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燕：家庭伦理视角下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 基于甘肃会县高山村“大学生成窝”现象的分析

摘要:农村青年在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被认为是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与此不同，本文认为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与家庭伦理有重要关系。家庭在面临教育发展的压力下，为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强化了家庭的代际牺牲和代内帮扶伦理。在父代自我剥削式的资源投入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劝学话语，以及代内尽力而为的资源支持和回馈式的劝学话语影响下，大家庭整合资源为青年子代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并激发青年子代的学习动力。在代际支持和代内支持的合力下，增加了农村家庭培养出大学生的机会，并因此出现了“大学生成窝”现象。

关键词:农村青年;家庭整体性;家庭伦理;代际牺牲;代内帮扶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段采访视频曾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他说:“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通俗来讲，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在大众对教育公平十分敏感的时期，熊轩昂的话说出了教育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但同时，网上也不乏其他的声音。2018年河北枣强县农村学生王心怡考入北京大学，2020年因为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而一度成为网络新闻人物的湖南耒阳县学生钟芳蓉1岁时就是留守儿童[1]，2020年滨州理科状元的农村考生支海鹏高分考入清华大学[2]，这些见诸媒体的各地状元，又让人们看到了农村青年依然能够通过努力获得重点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是当前社会普遍热议的话题，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上更容易引发大众关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青年成长中的教育困境与突破途径，在此基础上为农村青年教育和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这既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也是推动教育公平和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应有之义。

一、文献综述

布迪厄研究的文化资本是为社会优势阶层所掌握的文化资本，具有阶级烙印，是进行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中介。西方学者在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时发现，文化资本存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功能兼具的情形[3]，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研究者将阶级式的文化资本扩展为非阶级式的文化资源，广义的文化资本不具有阶级区隔，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或者是学习获得，并用以促进阶层流动或者是防止阶层地位下滑[4]。在此基础上，学界研究文化资本在促进社会流动上发挥的功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仍然延续了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类—制度化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精神、性情倾向)[5]，并据此提出了三种视角:文化资本的弥补视角、惯习与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的视角和底层文化资本的视角[6]。

文化资本的弥补视角的观点是，底层家庭缺乏中上阶层拥有的优势文化资本，但是可以通过重要他人或其他途径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农村青年弥补文化资本有三种路径:一是靠自身努力学习，习得优势文化资本，获得教育成功。二是来自政府的资助计划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一般是长期性的稳定的教育资源支持，如国家针对不同受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所实行的各类资助项目[7]，以及针对特定群体的专项教育资助项目，如春蕾计划、雨露计划等。三是自身主动争取教育资源和获得重要他人的帮助，如主动借阅图书、主动向教师和同学求助，因为好的成绩得到老师的偏爱，获得补习机会等，以此增加文化资本拥有量，进而获得学业成功[8]。

惯习与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视角的观点是，文化资本只有转化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即惯习，才能够发挥实际的效用，贫困家庭通过学习优势阶层的教养方式和教育观念，让子女将文化资本身体化，可以获得教育成功。研究者认为，不能转化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名义文化资本”，身体化了的文化资本是“实在文化资本”，“名义文化资本”是表面上的文化资本，体现为一种文化资本获取的便利性和拥有量，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实在文化资本”是真正转化为阶层惯习的资本，这种资本的传递和继承有助于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9]。有研究者从文化资本的身体化特征维度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教养方式上虽然存在阶层化的特征，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可以通过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学习优势阶层的教养方式，处于向下流动的社会阶层也可以保留部分原来阶层的教养方式，为子女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帮助，教养方式的阶层化可以通过家庭的主观努力突破[10]。

底层文化资本的视角是学界基于对前面两种视角的反思而提出的观点。因为不论是文化资本的弥补视角，还是惯习与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的视角，都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底层家庭的文化资本是劣势的文化资本，不是进行阶层流动所需要的文化资本类型，农村青年必须学习或通过其他途径掌握优势阶层的文化资本，才能够实现教育成功和阶层流动。底层文化资本视角的观点是，农村青年能够取得教育成功，不是因为穷困家庭增加了优势文化资本，而是寒门情境激发了具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有研究者提出农村青年具有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强调行动者个体对于教育的认知和赋予的意义，以及由此所身体化的惯习[11][12]，这些惯习对于农村青年适应学校学习内容和学习节奏具有重要帮助。也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氛围和村庄风气等文化氛围对于农村青年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形塑[13]。虽然底层文化资本视角仍然是以讨论身体化文化资本为主，但是强调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由此而发展出的其他阶层少有的文化资本，而这一文化资本对于农村青年契合学校教育，实现阶层流动有重要意义[14]。

从文化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在促进农村青年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暗含的假设是贫困家庭可以通过人文素养的代际传递和身体化，来帮助农村青年获得教育成功。然而上述对于“寒门”如何培养“贵子”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化资本方面的分析，忽视了家庭自身具有的资源被激活后对于教育的影响。中国的家庭是既包括横向家庭又包括纵向多代家庭的家庭概念，家庭范围的界定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弹性[15]。中国家庭强调整体性发展，家庭被视为是共同体，并因此发展出了促进家庭发展的代际伦理和代内伦理，家庭伦理使得家庭成员共同向促进家庭共同体发展的方向用力。在家庭面临教育发展和阶层上升的压力下，家庭伦理能够被强化，促使家庭通过代际支持和代内互助的合力帮助青年学生接受教育并进行阶层流动。

本文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在甘肃会县进行的田野调研。会县地处黄土高原，属于革命老区，经济较为落后，但是当地非常重视教育。全县总人口56万多，自恢复高考以来已经培养出9万多名大学生，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学生，其中出现不少一个家庭培养出多个大学生的“大学生成窝”现象。以这样一个地区为代表，理解家庭伦理如何促进农村青年教育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家庭的“大学生成窝”现象

笔者于2017年11月在甘肃会县进行了为期25天的田野调研，采用无结构式与当地学校的教师、家长和青年学生进行了访谈。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农村大学生很多，且在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有一个家庭里面有多个大学生的“大学生成窝”现象。这与其他地方存在差异，比如同是生育数量较多的广西、贵州等地区，基本上不存在大学生成窝的情况，不仅大学生少，而且一户内出现多个大学生的情况更加罕见。

在会县一个普通村庄高山村，就出了100多个大学生，在高山村的河畔社，仅张姓家族(该社的大姓)就有28个大学生，有10户家庭有1个以上大学生。而类似河畔社的这种情况，在调查的其他村庄也比较普遍。因此本文以河畔社张姓家族的调研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

调研发现，会县农村有非常普遍的重视教育的观念，当地家庭以培养出大学生为荣。在一般的逻辑中，教育投入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之后有不能获得预期回报的风险。有研究也证明，家庭背景差距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微观原因[16]。大学扩招以来，不同阶层对于高等教育的预期和投入也存在较大差异，优势阶层对于高等教育有更高的期望，而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对于高等教育的预期不断减弱，放弃上大学的机会[17]。然而在地处西北，且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会县，低收入水平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减弱当地人投资教育的热情，围绕教育的投入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

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不同阶层的家庭对于与特定教育水平相关的身份地位变化和投资教育失败风险的感知存在很大不同，在上述两方面因素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各个阶层的教育期望和教育不平等不会有很大变化，即中层及以上优势阶层家庭的教育期望会较高，而下层家庭的教育期望和实际教育投入长期保持较低水平[18]。理性选择模型只考虑教育投入的失败风险对于教育期望形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和传统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会县所在的甘肃及周边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是不同于东部地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那些上过重点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选择去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就业。非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留在甘肃及周边地区就业，在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上反而是教育水平和学历都较高的群体，能够获得比较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如此一来，在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受教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正向关联，能够形塑出家庭重视教育的期望，这就是会县地区农村家庭在经济条件较差、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仍然对教育有很高期望并大力投资教育的原因。

三、家庭的整体性与农村家庭发展主义伦理的形塑

家庭不仅是“同居共财”的单位，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家庭在发展上具有整体主义的目标。这种整体主义目标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代际层次上的家庭脉络延续和家庭发展，二是代内层次的发展机会均衡。家庭整体主义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家庭成员的合作，费孝通说中国的家庭是绵延性的事业社群[19]。在家庭整体主义发展目标下，农村家庭内部形成了发展主义的家庭伦理，并表现为两方面:代际的牺牲伦理和代内的帮扶伦理。农村家庭通过强化家庭的整体主义发展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家庭力量和整合使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的作用。

1.农村家庭代际的牺牲伦理

代际的牺牲伦理是以父代的牺牲伦理表现的。在家庭整体主义的观念下，父代与子代在家庭关系上是一体的，家庭再生产具有延续家族发展的超越性意义。在这样的价值认同基础上，父代对于家庭的付出和牺牲就具有伦理意义，因为父代通过付出和牺牲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人生目标，实现了家族香火绵延的价值追求，推动了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向上流动，父代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精神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传宗接代”与“香火绵延”的文化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父代牺牲伦理，在当下仍然存在并且具有重要的意义。受到现代性观念的影响，父代对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经弱化，却把家庭发展观念延续下来，并将家庭发展的寄托对象从儿子扩展到包括女儿在内的所有子代。父代对于家庭发展意义的创造性转化，为当今父代在家庭中的持续付出和牺牲行为做出了解释。在家庭发展的整体性目标下，子代的成长不仅是在追求个人的发展与社会流动，同时也是在肩负家庭发展的任务。子代或者是子代小家庭的阶层流动会改变包括父代家庭的整个大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代对于子代的支持行为也寄托了子代有朝一日回馈家庭的期待。家庭的发展性目标由两代人共同承担，在子代还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时，父代抚育子代，为子代的成长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子代有能力参与到责任承担中时，父代若身体状况良好，能够继续劳动，依然会继续支持子代，为实现家庭的阶层流动目标付出和牺牲。

在会县调研发现，该地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向上流动的发展压力强化了家庭中的父代牺牲伦理。会县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贫瘠，气候干旱，农业产量低且时常面临自然灾害，农业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工商业不发达，建筑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但是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务工时间短，收入不持续，因此当地的家庭收入结构具有脆弱性，家庭经济积累具有弱质性。在这种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家庭要完成人口再生产并有所发展，意味着必须要将有限的家庭资源优先用于有利于家庭再生产和家庭发展的事项上去。父代践行牺牲伦理为家庭尽可能积累资源，对于家庭的发展就十分重要。

2.农村家庭代内的帮扶伦理

要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和子代之间发展机会的相对均衡，仅靠父代的付出和牺牲还不够，还需要代内之间的相互帮扶，这就是家庭整体性之下代内的帮扶伦理。代内帮扶伦理有助于家庭整合资源，特别是从已经掌握一定资源的子代那里调配一部分资源用于其他子代的发展上，能够对父代资源形成有力补充。

代内的帮扶伦理与代际伦理存在一定的差别。在代际伦理中，父代从对家庭和子代的付出中收获了精神的满足，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因此父代对于子代的付出不需要动员，是父代依据在家庭中的角色主动去做的事情。在代内的帮扶伦理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帮扶具有交换性质，即兄弟对于其他兄弟姐妹的帮扶暗含着对于这份付出能得到回报的预期，且这种交换性质的互助需要父代进行动员。代内帮扶伦理的关系强度之所以没有代际伦理关系强，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微妙的竞争性关系，在成长和成家过程中存在对父代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包括了实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也可能是父母的偏爱和关注。然而兄弟姐妹之间作为血缘关系最亲密的人，也是关系最近的自己人，在大家庭面对外部压力和困难时有相互帮助的义务，从而有利于整个大家庭的发展。因此，兄弟姐妹之间这种既有竞争又相互帮扶的关系，形塑了子代之间的帮扶伦理。

代内帮扶伦理的强度与父代权威有较大关系。父代权威比较强，能够强化代内帮扶伦理。这是因为父代权威比较强，父代就能够对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性关系进行抑制，肯定和鼓励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帮扶关系，强化家庭整体性的意识。此外，父代具有较强权威的家庭结构中，父代作为协调者能够对家庭资源在子代之间的分配进行调平。子代在成长中获得了来自兄弟姐妹的帮扶，会在日后向兄弟姐妹提供帮助，向兄弟姐妹进行回馈，于是形成了兄弟姐妹之间延续性的帮扶关系。

甘肃会县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代内帮扶伦理。这是因为受到艰苦的生活条件限制，当地家庭积累有限，应对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为此强化了亲缘内部的互助责任。父代在家庭发展中无私的牺牲获得了道德资本，可以利用父代身份协调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强化子代之间的帮扶伦理，把子代之间的相互帮助建构为家庭成员的义务。农村青年获得来自代内的资源支持，弥补了父代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增加了家庭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

3.整合家庭资源投入子代教育

从家庭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也是命运共同体，并在生活中表现为事业共同体和经营共同体形式，为了共同的目标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并为此发展出了代际之间的牺牲伦理与代内之间的帮扶伦理。家庭伦理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家庭整体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即是家庭的公共目标，在家庭中具有政治正确，因此家庭成员的行为必须围绕着家庭的公共目标而行动。因为目标和利益一致，家庭成员之间减少了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家庭能够整合内部资源用于实现家庭目标。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公平角度来讲，兄弟姐妹之间的代内互助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父代的收入水平和链接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中青年时期处于顶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素质的衰退都逐渐下降。家庭中的年长子代在父代收入水平处于上升和相对高峰的阶段成长，而年幼子代的成长阶段则可能处于父代收入水平下降的时期，如果年幼子代只是依靠父代来提供资源的话，那么年幼子代获得的资源可能就没有年长子代多。这样一来，出生顺序可能就会影响子代教育资源获得的多少，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强调代内之间的互助，特别是年长子代对年幼子代的帮助，有利于所有子代获得均衡的家庭资源，面临大致均等的发展机会。会县农村家庭在经济条件并不优越、资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培养出众多大学生，是因为家庭伦理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教育在会县是绝大多数农民实现阶层流动的唯一渠道，因此当地家庭把培养子女读书，进而让子女通过教育成功实现城镇化和阶层流动作为最重要的家庭目标，并把有限的家庭资源几乎全部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去。为了能够整合更多的家庭资源，实现子代之间发展机会的相对均等，当地家庭强化了代际的牺牲伦理与代内的帮扶伦理，并通过资源支持和劝学话语的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家庭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家庭伦理对于农村青年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资源投入，包括家庭资源投入的决策和家庭资源的整合;二是劝学话语，即对于家庭中受教育者的道德约束。代际牺牲伦理形塑出家庭内部基本的教育投资决策和教育话语，代内帮扶伦理影响下的代内互助丰富家庭教育资源的类型和总量，为更多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家庭内部在教育上形成了代际支持与代内互助的合力，这是会县地区农村家庭能够在收入微薄的条件下培养出多名大学生的原因。

1.代际伦理:自我剥削式的资源投入与承担家庭责任的劝学话语

当地父代为了能够促进家庭整体的发展，将教育投资作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开支，甚至因此降低自身的生活品质，压缩消费需求。在会县调研发现，当地家庭一般年收入为2~3万元，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和务工两项家计。会县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崎岖不平导致农业上无法使用农用机械，因此农业生产过程主要依赖劳动力辛苦耕作;农民外出务工也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辛苦，收入也不稳定。为了尽可能给子女创造好的教育条件，父代生活十分节俭，压缩自己的享受型消费需求和住房改善需求，在子女未实现教育成功前，农村家庭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几乎不会翻新房屋，不会主动提升物质方面的生活水准，更不会购买享受型消费品。父代对于子女的教育投入具有了自我剥削的特点。此外，为了激发子女的学习动力，父代会在“父母关注”这一资源上进行竞争性分配。学习努力、成绩好的子女会得到家长更多的偏爱，这种偏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为子女所感知。如此一来，在子女之间就形成竞争导向，年青人都想努力学习以获得更多的父母关注。由于这种竞争性资源的分配建立在子女学习投入的努力和对学习的态度这两个基础上，所以这种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

父代的无私牺牲使得父代在家庭中获得了道德优势和话语权。父代将道德优势用于对子女劝学上。家长的劝学话语是，子代努力学习不仅是为自身追求个人的发展和阶层流动，也是承担家庭发展的责任，子代要通过教育成功改善父母的生活，分担父母的家庭负担，提升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此一来，青年子代的教育成功就不只是个体的发展，而是家庭整体性的阶层流动，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促使子代努力学习以回馈父母的牺牲。这种劝学话语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了子女对于家庭的责任意识，将家庭发展的压力转化为子女学习的重要驱动力。

案例1:会县一中高三学生GTQ，父母为了让其和弟弟接受好的教育，在GTQ上初一那年将他和弟弟转到县城就读，此后一直在县城租房陪读。为了挣钱，GTQ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建筑工地打工，工作十分辛苦。高三课业繁重压力大，GTQ声称自己现阶段非常厌学，之所以还在坚持学习，是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对得起父母的牺牲，让父母以后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父代所主导的家庭教育投入决策和自我剥削式的教育资源投入，是在尽最大努力集中父代资源，为子女提供尽可能均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父代基于家庭整体性发展而提出的劝学话语为子代的奋斗行为赋予了价值和超越性的意义，对子女的学习行为进行了道德约束，让子女从内心深处对自我进行监督。因此，在享有大致均等的发展机会的情况下，家庭中大部分子女都有可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

2.代内伦理:尽力而为的资源支持和回馈式的劝学话语

代内帮扶伦理对于“大学生成窝”现象的影响在于年长的子代分担了父母的教育负担，丰富了家庭的物质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资源，为家庭中的年幼子代创造好的教育条件，为他们实现阶层流动增加了可能性。因为随着父母年长，获取收入能力下降，会影响到对于年幼子女的教育投入能力，这个时候已经具有一定资源的年长子代对于年幼子代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年长的子代对家庭内年幼子代的资源支持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经济资源的支持，二是社会资本的支持。

在代内伦理的影响下，年长子代向年幼子代进行资源支持被认为是承担家庭整体发展责任的表现，会得到父母的赞赏和鼓励，并被村庄熟人社会所赞扬。此外，教育成功的青年子女在读书和工作期间会结识朋友和同事，建立起自己的超社区关系网络，改变了家庭原本以村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丰富了家庭的社会关系，增加了家庭的社会资本。教育成功的青年子女帮助家庭其他子女接受教育时，新的超社区关系也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增加了从新的网络中获取与教育有关的资源的机会，弥补家庭教育资源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二是形成闭合的关系网络，提高年幼子代的学习成绩[20]。闭合的关系网络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年长子代与年幼子代的教师积极互动，能在此过程中向教师传递教育期待和道德压力，提高教师对年幼子代的关注度，进而激发年幼子代的学习积极性。

案例2:LJ大学毕业后在乡镇政府工作，LJ的妹妹和弟弟在乡镇中学读书期间，LJ经常会去学校看望弟弟妹妹。当时LJ的一位朋友WQG在乡镇教书，WQG因为朋友的关系也对LJ的弟弟妹妹比较关注，经常与任课教师沟通了解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找两个人谈话了解思想状态。LJ的弟弟和妹妹感受到家人和老师对自己学习的关注，学习努力，不敢松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后来又顺利考入大学。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多导致分配到每个子女身上的家庭资源份额减少，因而对子女的教育结果有负面影响。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得到了一些西方和中国研究者的证实[21]，然而该理论却无法解释在会县地区的情况。这是因为立足于西方经验而提出的资源稀释模型是建立在西方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是竞争性关系的基础上。在会县地区，大家庭的观念仍然非常浓厚，家庭伦理非常有约束力，兄弟姐妹之间是互助关系而非资源竞争的关系，这就使得兄弟姐妹之间不仅在学习上相互帮扶，在教育投入上也相互帮扶，一个子女的教育成功会增加家庭的资源，有利于其他子女的教育成功。这就是会县农村一个家庭出现大学生之后，会带动家庭内其他子女也成为大学生的重要原因。

年长子代对年幼子代的资源支持为年长子代带来劝学上的话语权。年长子代对于年幼子代的劝学话语是回馈式的话语，即年幼子代得到来自年长子代的教育支持，要在教育成功后回馈年长子代，并将这种互助延续下去。年长子代在为年幼子代付出时，也暗含着这一期待。但为了维护兄弟姐妹之间的温情关系，年长子代不会直接向年幼子代表达，这一劝学话语由父代向年幼子代表达，并形成了对于年幼子代的道德压力和学习激励。教育成功的年长子女还会以榜样示范的方式对年幼子代进行劝学，即在相似的家庭条件下年长子代能够通过努力获得教育成功，年幼子代也应该通过努力获得教育成功。这种教育成就上的归因方向，强调年幼子代在学习上进行奋斗的重要性，激励年幼子代努力学习以实现教育成功。为此，农村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益于代内帮扶伦理，代内帮扶伦理的存在将家庭中的同代人转化为彼此成长中的资源支持者，而不是资源的竞争者。代内帮扶伦理成为底层家庭在促进子女教育成功中的重要力量。

3.年长子代为年幼子代改善了成长和教育环境

代际牺牲伦理和代内帮扶伦理展现了家庭在面临发展困境时的能动性调整，展现了家庭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韧性。农村家庭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方面存在劣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强化家庭伦理，将家庭塑造为发展和利益共同体，整合共同体内部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子代教育上，为子代增加阶层流动的机会。在家庭伦理中，代际牺牲伦理是以家庭的整体性发展为价值目标的，这是父代不断为子代付出的动力源泉。较强的父代权威为父代在家庭中强化代内帮扶提供条件，子代则基于伦理约束和理性权衡践行这一帮扶义务，教育成功者回馈兄弟姐妹，维系了代内之间资源交换的平衡，将代内帮扶伦理延续下去。这种代际支持和代内支持的家庭合力，使得家庭中的子女都能够有机会获得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年幼子代甚至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增加了家庭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农村家庭的伦理关系就像是储蓄银行，将有限的家庭资源转变为可存储和流通的资源，能够随时提取出来给予需要帮助的家庭成员。会县地区的家庭，在家庭处于高雅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以父母为中心调配家庭资源，对家庭内部的资源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整合，实现了代际支持和代内支持的充分配合，从而突破了这些不利因素的限制。家庭中年长的子代和年幼的子代都能够得到来自家庭的资源和教育支持，家庭中教育成功的年长子代为年幼子代提供了学习上的示范，并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资源，扩展了家庭的关系网络，为年幼的子代改善了成长和教育环境，有利于年幼子代的成长，因此当地出现了“大学生成窝”的现象。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学界对于农村贫困家庭青年如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资本角度切入分析。不论是文化资本弥补的视角、惯习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的视角，还是底层文化资本的视角，背后暗含的假设是身体化文化资本对于贫困家庭青年教育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忽略了家庭伦理在教育中的作用。农村家庭拥有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即人文素养方面的资源十分稀少，实在难以通过人文素养的传递和身体化来帮助子女教育成功。但是，家庭可以通过强化家庭伦理，整合家庭资源以支持子女读书。

以会县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具有非常高的教育期望，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供子女读书，为了克服家庭经济资源不足的限制，父母尽可能激活家庭既有的伦理资源以支持子代。父代以牺牲伦理和家庭发展目标激发子女的家庭责任意识，进而以子女之间的竞争和帮扶激发学习动力，父代以家庭权威引导年长子代支持年幼子代。代际支持和代内支持不仅包括资源上的支持，还包括了对于受教育者的道德约束和奋斗激励。基于代际支持和代内互助，家庭中的大多数子女都会逐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虽然农村家庭的代际合力对于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家庭资源并不是自动发挥作用，拉鲁也说，“一个人拥有与所在阶层相关的特权，并不会自动获得好的结果，他必须‘激活’这些资源”，不能“将拥有这些文化资源和从这些文化资源中实际获得的社会优势混为一谈”，而必须将家庭所具有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被激活的文化资本”[22]。农村家庭将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转化为有利于子女学习的教育资源，需要一个触发机制，即农村青年学子能够真正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和家庭责任意识，才会将这些贫困家庭特有的资源激活并充分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在农村，有的家庭能够培养出很多大学生，有的家庭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

本文对于农村家庭子女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的研究，是以公立教育充分发挥教育公共性，教育选拔过程以分数作为依据为基础的。公立学校承担起教育的主体责任，学生的正规化学习过程在学校内完成，而不必将正规化学习过程延伸至校外的市场化教育机构，减弱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对学生校内学习资源获得的影响。以分数为标准的升学选拔考察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建立在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基础上，最终考核的还是学生个体在学习上的努力程度，农村家庭青年在此基础上与优势阶层家庭青年进行竞争。农村青年意识到教育重要性的时候，奋斗动力被激发出来，父代牺牲伦理换来的资源积累，代际帮扶伦理带来的资源互助，都是宝贵而重要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Z037)的阶段性成果]

齐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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