1926年的经营规模五反未满的“零细农”时，认为这些农户“由于只从事农业生产，农家中会出现常时性剩余劳动力，这样就会有一部分家庭成员或常时、或临时地去从事带薪劳动或其他经营活动，以勉强让动物性的最低生活持续下去”[21]。也就是说，“动物性最低生活”是农村最下层的生活标志，然而所谓“动物性最低生活”本身的具体内容却被作者当成了自明之理。

而庄司俊作的研究则提到，1900年代拥有2.5町步土地的茨城县“上层自耕农”，也“不能把米饭吃到令人很满足的程度”。庄司以此为例证说明当时农家的“生活穷迫”[22]，但他并没有觉得“为何与米、麦、粟等混食相比，将米100%作为主食就是‘丰足’的生活”是一个值得究问的问题。[23]

在2016年审定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改订版》中，也有如下段落：

“许多农民的衣服通常是用麻布和棉花做成的筒袖，日常的主食是麦、粟、稗等杂粮，米很少见，住处是萱草为屋顶的简陋房屋。他们不得不过着一种在衣食住各个方面全面贫穷的生活。”[24]

然而，穿麻与棉花做的衣服，以杂粮为食，住在以萱草为顶的家中，为何就是‘贫穷’的？[25]其实已有统计研究表明，从1840年代到1930年代，将麦混入米中吃是理所当然的“食生活方式”；而直到1930年代为止，瓦房还不是主流，用蒿草、茅草做房顶的房屋才是最普遍的。[26]也许基于这样的事实，就会有研究者得出“所以日本村民一直很穷”的结论。[27]

这些研究者似乎认为，只有每天以100%的白米为主食、住上钢筋混凝土建的房子、每天换着穿颜色鲜艳的漂亮衣服，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丰足。[28]殊不知这样的判断仅仅反映了研究者本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生活志向，基于如此主观的标准而得出的结论，其根基是极其薄弱的。

    二、如何理解贫困的产生

通过史料进行贫困研究的学者，容易将大量没落农民出现，佃农、贫农化的现象归因于年贡过重、高利贷。在日本近世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全国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地方各藩财政穷乏，强化了领主的年贡掠夺。

然而，托马斯·史密斯对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出羽、越后、远江、近江、和泉、播磨、纪伊这七国的共计11个村的年贡变化进行了考察，发现作为课税基础的“村高”基本上没有变化，长期以来年贡率也保持稳定态势，甚至某些村还出现了下降倾向。由于实际农业生产力在不断上升，村高和年贡率与现实生产性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越来越弱。对于某一地区的农民来说，实际上他们的贡租负担是越来越轻的。[29]穐本洋哉对1840年代长州藩的研究也表明，虽然当时对农田的征收税率高达40%左右，但从包含非农业部门在内的领内全体的生产量来看，平均税率仅为20%左右，特别在非农业部门产量多的地区，平均税率还不到15%。[30]佐藤常雄对信浓国各村年贡率的研究也指出，虽然形式年贡率（在村高（村全体米的产量）中年贡米的比率）可达40-50%，但若将米、大麦、小麦、大豆、菜种等纳入米谷生产量来计算，实质年贡率其实只有17-28%。[31]如果将生丝、棉花、小豆以及酿酒产出额、农闲务工收入也纳入计算，则实质年贡率将会更低。同样，中山富广对地租改正期（1877年）广岛县惠苏郡奥门田村的分析发现，全村39家农户的实质年贡率中，最高的达33%，10-20%的有19户，10%以下的有17户，平均下来实质年贡率只有10%。[32]

农民在请愿文书中，多会强调年贡负担重，这就是许多进行史料研究的日本学者将近世农村的贫穷归因于年贡负担的主要原因。但以上分析表明，请愿文书并没有揭示穷困的根本原因。而打着穷困旗号的民众运动，将年贡作为攻击目标后，责任的所在就会比较明了，方便政治运动找到容易发起攻击的点。作为穷困的决定性元凶的米、麦价格，以及村民个人的消费量，都是领主和幕府无法控制和调整的，因此责任之所在并不明晰，不容易找到攻击的目标。就算一定要找一个责任主体，其责任发端也在于村民自身的消费欲，这将越发瓦解暴动的正当性。因此，村民与领主的交涉往往并不把焦点放在米的市场行情上，而是围绕石高量进行讨价还价。[33]

那么，“家庭经营如果出现赤字，就会导致小农破产”的逻辑一定成立吗？对于经营黑字的农户来说，年收入中非消费支出（年贡缴纳、代替劳役的“小入用”）所占的比例也较大，因此可支配收入未必很多。而根据木村光生的研究，造成赤字的最大原因，不是年贡和借款，而是农民自身旺盛的消费欲，包括对米、麦这些主食谷物的摄取量，以及其他个人支出。“追求与收入相适应的自由消费”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上有余裕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而在此之前，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并非消费水平与年收入相匹配，而是满足每一个时代在保证自身尊严方面的最低限条件。[34]

从木下生光对大和国吉野郡田原村1808年《去卯年御田畑出来作物书上帐》这一农户收支报告书的研究来看，田原村内农户的等价可处分所得[35]为分散均匀分布结构，无法以“层”为单位对村庄结构进行划分，也很难找到占多数的所谓“普通农户”。

就具体案例而言，有的农户完全没有可处分所得，家庭收支也出现大赤字，但却没有破产和逃亡，仍然在村庄内继续生活下去了；有的农户从账面上看起来处于经营黑字状态，却突然陷入破产，全家逃亡不知去向，或成为附近亲戚家的奉公人。即使是村行政人员的家庭，看起来生计赤字不多、等价可支配收入不少的农户，最后陷入破产、逃亡的境地，而看起来经营出现大赤字的农户，却反而一直安稳地在村庄内继续生活的事例，也时有出现。逃亡后的农户，最后可能因下落不明而永远从户籍上消失，也可能经过亲戚的相互扶助，突然重新回归村庄、出现在户籍册上，并被当成普通村民记载。由此可见，在“倾家荡产”和“逃亡”后，当事人的生活也未必一定“贫苦、悲惨”。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无高、以带薪劳动收入为主的家庭”，最后逐渐复归村落的普通生活。

也就是说，依据年收入、等价可处分所得、赤字率等客观数字，得出“某种数值条件一旦满足就必然如何”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倾家荡产”和“逃亡”视为贫困的指标，那么造成这一事态的因果链条中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化的“客观性科学法则”。

三、如何理解贫困生活

在现代研究者看来，“贫困生活”似乎意味着一种已经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悲惨生存状态。在对日本近世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乞讨”、“出奔”或“夜逃”，一般被认为是农民“破产”后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乞讨”、“出奔”或“夜逃”所带来的，一定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无法安定下来的悲惨生活。

其中，对于行乞之人，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因生活极端穷困，而被迫离开所居农村的。除了流浪乞讨，他们就再无其他可选择的生计方式。然而，木下生光通过对1869年和泉国泉郡南王子村（大阪府和泉市）1869年《难涩人取调子书上帐》以及《御救御手当金顶戴请印帐》的研究发现，流浪乞讨的农户也不尽然只有离村流浪这一种生计方式。继续定居农村，从事普通的农业劳动，同时流浪乞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一家农户，父母都生病无法劳动，30岁的女儿外出从事带薪劳动赚钱，只有8岁的儿子通过乞讨维持家计，此外他们还从亲戚、五人组那里获得生活援助。另有一村民因患病而无法结婚，且没有任何亲戚，他专营草鞋贩卖，同时在贩卖之地行乞，并从村行政人员那里得到公的扶助。

木下通过案例研究指出，乞讨仅仅是家庭经营、生计复合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流浪之民”独有的生计方式。对于那些定居在农村从事普通劳作的农户来说，行乞只是根据状况可以合理选择的“生计术”之一。[36]当家庭成员全部生病无法劳作，而靠乞讨也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时，亲戚和五人组才会施以援手。也就是说，村内扶助机制并不会立刻发动，首先还是要看当事人有没有通过包括行乞在内的一切努力达成自立生计的可能。如果当事人年老体衰、身无所依，无法通过乞讨维持生计，村才开始发动公的直接抚养机能。[37]今西一的研究，更将“村乞食”以及到其他町村行乞的惯行视为町村“共同体抚养机能”或“救济体系”的一部分。[38]这些现象，都能体现出视“自我责任下的自立生存”和“勤劳”、“勤勉”为贵，视无法还清欠账、无法自力更生为耻的社会通念。

此外，还存在农户在打零工的同时，以社寺参觐为契机在路上乞讨的情况。农户中的特定家庭成员因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纠葛，而独自外出行乞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河内国石川郡（大阪府），还出现了儿子因父亲小时候对自己没有尽抚养之责而拒绝抚养父亲的事例。居住在大塚村的儿子想赶走从水分村流落而来的父亲，而在邻居的奉劝之下，在自家院中角落铺了一张席子，允许父亲晚上在此睡觉。于是父亲到了晚上就回来睡觉，早上就出去行乞。[39]这说明行乞也可能是由家庭内的私事而引发，而不一定是由于全家的共同家计陷入绝境而出现的集体行为。

对于出奔、夜逃，由于一般我们会认为，在住惯了的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就是幸福、有余裕的生活，因此那种离开故土谋生的生活，就会被定义为不幸、贫穷。

然而，事实也未必如此。由于多重债务，一些农户全家夜逃到邻村，作为“非人番”（江户时代农村负责治安维持的岗位）而在邻村“再就业”。在史料中通常用“零落”一词指代这种情况。在日本，即使是超过了熟人社会圈域范围的村落，也能接纳毫无身元保证的“帐外人”（已销户的逃亡农户）甚至已死亡的“帐外人”的子女落户。这体现出日本村落的“包容力”。虽然出奔、夜逃的农民离开了已经住习惯了的村庄，但这一行为可能也意味着农民在生计上是有到一个“新天地”再出发的余地的。随着出逃农户经济条件的恢复，该农户仍然有在离村三年后[40]回归出身地村庄的可能。当然，出奔、夜逃也不一定是全家规模地发生。由于在一部分家庭成员出奔、夜逃的情况下，村内剩下的家庭成员也能受到村的援助，农户整体就避免了走向完全没落。

因此，从农民的视点来看，出奔、夜逃也可视为是一些农户实现“战略型复兴”的手段。由于村庄中存在“视无法还清欠账、无法自力更生为耻”的社会通念，对于农户来说，与其为了留在村里居住而忍受屈辱、接受村内扶助，还不如干脆选择出奔、夜逃。这一行为并不一定是当事人毫无计划性的、无法控制的无奈行为，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事人怀着对再定居、再就业的渴望而做出的有计划性的选择。

在日本近世时期，破产后将所有地交给村的村民称为“绝人”。从大和国山边郡上入田村（奈良县天理市）和播磨国佐用郡大畠村（兵库县佐用町）的事例来看[41]，村会将绝人的田地按照土质和远近，以抓阄的方式平均分给处于中、上层的农户，以保证那块土地上年贡诸役的筹措。然而“绝人”仍然有“复活”的希望。当“绝人”由于生计好转想要回原来那块地时，村全体不但为“绝人”暂时垫付要偿还的债务，滞纳税只用付清7成，大庄屋（村中主要行政职务之一）和其他村行政人员会用赎买的方式从那些农户手里收回土地，重新交给准备“再出发”的绝人。

在昭和20年代以前的奈良县南生驹和群马县上野村，村会让有欠款的生活穷困者，到山里去开垦土地。这些村民就在山里搭建小屋，森林成为了救济场。[42]因此，在昭和恐慌时，山村比农村更少受到冲击。在备中国漥屋郡（现都漥郡），则有“贫者育山”的惯习。[43]秣场、野山上荒芜薄利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交给村，而生活穷困者则进入数个村共有的林野，住在山中小屋，贩卖采伐的木材，并从事耕作。再建生计后，他们就可重新返回村。此外，在爱媛县日振岛村（现北宇和岛郡宇和海村）则有被作为“穷困岛”的御五神岛[44]，在旧宇和岛吉田藩、滋贺县滋贺郡、宫崎县东臼杵郡椎叶村尾前，都有特定区划的空间供“败者复活”，比如烧田耕作用的作业小屋也能成为穷困者的居所。当然也有些农户基于“家格意识”（＝自尊心）的束缚，虽然生活已达“极难之时”，也不愿接受村的照顾，从而选择全家夜逃。

    四、如何理解贫困救助

在对中国政府扶贫行政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关注到农民争低保、村干部挪用低保资源的现象[4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日本政府只能把握估算出的要保护家庭的20%左右的情况，支付的保护费也只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营养充足。大众都把目光投向只占全部受保护家庭数1-2%、支给额度连1%都不到的“不正当受给”事例，同时，认为受保护者“是努力不足的懒人”的意见不绝于耳。政府行政试图削减生活保护费，并颁布法令要求官民一同监视受给者的日常生活。[46]而不靠行政上的生活保护救济就活不下去的许多人也将接受保护费视为“耻”，在生活保护费的申请上犹豫不决，以至于无法脱离贫困状态，甚至饿死在自己家中。[47]

   2007年实施的国际舆论调查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7 Survey显示，对于“国家和政府，对无法靠自己生活下去的贫困者负有救济责任”这一问题，日本的回答情况是“绝对赞成completely agree”15%、“基本赞成mostly agree”44%，赞成回答率总计59%，在47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在了末位。同样在2006年的国际问卷调查ISSP（International Social Programme）中，认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给予经济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比例，在日本只占2成强，将回答“总的来说是政府的责任”的比例也加在一起，还是不超过6成，在33个调查参加国中排名最后。

日本社会对生活穷困者的行政救济非常冷淡[48]，普遍将贫困视为自己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一亿总中流”的幻想破灭后，这20年来新自由主义蔓延的结果，也不是近世的“村落相互扶助”逐渐崩溃后，在19世纪末期才出现的近代现象，而是自17世纪以来“自我责任观”的历史传统积累的结果。

根据木下生光对河内国丹北郡六反村（大阪市）在1866年作成的“难涩人调查·对策史料”的研究，当时的救济策略带有明显的个别性（各村自立标准、独自展开，领主官员也无法插手）和临时性（非恒常的）。村虽然准备了将储备米贷出（貸付・貸渡米）、将储备米便宜卖出（安売り・安値米）、无偿给予储备米（施行）三种救济方案，但各农家基于自主的判断，即使是被行政层界定为“极极难涩人”的农户，也还是倾向于回避可以无偿得到救济费的“非市场性”救济方式，选择有“买”或“借”要素的“市场性”救济方式。[49]这种行为偏好背后，也是由于村社会中存在“无论生活多么穷困，倚靠他人施舍永远放在最后”的强迫观念。

社会性制裁机制的存在，也强化了上述观念。在大和国平群郡法隆寺村等10个村组成的幕领组合村“法隆寺·龙田村组合”，以及河内国丹北郡若林村（大阪府松原市）[50]，接收了村公共的无偿救济米（施行）的农户，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留心谨慎自己的衣着（不准戴斗笠、不准穿绢织物等服装禁制）、鞋子、发饰，也不能过以酗酒、游山玩水为象征的“奢侈”生活，其户主必须自己承认为村添了麻烦，因此向村郑重宣誓，表达“奉受施行，深表感谢，一定遵守禁制规定”之意。成人男性被禁止在包括村集体活动的场合穿正装（和服外褂、竹皮草屐）。他们必须在周围人都穿正装的时候，忍辱穿常服。这种行动规制，可以长达20-30年。特别在村庄全体遭受饥荒之时，无偿接受救济的行为，更被视为对村造成麻烦的行为，而成为村落社会制裁的对象。而河内国的规定则更加屈辱，将施行受给者的姓名张贴在居民日常聚集的地方，以及每户受给者的家门前，让大家都知道是谁对村造成了麻烦。甚至规定，受给者在拜访施行米的原资提供者“施主人”的房屋时，必须在门外就将鞋脱下，以极低的姿势爬进屋内。

总而言之，对于近世的村民而言，接受从村而来的公的无偿救济，就意味着村内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除非到了甘受地位低下之辱的地步，他们宁愿选择一种市场性的救济方式。

    而对于行政救济，日本以往的研究通常持一种“御救后退史观”。该史观认为，17世纪领主的责任和义务是保证“百姓成立”（农民生计的维持），这是当时领主和农民两方的共识，农民也对实施“御救”的领主怀有“恩赖感”。但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领主财政困难，领主逐渐放弃了“御救”的责任和义务，农民对领主阶级的解决能力深感失望，幕藩领主的威信丧失，“抚民”价值和理念的实现能力从根本上瓦解。御救的财源在“享保饥荒”之后出现“贡租化”趋势，原本属于领主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御救”，转化为了倚靠民间富裕者的自发性和村行政组织的责任。因此，一种公认的“单线式历史像”认为，18世纪后半期以后，领主的“直接救济”渐渐转为消极，代之而起的是由农民负担的“储谷制”，以及倚靠村内富裕者的穷困者救济，或倚靠农民的农民救济。农民生活保障的主体和责任，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51]

然而，根据更细致的案例分析，即使在17世纪，优先负有救济责任的主体仍然是村，而非幕府和领主。幕藩领主也向来重视村的救济责任，因为领主的“御救”只是“百姓成立”的条件之一，而“一村相助”体现的民间救济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而在幕末的18世纪，领主的“御救”也不胜枚举，决不能视其为特殊和例外。[52]事实上，公权力的“御救”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来回摇摆，本质上是由于幕府御救费在收支决算中只被列为被称为“别口”的临时费项目，而并没有被纳入被称为“定式”的经常费。因此“御救”的积极与否，是由每个时期的政策判断所左右的，村民们也并没有希望从公权力那里得到恒常的“御救”。[53]

之所以贫困应对的“自我责任观”能够如此深入地扎根日本社会，大概可以归因于两个要素：（1）公的救济是以个别具体的“农户”为对象而展开，这是建立在以居民登录制度为代表的人身把握制度严格得以实施的基础之上的；（2）救贫行为及其财源是“公共化”的，社会对救济费能够产生一种“负担感”，因此自生出对受给者的社会性制裁机制，“为社会添麻烦”的受给观念也会内化在受给者心中。

在此我们可以反观中国的情况。在清代，中国已经全国规模地建立起以常平仓、社仓、义仓这“三仓”为代表的备荒储蓄体制，其中也包括或以便宜价格出卖、或借贷、或以无偿提供的方式，将储备谷生活穷困者的情况。但与近世日本农村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存在对接受无偿救助的“忌避感”。即使在部分地区存在，其产生也并非以对受给者的社会性制裁机制为前提。[54]这是因为中国的“三仓”是向大众开放的，无论贫富，谁都可以从中得到利益，这导致为社会“造成负担、添麻烦”的对象无法追究，使得制裁也没有了产生的必要和可能。[55]这种“开放性”也导致便宜的储备谷最后大量流入试图将其转卖出去的商人手中，再加上管理储备谷的官僚采取不正当手段借储备谷获取私利，使真正的生活穷困者无法得到储备谷。虽然各地在1730-50年代尝试制作生活穷困者的登录簿，但由于在当时的中国，严格的居民登录制度并不完备，登录簿的制作也无法顺利进行。“三仓”的开放性，虽然使受给者免于遭受社会性制裁，而不用感觉到一种无地自容的心理压力，但救济制度也因此在效率上大打折扣。

五、对于我国贫困研究的启示

从日本的贫困研究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需要全方位把握。在研究时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农民的兼业状态，从农民的视点解释农民所作行为选择背后的动机，同时将对“贫困”这一容易带入主观判断的概念相对化，不忽视这一概念背后的时空定位及其被社会界定的过程。

第二，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假定在村落得贫困化过程中，存在某种特定的“法则”和“构造性矛盾”，并试图对其进行实证。然而，事实的复杂性通常与这种假定和实证相去甚远，并不像将村民走向没落和贫困的原因都归咎于“幕藩领主和特权商人的私欲链”这种外在于村民本人的特定之“敌”的分析逻辑这样单纯。[56]由于贫困线的确定非常困难，再加上消费行动非常复杂，要法则性地、科学地预测通往贫困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走向贫困的过程，也许并没有什么客观法则。只有以这样的谦虚态度，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新的村落贫困史研究。

第三，要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不仅要分析农民走向贫穷的过程机制，农民在落入贫困之后如何有可能自力更生，也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对于那些应被纳入低保、却没有被纳入低保的农户，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关注。

第四，理解现代中国救济行政的处境，也可以纳入到较长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找到解释的可能理路。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