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 叶：论小城镇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作用机制

［摘要］随着乡村空心化的加剧，村庄的完整性降低，需要更高的地域层级整合日益碎片化的社会需求与经济要素；城市资源的回流同样对乡村的空间结构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小城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能够有效承接国家向乡村下沉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人口积蓄提供基础，同时创造城乡经济体系互动载体，扩大乡村的经济机会空间。乡村地域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被激活，并作用于城乡统筹的推进，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与社会基础。小城镇建设代表了以农民为主体、依托乡村地域系统自主运转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是一种内生型的乡村振兴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城镇建设；乡村地域体系；城乡统筹；内生发展

［作者简介］仇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研究”（项目编号：18ASH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目标，呈现了国家从“农村”到“乡村”的发展战略思维的改变①，即不再将乡村振兴局限于村庄建设，突破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建设理念，开始重视乡村作为综合性全域体系的重要性，强调通过乡村系统的全域激活，实现乡村的整体振兴与自主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乡村越来越被视为相互关联、密切互动的有机空间体系与整体地域系统②，它构成了乡村振兴展开与统筹的整体单元与空间载体，同时乡村地域系统的优化将改善区域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构，提升乡村的自我组织与自我运行能力，从而提高乡村建设的效率，为乡村社会系统性的发展与真正的城乡统筹提供重要基础。

显然，在乡村地域系统中，小城镇占据了重要位置。小城镇不仅是乡村地域系统的组成部分，更是这一系统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中心，具有强大的整合、协调功能。小城镇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它的激活将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性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并作用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正如费孝通指出的，“我们感到农村不能一个一个独立地发展，它必须依靠许多农村以期发展，并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市镇”③。可见，小城镇建设一开始就立足于乡村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性与联动性，其与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新战略思维高度契合。

事实上，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呼吁学界重视小城镇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④。但后期小城镇日益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化路径，学者们也大多关注其在城市化中的独特优势。⑤⑥因此，当大城市不断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被弱化时，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质疑小城镇在城市化战略中的意义⑦⑧，小城镇研究亦不断走向式微。随着乡村空心化问题加剧、国家资源大规模下沉等一系列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小城镇建设在激活乡村地域系统、推动城乡统筹中的作用不容忽视。⑨小城镇应当重新被置于乡村地域系统中进行理解。基于此，本文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从小城镇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角度，论述在当前城乡关系结构中小城镇建设仍然是一项“大战略”，关乎国家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小城镇建设价值

总体而言，小城镇在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经济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统扮演着最基础与最关键的角色。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一，保护农民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基本秩序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目标⑩，有效的经济空间与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也是当前农民最迫切的需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面优化乡村经济要素的聚集能力，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是实现城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11} 其二，乡村人财物大规模外流与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乡之间经济要素聚集程度的巨大差异，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是带动乡村经济结构相对改善，提高乡村人口积蓄能力的关键。{12} 同时，随着近年来农民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日益重视，乡村公共服务的落后也成为农民外流的重要原因。因此，健全经济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小城镇建设只有解决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才能够真正推动乡村振兴。笔者将着重从这两个维度论述小城镇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

本文首先指出小城镇在乡村地域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说明新时期的城乡结构如何再次将小城镇置于重要位置；其次，通过典型个案呈现小城镇建设激活乡村体系、推动城乡统筹的内在机制；最后，提炼小城镇建设的乡村振兴路径，表明这是一条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路径。笔者于2019年10月在江西省赣州市C县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并选取该县小城镇建设的试点S镇进行重点调研。S镇全镇1.6万人口，外出打工6000多人，是典型的人口外流型中西部农业乡镇。该镇的小城镇建设并不完善，但仍提供了小城镇激活乡村地域系统、推动城乡统筹的雏形，表明当前小城镇建设具有可行性。

二、乡村地域系统中的小城镇的基本性质

地域系统是指相互影响的不同地域空间，按照一定的组织模式形成有机整体。它强调社会行动是在具体地域中展开的，空间的不同组织与结构化状态，将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从而形成差异化的人地关系。{13}因此，特定社会目标的实现通常也需要依赖区域的空间组织形态，人们也可以通过调整使地域系统处于更优的组织结构，有利于协调与优化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功能，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有序展开。{14}具体于乡村地域系统，它是指农民生活生产的具体时空坐落，是小城镇与村庄形成的有机空间整体。因此，以乡村整体发展和自主性激活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必须依赖健全的乡村地域系统。一般来说，系统中通常存在对系统演变有关键影响的空间结点，以协调不同空间内部的格局，在乡村地域系统中，小城镇就扮演着重要的调节地域系统空间组织状态的角色。

总体而言，纵向的城乡体系与横向的乡村网络共同塑造了小城镇的独特空间位置，使其成为乡村地域系统的中心结点。首先，从纵向城乡体系来看，小城镇是“城之尾，乡之首”，天然作为城市与乡村勾连的纽带。城市并不是抽象概念，它呈现为一系列城市等级体系，即从大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到乡村的空间格局。小城镇处于城市体系末端，既是城市系统进入乡村的落脚点，也是乡村人口与要素流与城市发生互动的基础通道。{15}因此，小城镇构成了更大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并维系着农民与这一系统有规律的接触与运动。其次，从横向乡村网络来看，小城镇是村与村之间的连接纽带。它既承担了大量跃出村庄的职能与服务供给功能，更是村庄内各类经济要素进行流动与交换的场所，从而推动乡村要素的商品化与价值化。在社会的层面，小城镇也是乡村社会交往的重要单位，农民以小城镇为中心开展互动并形成相对密集的关系。{16}乡村本身就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小城镇则是这一网络的枢纽与集聚点。

因此，小城镇功能的发挥通常受到客观城乡关系与乡村网络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城镇是完全被动的。相反，它始终是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状态的重要可控变量，能够在城乡关系的约束条件下发挥双向协调功能。首先，在纵向城乡关系中，小城镇可以能动性地推动城乡体系的互动，承载城市诸种功能、吸纳乡村人口、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对城乡差距、人口分布、要素流通能力的协调。{17}其次，在横向乡村网络中，小城镇能够影响人口、要素、信息等在乡村地域内的聚集、扩散、流动，从而改变地域系统的布局与组织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横向网络与纵向体系能够在小城镇的协调下，相互支撑、彼此优化。这突出表现在，城乡系统的有效协调将构成乡村横向网络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当城市具有较多资源汇入并能够与乡村形成良性互动时，城乡关系对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优化作用将更为突出；同时，乡村地域系统内部更良好的组织状态也有利于推动乡村与城市进行更好的对接。正是在这一反复的过程中，乡村地域体统得以处于更良好的组织与结构状态，为城乡之间的有效统筹提供条件。此时，尽管客观的城乡约束条件并未改变，但乡村却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因此，城乡结构性的中介结点与能动性的双向协调器构成了小城镇的基本性质，这也是小城镇能够发挥城乡统筹功能的重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一般的城乡统筹机制，小城镇协调的不仅是城乡关系，更是对乡村社会内部结构的组织与优化，即通过推动乡村社会处于更好的组织协调状态、具备更强的活力，以此为基础推动城乡关系达到更高程度的统筹与协调。由此，在纵向的城乡体系与横向的乡村网络的互动中，小城镇能够真正实现乡村组织发展与动力激活基础上的城乡关系改善。

三、新时期的城乡关系结构凸显小城镇的重要性

城市化是当前城乡关系的基本底色，它带来两重影响：一方面，城市的巨大牵引力引发乡村人财物外流，村庄的完整性下降，越来越难以成为完全自主的公共服务与要素激活单元；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为资源回流乡村提供了条件，惠农公共资源与返乡农民日益需要更合适的空间结点进行落地。正是在这一客观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小城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村庄完整性弱化：经济要素与服务需求的碎片化

在不同的城乡关系中，乡村地域系统存在结构差异。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开启前，村庄是乡村地域系统的重心，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口聚集、农业生产、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村庄内部就能够实现要素配置与服务供需的相对均衡。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打工经济兴起，大部分中西部农业型村庄都成为了人口流出地。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51%，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务工。{18}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异进一步引发乡村人口外流，尤其是以县域为基础的就近城市化对农民产生了较大吸引力。{19}乡村人口萎缩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空心化的村庄越来越难以构筑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完整秩序。

第一，村庄的公共服务体系无法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教育与医疗关乎农民家庭的发展，是农民最为关切的基本公共服务。但健全的服务依赖一定规模的人口，在村庄仍然具有人口积蓄能力时，村一级基本都有完备的社区卫生室与教学点。然而，城市化的开启不仅引发了乡村人口锐减，也诱发了农民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跃出村庄寻求更优质的服务。然而服务人口越是无法达到较优规模，服务质量就越难维持，由此，村庄的公共服务体系陷入结构性的困局中。从实践来看，2015年全国共有乡村小学200199所，其中无人校点达到9667个，不足100人的11.1420万所，不足10人的有3.39万个。{20}村卫生室面临同样的困境，尽管近年来国家逐步增加对乡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经费补贴，但人口的外流仍然使村一级的卫生室难以维持盈利，乡村农民大量进入小城镇或县域获取服务。2019年全国社区卫生室仅存622059个，相比2018年减少了11417个。{21}可以看到，无论服务规模还是服务质量，农民大量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完全在村一级得到满足。意味着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变得日益碎片化，需要重新整合与聚集。

第二，乡村的经济要素日益无法在村庄范围内实现均衡。一方面，随着农业收入比重下降与劳动力的外流，乡村土地开始部分抛荒，村庄内存在着大量沉淀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无法完全被城市吸纳、滞留乡村的人口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释放，部分为照顾老人与小孩返乡的中青年妇女的劳动力更是处于高度闲置状态，村庄有限的经济机会难以推动这些要素的价值化。同时，消费领域也存在大量难以获得有效满足的经济需求。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乡村社会也出现了大量新型的城市化消费需求。这些需求构成了重要的经济机会，但由于规模相对有限，也很难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有效满足。可见，随着人口大规模的外流，乡村社会原本规模化程度有限的生产要素与消费需求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的特征，要在村庄内部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变得更加困难。它们的激活不仅依赖外部资源，更需要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对碎片化要素的再组织，要素的合理组织是其与外部资源对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前提条件。

（二）农民工创业与城乡要素的协调承接层级

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单向度的，农民进入城市经济体系也是资源积累的重要过程。部分精英群体在市场中不仅能够获得基本收入，且能够获得更优质的经济机会，习得一定的专业机能、积累资金，或是与城市经济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这些精英群体的返乡将带来城市资源的回流，并增加城乡经济体系的互动，为乡村各类沉淀经济要素的激活提供可能。近年来，在城乡要素交换增加、国家鼓励农民创业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数量逐步增加，2018年已经达到740万人{22}，这些返乡农民成为影响城乡关系的重要变量。

新时期的农民创业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即以城乡经济体系的互动为基础。一方面，农民的创业无法脱离乡村，其创业行为高度嵌入在乡村地域系统中{23}；另一方面，农民不仅将城市的资源与技术带回乡村，且创业所经营的货物、订单等都来源于城市，生产的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也大多销往城市，依赖城市经济体系与乡村经济要素的交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激活乡村沉淀的生产要素、推动城乡经济体系的关联与要素交换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返乡资源的激活需要乡村地域系统具备资源承接能力，并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高度碎片化的乡村经济要素与社会需求必须实现空间重组，实现一定程度的聚集与整合。{24}一般来说，农业种养殖通常能在村庄范围内展开，但服务产业则要求农民的消费达到一定规模，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时。小规模加工作坊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效劳动力，如服装与电子厂一般都依赖手脚较为灵活的中青年劳动力，一些原材料加工产业，例如各类农产品与木业加工厂，它们的运转则是以乡村充足的原材料供给为基础。第二，必须塑造公共服务供给结点，为城乡要素的流动与互动提供基础。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在城乡经济体系的互动中寻觅经济机会的突出特点，城乡要素流动依赖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达的物流体系与交通基础设施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各类商品的基层代理点大多设在县城，其配送体系一般只延伸到乡镇；订单产业更是高度依赖相对完善的交通物流体系，以实现产品低成本、高速度地进行两地流通；此外，采取互联网经营种养殖业也高度依赖健全的物流体系。

显然，这两者都超出了村庄的能力，必须依赖具有更强空间统筹与协调能力的小城镇。可见，农民返乡创业带来的城市资源既为激活乡村经济空间提供了基础，也对乡村地域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的城乡关系需要小城镇负担起组织乡村现有资源与社会需求、优化乡村创业环境、推动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职责。

（三）国家惠农资源下沉与公共服务的统筹层级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公共资源必然进一步下沉，并将提高乡村的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作为重要目标。一直以来，村庄都是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空间场域，依靠长期以来较为密集的惠农资金输入，当前大部分村庄的道路、水利等基础公共物品已经相对完备。这为在更广泛的乡村地域系统内提供公共服务创造了条件，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公共服务供给的层级结构。

第一，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新形态要求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整合统筹的程度。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依赖一定的服务规模，合理的服务统筹层级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的使用效率，也为公共服务体系的自主运转提供充足的社会需求基础。乡村社会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碎片化，村一级的服务需求难以完全支撑起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事实上，当服务人口不足时，即使公共资源大规模输入仍然无法避免公共服务体系的萎缩，也不利于公共资源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对城乡一体化服务的诉求不断提升，低水平、分散投入的公共服务体系越来越难以契合乡村社会的新需求。这在医疗与教育这两项直接关切到农民家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体现得更明显。因而，无论是基于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还是质量要求，都需要建立更为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层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物品的统筹层级。显然，村庄仍然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单位，但也需要在保障农民可及性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整统筹层级，适应新环境。

第二，推动乡村地域系统全面激活的目标要求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中心结点。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国家试图通过资源下沉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整体提升乡村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在这一目标下，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层级设置，能够扩大公共资源的辐射范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保障农民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中心点的建设由上到下的资源输入能够真正改变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这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振兴并不是依托一个一个村庄独立发展，而是在中心点的辐射与推动下，优化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组织结构。这不是说村一级的公共服务供给不重要，而是应当重视小城镇的协调作用，乡村地域系统只有具备一个强中心才能够实现区域的整体整合与激活。当前国家向下沉的惠农资源规模不断扩大，但相对于乡村广阔的地域面积，仍然是有限的。因而，在小城镇进行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更能以点带面为乡村地域体系整体优化提供条件。

四、小城镇建设激活乡村地域系统推进城乡统筹

小城镇的建设是乡村地域系统“点—轴格局”逐渐形成的过程{25}，即以小城镇为中心节点强化对村庄的整合与统筹能力。在这一点轴格局下，小城镇一方面不断推动乡村地域系统内部人员、要素、需求的积蓄、聚集与重组，建构与村庄的联动体系；另一方面则作为城乡体系的连接点，更好地承接返乡农民与国家惠农资源进入乡村的环境。

（一）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积蓄功能

20世纪90年代末期，打工经济在笔者调查的S镇兴起，乡村人口的外流逐渐成规模。当前该镇在乡村人口约为1万人，以老人与儿童为主，也有不少中青年妇女。人口减少直接影响了S镇村一级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2005年以来，村庄的教学点与卫生室逐渐减少，当前原有的8个教学点仅剩4个，9个卫生室也仅余4个。与村庄形成对比的是，该镇集镇的公共服务供给仍然相对有力，2000年左右集镇范围内的道路实现了硬化、自来水供水系统也基本建立，通往县城的乡道打通并设置了公共汽车站点。更为重要的是，当地中心小学与中学的教学质量较好，为农民提供了相对有保障的教育资源。相比完善的小城镇体系，S镇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有限，但仍然对乡村地域系统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对乡村地域系统带来了两方面重要影响。

第一，既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提供了规模化的社会需求基础，更满足了农民低成本享受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尽管乡村的总体人口减少，但在小城镇一级统筹农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实现了对乡村碎片化服务需求的统筹与整合，并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以学校与卫生体系为例，当前镇中心小学仍有746名学生，中心中学的在校学生在380人左右，生源相对稳定；小城镇卫生院也仍然维持了较大的接诊量，每年的接诊人次维持在50万次。正是服务需求的整合，降低了人口外流对乡村带来的冲击，公共服务体系得以获得正常运行的社会基础。因此，S镇的教育、医疗质量长期以来维持较高的水平，能够基本满足本地农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县域的公共服务整合，小城镇仍然归属于乡村地域体系，农民即使在村也仍然能够享受乡镇相对较高质量的服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小城镇作为公共服务统筹单元，农民可以不脱离原有的乡村生产生活体系，低成本享受相对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由此，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得以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优势。

第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与统筹层级提升的过程是乡村人口得到积蓄并得到结构优化的过程，乡村地域系统的“点—轴”首先在人口分布中逐步成型。农民的流动选择与家庭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城市化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当前大部分农民进入县城居住大多与乡村社会内部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影响农民家庭发展的教育体系的衰败密切相关。然而，一旦公共服务体系脱离乡村两级，农民通常需要投入更多，且牺牲劳动力进行陪读。{26} 因此，当乡村地域系统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时，人口的外流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S镇农民进入县城的数量相对较少，大部分剩余人口都得以继续在乡村。

更为重要的是，镇域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对乡村的人口分布结构产生了影响，引发人口一定程度的聚集。2000年左右，随着集镇建设的开始，部分农民为享受更便利的交通与生活设施就从村庄向镇区搬迁，并在小城镇购买镇区农民的宅基地与住房形成了稳定的居住。{27}当前村庄人口空心化，尤其是村庄公共服务体系萎缩的背景下，一些位置较为偏僻或是家里有学龄儿童而老人年纪较大不方便接送的家庭，也开始在小城镇集聚，经济条件较好的通常就在小城镇购买住房定居，经济条件较差或没有长远居住考虑的农民一般会选择在小城镇租房。相比城市，小城镇的聚集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也很少有农民将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目标，但是乡村人口的集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是乡村地域系统中的主体与核心，人口积蓄与集聚为乡村地域体系的结构优化与整体激活提供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以小城镇为单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辐射更大的范围，形成一定的服务规模。这既构筑了乡村人口蓄水池，以有效的公共服务积蓄与稳定乡村的剩余人口，更是小城镇作为乡村地域系统人口聚集中心的建构过程。这意味着，乡村人口的总量在城市化下无可避免地变得稀薄与碎片，但小城镇建设却能够对碎片化分布的人口与社会需求进行整合，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二）生产要素激活与小城镇的经济空间扩大功能

小城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及其随之而来的人口积蓄与集中，为乡村经济要素的激活与经济空间的扩展提供了重要基础。首先，人口积蓄将自然产生消费需求。一般来说，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将持续对乡村进行资源输送，维持家庭成员在乡村的生活。在当前城市经济机会充裕、劳动力工资增长的背景下，农民的家庭收入普遍提高，并越来越重视子女的照料与发展，这意味着，农民家庭在乡村消费的增长。因此，人口的积蓄将直接转换为人口的需求，扩大乡村经济机会的空间。其次，小城镇不仅为城乡经济体系的互动提供了相对而言更好的公共服务条件，更重要的是，在小城镇的集聚效应下，镇域范围的人口、资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聚集。乡村要素与经济机会的聚集是城乡体系得以互动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有效的小城镇建设下，返乡农民面临的正是一个具备一定公共基础设施，人口相对聚集的创业环境，这为返乡农民推动城市资源与乡村要素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小城镇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乡村地域体统中的一个有效“增长极” {28}，即乡村内部诸种分散的要素与机会在小城镇的空间场域相对密集，并与城市的返乡资源进行碰撞，由此，就能够形成一定的极化效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实践中，小城镇就成为农民返乡创业的重要空间场域。以笔者调查的S镇为例，该镇2005年左右就有农民返乡创业。S镇属于丘陵山区地带，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农民返乡创业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经营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店铺，二是开办各类加工小作坊。除了小城镇提供的基础设施，最关键的仍在于小城镇的人口相对稳定，有一定的优质剩余劳动力，同时，农民日渐兴起的城市化消费就构成了重要的经济机会。近年来S镇就逐渐有了快递点、超市、婚纱店、电商家电平台、家具瓷砖等新类型的店铺，生产性的小作坊也有不少，该镇共有7家竹制品厂、3家制衣厂、3家电子品厂，除了两家20世纪80年代就有的竹制品厂，其余均是返乡农民依靠在城市积攒的资金、市场关系、技术等建立的。对返乡农民而言，在小城镇经营不仅辐射范围广，集镇积聚的人口也能形成稳定的消费与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这些农民也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担任村干部等一系列的副业，增加收入的来源降低经营风险。

这些小规模经济体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城市经济要素回流与乡村经济要素相对接的过程，即城市性的消费品与农民的消费需求相对接，城市的订单与本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对接。因此，小城镇对农民返乡资源的承接，不仅提高了乡村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城市化的消费与服务需求，而且真正激活了乡村沉淀的生产要素。首先，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化。小作坊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对乡村社会十分重要，这些作坊的规模较小，常规工人在10—30人左右，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这一工作机会对在乡村陪读、照顾家庭的妇女具有重要意义，使他们能够每个月获得2000元左右的收入，增加家庭收入。同时，小作坊耗工较少的工作则分配给边缘劳动力，如绕线圈、封装一次性筷子、剪线头等工作一般以计件的方式，由老年劳动力完成。这些工作的收入就相对较低，但由于工作时间灵活也可以带回家操作，不少老人都十分愿意从事。其次，乡村农林产品等生产资料的激活。在S镇典型表现为竹制品厂对竹木资源的依赖。S镇的竹木资源丰富，但在竹木加工厂兴起前，不少毛竹林都处于抛荒状态，一些海拔较高的竹林更是无人管理。当前这些竹制品厂能够消耗本地70%左右的毛竹，毛竹林的利用率提高，这几年农民都通过雇工的形式砍伐高山毛竹林进行出售。不少农民依靠毛竹售卖就能每年增加1万~2万元的收益。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乡村内部要素的持续流动与对接将不断激发新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扩大乡村的经济机会空间。例如，竹制品厂大规模收购竹子增加了农民收割与运输竹子的需求，S镇近年来就出现了不少砍伐与运输竹子的零工机会；本地快递网点建立后，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更为便利，一些订货模式的店铺就逐渐增加，也能够产生新的就业机会。{29}相比城市，乡村可扩张的经济空间仍然是有限的，但在合理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经济机会能够被最大程度地利用，并朝向有利于乡村的方向演进与扩展，使乡村成为能够为农民提供一定收入、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更为良性的空间。由此，依托小城镇，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空间得以优化，一方面，农民各类需求能够在乡村空间更为便利的满足；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个对乡村诸种闲置与碎片的要素进行组织的过程，与返乡农民援引的城市资源进行对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乡村的人口积蓄功能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基础。

（三）镇村联动与小城镇的辐射功能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人口集聚体系与镇域经济体系的形成，不断塑造小城镇成为真正的连接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内部体系运转的中心结点。这一结点不仅单向度地将村庄中农民的各类需求与经济要素向小城镇汇聚，它也将持续发挥中心结点的辐射功能，实现镇村之间的有效联动，由此，乡村地域系统的“点—轴”格局进一步形成，扩大小城镇的带动功能。

第一，小城镇对村庄公共服务的带动与兜底功能。小城镇公共服务的集聚并不排斥村庄，农民不仅能够相对便利地进入小城镇享受服务，小城镇也能够依托中心点的建设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质量，维系村一级服务的有效展开。这一点对部分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或是老人年纪大不方便，仍然希望在村域范围内获得公共服务的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仍以教育为例，S镇现存4个村级教学点，学生人数在5到20人不等。中心小学通过多种方式保持村级教学点的质量，一是采取轮岗制度，由中心小学教师进行轮岗，保证每个教学点至少有2名老师；二是采取“走教走学”制度，教学点的常驻老师一般都为主课老师，为了提高教学点的素质教育水平，中心小学负责音体美的老师每学期要展开50多节的下村课程。乡村医疗体系也采取了类似方法，镇卫生院对无卫生室的村进行三天一次的定期巡诊，满足农民在地化的医疗需求。可见，小城镇高质量的中心服务体系建立能够起到良好的协调与带动作用，实现对村一级服务体系的兜底。

第二，小城镇经济的辐射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小农经济。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与集镇人口的增多为乡村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空间。一般来说，在小城镇常住的人口大多仍然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但随着镇域经济的发展，这部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时间较多，无法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在村居住的人口就能够作为农产品的供给者。乡村地域系统中的农民得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功能分化，也提高了乡村农副产品的价值化水平。S镇的小集镇就集中体现了小城镇农民与在村居住农民的市场交换关系。该镇的集市三天一次，一些在村的老年人会将自己生产的蔬菜、肉类、手工食品，在小溪中抓的小鱼、田螺等带到镇上出售，获得一定的收入。按照赶集次数与贩卖的货物，一些老年人一年能够获得3000元到1万元的收入。可见，镇域经济显著增加了小农经济经营化的空间，提升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小城镇不断塑造着乡村地域系统的“点—轴”格局，协调着纵向的城乡关系与横向的乡村内部关系。“点—轴”格局是一个地域系统良性发展的重要组织形态，即通过中心的建设整体激活地域系统内部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使资源投入的效率最大化，并可以科学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集中与分散、公平与效率、从不平衡发展到较为平衡的发展之间的关系”{30}。具体于小城镇的建设，它构成了城乡关系协调的中间结点，一方面连接着村庄，对乡村地域系统中的人口、要素分布进行优化重组，另一方面成为承接返乡农民与国家资源下乡的重要平台。依靠这一空间载体，下乡的城市资源与乡村诸要素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并发生复杂的互动反应，小城镇得以在约束性的城乡结构中优化乡村社会的处境，在最基础的层面实现乡村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经济空间的扩展，推动城乡之间的统筹关联。

在这一系列的复杂反应中，以国家资源输入为基础的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核心，它在基础层面上提高乡村人口的蓄水能力与聚集水平，为镇域经济的发育提供基础。这进一步增加乡村的有效消费空间，提高了小城镇承接城乡经济体系互动的能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经济空间得以扩张，尤其是返乡农民带来的城市资源与市场关系，能够不断激活乡村内部沉淀的生产要素，实现城乡经济体系的活动。而乡村经济的激活与扩张，又将持续对人口产生吸引，稳固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基础，参见图1。

可以说，公共服务是小城镇建设的初始动力与基础条件，人口储蓄是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经济激活既是结果也是小城镇建设的活力来源。这三者相互影响、反复互动，即使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更高的效率，也为城乡经济关系的互动提供了空间，农民得以低成本地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城乡关系的统筹。这一过程始终是通过激活乡村地域体系的方式实现的，这为城乡经济体系的互动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进入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基础与内生动力。乡村体系的全面激活与振兴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S镇小城镇建设的水平相对有限，小城镇的潜能并没有完全发挥，但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激活乡村的正向效应，这恰恰表明，小城镇建设具有强大的乡村振兴的能力。

五、小城镇建设是一种内生型的乡村振兴路径

（一）从依附到自主：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

乡村建设一直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2000年以来，这一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迫切。长期以来，国家以各种公共资源下沉的方式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试图解决城乡统筹问题，也引入了不少外部资本，以期达到带动乡村发展的目标。公共资源在乡村起到了重要的兜底作用，但尚未能实现乡村振兴，社会资本的进入似乎也未达到预期效果。{31}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无法将外部力量转化为乡村的主体能力，资源大规模下沉都难以真正推动乡村的振兴。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于，乡村问题是一个体系问题，是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人财物外流导致的体系整体运行的不均衡问题。诚然，乡村的建设要求外部资源的输入作为发展契机与资源支撑，但要实现乡村振兴究其底仍然需要激活乡村社会的内部运行体系，使其从当前一系列的不均衡的状态走向相对均衡的状态。城乡统筹亦不只是城市资源与服务单向度的输入，外部力量的输入需要转化为乡村的内生动力，真正建立乡村的自我维持与有效运转的制度，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展开。

显然，要激活乡村体系就必须找到体系运行的规律与关键变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性，推动小城镇建设在根本上来说正是激活乡村地域体系的中心点，并通过中心点的建设推动整体地域系统的重新组织与优化，成为城乡资源经济社会体系互动的基础。通过小城镇的建设，乡村地域系统重新建构起“点—轴”格局，实现对乡村空间结构的重组，使原来高度碎片化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经济要素、人口结构实现一定程度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农村城镇化为农村生产要素集聚提供空间支持，是农村生产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农村城镇化也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基本条件，“有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32}。可以说，在村庄日益空心化与碎片化的客观结构下，小城镇建设是盘活整个乡村地域系统的关键，作为结点的小城镇越强大，就越有可能优化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越有可能推动城乡的良性互动，具有强大的城乡协调与统筹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以小城镇实现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条内生型的乡村发展道路。在小城镇建设中，返乡资源与公共资源的输入为乡村体系的激活提供了契机，但这一体系运行的主体始终是农民，诸种要素也始终嵌入在乡村社会内部。农民既是推动城市要素进入乡村的主体，也是将乡村要素价值化与城市建立新经济关系的主体；既是各类社会服务需求与消费的主体，又是经营与服务供给主体。可以说，正是在农民的行动中城乡要素开始流动与组织化，且这一过程产生的利益与福利增量仍将留在乡村空间进行再消费与再生产，乡村人财物的持续积蓄与聚集成为可能。由此，以小城镇的积蓄、集聚、中介、流通功能为基础，乡村内部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体系，并在体系的循环中产生诸多的社会与经济功能。这集中表现在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有效供给，经济空间与农民收入的增加，闲置资源的激活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设小城镇本质上正是要疏通城乡关系，理顺乡村内部关系，使乡村地域系统从一种碎片化的、无组织的状态进入一个更为整合的、有组织的激活状态，它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利用城乡互动关系、乡村剩余要素进行乡村自我组织与优化的过程。

在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下，乡村人口与资源外流客观上无可避免，以农民为主体、以有限城市资源与乡村剩余要素为基础建构的乡村经济社会的内部循环体系，其规模必然是有限的。但乡村振兴从来不是要将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强化城乡的协调程度，使其能够成为一个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农民能够维持基本保障的良性空间。{33}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小城镇建设能够在约束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城乡之间的有利因素，创造出一个更优化的、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乡村空间，一个与乡村能够更好互动、统筹度更高的城乡体系。这就是小城镇建设的意义，也是小城镇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战略作用的基础。

（二）小城镇建设的基本实践路径

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部分地区的小城镇建设都相对滞后，小城镇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薄弱，近年来，一些地区过分强调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进一步引发小城镇的萎缩。{34}经过国家多年的建设，村庄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如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重视小城镇的作用，发挥小城镇激活乡村、统筹城乡的功能，是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问题。基于小城镇激活乡村体系的基本机制，需要重视以下几方面：

第一，相对提高公共物品的统筹层级，建立与小城镇建设相匹配的镇域公共物品供给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小城镇连接城乡、协调城乡人口、疏通乡村要素流通的基础条件，也是小城镇建设的基本内容。小城镇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应当包含两方面重点内容，一是以教育、医疗为核心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二是以交通道路、物流为基础便捷城乡互通的基础设施。此外，合理的规划、公共娱乐设施等也是小城镇建设的重点投入方向。在众多的公共物品中，基层教育质量的提升意义最重大，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当前农民高度重视教育与家庭发展问题，所在地的教育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民流动的基础变量。可以说，城市化的进程深刻改变了农民的需求，农民有强烈的愿望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因此必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重视小城镇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统筹作用。

第二，将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机会空间激活的基础，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镇域经济体的激活是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增加乡村经济机会、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条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镇域引入一定的企业，尤其是能够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与提升本地农产品价值的企业，扩张本地的经济空间。但客观来讲，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受到区位影响不具备招商引资的优势，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镇域经济的发展应当重视返乡农民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这些经济体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对有限，但能够盘活乡村的剩余要素与闲置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市场服务需求，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活跃的小经济体恰恰是乡村活力的重要体现，应当重视它们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并以小城镇建设为基础改善乡村的经济发展环境，给予一定的政策帮扶。

第三，重视小城镇与村庄联动机制的建立，强化小城镇的辐射功能，真正建立乡村地域体系的“点—轴”格局。一是通过合理规划强化公共物品空间配置的科学性，并以辐射范围最大化与基础公平为基本原则，保证农民公共物品享有的可及性与公平性。二是进一步完善乡村地域体系内部的交通网络，便利农民在城乡之间往返，这是乡村地域体系形成更紧密关联的物质基础。例如，针对教育资源这一重要的公共服务，可以开通校车，方便居住在村庄的孩子上下学。三是通过灵活的制度设置以小城镇为中介为乡村提供兜底服务。在这一点上S镇做出了较好的制度示范，如由镇中心小学与中心医院承担村庄范围内的教育与医疗责任，协调镇与村的公共服务体系。除了教育与医疗，各类政策服务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向村庄输送。良好的镇村协调机制的建立既能防止资源分散使用的无效化，又能够保障村庄范围内的公共物品需求得到良好供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注释：

①杨华.以县域为基本单位的乡村振兴[J].重庆社会科学，2019（6）.

②刘彦随.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地理学报，2019（12）.

③费孝通.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1993(3).

④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33-35.

⑤陆杰华、韩承明.论小城镇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1）.

⑥秦待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作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3）.

⑦沈光宝.“小城镇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4（1）.

⑧赵燕菁.制度变迁、小城镇发展、中国城市化[J].城市规划，2001（8）.

⑨李培林.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3(3).

⑩{33}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J].探索与争鸣，2017（12）.

{11}刘彦随、陈聪、李玉恒.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6）.

{12}{32}白永秀、王颂吉.城乡一体发展的实质及其实现路径[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14}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3).

{15}张立.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J].城市规划学刊，2012（1）.

{16}[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5-50.

{17}陈玉兴、李晓东.德国、美国、澳大利亚与日本小城镇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世界农业，2012(8).

{18}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检测报告》。

{19}陈文琼.半城市化：农民进城策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8-89.

{20}邬志辉、秦玉友.中国农村发展教育报告2016[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132-134.

{21}数据来源于全国卫计委2019年公布的2019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EB/OL].http://www.sohu.com/a/341256835_456060.

{22}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的统计EB/OL].http://js.people.com.cn/n2/2018/0726/c359574-31859262.html.

{23}夏柱智.嵌入乡村社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H镇38例返乡创业者的深描[J].中国青年研究，2017(6).

{24}仇叶.小规模土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选择与实现机制——对基层内生机械服务市场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2).

{25}{30}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2（1）.

{26}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

{27}早期乡镇土地管理的规范化程度较低，农民买卖宅基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农民为了在镇区居住一般都通过购买房屋的形式，宅基地的买卖减少。

{28}丁正山、王毅、尚正永等.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地理科学，2014(8).

{29}在物流体系建立前，大部分建材店都是店必须存储大量货物，投资规模较大，乡镇的建材店很少。物流体系畅通后，店铺只需要进购展示品，投资成本与风险降低，当前S镇就开了两家这一模式的建材店。

{31}熊万胜、刘炳辉.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J]，探索与争鸣，2017(12).

{34}安永军.中西部县域的“去工业化”及其社会影响[J].文化纵横，2019(5).

 责任编辑：陈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