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村庄社会排斥及其多元化治理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的观察

村庄的熟人社会特质，使得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的生产机制呈现出与一般社会的差异。在乡村社会转型期，村民之间的熟悉度、亲密度和信任度都逐渐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排斥，而且村庄社会排斥加剧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裂痕，致使村庄社会整合难度进一步加大。

作者简介

   在疫情暴发期间，村庄社会排斥表现为拒绝与解除隔离的村民交往、采取过火的封户措施、举报被隔离对象的正常行为和强制劝返外地人员等。村庄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包括触发机制、共情机制、信任机制和管控强化机制；经由这四种机制，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被不断放大，使得村民对他人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排斥；村庄社会排斥影响了村庄共同体的团结，加剧了村庄共同体的裂痕。为减少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提出未来应该通过基层政府、村庄社会和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进行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成熟度。

    自古以来，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往往会出现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者与重点疫区有关联之人遭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现象。这在中外重大疫情的有关研究著作中均有呈现。2020年初，在全球多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及防控期间，我国部分地区同样出现了患者、疑似患者以及重点疫区返乡人员被社会排斥的现象，即使身体健康的重点疫区人员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也并不鲜见。这给社会共同体建设带来消极影响。2020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议强调，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坚决依法纠正个别单位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等就业歧视行为。可见，我国部分地区在疫情期间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行为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值得深思的是，我国在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建设之后，对于患者、疑似患者和疫区返乡人员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在现实的社会反复再现。

   社会排斥在一般大众化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中产生，我们尚可理解。但是，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交往遵循“歧视原则”，即村民只排斥和歧视陌生人，而不会歧视村内的“熟人”，意味着村民行为遵循“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村民应该不会对村内的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重点疫区返乡人员产生排斥行为。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被视为熟人社会的村庄中，也产生了不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现象。村庄社会中的排斥和歧视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重大传染病暴发期间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现象是学界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相关研究涉及非典、麻风和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患者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问题。学界已有关于传染病患者遭受歧视现象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对人们歧视传染病患者的原因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缺乏、社会恐慌、信任缺失等是造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二是关于传染病患者遭受歧视产生的社会后果分析。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容易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敌视、带来社会冲突、产生信任危机等。三是关于减少人们对传染病患者歧视的对策建议。研究者在普及疾病科学知识、加强公民教育、政府运用法律措施禁止歧视等方面展开探讨，提供相关的主要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学界已有关于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过程中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般化地讨论排斥和歧视现象的成因及其后果，尚存在两方面的局限：一是缺乏在具体村庄社会语境中的深入分析；二是缺乏村庄社区内部的机制分析。虽然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艾滋病患者在村庄中遭遇的排斥和歧视问题，但是相较于非典、新冠肺炎等而言，艾滋病的传染性要低许多；同时，与常态化传播的艾滋病相比，其他重大疫情所引发的整体社会恐慌要更为严重。整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村庄视为一个“熟人社会”，在村庄中，社会排斥的产生机制与一般社会语境中的社会排斥产生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社会排斥在村庄中的生产机制既与一般的社会排斥生产具有共性，比如对疫病本身的恐惧等，但也有其独特性。因此，我国村庄语境中的传染病患者遭社会排斥问题亟需深入研究；同时，我们需要挖掘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社会排斥在村庄的生产机制和规律。

2

村庄社会排斥的呈现

本文通过调研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我国村庄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拒绝与解除隔离者交往

在疫情暴发期间，村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拒绝与被隔离者来往。这既属正常现象，也合情合理。然而，有些被隔离者在脱离隔离期后，已经处于比较安全的时期，但村民仍然拒绝与他们来往。另外，有的被居家隔离者请求村民帮忙，却遭到村民拒绝。例如，L某一家人自武汉返乡后，其岳父母曾经打电话请求村中熟人帮忙，购买生活物资送上门，然而遭到其他村民的婉拒。

对隔离者采取过火的封户措施

我国有的地方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的家中强行上锁；有的地方村干部用木板把村民家的大门封住；还有的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口悬挂横幅、贴上告示，上面标明“我家有从武汉归来人员，隔离期禁止相互接触”“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大家远离监督”，等等。在福建省J市J村，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Z某家门口悬挂横幅标语，上写“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还有村干部拿着Z某家人的照片在条幅前大声吆喝，提醒接触过Z某一家的村民注意隔离防护。

举报被隔离者的正常行为

我国有的地方村庄为了挖掘出部分隐瞒自身旅居史的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纷纷出台举报奖励措施。这些政策鼓励村民相互举报，并对举报信息经过核实的，给予举报者一定奖励。举报奖励政策有利于减少基层干部排查工作量，及时发现隐瞒重点疫区旅居史的村民；但是，也可能导致被举报者内心不舒服，引发对其他村民的不满、怨恨，从而导致更大的村庄社会排斥，撕裂村庄社会。

尤为严重的是，一些武汉返乡人员隔离期满后，仍然遭到当地村民的不断举报。例如，武汉返乡人员G某，在居家隔离期满后，带着口罩出门买菜，但仍被邻居举报了。

4

强制劝返驱赶外地人员

全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封村、堵路是各地农村村庄的普遍做法，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强制遣返或驱赶外地人员，尤其是湖北武汉返乡人员的行为。

比如，湖北S市的L某，在2020年春节放假期间，一直留守广州，未曾回过湖北。节后，L某前往当地打工地所在村庄复工，但因为其身份证显示是湖北S市，村庄防疫工作人员拒绝为其办理通行证，以使他无法正常复工。

2020年2月8日，另一湖北籍人士W某和同伴准备返回广东F市某村复工。他们刚到F市，就被安排隔离至2月28日，隔离时间长达21天。待他们回到村里原出租屋时，却又被房东拒绝入住，最终在外面的旅馆过夜。W某曾联系之前熟识的村长帮忙，却被对方严肃告知，湖北人都不能进村。后来，经过当地防疫办再次协调沟通，W某才被允许进村。

此外，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信访留言平台上，人们也不时可见湖北人反映当地村庄防疫工作人员拒绝他们入村的留言。

本文认为，社区居民不论疫区返乡人员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只要是被贴上“疫区”标签的返乡人员，便群起而驱之。这无疑会让返乡人员感受到深深的社会排斥。

3

村庄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

任何社会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人们都可能产生对疾病患者的社会排斥或歧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更如是。我们可从一些相关文献中了解到，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对疾病患者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行为，但是在当前乡村社会转型期，乡土逻辑的变迁可能将进一步强化社会排斥和歧视。

村庄社会排斥的触发机制

疾病既标识着一种身体状况，也是一种社会标签。“患者”“病人”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对于传染病患者而言，患病的社会意义更为明显；因为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个体。疾病的传染性在患者与他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新型冠状病毒的较高传染性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惧怕，产生自我防御心理；尤其是对于一种新出现的疾病，由于不确定风险更大，人们更容易恐慌。在此情况下，人们会本能地疏远那些已经感染病毒或很可能已经感染病毒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对传染病患者“另眼相看”。

在村庄社会中，村民对传染病患者的社会排斥则更具有场景性。根据熟人社会的特质，既然村民之间非常熟悉与亲密，应该可以消弭或压缩社会排斥的生产空间。村庄熟人社会是一种理想类型；之所以将村庄视为熟人社会，是相对于城市陌生人社会而言的；相比于城市陌生人社会，村庄社会的村民熟悉程度更高、社会往来更为频繁。而在城市社区当中，人们一般都比较陌生、几乎很少往来。当然，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村民的熟悉与亲密程度也存在差异。有的村民之间较熟，来往较多；而有的村民熟悉程度则更低、来往更少。根据熟悉亲密程度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将村庄熟人社会视为一个“圈层结构”。一方面，核心家庭属于最紧密的层级，越往外扩展，熟悉亲密程度越低；另一方面，关系越亲密，则越不可能产生歧视。在家庭内部，家人不存在对病患的社会排斥问题。相反，如果家庭中有人患病，家庭成员还会互相照顾和扶持; 家庭的亲密关系可以抵消、克制社会排斥。当然，社会排斥能否产生，就要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密程度而论。若社会关系足够亲密，那么不会产生社会排斥，而会生产出扶持、照料等正向情感。即社会关系在亲密程度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以内，人们不会产生排斥和歧视；而一旦跨越这个临界点，那么就容易产生排斥和歧视。因此，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家庭以外的范围关系往往更容易产生社会排斥。

村庄社会排斥的共情机制

村庄社会原本属于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具有诸多特质。第一，熟人社会的首要特质是熟悉性。在熟人社会中，村民相互之间非常了解。“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第二，熟人社会中的信息流通速度较快。各类信息在熟人社会之中能够迅速传播，如某村民家中的趣闻轶事，很容易在村庄社会中得以传播。

目前，尽管我国村庄熟人社会特性已经有所下降，但相对而言，村民仍然具有较高的熟悉程度。村庄的熟人社会特质，使得那些村民从湖北武汉返乡，那位村民感染了新冠肺炎，村民们都能迅速掌握情况。由于村民出于自保的本能，尽量降低未知风险，因而即使是村庄社会的熟人，也会选择避而远之。疫情信息激发村民对“疾病的想象”，使村民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歧视行为。

村庄社会为疫情信息传播创造了载体。在村庄内部，疫情信息仍然能够得到较快流传，且信息的快速传播与信息失真并存。一方面，村庄社会内部信息传播速度仍然比陌生人社会更快；另一方面，疫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变异或失真。由于村民对其他人家庭情况了解程度下降，再加上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甚至歪曲，并经过微信等自媒体传播，信息失真度越来越高；各类谣言的传播更是容易产生恐慌，而恐慌为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并进一步强化了恐慌。在那些已经出现确诊病例的村庄，更容易传播有关疫情的信息甚至谣言，从而对患者家庭形成更深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比如，福建J市J村在疫情期间出现了10个感染病例。即使该村是一个团结度较高的宗族型村庄，仍然对病患家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排斥。

自媒体时代使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许多村民都使用智能手机，开通了微信朋友圈，得到的信息更容易在村庄社会内部传播。一旦有村民感染病毒、或者疑似感染、或者从重点疫区返乡，而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被其他村民知晓。由于疫情风险信息被新媒体进一步传播，村民们获知相关信息后，便会主动疏远跟病毒可能存在关联的人。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步扩大了风险传播，形成有关疫情风险的“想象共同体”。

3

村庄社会排斥的信任机制

熟人社会具有亲密性。“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村民交往的重要依据是血缘亲情；村民之间来往较多，亲密感较深；村民行为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即村民对于村内熟人、自己人，可以讲人情、讲面子；而对于外人、陌生人，则倾向于公事公办。“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因为村庄中的村民不仅相互之间熟悉、亲密，进而生产出信任，同时，人人都深谙行事规则，且预期其他人也会遵守规则。村民之间由此有了长远的预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现代化、市场化的渗透加深，村庄熟人社会的特质也在渐渐流失，尤其是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进一步稀释了村庄共同体。整体而言，我国村庄中村民的亲密度、熟悉度都在下降；而当亲密度、熟悉度下降时，村民之间的信任也会降低。我国的许多地区，村庄共同体几乎趋于解体，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准陌生人社会”。由此，村庄主体性日益缺失；村民在村庄社会中越来越缺乏安全感、长远预期和归属感；“人心不在村”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从表面看，村庄仍然具有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但越来越多的只是具有“熟人的外衣”。“人们正在以传统社会中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父老乡亲，对待那些从前被认为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兄弟的‘熟人’。”

随着村庄乡土逻辑的逐步消逝，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在降低，而“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村民对于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根据已有研究显示，信任与歧视有着密切关联。在信任度降低的情况下，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村民更容易产生对病患主体的歧视。对于村民而言，疫区返乡人员发生了从“熟人”到具有特殊经历的“潜在的陌生人”的转变。其他村民可能以对待“潜在陌生人”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疫区返乡人员。另一方面，疫区返乡人员对其他村民的信任度也在降低。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旅居史等信息透露给其他村民，并且由于双方信任程度的下降，使得隔阂加深。

村庄社会排斥的管控强化机制

村庄社会排斥的产生，除了跟村庄社会本身有关外，还跟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管控强化机制密切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都在迎战疫情，形成了“硬核”防控体系，使疫情防控效果在短时间内得以彰显。目前，虽然疫情已逐步平稳可控，但仍需要大力加强防控。然而，部分地方采用的过火的防御手段，加剧了村庄社会恐慌，给疫区返乡人员带来一定的伤害。村民面对疫情中浓厚的恐慌氛围，害怕被传染，且不确定性风险在村庄社会中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对于疫区返乡人员更容易持有偏见。村民对于疫病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被放大，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村民对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歧视和排斥。由此，“超硬核”管控使得社会排斥和歧视在村庄内部得以进一步产生。

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部分群众因害怕遭到其他村民的排斥，选择故意隐瞒自身重点疫区旅居史，从而导致感染其他人员。这些人的行为遭到了整个社会的一致谴责和唾弃。对此，我国公安、检察院部门也对部分恶意隐瞒自身旅居史的人员采取了法律强制手段。例如，福建省J市J村村民Z某一家从武汉返乡之后，曾因隐瞒自身旅居史而被当地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这类强制措施有其必要性。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不敢承认自己的疫区旅居史？可能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村庄社会对疫区返乡人员的整体性歧视和排斥氛围。村庄社会排斥使疑似感染者、疫区返乡人员陷入道德困境。对于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疫区重点返乡人员而言，与病毒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家丑”，是自己家人的“隐私”。如果他们选择隐瞒自身旅居史，那么对他们自己有利。村庄熟人社会有其自身的隐私开放逻辑，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正因为隐私在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内具有公共性，反倒会使当事人不愿将隐私公开给他们。”如果他们承认自身旅居史，则会遭受他人歧视和排斥。这种排斥使得疫区返乡人员对自身的身份标签产生一种畏罪感，害怕自己暴露之后，会遭受社会排斥；而且对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恐惧，使得他们铤而走险，选择隐瞒自身的旅居史。

有的返乡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基层防疫工作，没有按要求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并且基层干部对其进行劝阻之后，仍然我行我素；部分村民的信息隐蔽行为倒逼基层采取强硬控制手段。据了解，一些村民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谎报自己行踪、身体状况信息等现象。甚至有的人在明知自身很可能已经感染病毒或高度疑似感染的情况下，仍然参与聚会、旅游等活动，从而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因素致使其他村民对这些返乡人员进行道德谴责，指责疫区返乡人员“随意走动”“明知自己从武汉回来，还那么不自觉”，从而对疫区返乡人员形成舆论道德压力。

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村庄加强疫情防控是必须的，但过激的、不切实际的防控措施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反而容易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某些地方的基层干部的封户、遣返等过激做法容易在社会当中制造恐慌氛围。这些不切实际的“超硬核”防御手段将返乡人员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在群众当中形成紧张情绪，误导群众对疫情的认知；同时，这些不切实际的防控措施加剧了村庄社会恐慌，进一步诱发了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和歧视。

4

村庄社会排斥对生活共同体的冲击

本文认为，在重大疫情暴发防控期间，村庄社会排斥、歧视的发生与蔓延将会给村庄生活共同体带来深刻影响。

加深村庄生活共同体裂痕

乡土社会的交往遵循情面原则，“情面原则是从熟悉和亲密生发出来的一种处事原则，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不偏不倚、合乎情理、讲究忍让。”“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村庄是具有“人情”的村庄。情面原则意味着，村民应该给熟人留点情面，即使他们影响到自身或村庄利益。然而，伴随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加快，村庄的乡土逻辑正在逐步淡化。对于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重点疫区返乡人员，村民们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越发明显。

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于他人的行动尤其敏感。一方面，一旦发现他人疏远自己，被排斥感可能更强；另一方面，对于被排斥者而言，村民们昔日还是乡里乡亲、亲朋好友，而今自己“落难”，却疏远自己；村民的歧视行为已经失去了“人情”味。这难免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对村庄感到失望，甚至对其他村民产生怨恨。

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一些地方干部的封户做法使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庄社区内部被排斥，也使得武汉返乡人员在乡亲邻里当中颜面尽失，从而使他们在村庄社会中感觉到被边缘化。比如，某高校教师L某，其家庭在村庄中原本很有地位，但此次从武汉返乡之后，却因为是从“疫区”归来，而被亲戚、邻居疏远。他们感觉“面子”尽失，在村庄中极不适应，因此而影响到其家庭日常生活；更未曾想到，原本寄予深情的村庄竟然容不下自己的“疫区返乡人员”身份；同时，这种被伤害感甚至使他们产生了尽快“逃离”村庄的念头。在经历村庄的严重社会排斥之后，福建省J市J村的武汉返乡人员Z某也曾说：“这辈子可能都不想回福建来了。”对于被排斥者而言，往日熟悉、亲密的乡亲瞬间变得陌生、隔阂，被排斥、孤立者对村庄社会渐渐产生不满。村庄社会形成“多数”与“少数”的分野，之前村民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再也难以修复。

相反，城市社区属于陌生人社会。居民相互之间原本就缺乏交往，互不了解，就无法产生歧视；没有交集，也就无从排斥。社区居民对他人信息了解较少，居民难以判断他人是否疫区返回人员或者是否感染病毒，除非是有人故意泄漏信息。因此，在城市社区，疫区返乡人员一般难以产生被排斥感。

2

酿成村庄社会冲突

严重的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还可能带来社会冲突，村庄各种“超硬核”防控方式在武汉返乡者和其他社区居民之间人为划了一条鸿沟，也带来社区分裂。同时，公众的恐慌情绪与社区排斥不断叠加，导致武汉返乡人员与村庄其他村民的紧张和冲突。我国有部分地方还由此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些邻居骚扰武汉返乡者，甚至破坏他们居住的房屋。这将扰乱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以及进一步导致防疫的失控。

3

加剧村庄疫情扩散

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不仅不利于防控疫情，反而容易进一步使疫情扩散。尤其是村庄“封户”等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武汉返乡人员形成被边缘感，社区排斥可能导致他们害怕自己暴露在村庄中。患者为了迎合村庄社区的需要，或者更好地被村庄社区接纳，可能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旅居史或病情。对于传染病而言，患者有意隐瞒病情将为病毒在社区内传播创造新的机会。因此，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疫情扩散。

5

结论与讨论

村庄的熟人社会特质，使得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的生产机制呈现出与一般社会的差异。在乡村社会转型期，村民之间的熟悉度、亲密度和信任度都逐渐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排斥，而且村庄社会排斥加剧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裂痕，致使村庄社会整合难度进一步加大。我国未来可以从基层政府、村庄社会和村民个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入手，改进农村疫情防控举措，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建设。

1

基层政府需要强化依法科学防控理念

首先，基层政府应强化依法防控。党中央屡屡强调，越是到了疫情防控“越吃劲”的关头，越需要坚持依法防控。隔离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控疫情扩散的必要手段，但过激防控手段容易损害被隔离返乡人员的权利。地方干部不能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网一人”的心理，盲目扩大防控对象和范围，最终使得防控政策发生偏差。地方政府需要注意把握疫情防控的力度，不能给基层施加太大压力，避免官僚主义对下级特别是基层的过度干扰，制造和扩大恐慌氛围。其次，基层政府应树立科学防控理念。乡村基层一些不切实际的防控方式会使得村民变得愈加恐慌，而这种基于恐慌的治理方式极容易滋生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在疫情防控中，我们要依靠专业知识、尊重专家权威，在疫情防控决策中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实用。

村庄社会需要提高应急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乡村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现象的存在表明，村庄社会成熟度较低，远不能适应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要求。我国基层政府的应急社会建设亟待加强，需要通过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及时发布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加强群众公共卫生教育，普及疫病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继续大力提升公民素养，形成友善、博爱的氛围，给疫区返乡人员以更多的人性关怀;要真正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的格局。

村民个体需要提升防控主体性

村民不能仅仅等待和依靠基层政府的动员，而应增强疫情防控的主体性，做好自我隔离、自我防护；疫区返乡人员也应自觉支持各地防疫工作，自觉采取隔离措施，主动汇报自身行踪和身体状况等信息，尽量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减少麻烦。

本文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村庄社会和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进行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方可实现社会脱敏，不断提升社会成熟度，减少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